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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日，我们正张罗筹办钱仁康先生的百岁祝寿活动——2013年4月14日，这位“百岁乐人”即将迎来九十九周岁寿辰。不料，从医院传来钱师病重的消息。我在心怀不安的同时，暗暗希望有奇迹发生。以钱师多年来的良好身心状况，或许他能够安然度过这一劫？回想每次我去医院探望，钱师愉悦的心境、清晰的头脑和健康的体征总是令人感佩不已。然而，噩耗还是终于到来……
沉痛之余，我一直在心中回味钱师身上以及钱师那代人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显然，那是一种现在愈见稀少的内在品格，所以总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有不一样的感触。现在常用“80后”“90后”乃至“00后”等来统称作为一个集合的某代人。我思忖，之所以出现这种称谓，除了年代排序一目了然的方便之外，恐怕与中国多年来社会变迁和文化变动的剧烈不无关联——每个不同代际的人群身上都会留下深深的不同时代烙印，并带有独特的心性质态构造。如我这代所谓“60后”，少年时目睹“文革”的尾巴，成年后又亲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们的人生感受和心智结构与之前的“50后”或之后的“70后”必然有所不同。不过，最让我感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一代人，却是“五四后”——所谓“五四后”当然是我的杜撰，特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代知识分子。
从辈分上说，那代人属于比我的“父辈”更长一辈的“爷辈”——他们与后人非常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我看来，正是精神风貌中的兼容并包与中西贯通：传统的旧学因自小耳濡目染而自然存活在他们的精神血液里；与此同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借“五四”东风“舶来”的异域（特别是西方的）文化。“旧学”与“新知”在“五四后”那代人身上的杂糅和融合，到如今似已成为某种可望不可及的神话。
钱仁康教授——我的博士导师——即是这样一位音乐界“五四后”的代表性人物。钱师生于1914年，历经中国社会百年演进的所有重要阶段，见证并直接参与了中国音乐在“西学东渐”大潮下现代转型的全部曲折过程，著书立说，培育后学，他当之无愧是“五四后”的一代乐坛耆宿与乐人宗师。常听说，生命不仅在于长寿，更在乎质量。钱师的人生是长寿和质量的双料叠加，令人称羡。自十九岁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发文，至九十余岁高龄后依然不断有新作发表，长达七十余年的音乐文字写作生涯，这个记录恐难有人打破。即便在“文革”万木凋枯的非正常年代，钱师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在不可能存在任何出版希望的当时，他曾私下缩编外国文学名著二十余部，没有任何外在功利，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灵慰藉。于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新世纪十年，漫漫岁月中，钱师从未中断著、译、编、校。尤其是钱师在九十年代进入耄耋之年后，写作量居然达到新的高峰，一时在乐坛传为佳话。何谓“笔耕不辍”？钱师的示范是这一成语在音乐文字写作中的最好注解。翻看钱师的学术成果目录，那密密匝匝的排列和洋洋洒洒的细目，给人的第一感觉往往就是——“震”！
除从文时间之“长”的惊人之外，钱师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首先，钱师是作曲出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即开始歌曲创作，之后考入国立音专（1934年）就读理论作曲专业，四十年代初曾写作歌剧《江村三拍》和《大地之歌》，得以公演并得到好评。或许作为音乐理论家的钱师的名望盖过了作为作曲家的钱师，人们一般不了解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其实一直在从事音乐创作——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钱师还为他终身崇敬的弘一法师的歌词配曲，并为他的歌曲编配了钢琴伴奏。显然，正是这种从事创作的直接经验，使钱师的音乐研究从不陷入空泛虚浮的玄想和不着边际的臆造，而是脚踏实地并触及音乐本体的“实学”。
说到音乐的研究和“学问”，钱师在此尽显他的“五四后”本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那代人的内在追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那代人的特别馈赠。钱师的“通”与“博”在乐坛早已闻名遐迩，举凡作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美学、音乐学术翻译等各个重要学术领域，钱师均是有重要贡献的大家。而且，诸如中西文艺与音乐形式机理的共同规律研究，世界国歌研究以及西方艺术歌曲译词配歌等方面的研究与工作，这都是除钱师之外无人胜任、独此一家的“绝活”——这里所体现的，是过硬功力与过人见识集于一身的传奇：学养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实践与理论从不脱节，文化与音乐并重齐飞。在敬慕和感叹之余，我们不免发问，如钱师这样的“五四后”一代学者所具有的“通”与“博”，为何在后代学人和学子中难以见到？而且，这种“通人”的日渐稀少，不仅音乐界如此，其他人文知识界和艺术界可能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问题，体制的问题，还是学人自身的问题？
回答这些质问，恐怕不太容易。也正因不易回答，这些疑问将久久萦绕不去。说起来让人不免尴尬的是，钱师从事高质量的音乐研究这么多年，但似乎从未申请过或得到过现在非常时兴的“项目”或“课题”之类。而且，钱师的很多学术指向带有很强的个人兴趣和独特眼光，恐也难以就范于那些看似非常“科学”而“理性”的团队性课题“工程”。钱师的学术生命好像遵循着自己的天然演化路线，不太受外力的左右，也不屑于关注什么时髦和风行的路数。人说钱师的性格比较冲淡平和，其实钱师的学术和写作中也带有这种“淡”的品格——虽有很多有趣的学术发现和别出机杼的洞见，但从不高声喧哗，而是不露声色，以平和而浅近的口吻娓娓道出，低调而从容。记得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博”时，钱师有次随口与我谈起，他很想做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想依照音乐的表现内容和范畴来梳理音乐的形式手法，甚至想到是否可能编纂一部相关的辞书。我当时一下子不太理解（现在想来这是极有见地和大胆的思想），便询问钱师这个题目如何入手。钱师淡淡一笑说，只是需要时间和积累吧。
后来倒没有见到钱师就上述题目发表成果。大概是他觉得“时间和积累”还没到火候吧——以钱师的长寿，对“时间和积累”的体味一定要比旁人深刻得多。细读钱师的著述文论，哪一部书、哪一篇文不是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产物？其实，钱师所说以及他身体力行的“时间和积累”，恰是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术研究的金科玉律：这是不能急的事情，如有所成，尤其需要持久的兴趣和淡泊的心态。但是，在当前这个“急吼吼”的功利时代，从容的“时间和积累”、个人的兴味以及“无为”的淡泊还有可能存在吗？
我想，钱师在中国社会进程并不顺畅、社会生活并不安宁的二十世纪中，依然在音乐和学术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一直保持坦然心境和淡然心态，这本身即是一种无言和无形的回答。
愿钱师在天国安息！
沉痛之余，我一直在心中回味钱师身上以及钱师那代人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显然，那是一种现在愈见稀少的内在品格，所以总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有不一样的感触。现在常用“80后”“90后”乃至“00后”等来统称作为一个集合的某代人。我思忖，之所以出现这种称谓，除了年代排序一目了然的方便之外，恐怕与中国多年来社会变迁和文化变动的剧烈不无关联——每个不同代际的人群身上都会留下深深的不同时代烙印，并带有独特的心性质态构造。如我这代所谓“60后”，少年时目睹“文革”的尾巴，成年后又亲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们的人生感受和心智结构与之前的“50后”或之后的“70后”必然有所不同。不过，最让我感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一代人，却是“五四后”——所谓“五四后”当然是我的杜撰，特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代知识分子。
从辈分上说，那代人属于比我的“父辈”更长一辈的“爷辈”——他们与后人非常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我看来，正是精神风貌中的兼容并包与中西贯通：传统的旧学因自小耳濡目染而自然存活在他们的精神血液里；与此同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借“五四”东风“舶来”的异域（特别是西方的）文化。“旧学”与“新知”在“五四后”那代人身上的杂糅和融合，到如今似已成为某种可望不可及的神话。
钱仁康教授——我的博士导师——即是这样一位音乐界“五四后”的代表性人物。钱师生于1914年，历经中国社会百年演进的所有重要阶段，见证并直接参与了中国音乐在“西学东渐”大潮下现代转型的全部曲折过程，著书立说，培育后学，他当之无愧是“五四后”的一代乐坛耆宿与乐人宗师。常听说，生命不仅在于长寿，更在乎质量。钱师的人生是长寿和质量的双料叠加，令人称羡。自十九岁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发文，至九十余岁高龄后依然不断有新作发表，长达七十余年的音乐文字写作生涯，这个记录恐难有人打破。即便在“文革”万木凋枯的非正常年代，钱师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在不可能存在任何出版希望的当时，他曾私下缩编外国文学名著二十余部，没有任何外在功利，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灵慰藉。于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新世纪十年，漫漫岁月中，钱师从未中断著、译、编、校。尤其是钱师在九十年代进入耄耋之年后，写作量居然达到新的高峰，一时在乐坛传为佳话。何谓“笔耕不辍”？钱师的示范是这一成语在音乐文字写作中的最好注解。翻看钱师的学术成果目录，那密密匝匝的排列和洋洋洒洒的细目，给人的第一感觉往往就是——“震”！
除从文时间之“长”的惊人之外，钱师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首先，钱师是作曲出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即开始歌曲创作，之后考入国立音专（1934年）就读理论作曲专业，四十年代初曾写作歌剧《江村三拍》和《大地之歌》，得以公演并得到好评。或许作为音乐理论家的钱师的名望盖过了作为作曲家的钱师，人们一般不了解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其实一直在从事音乐创作——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钱师还为他终身崇敬的弘一法师的歌词配曲，并为他的歌曲编配了钢琴伴奏。显然，正是这种从事创作的直接经验，使钱师的音乐研究从不陷入空泛虚浮的玄想和不着边际的臆造，而是脚踏实地并触及音乐本体的“实学”。
说到音乐的研究和“学问”，钱师在此尽显他的“五四后”本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那代人的内在追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那代人的特别馈赠。钱师的“通”与“博”在乐坛早已闻名遐迩，举凡作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美学、音乐学术翻译等各个重要学术领域，钱师均是有重要贡献的大家。而且，诸如中西文艺与音乐形式机理的共同规律研究，世界国歌研究以及西方艺术歌曲译词配歌等方面的研究与工作，这都是除钱师之外无人胜任、独此一家的“绝活”——这里所体现的，是过硬功力与过人见识集于一身的传奇：学养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实践与理论从不脱节，文化与音乐并重齐飞。在敬慕和感叹之余，我们不免发问，如钱师这样的“五四后”一代学者所具有的“通”与“博”，为何在后代学人和学子中难以见到？而且，这种“通人”的日渐稀少，不仅音乐界如此，其他人文知识界和艺术界可能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问题，体制的问题，还是学人自身的问题？
回答这些质问，恐怕不太容易。也正因不易回答，这些疑问将久久萦绕不去。说起来让人不免尴尬的是，钱师从事高质量的音乐研究这么多年，但似乎从未申请过或得到过现在非常时兴的“项目”或“课题”之类。而且，钱师的很多学术指向带有很强的个人兴趣和独特眼光，恐也难以就范于那些看似非常“科学”而“理性”的团队性课题“工程”。钱师的学术生命好像遵循着自己的天然演化路线，不太受外力的左右，也不屑于关注什么时髦和风行的路数。人说钱师的性格比较冲淡平和，其实钱师的学术和写作中也带有这种“淡”的品格——虽有很多有趣的学术发现和别出机杼的洞见，但从不高声喧哗，而是不露声色，以平和而浅近的口吻娓娓道出，低调而从容。记得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博”时，钱师有次随口与我谈起，他很想做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想依照音乐的表现内容和范畴来梳理音乐的形式手法，甚至想到是否可能编纂一部相关的辞书。我当时一下子不太理解（现在想来这是极有见地和大胆的思想），便询问钱师这个题目如何入手。钱师淡淡一笑说，只是需要时间和积累吧。
后来倒没有见到钱师就上述题目发表成果。大概是他觉得“时间和积累”还没到火候吧——以钱师的长寿，对“时间和积累”的体味一定要比旁人深刻得多。细读钱师的著述文论，哪一部书、哪一篇文不是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产物？其实，钱师所说以及他身体力行的“时间和积累”，恰是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术研究的金科玉律：这是不能急的事情，如有所成，尤其需要持久的兴趣和淡泊的心态。但是，在当前这个“急吼吼”的功利时代，从容的“时间和积累”、个人的兴味以及“无为”的淡泊还有可能存在吗？
我想，钱师在中国社会进程并不顺畅、社会生活并不安宁的二十世纪中，依然在音乐和学术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一直保持坦然心境和淡然心态，这本身即是一种无言和无形的回答。
愿钱师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