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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图-85超远程重型轰炸机
当苏联快速提高远程轰炸机实力之际，美国也警觉到威胁将至，因此也积极开发能覆盖更大范围的战略轰炸机。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波音公司就开始在B-29基础上实施改造升级，并将新机型定名为B-50。与B-29相比，B-50外形更大、航速更高，单台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3500马力（2574千瓦）。1949年3月，B-50的改进型——B-50A实现首次不着陆环球飞行（其间实施了四次空中加油）。
对于美国的最新举动，苏联情报机构没有放过。在全面分析美国在远程航空器上的巨大进展后，同时也正是意识到图-80的诸多缺陷，图波列夫设计局在该机后期设计过程中，开始考虑采用新型材料来弥补图-80的不足。1949年9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图波列夫设计局设计一款航程在1.1～1.3万千米之间的四发超远程战略轰炸机，并将该计划定名为“85号飞机”工程。因为有图-80的设计经验，这一指标对图波列夫设计局来说不算困难。1951年8月1日，第一架图-85模型通过审核。与此前的图-4以及图-80相比，图-85采用全新的发动机、螺旋桨以及机翼，并对许多航空材料进行大幅度改进。
图-85的机翼由图波列夫设计局与苏联中央流体力学研究院（TsAGI）合作开发，其展弦比达到更现代化的11.75，机翼采用了TsAGI的S-3和S-5层流翼型，升阻比达到28.6（图-4的机翼升阻比为26.5）。这些指标的改善，使得图-85更接近于现代轰炸机的标准参数。此外，图波列夫设计局的工程师还对飞机副翼进行改造，使图-85的飞行性能进一步改善。
在机舱部分，图-85的设计与图-80大同小异，但在弹舱的设计上，图-85的弹舱进一步被扩展，同时还增加了空中受油能力，可由伙伴式加油机进行“翼尖到翼尖”的空中加油。
为达到起飞动力4300～4500马力（3162～3309千瓦）的标准，图-85在发动机的选择上也进行革命性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涡喷发动机逐渐取代活塞发动机成为革命性航空尖端技术。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即便是涡桨发动机的耗油率也逊色于活塞发动机，而耗油率对于有航程要求的战略轰炸机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图-85的设计师们权衡各方面考虑后，选择了将涡轮增压器、功率回收涡轮与活塞发动机相结合的涡轮混合发动机（又称涡轮活塞发动机）方案，这种妥协在当时来说是情有可原的。
1950年11月14日，图-85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城进行地面滑跑试验。一个月后，图-85又进行第二次滑跑试验。1951年1月9日，在试飞员别列廖特的驾驶下，图-85进行首次试飞。采用不收起落架的方式飞行，总共持续31分钟。三天后，图-85又进行收放起落架的试飞，并爬升到3000米高度，飞行时间达到1小时51分钟。1951年10月20日，经过总共59次试飞（试飞时间达到142个小时，包括两次超长距离试飞，试飞距离达到12018千米）后，图-85被正式定型。其主要技术参数是：
·高度10000米时，最大速度为638千米/时；
·起飞重量为107.292吨时，最大航程可达12018千米；
·起飞重量76吨时，爬升至10000米高度需35分钟，爬升至11700米的使用升限需61分钟；
·起飞重量107.225吨时，地面滑跑距离为1640米，滑跑时间46.5秒，离地速度207千米/时，起飞安全距离4120米；
·着陆重量76吨时，滑跑距离为1500米，滑跑时间48.5秒。
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7月8日，尚处在测试阶段的图-85首架原型机受命参加每年一度的土希诺航展。也正是在此次航展上，这架图-85作为领队长机，在米格-15比斯歼击机的护航下，第一次出现在苏联人民以及西方军事观察家眼前。
“撒手锏”轶事多——苏联图-4轰炸机之征战
回顾历史，图-4轰炸机在苏联空军的服役时间并不算太长，毕竟作为美国B-29的全面仿制品，其设计理念并不适合斯拉夫人的胃口。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图-4逐渐被更先进的图-16所逐渐取代。就历史地位而论，图-4的象征意义更多一下。当然，图-4在服役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插曲还是很有意思的。
令人尊敬的事情
1948年底，随着斯大林亲笔签署命令，图-4开始进入苏联空军服役。在当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阅兵式上，首批20架图-4轰炸机从莫斯科红场上空掠过。也许在参加庆典的大多数苏联人眼中，这一外形普通的飞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其象征意义却在苏联航空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事实上，就是在B-4工程开始不久，苏联空军就开始图-4机组的培训工作。首批参加培训的飞行员来自拥有光荣传统的近卫第203轰炸航空兵团，第一批完成培训登机的成员是一级飞行员波诺马连科、领航员伊科尼科夫、空中机械师基什琴科以及无线电员达纽克。这四个人，以及后来陆续通过培训的机组成员也成为对图-4展开实际飞行测试的主力。第一支装备图-4的苏军部队是第12远程轰炸航空兵师所属第185团，该团飞行员在二战期间驾驶过美国军援助的B-17、B-24等轰炸机，能够较快地接受并熟练操作有“美国血统”的图-4。从1949年4月装备第一架图-4开始，到当年5月，该团完成图-4战机的全面换装。
1949年起，苏联空军开始大规模换装图-4轰炸机，取代二战时期使用的B-25以及佩-8，此后部署在东欧的苏联空军B-17、B-24飞机也陆续退役。事实上，图-4最早大面积部署的地区是苏联西部，那里是莫斯科一贯重点部署新式武器区域，像立陶宛、乌克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乃至卡累利阿等地都出现过图-4，而换装图-4的重型轰航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位于欧洲西部的北约国家战略目标、经济中心及军事基地为主要打击对象，随时待命执行空袭任务。在一次军事演习中，驻列宁格勒的图-4就以联邦德国（西德）的北约军事基地为假想敌，尝试过远程奔袭。冷战高潮时期，与经常窜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空的美国RB-29侦察机针锋相对，图-4也曾在北约与华约交界处进行过战术巡逻，它们携带的武器包括3000千克的FAB-300炸弹以及1500千克的FAB-1500重型炸弹、500千克的KAB-500-280S以及250千克的KAB-250-150S化学炸弹——最令人生畏的还是核武器。苏联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图-4还加装了500千克以及1吨的重型穿甲弹，用于对付西方大型军舰。图-4还携带一部由列宁格勒电子技术工厂仿自美国APQ-13的领航轰炸雷达，可满足多种气候及夜间条件下在3000米高空为飞机提供导航服务，探测距离可达400千米，误差距离约为100米，误差角度约2度。 由于图-4的机载设备相对于过去的苏联轰炸机更为复杂，因此对机组的要求也特别高，特别是对雷达操作员的水平要求很高。对图-4雷达操作员来说，仅仅完成苏联雷达操作教科书上的基础科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是一名精通雷达技术的高手。除此之外，图-4上的火控系统在当时也颇为先进。不仅是对机组，图-4对飞机维护人员来说也是头疼的对象，例如图-4上的许多螺栓都是铬钼合金材质，且镶嵌极为坚固，甚至有些在机体力学上承载一定的压力分配，要想将其卸下，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另外，机翼的蒙皮壁板是相互支撑的，一旦要将中间部位移除，就必须在四周搭上支架，否则整个机翼就会坍塌。
不过对许多从驾驶老飞机改飞图-4的苏联飞行员来说，图-4在当时实在算得上一个“奢侈品”，因为它承袭自美国B-29的诸多人性化设计还是很让享受的。比如待在飞机增压舱内的机组成员，只听到很小的发动机工作噪声，且机上还配有类似热水器的装置，用来加热食物甚至是暖被窝。此外，图-4还拥有三个换气筒以及一个小型换气箱，足以保持机舱内的空气新鲜。因此，在当年的苏联空军中，能够成为图-4飞行员，绝对是令人尊敬的事情。
难忘的三明治、难忘的彩色纪录片
1946年，瓦西里少将被任命为莫斯科卫戍区的空军副司令员。但在此后不久，他就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其上司提前退休，自己成为卫戍区空军一把手。在最初担任司令员的日子里，瓦西里还是做了不少积极的事情，例如把莫斯科近郊的机场迅速建好，定期召开例行军事会议、检阅部队、监督工程建设、改善飞行技术人员的生活。据回忆，正是在他的主持下，莫斯科卫戍区建成500栋芬兰式房屋，使卫戍区的空军家属有了归宿。但从1948年开始，瓦西里好大喜功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为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他将一架刚刚列装的图-4定为自己的座机，并亲自驾驶到各地视察。在其副官波连斯基的授意下，这架飞机的机舱进行了全面改装——不仅有长椅、书房、卧室等，而且装饰奢华。在外形上，这架图-4也与其他批生产型完全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多次空中阅兵中，这架飞机一直作为“空中旗舰”出现。短短三年间，瓦西里就在莫斯科地区组织14场空中检阅仪式，动用近200架飞机——包括一个歼击航空兵团、两个战术轰炸航空兵团以及一个远程轰炸航空兵团，刚刚服役技术还不成熟的图-4多次被强制参加检阅。每次阅兵结束后，其余飞机要返回各自基地，而瓦西里的图-4则会降落到莫斯科中央机场。瓦西里则会驱车前往克林姆林宫向空军司令员进行汇报。到了当日晚上，按照惯例，克林姆林宫将会为瓦西里颁发纪念奖章。
据波连斯基回忆，到50年代初，瓦西里就因酗酒而经常神志不清。在很多莫斯科人眼中，瓦西里作为战斗英雄是一名技术非常过硬的飞行员，但他经常在酗酒后驾驶自己的图-4。每次酒后驾机，他都会打开所有发动机的阻风门，突然爬升到很高的高度后迅速俯冲，经常忘记自己驾驶的是轰炸机而不是歼击机。在很多情况下，瓦西里甚至经常在驾驶飞机的时候睡着了，以至于其他机组成员不得不强行将其拖离驾驶位，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其在一场坠机事故中无故阵亡，倒不如承受其暴脾气老板的事后训斥。
拥有“苏联英雄”称号的试飞员费奥多罗夫清楚地记得瓦西里一次酒后对克林姆林宫的“示威飞行”。当天，瓦西里似乎受到父亲斯大林的训斥，因而情绪非常糟糕。为表达不满，他决定驾驶自己的图-4从超低空飞越克林姆林宫，向其父亲展示自己的驾驶水平有多好。为此，他特意叫来费奥多罗夫，要他一旁进行观摩。费奥多罗夫非常担心，为了避免自己在事后被牵连，他要求瓦西里写出这次飞行的具体计划，包括路径、飞行高度等。在有惊无险的飞越克林姆林宫之后，瓦西里的飞机降落在中央机场，而此时克林姆林宫中央警卫团的士兵已经荷枪实弹地站在飞机舱口，此时醉酒的瓦西里又睡着了。前来抓人的警卫人员认出了他，但却将费奥多罗夫抓起来，以“企图威胁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罪名将其关到特别审讯室内。费奥多罗夫虽然出示了瓦西里所写的飞行计划，但警卫人员并不相信——或许是不愿意去相信。在审讯室内，费奥多罗夫遭受了严刑逼供，直到瓦西里醒来后，在费奥多罗夫朋友的暗示下，才记起有这样一回事。他来到审讯室，要求将费奥多罗夫带走，而警卫没有一个敢不同意。
根据演习导演部的设计，苏联空军第71测试大队将使用尚在测试的图-16轰炸机对一个假想的美军基地投掷小型原子弹，此后苏军再出动携带常规弹药的轰炸机群实施第二波攻击，最后由机械化步兵进行战役扫尾。为扩大此次演习的宣传力度，莫斯科邀请了友好国家客人（包括中国国防部代表团）近距离进行观摩。可是在模拟演习中，技术不够成熟的图-16在投掷核弹环节表现不佳：所投放的教练弹经常无法精确命中目标，误差多达700米。如果采用实弹，将对距离“前线”只有两千米的外国客人们造成威胁。最终，莫斯科决定换用更加可靠的图-4轰炸机，驾驶原子弹载机的飞行员库特尔切夫中校和利亚斯尼科夫上尉具备熟练的飞行技术，且在演习开始前一个月里，每天都驾机演练向爆炸中心投掷250千克重的教练弹。当时，地面上有一个100米×100米的白色十字标志，参演飞行员向这里练习投弹，误差不得超过500米，库特尔切夫和利亚斯尼科夫的表现非常出色。当时，在白色十字标志的爆炸中心周围还放置着大量坦克、飞机和装甲车。为了防止原子弹冲击波对距离爆炸中心5.0～7.5千米内的参演部队的伤害，所有人员都必须躲在地下掩体内；而7.5千米之外的部队官兵或坐或躺在堑壕里进行防护。在距离爆炸中心15千米处的一个高地上，临时搭建了一个演习观摩台，装配了观察仪器。 演习开始前三天，苏联高级军事领导人飞抵托茨基临时机场，其中包括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马里诺夫斯基，另外还有一些友好国家的国防部长。演习前一天，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和核武器制造专家库尔恰托夫也来到托茨基，朱可夫元帅则被任命为这次大演习的总指挥。9月14日，库特尔切夫机组驾驶的图-4轰炸机按时升空，机内挂载着一枚原子弹，与其一同升空的还有两架米格-17歼击机和一架伊尔-28轻型轰炸机，分别进行护航、气象侦察和录像工作。对于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参演老兵普季夫利斯基回忆道：“第一次警报在核爆炸前15分钟响起，爆炸前10分钟传来第二次警报，我们马上进入事先准备好的掩体，按照事前所学的那样，身体下趴，闭上眼睛，手放在头后面，张开嘴。当最后一次警报响过后，远处传来地狱般的轰响声，时间定格在9时33分。”
据俄罗斯《航空航天杂志》报道，20世纪50年代是苏美展开激烈核对抗的时期，苏联政府决定让空军开展系统性飞行，以收集美国放射物样本。根据对美国核爆炸后释放到大气的核物质进行研究，苏联科学院不仅能远距离查证核弹的爆炸威力和爆炸日期，还能洞悉核材料的种类和弹头设计特点。正如L.M·马泽列夫在《他们是第一》一书中描写的那样，美国专家也是采用同样方法，探测到苏联1949年8月29日试爆的第一枚原子弹。
1952年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局副局长A·P·扎韦尼亚金致信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这封标有“绝密”字样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第一总局认为，由于美国开展核武器试验，必须在苏联及其友好国家的领空范围内对放射性气团进行持续观测。（我们）必须在飞机上安装专门过滤装置，通过采集空气样本，实现对大气放射物的监控。”很快，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和基科因领导制定了“核爆炸探测计划”，苏联空军提供了12架图-4战略轰炸机，并在机上安装了专门收集空气样本的吊舱。
1954年，美国计划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埃尼威托克和比基尼环礁搞核试验，途经这些环礁的空气环流走向表明，苏联要想得到最准确的观测结果，专用检测飞机的航线必须尽可能接近赤道，而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中国东南沿海最靠近赤道。于是，苏联政府致函中国政府，请求准予苏联空军的6架飞机在中国领空展开研究性飞行。在获得中国方面的许可后，几架图-4轰炸机与地勤人员一起转场到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以下是参与赴华任务的苏联空军第226远程轰炸航空兵团某大队副队长阿·伊·弗拉基米罗夫的日记。 1954年2月16日
乌克兰波尔塔瓦空军基地，第226团
在一个星期前，我作为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与大队长基谢廖夫和四位中队长一起，得知部队即将执行一次重要的使命。今天，每个机组的全部人员都被按顺序叫到指挥部，从莫斯科来的几名官员亲自与每位机组成员进行交谈。他们详细询问了所有情况，做了记录，并进行核实，有时还要我们在记录上签字。他们还给大家量了衣服、鞋子和帽子的尺寸。临走时，他们叮嘱道，不许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而当我们刨根问底地追问时，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要出一次公差。”
3月18日
4月5日
我们在机场外围安顿下来。我、领航员卡尔汉诺夫及副驾驶同住一个房间，本机组其他成员住在另一房间。军士和列兵则被安置在中国部队的营房内。我们开始对机场区域进行调研，以确定可能的飞行方向、备降机场、地形和线状地标，并在飞行图上进行标注。
我们结识了同样来自苏军的巴连科小组，他们是先期抵达这里来培训中国空军驾驶和维修图-4轰炸机的。
为了方便工作，中国方面给我们飞行队配备了8名翻译，中国战士还帮我们打扫房间。在食堂做饭的也是中国人，他们的手艺非常好，中国烹饪可是享誉全世界的。
4月12日
特别飞行开始了。按照预定航线，基谢廖夫和扎尔科夫的两个机组进行了试飞。
4月13日
早上7时，我们机组也开始航线飞行。
起飞后，我们一直向东南方向飞行。到达海岸线后，飞机又向大海飞了半小时，然后返回。在经过315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又回到自己的机场。在返航途中，飞机遭遇强烈的颠簸气流。着陆后，机组人员一直呆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苏联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测试后，大家才去休息。
4月15日
到今天为止，各机组都执行了一次空气取样飞行。飞行结束以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飞行体会。
5月1日
作为外国客人，我们飞行队共有20个人被邀请参加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上午8时，我们乘上一辆大客车，来到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家宾馆。在这条中央干道上，北京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将要通过。我们被安排进宾馆三楼的会客大厅，在那里靠墙的位置，有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可供24个人同时进餐。陪同我们的一位中国人客气地说，那张桌就归我们使用。
图-85超远程重型轰炸机
当苏联快速提高远程轰炸机实力之际，美国也警觉到威胁将至，因此也积极开发能覆盖更大范围的战略轰炸机。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波音公司就开始在B-29基础上实施改造升级，并将新机型定名为B-50。与B-29相比，B-50外形更大、航速更高，单台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3500马力（2574千瓦）。1949年3月，B-50的改进型——B-50A实现首次不着陆环球飞行（其间实施了四次空中加油）。
对于美国的最新举动，苏联情报机构没有放过。在全面分析美国在远程航空器上的巨大进展后，同时也正是意识到图-80的诸多缺陷，图波列夫设计局在该机后期设计过程中，开始考虑采用新型材料来弥补图-80的不足。1949年9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图波列夫设计局设计一款航程在1.1～1.3万千米之间的四发超远程战略轰炸机，并将该计划定名为“85号飞机”工程。因为有图-80的设计经验，这一指标对图波列夫设计局来说不算困难。1951年8月1日，第一架图-85模型通过审核。与此前的图-4以及图-80相比，图-85采用全新的发动机、螺旋桨以及机翼，并对许多航空材料进行大幅度改进。
图-85的机翼由图波列夫设计局与苏联中央流体力学研究院（TsAGI）合作开发，其展弦比达到更现代化的11.75，机翼采用了TsAGI的S-3和S-5层流翼型，升阻比达到28.6（图-4的机翼升阻比为26.5）。这些指标的改善，使得图-85更接近于现代轰炸机的标准参数。此外，图波列夫设计局的工程师还对飞机副翼进行改造，使图-85的飞行性能进一步改善。
在机舱部分，图-85的设计与图-80大同小异，但在弹舱的设计上，图-85的弹舱进一步被扩展，同时还增加了空中受油能力，可由伙伴式加油机进行“翼尖到翼尖”的空中加油。
为达到起飞动力4300～4500马力（3162～3309千瓦）的标准，图-85在发动机的选择上也进行革命性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涡喷发动机逐渐取代活塞发动机成为革命性航空尖端技术。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即便是涡桨发动机的耗油率也逊色于活塞发动机，而耗油率对于有航程要求的战略轰炸机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图-85的设计师们权衡各方面考虑后，选择了将涡轮增压器、功率回收涡轮与活塞发动机相结合的涡轮混合发动机（又称涡轮活塞发动机）方案，这种妥协在当时来说是情有可原的。
1950年11月14日，图-85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城进行地面滑跑试验。一个月后，图-85又进行第二次滑跑试验。1951年1月9日，在试飞员别列廖特的驾驶下，图-85进行首次试飞。采用不收起落架的方式飞行，总共持续31分钟。三天后，图-85又进行收放起落架的试飞，并爬升到3000米高度，飞行时间达到1小时51分钟。1951年10月20日，经过总共59次试飞（试飞时间达到142个小时，包括两次超长距离试飞，试飞距离达到12018千米）后，图-85被正式定型。其主要技术参数是：
·高度10000米时，最大速度为638千米/时；
·起飞重量为107.292吨时，最大航程可达12018千米；
·起飞重量76吨时，爬升至10000米高度需35分钟，爬升至11700米的使用升限需61分钟；
·起飞重量107.225吨时，地面滑跑距离为1640米，滑跑时间46.5秒，离地速度207千米/时，起飞安全距离4120米；
·着陆重量76吨时，滑跑距离为1500米，滑跑时间48.5秒。
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7月8日，尚处在测试阶段的图-85首架原型机受命参加每年一度的土希诺航展。也正是在此次航展上，这架图-85作为领队长机，在米格-15比斯歼击机的护航下，第一次出现在苏联人民以及西方军事观察家眼前。
“撒手锏”轶事多——苏联图-4轰炸机之征战
回顾历史，图-4轰炸机在苏联空军的服役时间并不算太长，毕竟作为美国B-29的全面仿制品，其设计理念并不适合斯拉夫人的胃口。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图-4逐渐被更先进的图-16所逐渐取代。就历史地位而论，图-4的象征意义更多一下。当然，图-4在服役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插曲还是很有意思的。
令人尊敬的事情
1948年底，随着斯大林亲笔签署命令，图-4开始进入苏联空军服役。在当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阅兵式上，首批20架图-4轰炸机从莫斯科红场上空掠过。也许在参加庆典的大多数苏联人眼中，这一外形普通的飞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其象征意义却在苏联航空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事实上，就是在B-4工程开始不久，苏联空军就开始图-4机组的培训工作。首批参加培训的飞行员来自拥有光荣传统的近卫第203轰炸航空兵团，第一批完成培训登机的成员是一级飞行员波诺马连科、领航员伊科尼科夫、空中机械师基什琴科以及无线电员达纽克。这四个人，以及后来陆续通过培训的机组成员也成为对图-4展开实际飞行测试的主力。第一支装备图-4的苏军部队是第12远程轰炸航空兵师所属第185团，该团飞行员在二战期间驾驶过美国军援助的B-17、B-24等轰炸机，能够较快地接受并熟练操作有“美国血统”的图-4。从1949年4月装备第一架图-4开始，到当年5月，该团完成图-4战机的全面换装。
1949年起，苏联空军开始大规模换装图-4轰炸机，取代二战时期使用的B-25以及佩-8，此后部署在东欧的苏联空军B-17、B-24飞机也陆续退役。事实上，图-4最早大面积部署的地区是苏联西部，那里是莫斯科一贯重点部署新式武器区域，像立陶宛、乌克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乃至卡累利阿等地都出现过图-4，而换装图-4的重型轰航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位于欧洲西部的北约国家战略目标、经济中心及军事基地为主要打击对象，随时待命执行空袭任务。在一次军事演习中，驻列宁格勒的图-4就以联邦德国（西德）的北约军事基地为假想敌，尝试过远程奔袭。冷战高潮时期，与经常窜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空的美国RB-29侦察机针锋相对，图-4也曾在北约与华约交界处进行过战术巡逻，它们携带的武器包括3000千克的FAB-300炸弹以及1500千克的FAB-1500重型炸弹、500千克的KAB-500-280S以及250千克的KAB-250-150S化学炸弹——最令人生畏的还是核武器。苏联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图-4还加装了500千克以及1吨的重型穿甲弹，用于对付西方大型军舰。图-4还携带一部由列宁格勒电子技术工厂仿自美国APQ-13的领航轰炸雷达，可满足多种气候及夜间条件下在3000米高空为飞机提供导航服务，探测距离可达400千米，误差距离约为100米，误差角度约2度。 由于图-4的机载设备相对于过去的苏联轰炸机更为复杂，因此对机组的要求也特别高，特别是对雷达操作员的水平要求很高。对图-4雷达操作员来说，仅仅完成苏联雷达操作教科书上的基础科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是一名精通雷达技术的高手。除此之外，图-4上的火控系统在当时也颇为先进。不仅是对机组，图-4对飞机维护人员来说也是头疼的对象，例如图-4上的许多螺栓都是铬钼合金材质，且镶嵌极为坚固，甚至有些在机体力学上承载一定的压力分配，要想将其卸下，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另外，机翼的蒙皮壁板是相互支撑的，一旦要将中间部位移除，就必须在四周搭上支架，否则整个机翼就会坍塌。
不过对许多从驾驶老飞机改飞图-4的苏联飞行员来说，图-4在当时实在算得上一个“奢侈品”，因为它承袭自美国B-29的诸多人性化设计还是很让享受的。比如待在飞机增压舱内的机组成员，只听到很小的发动机工作噪声，且机上还配有类似热水器的装置，用来加热食物甚至是暖被窝。此外，图-4还拥有三个换气筒以及一个小型换气箱，足以保持机舱内的空气新鲜。因此，在当年的苏联空军中，能够成为图-4飞行员，绝对是令人尊敬的事情。
难忘的三明治、难忘的彩色纪录片
1946年，瓦西里少将被任命为莫斯科卫戍区的空军副司令员。但在此后不久，他就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其上司提前退休，自己成为卫戍区空军一把手。在最初担任司令员的日子里，瓦西里还是做了不少积极的事情，例如把莫斯科近郊的机场迅速建好，定期召开例行军事会议、检阅部队、监督工程建设、改善飞行技术人员的生活。据回忆，正是在他的主持下，莫斯科卫戍区建成500栋芬兰式房屋，使卫戍区的空军家属有了归宿。但从1948年开始，瓦西里好大喜功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为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他将一架刚刚列装的图-4定为自己的座机，并亲自驾驶到各地视察。在其副官波连斯基的授意下，这架飞机的机舱进行了全面改装——不仅有长椅、书房、卧室等，而且装饰奢华。在外形上，这架图-4也与其他批生产型完全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多次空中阅兵中，这架飞机一直作为“空中旗舰”出现。短短三年间，瓦西里就在莫斯科地区组织14场空中检阅仪式，动用近200架飞机——包括一个歼击航空兵团、两个战术轰炸航空兵团以及一个远程轰炸航空兵团，刚刚服役技术还不成熟的图-4多次被强制参加检阅。每次阅兵结束后，其余飞机要返回各自基地，而瓦西里的图-4则会降落到莫斯科中央机场。瓦西里则会驱车前往克林姆林宫向空军司令员进行汇报。到了当日晚上，按照惯例，克林姆林宫将会为瓦西里颁发纪念奖章。
据波连斯基回忆，到50年代初，瓦西里就因酗酒而经常神志不清。在很多莫斯科人眼中，瓦西里作为战斗英雄是一名技术非常过硬的飞行员，但他经常在酗酒后驾驶自己的图-4。每次酒后驾机，他都会打开所有发动机的阻风门，突然爬升到很高的高度后迅速俯冲，经常忘记自己驾驶的是轰炸机而不是歼击机。在很多情况下，瓦西里甚至经常在驾驶飞机的时候睡着了，以至于其他机组成员不得不强行将其拖离驾驶位，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其在一场坠机事故中无故阵亡，倒不如承受其暴脾气老板的事后训斥。
拥有“苏联英雄”称号的试飞员费奥多罗夫清楚地记得瓦西里一次酒后对克林姆林宫的“示威飞行”。当天，瓦西里似乎受到父亲斯大林的训斥，因而情绪非常糟糕。为表达不满，他决定驾驶自己的图-4从超低空飞越克林姆林宫，向其父亲展示自己的驾驶水平有多好。为此，他特意叫来费奥多罗夫，要他一旁进行观摩。费奥多罗夫非常担心，为了避免自己在事后被牵连，他要求瓦西里写出这次飞行的具体计划，包括路径、飞行高度等。在有惊无险的飞越克林姆林宫之后，瓦西里的飞机降落在中央机场，而此时克林姆林宫中央警卫团的士兵已经荷枪实弹地站在飞机舱口，此时醉酒的瓦西里又睡着了。前来抓人的警卫人员认出了他，但却将费奥多罗夫抓起来，以“企图威胁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罪名将其关到特别审讯室内。费奥多罗夫虽然出示了瓦西里所写的飞行计划，但警卫人员并不相信——或许是不愿意去相信。在审讯室内，费奥多罗夫遭受了严刑逼供，直到瓦西里醒来后，在费奥多罗夫朋友的暗示下，才记起有这样一回事。他来到审讯室，要求将费奥多罗夫带走，而警卫没有一个敢不同意。
根据演习导演部的设计，苏联空军第71测试大队将使用尚在测试的图-16轰炸机对一个假想的美军基地投掷小型原子弹，此后苏军再出动携带常规弹药的轰炸机群实施第二波攻击，最后由机械化步兵进行战役扫尾。为扩大此次演习的宣传力度，莫斯科邀请了友好国家客人（包括中国国防部代表团）近距离进行观摩。可是在模拟演习中，技术不够成熟的图-16在投掷核弹环节表现不佳：所投放的教练弹经常无法精确命中目标，误差多达700米。如果采用实弹，将对距离“前线”只有两千米的外国客人们造成威胁。最终，莫斯科决定换用更加可靠的图-4轰炸机，驾驶原子弹载机的飞行员库特尔切夫中校和利亚斯尼科夫上尉具备熟练的飞行技术，且在演习开始前一个月里，每天都驾机演练向爆炸中心投掷250千克重的教练弹。当时，地面上有一个100米×100米的白色十字标志，参演飞行员向这里练习投弹，误差不得超过500米，库特尔切夫和利亚斯尼科夫的表现非常出色。当时，在白色十字标志的爆炸中心周围还放置着大量坦克、飞机和装甲车。为了防止原子弹冲击波对距离爆炸中心5.0～7.5千米内的参演部队的伤害，所有人员都必须躲在地下掩体内；而7.5千米之外的部队官兵或坐或躺在堑壕里进行防护。在距离爆炸中心15千米处的一个高地上，临时搭建了一个演习观摩台，装配了观察仪器。 演习开始前三天，苏联高级军事领导人飞抵托茨基临时机场，其中包括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马里诺夫斯基，另外还有一些友好国家的国防部长。演习前一天，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和核武器制造专家库尔恰托夫也来到托茨基，朱可夫元帅则被任命为这次大演习的总指挥。9月14日，库特尔切夫机组驾驶的图-4轰炸机按时升空，机内挂载着一枚原子弹，与其一同升空的还有两架米格-17歼击机和一架伊尔-28轻型轰炸机，分别进行护航、气象侦察和录像工作。对于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参演老兵普季夫利斯基回忆道：“第一次警报在核爆炸前15分钟响起，爆炸前10分钟传来第二次警报，我们马上进入事先准备好的掩体，按照事前所学的那样，身体下趴，闭上眼睛，手放在头后面，张开嘴。当最后一次警报响过后，远处传来地狱般的轰响声，时间定格在9时33分。”
据俄罗斯《航空航天杂志》报道，20世纪50年代是苏美展开激烈核对抗的时期，苏联政府决定让空军开展系统性飞行，以收集美国放射物样本。根据对美国核爆炸后释放到大气的核物质进行研究，苏联科学院不仅能远距离查证核弹的爆炸威力和爆炸日期，还能洞悉核材料的种类和弹头设计特点。正如L.M·马泽列夫在《他们是第一》一书中描写的那样，美国专家也是采用同样方法，探测到苏联1949年8月29日试爆的第一枚原子弹。
1952年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局副局长A·P·扎韦尼亚金致信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这封标有“绝密”字样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第一总局认为，由于美国开展核武器试验，必须在苏联及其友好国家的领空范围内对放射性气团进行持续观测。（我们）必须在飞机上安装专门过滤装置，通过采集空气样本，实现对大气放射物的监控。”很快，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和基科因领导制定了“核爆炸探测计划”，苏联空军提供了12架图-4战略轰炸机，并在机上安装了专门收集空气样本的吊舱。
1954年，美国计划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埃尼威托克和比基尼环礁搞核试验，途经这些环礁的空气环流走向表明，苏联要想得到最准确的观测结果，专用检测飞机的航线必须尽可能接近赤道，而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中国东南沿海最靠近赤道。于是，苏联政府致函中国政府，请求准予苏联空军的6架飞机在中国领空展开研究性飞行。在获得中国方面的许可后，几架图-4轰炸机与地勤人员一起转场到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以下是参与赴华任务的苏联空军第226远程轰炸航空兵团某大队副队长阿·伊·弗拉基米罗夫的日记。 1954年2月16日
乌克兰波尔塔瓦空军基地，第226团
在一个星期前，我作为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与大队长基谢廖夫和四位中队长一起，得知部队即将执行一次重要的使命。今天，每个机组的全部人员都被按顺序叫到指挥部，从莫斯科来的几名官员亲自与每位机组成员进行交谈。他们详细询问了所有情况，做了记录，并进行核实，有时还要我们在记录上签字。他们还给大家量了衣服、鞋子和帽子的尺寸。临走时，他们叮嘱道，不许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而当我们刨根问底地追问时，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要出一次公差。”
3月18日
4月5日
我们在机场外围安顿下来。我、领航员卡尔汉诺夫及副驾驶同住一个房间，本机组其他成员住在另一房间。军士和列兵则被安置在中国部队的营房内。我们开始对机场区域进行调研，以确定可能的飞行方向、备降机场、地形和线状地标，并在飞行图上进行标注。
我们结识了同样来自苏军的巴连科小组，他们是先期抵达这里来培训中国空军驾驶和维修图-4轰炸机的。
为了方便工作，中国方面给我们飞行队配备了8名翻译，中国战士还帮我们打扫房间。在食堂做饭的也是中国人，他们的手艺非常好，中国烹饪可是享誉全世界的。
4月12日
特别飞行开始了。按照预定航线，基谢廖夫和扎尔科夫的两个机组进行了试飞。
4月13日
早上7时，我们机组也开始航线飞行。
起飞后，我们一直向东南方向飞行。到达海岸线后，飞机又向大海飞了半小时，然后返回。在经过315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又回到自己的机场。在返航途中，飞机遭遇强烈的颠簸气流。着陆后，机组人员一直呆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苏联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测试后，大家才去休息。
4月15日
到今天为止，各机组都执行了一次空气取样飞行。飞行结束以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飞行体会。
5月1日
作为外国客人，我们飞行队共有20个人被邀请参加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上午8时，我们乘上一辆大客车，来到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家宾馆。在这条中央干道上，北京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将要通过。我们被安排进宾馆三楼的会客大厅，在那里靠墙的位置，有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可供24个人同时进餐。陪同我们的一位中国人客气地说，那张桌就归我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