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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长期主管党的秘书工作，1947年，他就提出秘书工作要做到“秘密、准确、及时”。他培养秘书自有一套方法。
力求准确，手把手教新秘书
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纪东回忆，总理要求我们抓紧时间阅读各种书籍，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比如，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总理要我都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给他讲摘要。重要的地方，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划出来，供他阅读。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
秘书们都认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的言传身教是宝贵财富。比如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周恩来立即让新秘书打电话问清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飞机投弹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新秘书整整记了一页纸，学到了什么叫周到细致。
他要求秘书认真办事，一丝不苟。有秘书回忆，周恩来最讨厌那些看领导脸色行事和信口开河的人。向他请示汇报时，要遵循六个字：及时、准确、简明;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含糊的词，办事更不能拖拉。有一次周恩来问：“澳门有多大？”对方说：“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周恩来追问：“浙江有多大？”对方语塞，赶忙去查。
长期主管保密工作的周恩来，要求秘书养成保密习惯。有个刚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发文后，周恩来告诫他：“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有秘书外出开会，他叮嘱：“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不要拿我的名字去压人。”既严格保密，也防止秘书干政。
问责失误，什么事都要搞实在
秘书工作中可能有失误。比如话说错了，事办得不妥当，马虎大意了。对这些失误，周恩来视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提醒。
就拿拆信来说，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函，秘书不能拆。如果误拆，必须立即封好，同时写上“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秘书们坦言，这种安排，也是一种提醒。
还有一次，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手抄件，值班秘书看了看，觉得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10分钟后，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这名秘书判断，该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便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
不一会儿，周恩来便叫来这名秘书。原来，新的电报是时任外长姬鹏飞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便给正在睡觉的周恩来打了电话。秘书忙说：“这完全是我的过错。”“不能这样主观臆断，对什么事都要搞实在。”接着，周恩来严厉批评了秘书。
提倡创造性，鼓励大胆提意见
周恩来注重尊重秘书意见，发挥其创造性。他说：“你们不要光做事务性，技术性工作，也要做创造性的工作，可以大胆提出政策性的意见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开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近200余人参会，一句一段地改。讨论中，周恩来提出有个词不准确，谈了修改意见。谁知总理办公室的纪东发言，认为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该如何修改。周恩来不同意，纪东则坚持己见，两人展开了争论。最后，周恩来被说服了，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大家均表示赞成。
周恩来随后说：“刚才的争论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他又称赞，“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使他能同我讨论问题，而且进行争论，他常常能谈出有见解的意见。”
平易近人，关心秘书生活
平日里，周恩来平易近人。繁忙的工作之外，对秘书的工作变动、人生大事等，他也放在心上，以至于秘書们都把西花厅叫做“家里”。
有秘书回忆周恩来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一次是他随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散了。周恩来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
还有一次外出，秘书和总理一起就餐，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周恩来对秘书的关心，更体现在锻炼秘书的苦心上。1964年10月，秘书郑淑云去山西农村搞社教，周恩来很高兴，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访贫问疾，扎根串连。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1956年2月4日晚上，到总理办公室时间不长的赵炜、赵茂峰结婚了。此前，周恩来已送上礼物——一张用绒线绣在杭州竹帘上的毛主席像。没想到晚上8点多，有人跑进来喊：“总理来祝贺你们啦！”大家拥着周恩来走进狭窄的新房。看着贴得满墙的对子，他一句句品评。当看到其中一句玩笑话时，他评价说：“其他的写得还可以，这幅写得不好。”这天晚上，成为两人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曾有一名当时的领导对周恩来的秘书们说：“你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文件和其他方面的事，只要总理通过了，就过关了。”周恩来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也让秘书迅速成长。
力求准确，手把手教新秘书
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纪东回忆，总理要求我们抓紧时间阅读各种书籍，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比如，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总理要我都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给他讲摘要。重要的地方，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划出来，供他阅读。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
秘书们都认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的言传身教是宝贵财富。比如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周恩来立即让新秘书打电话问清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飞机投弹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新秘书整整记了一页纸，学到了什么叫周到细致。
他要求秘书认真办事，一丝不苟。有秘书回忆，周恩来最讨厌那些看领导脸色行事和信口开河的人。向他请示汇报时，要遵循六个字：及时、准确、简明;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含糊的词，办事更不能拖拉。有一次周恩来问：“澳门有多大？”对方说：“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周恩来追问：“浙江有多大？”对方语塞，赶忙去查。
长期主管保密工作的周恩来，要求秘书养成保密习惯。有个刚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发文后，周恩来告诫他：“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有秘书外出开会，他叮嘱：“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不要拿我的名字去压人。”既严格保密，也防止秘书干政。
问责失误，什么事都要搞实在
秘书工作中可能有失误。比如话说错了，事办得不妥当，马虎大意了。对这些失误，周恩来视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提醒。
就拿拆信来说，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函，秘书不能拆。如果误拆，必须立即封好，同时写上“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秘书们坦言，这种安排，也是一种提醒。
还有一次，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手抄件，值班秘书看了看，觉得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10分钟后，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这名秘书判断，该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便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
不一会儿，周恩来便叫来这名秘书。原来，新的电报是时任外长姬鹏飞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便给正在睡觉的周恩来打了电话。秘书忙说：“这完全是我的过错。”“不能这样主观臆断，对什么事都要搞实在。”接着，周恩来严厉批评了秘书。
提倡创造性，鼓励大胆提意见
周恩来注重尊重秘书意见，发挥其创造性。他说：“你们不要光做事务性，技术性工作，也要做创造性的工作，可以大胆提出政策性的意见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开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近200余人参会，一句一段地改。讨论中，周恩来提出有个词不准确，谈了修改意见。谁知总理办公室的纪东发言，认为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该如何修改。周恩来不同意，纪东则坚持己见，两人展开了争论。最后，周恩来被说服了，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大家均表示赞成。
周恩来随后说：“刚才的争论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他又称赞，“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使他能同我讨论问题，而且进行争论，他常常能谈出有见解的意见。”
平易近人，关心秘书生活
平日里，周恩来平易近人。繁忙的工作之外，对秘书的工作变动、人生大事等，他也放在心上，以至于秘書们都把西花厅叫做“家里”。
有秘书回忆周恩来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一次是他随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散了。周恩来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
还有一次外出，秘书和总理一起就餐，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周恩来对秘书的关心，更体现在锻炼秘书的苦心上。1964年10月，秘书郑淑云去山西农村搞社教，周恩来很高兴，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访贫问疾，扎根串连。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1956年2月4日晚上，到总理办公室时间不长的赵炜、赵茂峰结婚了。此前，周恩来已送上礼物——一张用绒线绣在杭州竹帘上的毛主席像。没想到晚上8点多，有人跑进来喊：“总理来祝贺你们啦！”大家拥着周恩来走进狭窄的新房。看着贴得满墙的对子，他一句句品评。当看到其中一句玩笑话时，他评价说：“其他的写得还可以，这幅写得不好。”这天晚上，成为两人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曾有一名当时的领导对周恩来的秘书们说：“你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文件和其他方面的事，只要总理通过了，就过关了。”周恩来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也让秘书迅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