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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供基础教育公共教育产品服务的老师，不参与私人机构去帮助提供私人性教育产品服务，这是教育公共政策的必然伦理。
我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成全民痛点。随处可见的非正规、非理性的“影子教育”或是病灶之一，如让其野蛮、无秩序地发展，势必加剧教育的不公平。
乱象背后，凸显的到底是监管短板还是需求短板？家长为何如此热衷影子教育？治理多年，为何课外辅导班依旧野蛮生长？为此，《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
民生周刊：目前，我国的影子教育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市场，社会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影子教育？
刘清华：影子教育之所以是影子教育，在于其课程教学与正规学校教育课程一致，但影子教育提供的并非公共教育服务，而是私人性的市场化的教育服务，影子教育作为全球性教育现象，不完全是负面意义上的教育问题。
从教育功能来看，其积极作用主要是增加了社会教育服务的总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孩子“培优”和“补差”的教育需求。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在教育监管不到位时会有损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比如曾经一段时间出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学校老师也站在了影子教育的讲台，还出现某些课外应试训练加重学生过重负担等问题。
另外，影子教育在城市中大规模蔓延，也加大了教育的城乡差距，让大家看到了农村公共与私人教育服务的弱势局面。
民生周刊：梳理我国影子教育的“成长”脉络，您认为我国影子教育产生的成因有哪些？
刘清华：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主要是高考竞争向下延伸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影子教育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各种大学生家教，真正形成各种集团化、品牌化、网络化的影子教育热潮，主要是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
究其成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基因。我国老百姓受到科举考试文化传统的影响，整个社会国民非常重视教育考试及其社会升迁功能，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可以说是我国民众的社会遗传基因，这比起那些学而不优则仕、则富的观念和世袭制度而言，应该说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反映在当代中国，影子教育从高中到小学、幼儿园的发展，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源于学生的高考竞争需求。
其次是经济动因。这是影子教育产生发展的最大动因。从教育需求对象来看，受过高等教育和没受过高等教育、受过某些专业高等教育和没受过某些专业教育、进入某些大学和没进入某些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后的工资收入差别上比较大，这促使家长们热衷于通过投资影子教育，让孩子们在考试选拔中胜出进而将来能取得尽可能大的回报。从提供影子教育的主体看，投资影子教育似乎是成本较小而收益较高的行业，他们深知只要聘用到能提高学生应试能力与分数的好老师，那就是影子教育的最大成功，所以一度出现影子教育中依靠公立学校优秀教育资源的乱象。
再次是教育因素。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还不平衡，学校与学校之间差别还比较大，事实上即使孩子在好学校也存在某些科目学得不太好的情况。从高等教育供给看，家长们认识到好大学和好专业仍然是稀缺资源。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家长们，更热衷于投资那些所谓高质量的影子教育，以最终提升孩子在高考中的竞争力。
民生周刊：对于学生减负，国家已经出台多项措施及政策，但为何学校越减负，影子教育越多，是哪些因素为课外补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刘清华：关于学生减负问题，与影子教育没有必然联系。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已出现多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在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教育倾向中被反复提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新情况是，这种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初中和小学阶段。对此，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依然有限，我以为主要是没有抓住引起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学生负担大小是其压力与承受力的比值。就压力源头看，目前中小学学生负担总体上过重，实质是整个社会利益竞争包括作为获得利益回报手段的升学考试竞争，而竞争大小取决于有效教育资源供给和学生需求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哪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一门功课，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调整竞争压力过大就需要在有效教育资源供给和学生需求上做文章，而不是要减去必要的学生课程学习压力。从学生承受力来看，主要是国家要能够供给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去从事教学，从而让他们能遵从学生的年龄特征，照顾他们的个体发展差异，激发和鼓励他们学习的兴趣，形成有效教学的常态，否则就会导致更多学生反求影子教育。
民生周刊：在数以万计的课外补习班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在校教师课下办班也依然屡禁不止。您认为从法律、制度上应该如何把好影子教育的“监管关”？
刘清华：作为提供基础教育公共教育产品服务的老师，不参与私人机构去帮助提供私人性教育产品服务，这是教育公共政策的必然伦理。同样道理，对于提供私人性教育产品服务的影子教育机构，不能雇佣提供公共产品教学服务的老师也是基本要求。
这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双重纪律规范和制度监管，既规范学校教育制度，也规范影子教育机构的办学。特别是要求影子教育机构要对外公开任课教师情况和所开设的课程，主动接受教育部门和社会监督，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好质量的私人教育产品服务。
民生周刊：如何让火爆的影子教育正向发展？
刘清华：从国际层面比较看，如果我国影子教育机构未来能学习加拿大的学习中心建设模式，加强开发针对各年龄段学生需求的非学校课程类教育培训项目，则更加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教育服务质量。以美国为例，公立学校也会适度购买影子教育服务，比如在SAT考试准备方面使用影子教育机构开发的高质量试卷等。
民生周刊：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有观点认为，不应该仅把教育视为基本的民生保障问题，而应该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您如何看待此观点？
刘清华：传统的民生包括衣、食、住、行、就业、娱乐、家庭、社团、公司、旅游等，如今教育也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学生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就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来看，教育也同时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它涉及到我國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供给，以及人力资本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成全民痛点。随处可见的非正规、非理性的“影子教育”或是病灶之一，如让其野蛮、无秩序地发展，势必加剧教育的不公平。
乱象背后，凸显的到底是监管短板还是需求短板？家长为何如此热衷影子教育？治理多年，为何课外辅导班依旧野蛮生长？为此，《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
民生周刊：目前，我国的影子教育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市场，社会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影子教育？
刘清华：影子教育之所以是影子教育，在于其课程教学与正规学校教育课程一致，但影子教育提供的并非公共教育服务，而是私人性的市场化的教育服务，影子教育作为全球性教育现象，不完全是负面意义上的教育问题。
从教育功能来看，其积极作用主要是增加了社会教育服务的总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孩子“培优”和“补差”的教育需求。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在教育监管不到位时会有损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比如曾经一段时间出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学校老师也站在了影子教育的讲台，还出现某些课外应试训练加重学生过重负担等问题。
另外，影子教育在城市中大规模蔓延，也加大了教育的城乡差距，让大家看到了农村公共与私人教育服务的弱势局面。
民生周刊：梳理我国影子教育的“成长”脉络，您认为我国影子教育产生的成因有哪些？
刘清华：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主要是高考竞争向下延伸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影子教育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各种大学生家教，真正形成各种集团化、品牌化、网络化的影子教育热潮，主要是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
究其成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基因。我国老百姓受到科举考试文化传统的影响，整个社会国民非常重视教育考试及其社会升迁功能，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可以说是我国民众的社会遗传基因，这比起那些学而不优则仕、则富的观念和世袭制度而言，应该说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反映在当代中国，影子教育从高中到小学、幼儿园的发展，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源于学生的高考竞争需求。
其次是经济动因。这是影子教育产生发展的最大动因。从教育需求对象来看，受过高等教育和没受过高等教育、受过某些专业高等教育和没受过某些专业教育、进入某些大学和没进入某些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后的工资收入差别上比较大，这促使家长们热衷于通过投资影子教育，让孩子们在考试选拔中胜出进而将来能取得尽可能大的回报。从提供影子教育的主体看，投资影子教育似乎是成本较小而收益较高的行业，他们深知只要聘用到能提高学生应试能力与分数的好老师，那就是影子教育的最大成功，所以一度出现影子教育中依靠公立学校优秀教育资源的乱象。
再次是教育因素。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还不平衡，学校与学校之间差别还比较大，事实上即使孩子在好学校也存在某些科目学得不太好的情况。从高等教育供给看，家长们认识到好大学和好专业仍然是稀缺资源。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家长们，更热衷于投资那些所谓高质量的影子教育，以最终提升孩子在高考中的竞争力。
民生周刊：对于学生减负，国家已经出台多项措施及政策，但为何学校越减负，影子教育越多，是哪些因素为课外补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刘清华：关于学生减负问题，与影子教育没有必然联系。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已出现多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在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教育倾向中被反复提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新情况是，这种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初中和小学阶段。对此，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依然有限，我以为主要是没有抓住引起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学生负担大小是其压力与承受力的比值。就压力源头看，目前中小学学生负担总体上过重，实质是整个社会利益竞争包括作为获得利益回报手段的升学考试竞争，而竞争大小取决于有效教育资源供给和学生需求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哪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一门功课，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调整竞争压力过大就需要在有效教育资源供给和学生需求上做文章，而不是要减去必要的学生课程学习压力。从学生承受力来看，主要是国家要能够供给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去从事教学，从而让他们能遵从学生的年龄特征，照顾他们的个体发展差异，激发和鼓励他们学习的兴趣，形成有效教学的常态，否则就会导致更多学生反求影子教育。
民生周刊：在数以万计的课外补习班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在校教师课下办班也依然屡禁不止。您认为从法律、制度上应该如何把好影子教育的“监管关”？
刘清华：作为提供基础教育公共教育产品服务的老师，不参与私人机构去帮助提供私人性教育产品服务，这是教育公共政策的必然伦理。同样道理，对于提供私人性教育产品服务的影子教育机构，不能雇佣提供公共产品教学服务的老师也是基本要求。
这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双重纪律规范和制度监管，既规范学校教育制度，也规范影子教育机构的办学。特别是要求影子教育机构要对外公开任课教师情况和所开设的课程，主动接受教育部门和社会监督，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好质量的私人教育产品服务。
民生周刊：如何让火爆的影子教育正向发展？
刘清华：从国际层面比较看，如果我国影子教育机构未来能学习加拿大的学习中心建设模式，加强开发针对各年龄段学生需求的非学校课程类教育培训项目，则更加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教育服务质量。以美国为例，公立学校也会适度购买影子教育服务，比如在SAT考试准备方面使用影子教育机构开发的高质量试卷等。
民生周刊：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有观点认为，不应该仅把教育视为基本的民生保障问题，而应该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您如何看待此观点？
刘清华：传统的民生包括衣、食、住、行、就业、娱乐、家庭、社团、公司、旅游等，如今教育也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学生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就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来看，教育也同时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它涉及到我國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供给，以及人力资本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