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外打工的河南小伙王超杰遇工友落水，他和一东北小伙救人，工友得救，两人却不幸遇难。谁料，悲痛欲绝的王父又被告知：那名一起遇难的东北小伙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40多万元，而自己的儿子是农村户口，只能赔偿19万元。
　　同样是见义勇为，同样是因救人而死亡，但因为一个是城市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赔偿竟然相差一倍有余，“同命不同价”的议题借由一个典型案例，再次引发巨大的争议。
　　拉大差距的赔偿标准
　　死亡赔偿金，实际上是尽量在物质上弥补受害家庭的损失，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变化。我国关于赔偿的法律体系（如果称得上体系的话）相当复杂。
　　1987年，《民法通则》规定中，死亡赔偿金采用的是抚养费性质的，不过在实践中，往往按照最低标准来算，结果带来很多问题，最大的一个是“撞伤不如撞死”的担忧。
　　一直到2004年，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标准根据死者的户籍性质不同，分别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
　　它采用了“继承赔偿说”，因为该种学说是以死者未来可能创造的收入为基准，当然要比可能付出的抚养费要高，并且还把赔偿计算年限从10年一下子提高到了20年。这些都有利于提高赔偿保准，遏制“撞伤不如撞死”的道德风险。
　　然而，两者之间的差距悬殊，于是引发了“同命不同价”的争议。比如，2005年底重庆一起车祸中有3个孩子不幸丧生，两个城市户口的孩子各获20多万元赔偿，而农村户口的孩子只有9万元赔偿。当时就引爆了舆论对于户籍制度的强烈谴责。
　　一刀切的算法不可取
　　看起来，只要把现在城镇、农村的各自一刀切给融合，变成全国城乡大范围的一刀切就公平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贫穷家庭的顶梁柱在事故中遇难，家里上下四口人全靠他一人养活，去年全国的平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0167元，乘以20年的系数，则总生命赔偿金是40.3万元（以20167元计算还是理想情况，统计口径非常多）。这样一个数字乍一看还不错，但再想想，这是一家4口的未来金钱支柱——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养老，显然不够。
　　王超杰的身上也有许多标签，除了是农民工而外，还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赔偿必须要兼顾他家庭顶梁柱的身份，尽量减少、填平家庭的损失。目前的赔偿方案是城乡看齐了，但是也就50万。一个家庭，失去一个年富力强的中流砥柱，50万这个数字怎么看都值得再商榷。
　　代理律师赵钰涛认为，王超杰入职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其所在公司不能仅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保险，还应当为其购买工伤保险。这件事发生在王超杰被公司委派去干活期间，因此，事发后，王超杰所属的公司应当为其申请工伤认定。
　　“一旦被认定为工伤，按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王超杰所在公司应当为其办理工伤补助事宜。而工伤补助，是不分城乡差别的。”赵钰涛说，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相关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近年来，随着“同命不同价”案例屡屡发生，关于“同命不同价”及其法律依据引起的争议，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
　　同时，一些法律也早已摒弃了“同命不同价”的立法思维，比如2010年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就以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基数;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腾讯网2015.5.25、《中国青年报》201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