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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管制员的问责以追求最低甚至零事故概率，虽是人本政府理念的体现，但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这一追求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在最优防范理论框架下，政府管制的最优水平，是在边际防范成本等于边际预期事故成本点上。所以，虽然问责制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社会性管制领域却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