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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出版产业的首要评价标准，不是也不应该是所谓的两个效益，而首先应该是文化品位。
一、如何正确理解出版物的效益问题
在出版物价值标准的考量中，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定势是放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标准上，因此，我们始终围绕着两个效益的结合或者说是统一的问题对出版物作出评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我们对于出版物意识形态属性的过分强调，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社会效益说到底就变成了政治效益、政治标准；而当强调文化产业属性的时候，人们对经济效益的强调又似乎比以前理直气壮了，把经济效益又放到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变成了唯利是图，对编辑的量化考核几乎就剩下了经济指标一个标准，这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本好书，符合人们生活、生产、工作、精神需求的图书，它在两个效益的问题上应该是统一的。有的书对于出版单位来说也许是经济效益，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社会效益了，甚至同样给社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一本好的图书，一个好的选题，两个效益一定是统一的，我们现在强调的“两个效益的结合”实际上变成了出版社出版计划的“两个效益的结合”，两类选题的结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编辑的规律，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使者对文化品位的追求。
二、出版物效益的价值标准在于出版物的文化品位
笔者以为，所谓“文化品位”，一定包括了内容的创新性、价值的积极性、形式的健康性三个方面。所谓文化品位的高低，一定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程度的高低。自主创新，是出版物的灵魂，原创是出版物文化品位衡量标准的重要内涵；而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则是文化品位评判标准的基础条件，那种低俗的文化垃圾、庸俗的迎合之作，是没有“品位”之说的；形式的健康性是文化品位的外在标志，我们的出版物应该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而不是跟风出版、机械模仿的应景之作，不是哗众取宠、庸俗作秀的低俗之作，也不是空洞说教、重复出版的文化垃圾。有了“文化品位”这样的结合点，笔者相信，两个效益一定能达到真正的统一。
文化品位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版物整体质量的下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出版界的许多积弊产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摈弃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人本性的丢失。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大量的缺少文化含量的出版物的出现可以说均源于此。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休息处的书摊、火车站的图书柜台、候机大厅的书店，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装帧豪华，腰封、勒口、封面、封底上那大言不惭的广告语，再翻翻目录、前言，中国出版业的种种积弊大体上可以略知一斑。文化人的斯文、出版人的使命、编辑人的责任荡然无存。
当然，我们也不必唱高调，由于环境的局限，我们的出版人也许还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化人的使命去操作出版物的出版，但是，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都应该时刻牢记出版人作为文化使者的责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文化人的追求，为文化品位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能力让出版物更具有文化的含量，更具有文化的品位，应该说编辑还是有自己努力的空间的。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不能，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目前出版业的种种不健康的状况，甚至对本社图书出版中的问题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多出一些好书，把关可以严一些。我们作为一个编辑，同样的道理，在策划组稿的时候，应该努力多考虑一下出版物的文化品位问题。
三、出版物文化品位的提高源自出版人使命感的增强
出版物文化品位的提高，尽管与时代的风气、社会的变革、政策的导向不无关系，但是，它与出版的主体———出版单位和出版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价值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打造精品靠什么？靠人才，靠队伍。总署曾经召开过一个“打造精品力作，促进文化大繁荣”的调研会。领导在会上明确要求出版单位和全体出版人要进一步增强对出好精品力作意义的认识，要真抓实干，拓宽思路，努力提升精品的内涵和质量，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解放思想，优化内部管理机制，并且向大家表态要为精品生产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精品生产是需要我们出版业静下心来深入思索的问题。
应该说，召开这样的研讨会，领导的表态，都是必要和正确的。这其实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和领导们其实也是看到了今天出版业的真实的一面，正因为繁荣不够，所以要提出大繁荣；正因为精品力作匮乏，所以才提出要努力打造精品力作。作为一个出版人，谁都心知肚明，我们今天的出版业整天在制造些什么？一年41.4万种图书，可是精品乏陈；品种急剧增加，印数快速下滑；数字游戏、数字泡沫，违背出版规律一味追求政绩；集团化，急剧上升的数据不是主业；上市热，圈来的钱不会用，不务出版正业。面对这样的现状，作为一个真正的出版人是会感到脸红的。然而，这也不是所有出版人自己甘心情愿而为之的。我们的出版业前半段是计划经济后半段是市场经济的这种非马非驴的体制是这种怪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改制了，出版企业必须自己谋求生存，而面对的又是一个怪象丛生的现实：市场主体地位的缺失，权力寻租、政策垄断、数字泡沫、腐化浮躁、盗版盗印……要让出版人静下心来做出版还真的不容易，大家都是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必须面对现实。一个编辑，他面对的是年终的考核，完成指标才有可能得到生活的保障；领导，必须完成自己设定的指标，完不成就没有政绩，那在上一级领导的眼光里就是无能的表现。更何况，在中国没有职业出版人制度，今天是领导，明天也许就被一张A4纸调离了。因此，那种需要花费长期努力积累和打磨的选题，普通的编辑不可能去考虑，掌管着众多属下饭碗和顾虑着自己明天的去处的领导同样也无心考虑，可以想见，精品力作何以能得以问世？
而我们出版业国有体制的性质，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又决定了这种乱象很难从根本上得以驱除。尽管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我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全社会的公民是所有国企的主人翁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阐释，每个员工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体的国有企业的主人呢？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主人只能是资本所有者。记得有位出版人这样说过，“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人人当家做主人”从来就只是个神话，是崇尚政治动员和宣传口号的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国企的唯一特征就是它的主人只是国家，而员工包括管理者在内只不过是企业的雇员。当然企业管理是要以人为本，但这与“人人当家做主人”完全是两回事。“人人当家做主人”使我们的国企烙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公社制的印迹，与今天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恰恰相矛盾，这也是出版业长期以来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当一个掌门人退下时，常常给后人留下许多难以弥补的空洞或者遗憾，无论是小到一个几十人的小企业还是大到号称有几十个亿的上市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除了确实有些个人的因素外，难道我们也能把所有责任全部让他们来承担吗？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今天也还少吗？
图书评论界与出版界其实是一个唇齿相依的领域。可今天的图书评论界也同样存在着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90年前，太阳社作家蒋光慈出版自己的作品，约了多位著名作家作序，有一篇序言对他的作品予以严厉的批评，甚至在序中说道：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不该这样写的标本，可作者依然将此序收入文中。试问，在今天，可能吗？奉承、迎合成了作序和评论的主调，与出版界可说是同病相怜。今天的出版界不仅需要评论界的鼓与呼，而且更需要的是评论界的棒喝，而不是附和。
由此看来，精品力作的打造，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大的课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出版人，每一位编辑，谁不愿意多出一些好书，多出一些看着也舒服的好产品？我们都想成为张元济、陆费逵、叶圣陶、邹韬奋这样的出版家。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我们无法回避种种矛盾和难题。生存环境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身不由己，甚至违心地去做着自己并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现实就是这样地折磨人。因此也就有了我在以前出版社任总编辑时期说过的：我承认在自己总编辑任期内出了不少的文化垃圾，因为我要生存，我领导的企业要生存，但是，出版人的良心与责任感在鞭策自己，我将努力多出一些文化精品，为我们的时代，为我的企业，也为我自己留下一些能够回味的文化产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做出哪怕是一本两本“比人长寿的书”来，这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精品力作”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洪滔
一、如何正确理解出版物的效益问题
在出版物价值标准的考量中，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定势是放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标准上，因此，我们始终围绕着两个效益的结合或者说是统一的问题对出版物作出评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我们对于出版物意识形态属性的过分强调，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社会效益说到底就变成了政治效益、政治标准；而当强调文化产业属性的时候，人们对经济效益的强调又似乎比以前理直气壮了，把经济效益又放到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变成了唯利是图，对编辑的量化考核几乎就剩下了经济指标一个标准，这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本好书，符合人们生活、生产、工作、精神需求的图书，它在两个效益的问题上应该是统一的。有的书对于出版单位来说也许是经济效益，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社会效益了，甚至同样给社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一本好的图书，一个好的选题，两个效益一定是统一的，我们现在强调的“两个效益的结合”实际上变成了出版社出版计划的“两个效益的结合”，两类选题的结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编辑的规律，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使者对文化品位的追求。
二、出版物效益的价值标准在于出版物的文化品位
笔者以为，所谓“文化品位”，一定包括了内容的创新性、价值的积极性、形式的健康性三个方面。所谓文化品位的高低，一定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程度的高低。自主创新，是出版物的灵魂，原创是出版物文化品位衡量标准的重要内涵；而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则是文化品位评判标准的基础条件，那种低俗的文化垃圾、庸俗的迎合之作，是没有“品位”之说的；形式的健康性是文化品位的外在标志，我们的出版物应该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而不是跟风出版、机械模仿的应景之作，不是哗众取宠、庸俗作秀的低俗之作，也不是空洞说教、重复出版的文化垃圾。有了“文化品位”这样的结合点，笔者相信，两个效益一定能达到真正的统一。
文化品位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版物整体质量的下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出版界的许多积弊产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摈弃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人本性的丢失。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大量的缺少文化含量的出版物的出现可以说均源于此。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休息处的书摊、火车站的图书柜台、候机大厅的书店，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装帧豪华，腰封、勒口、封面、封底上那大言不惭的广告语，再翻翻目录、前言，中国出版业的种种积弊大体上可以略知一斑。文化人的斯文、出版人的使命、编辑人的责任荡然无存。
当然，我们也不必唱高调，由于环境的局限，我们的出版人也许还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化人的使命去操作出版物的出版，但是，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都应该时刻牢记出版人作为文化使者的责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文化人的追求，为文化品位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能力让出版物更具有文化的含量，更具有文化的品位，应该说编辑还是有自己努力的空间的。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不能，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目前出版业的种种不健康的状况，甚至对本社图书出版中的问题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多出一些好书，把关可以严一些。我们作为一个编辑，同样的道理，在策划组稿的时候，应该努力多考虑一下出版物的文化品位问题。
三、出版物文化品位的提高源自出版人使命感的增强
出版物文化品位的提高，尽管与时代的风气、社会的变革、政策的导向不无关系，但是，它与出版的主体———出版单位和出版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价值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打造精品靠什么？靠人才，靠队伍。总署曾经召开过一个“打造精品力作，促进文化大繁荣”的调研会。领导在会上明确要求出版单位和全体出版人要进一步增强对出好精品力作意义的认识，要真抓实干，拓宽思路，努力提升精品的内涵和质量，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解放思想，优化内部管理机制，并且向大家表态要为精品生产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精品生产是需要我们出版业静下心来深入思索的问题。
应该说，召开这样的研讨会，领导的表态，都是必要和正确的。这其实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和领导们其实也是看到了今天出版业的真实的一面，正因为繁荣不够，所以要提出大繁荣；正因为精品力作匮乏，所以才提出要努力打造精品力作。作为一个出版人，谁都心知肚明，我们今天的出版业整天在制造些什么？一年41.4万种图书，可是精品乏陈；品种急剧增加，印数快速下滑；数字游戏、数字泡沫，违背出版规律一味追求政绩；集团化，急剧上升的数据不是主业；上市热，圈来的钱不会用，不务出版正业。面对这样的现状，作为一个真正的出版人是会感到脸红的。然而，这也不是所有出版人自己甘心情愿而为之的。我们的出版业前半段是计划经济后半段是市场经济的这种非马非驴的体制是这种怪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改制了，出版企业必须自己谋求生存，而面对的又是一个怪象丛生的现实：市场主体地位的缺失，权力寻租、政策垄断、数字泡沫、腐化浮躁、盗版盗印……要让出版人静下心来做出版还真的不容易，大家都是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必须面对现实。一个编辑，他面对的是年终的考核，完成指标才有可能得到生活的保障；领导，必须完成自己设定的指标，完不成就没有政绩，那在上一级领导的眼光里就是无能的表现。更何况，在中国没有职业出版人制度，今天是领导，明天也许就被一张A4纸调离了。因此，那种需要花费长期努力积累和打磨的选题，普通的编辑不可能去考虑，掌管着众多属下饭碗和顾虑着自己明天的去处的领导同样也无心考虑，可以想见，精品力作何以能得以问世？
而我们出版业国有体制的性质，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又决定了这种乱象很难从根本上得以驱除。尽管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我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全社会的公民是所有国企的主人翁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阐释，每个员工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体的国有企业的主人呢？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主人只能是资本所有者。记得有位出版人这样说过，“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人人当家做主人”从来就只是个神话，是崇尚政治动员和宣传口号的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国企的唯一特征就是它的主人只是国家，而员工包括管理者在内只不过是企业的雇员。当然企业管理是要以人为本，但这与“人人当家做主人”完全是两回事。“人人当家做主人”使我们的国企烙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公社制的印迹，与今天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恰恰相矛盾，这也是出版业长期以来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当一个掌门人退下时，常常给后人留下许多难以弥补的空洞或者遗憾，无论是小到一个几十人的小企业还是大到号称有几十个亿的上市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除了确实有些个人的因素外，难道我们也能把所有责任全部让他们来承担吗？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今天也还少吗？
图书评论界与出版界其实是一个唇齿相依的领域。可今天的图书评论界也同样存在着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90年前，太阳社作家蒋光慈出版自己的作品，约了多位著名作家作序，有一篇序言对他的作品予以严厉的批评，甚至在序中说道：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不该这样写的标本，可作者依然将此序收入文中。试问，在今天，可能吗？奉承、迎合成了作序和评论的主调，与出版界可说是同病相怜。今天的出版界不仅需要评论界的鼓与呼，而且更需要的是评论界的棒喝，而不是附和。
由此看来，精品力作的打造，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大的课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出版人，每一位编辑，谁不愿意多出一些好书，多出一些看着也舒服的好产品？我们都想成为张元济、陆费逵、叶圣陶、邹韬奋这样的出版家。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我们无法回避种种矛盾和难题。生存环境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身不由己，甚至违心地去做着自己并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现实就是这样地折磨人。因此也就有了我在以前出版社任总编辑时期说过的：我承认在自己总编辑任期内出了不少的文化垃圾，因为我要生存，我领导的企业要生存，但是，出版人的良心与责任感在鞭策自己，我将努力多出一些文化精品，为我们的时代，为我的企业，也为我自己留下一些能够回味的文化产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做出哪怕是一本两本“比人长寿的书”来，这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精品力作”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