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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来与发展
2005年2月51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所有承诺减排的国家将在2008-2012年间获得各自的排放许可。这些排放许可被划分成为公吨等量二氧化碳为单位的配额。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指出,承诺减排的国家为了实现其减排目标,可以把排放交易作为本来减排行动的补充。在此框架下,议定书第六条指出,承诺减排的国家可以从其他承诺减排国家购买其减少排放了的温室气体。这一机制叫联合履行机制(JI),其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叫减少排放单位(ERU)。京都议定书在第十二条指出,承诺减排的国家可以从未承诺减排的公约缔约国(中国即为未承诺减排的公约缔约国之一)购买其减少了的温室气体。这一机制叫清洁发展机制(CDM),其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叫核定减排额(CER)。
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中,CDM(清洁发展机制)、JI(联合履行机制)及IET(国际排放交易)的三种碳交易机制推动下,全球碳交易的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逐步形成,并出现了爆炸性增长。2005年,碳交易和交易额分别为7.1亿吨和108.6亿美元,到2008年,碳交易和交易额分别上升到48.1亿吨和1263.5亿美元,平均年分别增长率为89.2%和126.6%。碳市场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世行报告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与碳交易相关的贷款、保险、投资等金融产品相应产生。碳排放权在各个气候交易所交易,以现货和各种期货组合的形式出售。
二、蓬勃发展的背后原因
碳金融交易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与其强大的功能和现实意义密不可分。
首先是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在碳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其价格信号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能源链差异很大,对减排目标约束的适应能力也不同。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融资方式具有动员金融资源、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改变能源消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惯性,使能源链从高碳环节向低碳环节转移。
再次是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能源产业利用天气期权等天气衍生品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农业则通过天气指数及相关的保险产品,把天气风险转嫁给有风险吸纳能力的交易者。巨灾债券则发挥了资本市场对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和转移分担功能,使风险从保险业向资本市场转移。
最后是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碳交易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在降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的同时,促进减排的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为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便利。
三、中国在碳金融中的角色
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交易。这一机制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我国合作,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即以“资金+技术”换取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目前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测算,未来五年全球二氧化碳交易的需求量为每年7亿吨至13亿吨。中国未来五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中国市场出售的年减排额已达到全球的70%,这意味着未来至少有30亿吨来自购买中国的减排指标。市场潜力巨大。
四、远期利益
在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中国寻找合作项目。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的CDM项目占全球该项目的比例逐年递增,分别为54%,73%和84%,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2008年1月至2009年11月,我国CDM项目却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共有503个项目获得注册,在2008年之前,我国共注册的项目为150个。目前,我国注册的CDM项目数占全球的34.77%,注册项目年减排量达190,015,058吨,占据全球CER交易市场的58.87%。
五、现实困境
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目前全球碳交易所有4个全为发达国家所主导。更为重要的是,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
六、碳金融对策
中国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责任编辑:刘璐)
2005年2月51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所有承诺减排的国家将在2008-2012年间获得各自的排放许可。这些排放许可被划分成为公吨等量二氧化碳为单位的配额。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指出,承诺减排的国家为了实现其减排目标,可以把排放交易作为本来减排行动的补充。在此框架下,议定书第六条指出,承诺减排的国家可以从其他承诺减排国家购买其减少排放了的温室气体。这一机制叫联合履行机制(JI),其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叫减少排放单位(ERU)。京都议定书在第十二条指出,承诺减排的国家可以从未承诺减排的公约缔约国(中国即为未承诺减排的公约缔约国之一)购买其减少了的温室气体。这一机制叫清洁发展机制(CDM),其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叫核定减排额(CER)。
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中,CDM(清洁发展机制)、JI(联合履行机制)及IET(国际排放交易)的三种碳交易机制推动下,全球碳交易的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逐步形成,并出现了爆炸性增长。2005年,碳交易和交易额分别为7.1亿吨和108.6亿美元,到2008年,碳交易和交易额分别上升到48.1亿吨和1263.5亿美元,平均年分别增长率为89.2%和126.6%。碳市场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世行报告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与碳交易相关的贷款、保险、投资等金融产品相应产生。碳排放权在各个气候交易所交易,以现货和各种期货组合的形式出售。
二、蓬勃发展的背后原因
碳金融交易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与其强大的功能和现实意义密不可分。
首先是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在碳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其价格信号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能源链差异很大,对减排目标约束的适应能力也不同。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融资方式具有动员金融资源、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改变能源消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惯性,使能源链从高碳环节向低碳环节转移。
再次是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能源产业利用天气期权等天气衍生品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农业则通过天气指数及相关的保险产品,把天气风险转嫁给有风险吸纳能力的交易者。巨灾债券则发挥了资本市场对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和转移分担功能,使风险从保险业向资本市场转移。
最后是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碳交易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在降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的同时,促进减排的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为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便利。
三、中国在碳金融中的角色
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交易。这一机制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我国合作,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即以“资金+技术”换取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目前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测算,未来五年全球二氧化碳交易的需求量为每年7亿吨至13亿吨。中国未来五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中国市场出售的年减排额已达到全球的70%,这意味着未来至少有30亿吨来自购买中国的减排指标。市场潜力巨大。
四、远期利益
在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中国寻找合作项目。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的CDM项目占全球该项目的比例逐年递增,分别为54%,73%和84%,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2008年1月至2009年11月,我国CDM项目却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共有503个项目获得注册,在2008年之前,我国共注册的项目为150个。目前,我国注册的CDM项目数占全球的34.77%,注册项目年减排量达190,015,058吨,占据全球CER交易市场的58.87%。
五、现实困境
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目前全球碳交易所有4个全为发达国家所主导。更为重要的是,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
六、碳金融对策
中国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责任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