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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描述：“（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然而，正因为“人多耕织少”，却意外地促成了平遥乃至整个山西的转型。平遥人仅仅以颜料、干果、茶叶、丝绸等杂货便敢行走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走西口”。这让山西商贩遍布全国各地，而“晋商”的名头也由此而来。到了明代，得益于朝廷实行的“开中制”与“开中折色”这一经济政策，晋商迅速崛起，成为明清商人中的重要势力。平遥也因此受益匪浅，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理位置颇为看重，常驻扎重兵于此。有兵就有需求，所以商业竟成了平遥的立身之本。
当市场在日益发展与扩大，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至足及海内外。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相应比较长，那么，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一方面，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在权力的贪婪和压迫之下，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加上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安定，商贾镖银屡遭抢劫——如何让外地的银子能稳妥地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自己的银子能安全地抵达外地，显然成了一个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人民对钱轻的渴望，也变得尤其急迫。
雷履泰开创票号
在被李大全收归到门下之后，雷履泰很快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正是在京城一任上，他经常会遇到同乡找他帮忙捎送银两。这些同乡把自己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想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不过他们也觉得，老是这样麻烦人家也不成，得给人家点“服务费”。这让雷履泰敏锐地感觉到，专营汇兑是一门大生意。而且，汇和兑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金去做放贷生意，又可以额外赚到一笔钱。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雷履泰开创票号，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仓促之举。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建立在对钱轻的预判的基础之上。
在和东家李大全协商之后，雷履泰决定利用西裕成分号分布广，有着比较完善的渠道资源的优势，带领西裕成全面转型做银两汇兑生意，并提出用自家的纸票作为汇兑凭证，纸票就叫银票，新号就叫票号。票号就此走进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
雷履泰在1849年去世时，法国人在上海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租界，中国正从封建社会逐渐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催境遇之中。这也意味着，票号在风光多年之后，得面对模样逐渐改变的世界。但这些已经与他无关了。如果说他在创办票号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重要失误的话，那就是在1826年，他将自己重要的合作伙伴——毛鸿翙给硬生生地逼成了自己的对手。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有一次，他生了场病，就连休养也一度住在票号内，这让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的处境犹如“丫鬟带钥匙——当家不做主”。后来，毛鸿翙只好私下建议财东李箴视，请他回家休养。李箴视是好心，也不知毛鸿翙另有想法，遂如此这般地劝说雷履泰。没多久，李箴视前往探视，便发现雷履泰在给各地分号写信件，内容是命令它们暂停营业，准备撤庄。这让李箴视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的意思是，“字号是你开的，但分庄是我安的，你现在要用新人，我只好全部撤回来，好交盘给你”。吓得李箴视身为东家，却屈尊下跪。接下来的数天，李箴视还每日送上一桌上等酒席，并赠白银50两作为生活费，这才将他请回来。
然而，毛鸿翙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长了。就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给东家留了封信后，愤然离开了日升昌，投靠了日升昌东隔壁的蔚泰厚布庄。这个布庄是介休财东侯培余所开。因为距离很近，侯培余早从日升昌的身上看到了经营票号的前景光明，正愁没有人才。没几年，毛鸿翙就在侯培余的支持下，一手创办了“蔚字五联号”。
日后，他们之间的恩怨依旧不曾停息。也许正是雷履泰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改变了日升昌一家独大的局面，让市场上多了竞争。鼎盛之时，平遥城里竟然就有票号22家。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次斗法，你会发现在整个斗法过程中，作为大掌柜的雷履泰的表现都是很强势的。这无疑改变了打工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一方面，它跟日升昌离不了雷履泰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跟票号的权力划分有关。
在票号的权力划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尽管李氏家族拥有日升昌的产权，但是在经营上，则是掌柜全权负责。甚至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这种两权分离，让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有了互相制衡，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所有者。正是如此，雷履泰在日升昌中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不过，对于财东来说，充当“甩手掌柜”并不意味着完全甩手，它实际上是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体现。财东不仅对本号负无限责任，而且对扩充业务、赏罚号内人员和红利分配具有裁定之权。而且，当企业经营失败，经济上遭遇损失时，财东要负全部责任——可以说，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架构模式，给票号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直到进入20世纪，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这种权力架构依旧不曾突破。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升昌的新一任财东李五典，三十出头，正年富力强之时，内心里颇不甘心当“甩手掌柜”。在大掌柜张兴邦病危之时，请他举荐后任掌柜人选。张曾建议，如果要想日升昌继续发展，就请选用邱泰基和尹光铎；如果想求得平稳运行，则可运用郭树炳、梁怀文。出于自己易于驾驭的目的，李五典选择了后一种方案。结果自然能想象，除了李五典经常性的指手画脚，李氏家族的其他财东也经常上号随意支取银两，而郭树炳却听之任之，致使号内人心涣散。梁怀文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只得辞职回家，等到日升昌在1913年因事危急之时，方才重新出山力挽狂澜。只是，此时的日升昌，在一番折腾之后，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元气。
票号的治理 对票号来说，仅靠两权分离，还不足以让其可持续发展。事实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里有顶身股的设置。所谓的顶身股，即人力股。它和银股一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看上去，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日升昌在初创时，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的身股皆为一分，亦即一股，相当于银股1.2万两白银。到后期张兴邦任大掌柜时，身股顶到一分三厘，相当于1.56万两白银。而介休侯培余，在毛鸿翙投奔到自己手下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另眼相看，给他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他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除了顶身股之外，票号还要设立故身股，也是指顶身股者去世之后，其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顶身股者在晚年即将卸任时“晚节不保”，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如果说家有家法，那么，号就有号规。在号规上，票号一直做得很是严格。其有二十四字店训：立法定规，实行法制；严厉执法，严格守法；任用贤才，起用能人。不管大小员工，都不准带家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票号在用人上还呈现出一种“用乡不用亲”的模式，这对尤其注重亲情的山西人来说，能立这样的规矩，不得不让人佩服。
对内管控的同时，票号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对外防伪。谁能相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生过一张假汇票？这也是票号之所以能“一纸汇通天下”的最有力的保证。今天，如果我们去拜访日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还能在它的西侧柜房的墙上，看到这样的诗文。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诗文中的句子分别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把这些不相关的句子放在一起，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但显然，票号并不是在做提醒或者无聊的说教，这些句子其实构成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诗文的第一句，12个字，对应的是每年的12个月份。诗文的第二句，30个字，对应的是每个月的30天。诗文的第三句，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目。诗文的最后一句，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对外人来说，这种密押无疑就是天书，如果看都看不懂，也就没法冒领。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一成不变，用过一段时间，再行变更，若有人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火墙”。
只是，管控和防伪做得再好，它们也只是技术手段，深入不了内心，但票号还有一种无形中的治理，那就是其多年遵循的诚信。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自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失落的“民间帝国”
票号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
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这种意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正是日升昌抓住了这一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行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一个日升昌，还能汇通天下。”金口玉言下，“汇通天下”自此成了票号的口碑。这让“有困难找票号”也成了清政府的习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火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票号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手”，让票号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子之年，八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属于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再到祁县，下榻乔家的另一家票号——大德通票号。在这里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可以说，这成了票号在政商关系经营上的典范，最终也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反映出了中国民间金融依旧摆脱不了对权力依附的思维惯性。对票号本身来说，当钱因垄断权力而变得如此好赚之时，他们内在的创新冲动，难免会因此失色。更重要的是，它没意识到，跟官府打交道，其实也是在刀刃上舔血，搞不好就割断了自己的舌头。这在战乱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战火来袭，那些达官贵人们就纷纷挤兑。若是借了款，死的死，跑的跑，这让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此外，权力的勒索，也让票号一直如鲠在喉。赔付西方列强需要钱，平息内部的战火也要钱，这让清政府在手头紧张之时，选择了向票号动刀。比如说强迫它们大量捐款，口头说是自愿捐助，实则完全是强行索要。《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晋商摊捐最繁多，统计每年捐银八万二千两。”
这些还是小问题，对票号来说，它最大的隐忧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里，皮就是指它依附的权力，而毛显然就是票号本身。当它所依赖的权力，先是被西方霸权侵蚀，既而被推翻，它的结局也显而易见。 “自救”失良机
清末，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内陆城市显然已经跟不上社会的需求。
事实上，当山西票号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精明的南方人，开始创建一种更新型的票号。这种票号包括有近代宁波帮的鼻祖严信厚成立的源丰润，也有著名徽商（又一说是浙江杭州人）胡雪岩成立的阜康票号，以及云南王炽的天顺祥，当然更少不了李鸿章家族的义善源。这些票号因为是南方人士创办，且多在上海立足，它们遂被称为“南帮票号”。这些票号的出现，打破了山西人对票号的垄断，更加促进了票号业之间的竞争。不过，它们和山西票号之间除了业务相同点之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身处上海，靠近洋务运动的中心，所以它们在经营理念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超越。比如说一改票号的钱只能作为消费工具或者支付工具，亦即周转资金，而非长期投资的陋习，开始投资实业，让这些钱成为真正的本钱。这里还得要说的是严信厚，他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宁波帮的鼻祖，正是借助于同僚盛宣怀开启的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这一“便利”，投身到近代工业的创办之中，让他和旧式的宁波商人有了天壤之别。
只是，身处上海，既是机遇，也是危险，因为它得直面西方霸权的威胁。胡雪岩在19世纪80年代的大衰败，对票号来说无疑是个刺激。这个家财万贯的大商人，表面上看是败在了朝廷的内讧之中，事实上，是死在汇丰银行之手。他和汇丰的冲突源自1883年，他对那些跑到中国来发财的外国洋行所发起的“生丝大战”——他希望通过控制生丝生产的源头来控制生丝的定价权，进而不再受到外国洋行的盘剥。但再精明如他，也没料到自己的对头，并不是那些洋行那样简单——在这些洋行的背后，其实站着汇丰这样一只大怪兽。它于1865年在香港“出生”，未满百日，就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营业。很快，它就凭借着自身优势，控制了上海市面上的银根。当胡雪岩对洋行穷追不舍时，汇丰却对他的资金进行釜底抽薪。胡雪岩的家资一泄千里，而阜康票号在挤兑面前也彻底倒闭。
这不是个案，就连源丰润和义善源也没能够善始善终。1910年，因为橡胶股票风波导致的金融危机，财大气粗的源丰润竟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而义善源同样也步其后尘，李鸿章之侄李经楚无法偿还借款，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这就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它们尽管比山西票号更新，但最终还是倒在了日升昌之前。
这两家票号的倒下，自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处于上海，这意味着融入世界的程度和深度都比窝在山西要大要深，因此受到西方霸权的影响就尤其大。但因为害怕危险，而没有走出来直面威胁的勇气，这让决定票号命运的大人物们没法体味到新鲜事物，接受到新鲜思想，最后让票号的另一种自救良机——改组银行，最终成为泡影。
他们不仅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更担心转型银行就得引进外资，这样会让自己独得的好处变成与外人共享。此前，当清政府的户部筹办户部银行时，山西票号就坐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该银行的计划，明令北京各分号“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致使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就是近代中国金融业渐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缘起，而宁波帮也因此挤掉晋商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商帮。
为救亡图存，民国元年（1912），山西票号终于想起要建立一家银行了，名字都取好了，叫山西汇通实业银行。然而上天再也不愿意给它机遇了，本由政府提供借款，或者入官股，以便银行开张，却无一落实。加上一战爆发，国内外的社会环境更是动荡无比，这本来是票号最接近转型成功的一次努力，也因此化为乌有。
民国三年（1914）农历九月，尽管有梁怀文重新出山力挽狂澜，但日升昌票号还是倒闭，李氏家族的风光也就此退隐。民国十一年（1922），北洋政府农商部正式批准日升昌复业，日升昌却已不是原先的日升昌，它改为新型的债权人做股东的股份制票号，总号设在北京，分号设在平遥。这无疑是一种自我否定以及自我更新。不过，十年后，新的“日升昌记”还是坚持不住，宣布倒闭。
当市场在日益发展与扩大，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至足及海内外。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相应比较长，那么，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一方面，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在权力的贪婪和压迫之下，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加上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安定，商贾镖银屡遭抢劫——如何让外地的银子能稳妥地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自己的银子能安全地抵达外地，显然成了一个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人民对钱轻的渴望，也变得尤其急迫。
雷履泰开创票号
在被李大全收归到门下之后，雷履泰很快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正是在京城一任上，他经常会遇到同乡找他帮忙捎送银两。这些同乡把自己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想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不过他们也觉得，老是这样麻烦人家也不成，得给人家点“服务费”。这让雷履泰敏锐地感觉到，专营汇兑是一门大生意。而且，汇和兑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金去做放贷生意，又可以额外赚到一笔钱。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雷履泰开创票号，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仓促之举。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建立在对钱轻的预判的基础之上。
在和东家李大全协商之后，雷履泰决定利用西裕成分号分布广，有着比较完善的渠道资源的优势，带领西裕成全面转型做银两汇兑生意，并提出用自家的纸票作为汇兑凭证，纸票就叫银票，新号就叫票号。票号就此走进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
雷履泰在1849年去世时，法国人在上海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租界，中国正从封建社会逐渐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催境遇之中。这也意味着，票号在风光多年之后，得面对模样逐渐改变的世界。但这些已经与他无关了。如果说他在创办票号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重要失误的话，那就是在1826年，他将自己重要的合作伙伴——毛鸿翙给硬生生地逼成了自己的对手。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有一次，他生了场病，就连休养也一度住在票号内，这让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的处境犹如“丫鬟带钥匙——当家不做主”。后来，毛鸿翙只好私下建议财东李箴视，请他回家休养。李箴视是好心，也不知毛鸿翙另有想法，遂如此这般地劝说雷履泰。没多久，李箴视前往探视，便发现雷履泰在给各地分号写信件，内容是命令它们暂停营业，准备撤庄。这让李箴视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的意思是，“字号是你开的，但分庄是我安的，你现在要用新人，我只好全部撤回来，好交盘给你”。吓得李箴视身为东家，却屈尊下跪。接下来的数天，李箴视还每日送上一桌上等酒席，并赠白银50两作为生活费，这才将他请回来。
然而，毛鸿翙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长了。就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给东家留了封信后，愤然离开了日升昌，投靠了日升昌东隔壁的蔚泰厚布庄。这个布庄是介休财东侯培余所开。因为距离很近，侯培余早从日升昌的身上看到了经营票号的前景光明，正愁没有人才。没几年，毛鸿翙就在侯培余的支持下，一手创办了“蔚字五联号”。
日后，他们之间的恩怨依旧不曾停息。也许正是雷履泰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改变了日升昌一家独大的局面，让市场上多了竞争。鼎盛之时，平遥城里竟然就有票号22家。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次斗法，你会发现在整个斗法过程中，作为大掌柜的雷履泰的表现都是很强势的。这无疑改变了打工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一方面，它跟日升昌离不了雷履泰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跟票号的权力划分有关。
在票号的权力划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尽管李氏家族拥有日升昌的产权，但是在经营上，则是掌柜全权负责。甚至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这种两权分离，让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有了互相制衡，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所有者。正是如此，雷履泰在日升昌中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不过，对于财东来说，充当“甩手掌柜”并不意味着完全甩手，它实际上是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体现。财东不仅对本号负无限责任，而且对扩充业务、赏罚号内人员和红利分配具有裁定之权。而且，当企业经营失败，经济上遭遇损失时，财东要负全部责任——可以说，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架构模式，给票号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直到进入20世纪，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这种权力架构依旧不曾突破。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升昌的新一任财东李五典，三十出头，正年富力强之时，内心里颇不甘心当“甩手掌柜”。在大掌柜张兴邦病危之时，请他举荐后任掌柜人选。张曾建议，如果要想日升昌继续发展，就请选用邱泰基和尹光铎；如果想求得平稳运行，则可运用郭树炳、梁怀文。出于自己易于驾驭的目的，李五典选择了后一种方案。结果自然能想象，除了李五典经常性的指手画脚，李氏家族的其他财东也经常上号随意支取银两，而郭树炳却听之任之，致使号内人心涣散。梁怀文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只得辞职回家，等到日升昌在1913年因事危急之时，方才重新出山力挽狂澜。只是，此时的日升昌，在一番折腾之后，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元气。
票号的治理 对票号来说，仅靠两权分离，还不足以让其可持续发展。事实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里有顶身股的设置。所谓的顶身股，即人力股。它和银股一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看上去，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日升昌在初创时，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的身股皆为一分，亦即一股，相当于银股1.2万两白银。到后期张兴邦任大掌柜时，身股顶到一分三厘，相当于1.56万两白银。而介休侯培余，在毛鸿翙投奔到自己手下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另眼相看，给他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他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除了顶身股之外，票号还要设立故身股，也是指顶身股者去世之后，其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顶身股者在晚年即将卸任时“晚节不保”，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如果说家有家法，那么，号就有号规。在号规上，票号一直做得很是严格。其有二十四字店训：立法定规，实行法制；严厉执法，严格守法；任用贤才，起用能人。不管大小员工，都不准带家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票号在用人上还呈现出一种“用乡不用亲”的模式，这对尤其注重亲情的山西人来说，能立这样的规矩，不得不让人佩服。
对内管控的同时，票号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对外防伪。谁能相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生过一张假汇票？这也是票号之所以能“一纸汇通天下”的最有力的保证。今天，如果我们去拜访日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还能在它的西侧柜房的墙上，看到这样的诗文。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诗文中的句子分别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把这些不相关的句子放在一起，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但显然，票号并不是在做提醒或者无聊的说教，这些句子其实构成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诗文的第一句，12个字，对应的是每年的12个月份。诗文的第二句，30个字，对应的是每个月的30天。诗文的第三句，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目。诗文的最后一句，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对外人来说，这种密押无疑就是天书，如果看都看不懂，也就没法冒领。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一成不变，用过一段时间，再行变更，若有人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火墙”。
只是，管控和防伪做得再好，它们也只是技术手段，深入不了内心，但票号还有一种无形中的治理，那就是其多年遵循的诚信。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自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失落的“民间帝国”
票号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
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这种意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正是日升昌抓住了这一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行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一个日升昌，还能汇通天下。”金口玉言下，“汇通天下”自此成了票号的口碑。这让“有困难找票号”也成了清政府的习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火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票号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手”，让票号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子之年，八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属于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再到祁县，下榻乔家的另一家票号——大德通票号。在这里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可以说，这成了票号在政商关系经营上的典范，最终也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反映出了中国民间金融依旧摆脱不了对权力依附的思维惯性。对票号本身来说，当钱因垄断权力而变得如此好赚之时，他们内在的创新冲动，难免会因此失色。更重要的是，它没意识到，跟官府打交道，其实也是在刀刃上舔血，搞不好就割断了自己的舌头。这在战乱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战火来袭，那些达官贵人们就纷纷挤兑。若是借了款，死的死，跑的跑，这让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此外，权力的勒索，也让票号一直如鲠在喉。赔付西方列强需要钱，平息内部的战火也要钱，这让清政府在手头紧张之时，选择了向票号动刀。比如说强迫它们大量捐款，口头说是自愿捐助，实则完全是强行索要。《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晋商摊捐最繁多，统计每年捐银八万二千两。”
这些还是小问题，对票号来说，它最大的隐忧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里，皮就是指它依附的权力，而毛显然就是票号本身。当它所依赖的权力，先是被西方霸权侵蚀，既而被推翻，它的结局也显而易见。 “自救”失良机
清末，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内陆城市显然已经跟不上社会的需求。
事实上，当山西票号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精明的南方人，开始创建一种更新型的票号。这种票号包括有近代宁波帮的鼻祖严信厚成立的源丰润，也有著名徽商（又一说是浙江杭州人）胡雪岩成立的阜康票号，以及云南王炽的天顺祥，当然更少不了李鸿章家族的义善源。这些票号因为是南方人士创办，且多在上海立足，它们遂被称为“南帮票号”。这些票号的出现，打破了山西人对票号的垄断，更加促进了票号业之间的竞争。不过，它们和山西票号之间除了业务相同点之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身处上海，靠近洋务运动的中心，所以它们在经营理念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超越。比如说一改票号的钱只能作为消费工具或者支付工具，亦即周转资金，而非长期投资的陋习，开始投资实业，让这些钱成为真正的本钱。这里还得要说的是严信厚，他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宁波帮的鼻祖，正是借助于同僚盛宣怀开启的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这一“便利”，投身到近代工业的创办之中，让他和旧式的宁波商人有了天壤之别。
只是，身处上海，既是机遇，也是危险，因为它得直面西方霸权的威胁。胡雪岩在19世纪80年代的大衰败，对票号来说无疑是个刺激。这个家财万贯的大商人，表面上看是败在了朝廷的内讧之中，事实上，是死在汇丰银行之手。他和汇丰的冲突源自1883年，他对那些跑到中国来发财的外国洋行所发起的“生丝大战”——他希望通过控制生丝生产的源头来控制生丝的定价权，进而不再受到外国洋行的盘剥。但再精明如他，也没料到自己的对头，并不是那些洋行那样简单——在这些洋行的背后，其实站着汇丰这样一只大怪兽。它于1865年在香港“出生”，未满百日，就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营业。很快，它就凭借着自身优势，控制了上海市面上的银根。当胡雪岩对洋行穷追不舍时，汇丰却对他的资金进行釜底抽薪。胡雪岩的家资一泄千里，而阜康票号在挤兑面前也彻底倒闭。
这不是个案，就连源丰润和义善源也没能够善始善终。1910年，因为橡胶股票风波导致的金融危机，财大气粗的源丰润竟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而义善源同样也步其后尘，李鸿章之侄李经楚无法偿还借款，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这就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它们尽管比山西票号更新，但最终还是倒在了日升昌之前。
这两家票号的倒下，自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处于上海，这意味着融入世界的程度和深度都比窝在山西要大要深，因此受到西方霸权的影响就尤其大。但因为害怕危险，而没有走出来直面威胁的勇气，这让决定票号命运的大人物们没法体味到新鲜事物，接受到新鲜思想，最后让票号的另一种自救良机——改组银行，最终成为泡影。
他们不仅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更担心转型银行就得引进外资，这样会让自己独得的好处变成与外人共享。此前，当清政府的户部筹办户部银行时，山西票号就坐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该银行的计划，明令北京各分号“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致使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就是近代中国金融业渐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缘起，而宁波帮也因此挤掉晋商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商帮。
为救亡图存，民国元年（1912），山西票号终于想起要建立一家银行了，名字都取好了，叫山西汇通实业银行。然而上天再也不愿意给它机遇了，本由政府提供借款，或者入官股，以便银行开张，却无一落实。加上一战爆发，国内外的社会环境更是动荡无比，这本来是票号最接近转型成功的一次努力，也因此化为乌有。
民国三年（1914）农历九月，尽管有梁怀文重新出山力挽狂澜，但日升昌票号还是倒闭，李氏家族的风光也就此退隐。民国十一年（1922），北洋政府农商部正式批准日升昌复业，日升昌却已不是原先的日升昌，它改为新型的债权人做股东的股份制票号，总号设在北京，分号设在平遥。这无疑是一种自我否定以及自我更新。不过，十年后，新的“日升昌记”还是坚持不住，宣布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