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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潮汕地区自古就是一个走私贸易的盛行地，而鸦片则是导致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潮汕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的描写与分析，使读者深刻认识到鸦片对于潮汕地区造成的危害，从而了解殖民者对中国的毒害。
关键词：潮汕地区 鸦片走私贸易 鸦片战争
潮汕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传统的地区，但同时也是一个走私贸易盛行的地区。自宋至清，潮汕的走私贸易屡次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甚至一度与中央政府相对抗。鸦片是毒害中国，致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原因。透过对鸦片战争前后潮汕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可以看到鸦片走私贸易的对潮汕地区的危害，以小见大，我们可以看到鸦片走私贸易对潮汕地区乃至全国造成的危害。
潮州“府境据岭表东隅，康山襟海，右连循惠，左接汀漳。由闽入粤，则饶平之茅山分水当其冲；自嘉抵潮，则丰顺之关上馏隍扼其隘。大埔溪涧深阻；锁钥则在三河：澄海港汊分歧，咽喉实为沙汕。海阳水路四达，商贾辐辏。揭阳、皮宁、惠来、潮阳皆山海交错，设险可守。外海则以南澳为门户；内洋则以庵埠、黄冈、樟林为关津。余若托林、达濠、海门、蓬洲、大城、靖海、神泉诸城，皆沿海保障也”。潮汕素来被人称为“岭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也正是因为潮汕的西北、东北面皆有群山阻隔，陆路交通非常不便，所以，潮汕人更多地依靠濒临大海、约有278公里长的海岸线的东南面。而这样的地理环境，也使得潮汕人将生存寄托于大海之上，“逐海洋之利”。
但是，潮汕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关注，众多优良港口在古代没有成为官府承认的、合法的、正式的对外贸易港口。这就使得潮汕港口成为了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走私的地方。而早在宋朝，潮汕的走私贸易已经受到政府的关注。到了明清两代时期，潮汕的走私贸易已经是日益猖獗。明朝，由于明政府推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没有考虑到潮汕地区的实际，致使不少潮汕人投机取巧，进行走私贸易。潮汕的南澳岛一带一度成为走私贩私商人的汇集地，进而成为与明朝政府相抗衡的重要据点。“私番船只，寒往暑来，官军虽捕，未常断绝”。而到了清嘉庆年问，随着西方海岛商人的东来，潮汕地区对外贸易日益发达，潮汕地区也逐渐成为不法走私商人走私的丛集之区。而在众多的走私商品中，就有祸害众生的鸦片。进入近代，潮汕地区开始成为了鸦片走私的重灾区，鸦片走私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潮汕的经济发展。严重损害了潮汕人的生活。
由于史料的缺失，鸦片什么时候进入潮汕地区已经不可考了。不过，根据史料可以证明，目前学者通常认为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夕(也就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据鸦片战争时期力主严禁鸦片的官员黄爵滋在一篇揭露福建沿海一带外国鸦片贩子活动情况的奏折里写道：“查闽省各属具报夹板船在闽洋游奕飘泊者，自嘉庆十九年为始，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或全年竟无夷船游奕者。迨近年以来，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其游奕寄泊地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另外，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闽浙总督赵慎畛在向朝廷上奏的奏折中反映：“本年春夏之间，准据水师提督来函，及各属禀报，有夹板夷船三只，在金门、铜山、南澳一带洋面寄碇，兵船向其查询，言语不通。……并准两广督臣阮元咨开，此项夷船，系由小吕宋等国驶來，希冀贩售鸦片，业经通饬查禁等情。”由上面两则史实可以看到，早在嘉庆年间和道光四年时，鸦片走私贸易就已经在南澳岛上出现了。
进入19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加大了在潮汕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潮汕地区俨然成为鸦片趸船的停泊地，“作为供应与伶仃岛联系的双桅帆船的存贮站”。如南澳岛和汕头一带已经是外国鸦片贩子的一个重要分销据点。这里长期停泊着外国的鸦片趸船，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到这里，由此转售潮州、闽南一带，或者再转到北方，运销闽浙沿海。《潮州志·大事记》中记载：“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英国双桅船运载鸦片烟土泊南澳，转售漳潮内地，经镇兵驱逐始去。至翌年春。又有英国数船至长山尾停泊，南澳镇兵随时驱逐，然旋去旋来。”另外，潮州一些官员公然接受走私贩子的贿赂，也使鸦片走私贸易进一步加剧。1837年，有一个叫亨德的美国人曾作为美国旗昌洋行的职员乘船到南澳从事鸦片交易活动，他在后来所著的《广州番鬼录》中就披露了南澳官员因贪污受贿而放纵鸦片走私的情况。1837年，东印度公司“玫瑰”载了三百箱鸦片号，“第三天，我们在南澳岛内泊锚，靠近两艘英国的两桅帆船”。到达南澳不久，就有挂着“副总”旗号的当地清朝官船前来他的船上，名为进行检查，实际是接受贿赂。“中国买货者看到我们的船已经官方查看过了，便自由地来到船面……在惊人的短时问内，从玫瑰号上接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1838年，同样是这艘船来到南澳岛，一个持有价值15万元鸦片订单的中国商人“解开一块布巾，取出订单一声不响地递过去，不慌不忙地抽了一斗烟，喝上几杯茶，这时鸦片正从纵帆船的货舱搬到他在等候的船只上”。
鸦片走私贸易的猖獗，使得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华，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清政府为了拯救统治危机，于1839年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将南澳岛一带的外国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岛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一定效果。19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由于碍于罪恶昭彰的鸦片走私贸易在国际舆论中的不良声誉，英国政府不敢将鸦片贸易公然载入条约之中。因此，“鸦片贸易在中国仍属非法，进口鸦片依然是走私行为”。但是，随着林则徐因禁烟而获罪，清朝官员们对禁烟讳莫如深。而吃了败仗的清政府也不敢再提禁烟之事，对于鸦片走私贸易也是放任不管，正如道光帝的一份谕令所载：“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
于是，各国列强明目张胆地对华运销鸦片，将鸦片走私贸易公开化。在广州。“鸦片就在街道上公开运送，并且像非违禁品一样地销售”；在上海，可以看到“鸦片在海关官员的面前公开通过，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商品。……在宁波、福州及汕头，鸦片贸易也是同样公开的”，“整箱整箱的鸦片在街上运来运去”。正是如此，“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却像一颗绿色月桂树般地欣欣向荣起来”。于是，各国列强以香港为大本营，对包括潮汕在内的中国各海口掀起比鸦片战争前还更为猖獗的鸦片走私，同时，“所有的鸦片趸船和运送鸦片的快艇都配有重型大炮，与其说是商船，不如说是兵舰。这些鸦片走私船都能击退中国人派出的对抗他们的任何军事力量，使中国水师或海关巡逻艇谁也不敢接近他们”，英国“军舰就停在走私船的近旁。一直等到中国人相信军舰对鸦片走私船的保护盒对合法商船的保护完全相同的时候为止”。 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在潮汕地区原有的鸦片走私港口，还“积极”向汕头港口的“双岛”(今妈屿岛和德州岛)渗透，据相关记载：“早在1851年就有一个未经承认的外国商人团体已在此成长起来，并有趸船数艘以储鸦片。”该岛“岩石海岸一带有欧洲人的住宅散列其上”。到了1858年，汕头港口已经固定停泊两艘英国的鸦片趸船。
而在此段时间，由于鸦片的高额利润，潮汕地区出现了不少当地鸦片商在海上大规模接应走私，而小商小贩和普通百姓则在陆上做鸦片买卖。在怡和公司档案所保存的18世纪50年代的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与汕头著名鸦片商“德胜”的生意往来和信贷交易，同时“德胜”还曾与怡和、沙逊洋行联手，试图操纵整个中国的鸦片市场。鸦片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之所以迅速扩大，也是得到了中国买办、商人的帮助，“中国商人的行会，特别是广州和汕头商人的行会，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旅行家福钧来到南澳岛时，看到成千上百的潮汕人聚集在海岸边，盖起了简陋的小屋和市场，供应鸦片船需要的物品和购买鸦片，“一旦碇泊处所发生变化，原来的小村庄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简陋的小屋、船只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都随船离去，又占据了面对船只的海滩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每百斤鸦片纳税银30两，就可以“洋药”的身份公开合法进口并在通商口岸销售。于是鸦片之禁大弛，鸦片贸易全面合法化。但是西方列强为了逃避税款，鸦片走私仍然严重。粤海关税务司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给粤海关监督的信函中称：“通过海关完税进口的鸦片只有10％，而90％则是通过走私进来的，每年仅因鸦片走私而损失的關税就有547J"两(关平银)以上。”尤其对于潮汕而言，1860年，汕头开埠，大量的鸦片走私贸易涌入汕头港口，进入潮汕地区，鸦片成为了潮汕口岸最大的进口商品，也是最重要的走私货物。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的潮汕鸦片走私贸易，是与中国历史大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殖民化的程度越深，潮汕的鸦片走私贸易则越严重。虽然潮汕的“经济增长是得益于鸦片这高额利润贸易的滋养的”，但是，鸦片走私贸易的兴盛，既破坏了潮汕地区的正常经济发展，又危害了潮汕人民的身心健康。对于鸦片战争时的潮汕鸦片走私贸易的研究，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和社会的黑暗。
参考文献：
[1][清]廖廷相等纂．[清]李翰章修．广东舆地图说(卷四)．转引自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2]乾隆《潮州府志》卷12．转引自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3]彭韶．边防大体事疏．皇明经世文编．转引自黄桂：试论唐至清初潮州的海外贸易与海上走私．南洋问题研究，2001，(4)，VOL8．
[4]黄爵滋．确查海口烟贩情形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赵慎畛．奏参防范夷船不严之游击张朝发降补守备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0VOL1：206．
[7][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66-269．
[9]郝延平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3．
[10]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48．
[11]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49．
[12][14][15]莱特著．姚曾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35．
[13]姚贤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第1册)：422．
[1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VOL1：455．
[17]达维斯．条约制度和太平叛乱．转引自严中平：五口通商时期西方入侵者对中国人民的暴力掠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VOL4：71；1986，(第8集)：58．
[18][19]姚贤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第1册)：457．
[20]爱德华·勒费窝．晚清西人在华企业．转引自郝延平．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7．
[21]郝延平．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3．
[22]广东省志·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23]汕头方志资料专辑(第9辑)：32．
关键词：潮汕地区 鸦片走私贸易 鸦片战争
潮汕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传统的地区，但同时也是一个走私贸易盛行的地区。自宋至清，潮汕的走私贸易屡次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甚至一度与中央政府相对抗。鸦片是毒害中国，致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原因。透过对鸦片战争前后潮汕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可以看到鸦片走私贸易的对潮汕地区的危害，以小见大，我们可以看到鸦片走私贸易对潮汕地区乃至全国造成的危害。
潮州“府境据岭表东隅，康山襟海，右连循惠，左接汀漳。由闽入粤，则饶平之茅山分水当其冲；自嘉抵潮，则丰顺之关上馏隍扼其隘。大埔溪涧深阻；锁钥则在三河：澄海港汊分歧，咽喉实为沙汕。海阳水路四达，商贾辐辏。揭阳、皮宁、惠来、潮阳皆山海交错，设险可守。外海则以南澳为门户；内洋则以庵埠、黄冈、樟林为关津。余若托林、达濠、海门、蓬洲、大城、靖海、神泉诸城，皆沿海保障也”。潮汕素来被人称为“岭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也正是因为潮汕的西北、东北面皆有群山阻隔，陆路交通非常不便，所以，潮汕人更多地依靠濒临大海、约有278公里长的海岸线的东南面。而这样的地理环境，也使得潮汕人将生存寄托于大海之上，“逐海洋之利”。
但是，潮汕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关注，众多优良港口在古代没有成为官府承认的、合法的、正式的对外贸易港口。这就使得潮汕港口成为了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走私的地方。而早在宋朝，潮汕的走私贸易已经受到政府的关注。到了明清两代时期，潮汕的走私贸易已经是日益猖獗。明朝，由于明政府推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没有考虑到潮汕地区的实际，致使不少潮汕人投机取巧，进行走私贸易。潮汕的南澳岛一带一度成为走私贩私商人的汇集地，进而成为与明朝政府相抗衡的重要据点。“私番船只，寒往暑来，官军虽捕，未常断绝”。而到了清嘉庆年问，随着西方海岛商人的东来，潮汕地区对外贸易日益发达，潮汕地区也逐渐成为不法走私商人走私的丛集之区。而在众多的走私商品中，就有祸害众生的鸦片。进入近代，潮汕地区开始成为了鸦片走私的重灾区，鸦片走私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潮汕的经济发展。严重损害了潮汕人的生活。
由于史料的缺失，鸦片什么时候进入潮汕地区已经不可考了。不过，根据史料可以证明，目前学者通常认为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夕(也就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据鸦片战争时期力主严禁鸦片的官员黄爵滋在一篇揭露福建沿海一带外国鸦片贩子活动情况的奏折里写道：“查闽省各属具报夹板船在闽洋游奕飘泊者，自嘉庆十九年为始，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或全年竟无夷船游奕者。迨近年以来，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其游奕寄泊地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另外，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闽浙总督赵慎畛在向朝廷上奏的奏折中反映：“本年春夏之间，准据水师提督来函，及各属禀报，有夹板夷船三只，在金门、铜山、南澳一带洋面寄碇，兵船向其查询，言语不通。……并准两广督臣阮元咨开，此项夷船，系由小吕宋等国驶來，希冀贩售鸦片，业经通饬查禁等情。”由上面两则史实可以看到，早在嘉庆年间和道光四年时，鸦片走私贸易就已经在南澳岛上出现了。
进入19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加大了在潮汕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潮汕地区俨然成为鸦片趸船的停泊地，“作为供应与伶仃岛联系的双桅帆船的存贮站”。如南澳岛和汕头一带已经是外国鸦片贩子的一个重要分销据点。这里长期停泊着外国的鸦片趸船，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到这里，由此转售潮州、闽南一带，或者再转到北方，运销闽浙沿海。《潮州志·大事记》中记载：“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英国双桅船运载鸦片烟土泊南澳，转售漳潮内地，经镇兵驱逐始去。至翌年春。又有英国数船至长山尾停泊，南澳镇兵随时驱逐，然旋去旋来。”另外，潮州一些官员公然接受走私贩子的贿赂，也使鸦片走私贸易进一步加剧。1837年，有一个叫亨德的美国人曾作为美国旗昌洋行的职员乘船到南澳从事鸦片交易活动，他在后来所著的《广州番鬼录》中就披露了南澳官员因贪污受贿而放纵鸦片走私的情况。1837年，东印度公司“玫瑰”载了三百箱鸦片号，“第三天，我们在南澳岛内泊锚，靠近两艘英国的两桅帆船”。到达南澳不久，就有挂着“副总”旗号的当地清朝官船前来他的船上，名为进行检查，实际是接受贿赂。“中国买货者看到我们的船已经官方查看过了，便自由地来到船面……在惊人的短时问内，从玫瑰号上接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1838年，同样是这艘船来到南澳岛，一个持有价值15万元鸦片订单的中国商人“解开一块布巾，取出订单一声不响地递过去，不慌不忙地抽了一斗烟，喝上几杯茶，这时鸦片正从纵帆船的货舱搬到他在等候的船只上”。
鸦片走私贸易的猖獗，使得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华，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清政府为了拯救统治危机，于1839年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将南澳岛一带的外国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岛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一定效果。19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由于碍于罪恶昭彰的鸦片走私贸易在国际舆论中的不良声誉，英国政府不敢将鸦片贸易公然载入条约之中。因此，“鸦片贸易在中国仍属非法，进口鸦片依然是走私行为”。但是，随着林则徐因禁烟而获罪，清朝官员们对禁烟讳莫如深。而吃了败仗的清政府也不敢再提禁烟之事，对于鸦片走私贸易也是放任不管，正如道光帝的一份谕令所载：“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
于是，各国列强明目张胆地对华运销鸦片，将鸦片走私贸易公开化。在广州。“鸦片就在街道上公开运送，并且像非违禁品一样地销售”；在上海，可以看到“鸦片在海关官员的面前公开通过，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商品。……在宁波、福州及汕头，鸦片贸易也是同样公开的”，“整箱整箱的鸦片在街上运来运去”。正是如此，“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却像一颗绿色月桂树般地欣欣向荣起来”。于是，各国列强以香港为大本营，对包括潮汕在内的中国各海口掀起比鸦片战争前还更为猖獗的鸦片走私，同时，“所有的鸦片趸船和运送鸦片的快艇都配有重型大炮，与其说是商船，不如说是兵舰。这些鸦片走私船都能击退中国人派出的对抗他们的任何军事力量，使中国水师或海关巡逻艇谁也不敢接近他们”，英国“军舰就停在走私船的近旁。一直等到中国人相信军舰对鸦片走私船的保护盒对合法商船的保护完全相同的时候为止”。 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在潮汕地区原有的鸦片走私港口，还“积极”向汕头港口的“双岛”(今妈屿岛和德州岛)渗透，据相关记载：“早在1851年就有一个未经承认的外国商人团体已在此成长起来，并有趸船数艘以储鸦片。”该岛“岩石海岸一带有欧洲人的住宅散列其上”。到了1858年，汕头港口已经固定停泊两艘英国的鸦片趸船。
而在此段时间，由于鸦片的高额利润，潮汕地区出现了不少当地鸦片商在海上大规模接应走私，而小商小贩和普通百姓则在陆上做鸦片买卖。在怡和公司档案所保存的18世纪50年代的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与汕头著名鸦片商“德胜”的生意往来和信贷交易，同时“德胜”还曾与怡和、沙逊洋行联手，试图操纵整个中国的鸦片市场。鸦片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之所以迅速扩大，也是得到了中国买办、商人的帮助，“中国商人的行会，特别是广州和汕头商人的行会，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旅行家福钧来到南澳岛时，看到成千上百的潮汕人聚集在海岸边，盖起了简陋的小屋和市场，供应鸦片船需要的物品和购买鸦片，“一旦碇泊处所发生变化，原来的小村庄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简陋的小屋、船只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都随船离去，又占据了面对船只的海滩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每百斤鸦片纳税银30两，就可以“洋药”的身份公开合法进口并在通商口岸销售。于是鸦片之禁大弛，鸦片贸易全面合法化。但是西方列强为了逃避税款，鸦片走私仍然严重。粤海关税务司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给粤海关监督的信函中称：“通过海关完税进口的鸦片只有10％，而90％则是通过走私进来的，每年仅因鸦片走私而损失的關税就有547J"两(关平银)以上。”尤其对于潮汕而言，1860年，汕头开埠，大量的鸦片走私贸易涌入汕头港口，进入潮汕地区，鸦片成为了潮汕口岸最大的进口商品，也是最重要的走私货物。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的潮汕鸦片走私贸易，是与中国历史大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殖民化的程度越深，潮汕的鸦片走私贸易则越严重。虽然潮汕的“经济增长是得益于鸦片这高额利润贸易的滋养的”，但是，鸦片走私贸易的兴盛，既破坏了潮汕地区的正常经济发展，又危害了潮汕人民的身心健康。对于鸦片战争时的潮汕鸦片走私贸易的研究，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和社会的黑暗。
参考文献：
[1][清]廖廷相等纂．[清]李翰章修．广东舆地图说(卷四)．转引自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2]乾隆《潮州府志》卷12．转引自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3]彭韶．边防大体事疏．皇明经世文编．转引自黄桂：试论唐至清初潮州的海外贸易与海上走私．南洋问题研究，2001，(4)，VOL8．
[4]黄爵滋．确查海口烟贩情形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赵慎畛．奏参防范夷船不严之游击张朝发降补守备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0VOL1：206．
[7][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66-269．
[9]郝延平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3．
[10]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48．
[11]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49．
[12][14][15]莱特著．姚曾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35．
[13]姚贤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第1册)：422．
[1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VOL1：455．
[17]达维斯．条约制度和太平叛乱．转引自严中平：五口通商时期西方入侵者对中国人民的暴力掠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VOL4：71；1986，(第8集)：58．
[18][19]姚贤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第1册)：457．
[20]爱德华·勒费窝．晚清西人在华企业．转引自郝延平．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7．
[21]郝延平．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3．
[22]广东省志·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23]汕头方志资料专辑(第9辑)：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