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喜事、好事真是接连不断。作为《人民日报》记者，躬逢其盛，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
　　我那时刚刚满20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分工采访青年团、青年和学生。那时，他们的政治地位比现在显赫得多。
　　我和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的秘书郁文同志(后为乔石夫人)很熟，成了好朋友。她本姓翁，是国民党高官翁文灏的侄女、陈布雷的外甥女，解放战争时她曾在上海当联合晚报记者，采访过上海交大的学生运动，我们很谈得来。
　　6月的一个中午，她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赶到团中央，有重大的事要告诉我。我匆匆忙忙去了，连钢笔都忘了带。那时，团中央就在王府井路口一座三层楼内。我一看，院子中已集合了不少人。郁文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喜讯，下午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生。
　　我听了当然高兴极了，马上和中央团校的学员上了大客车。车子直向中南海西门驶去。
　　我们到了怀仁堂，不到1点钟。我找了个前排座位坐下。等到两点钟，不见动静。我悄悄问冯文彬同志，他说，刚才主席秘书出来说了，主席等南方一个战报，上午10点才睡，要大家多等会儿。
　　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看到冯文彬同志悄悄起身离去。我马上跟着他，来到怀仁堂的后院。
　　只见毛主席正缓步走来。我已在香山双清别墅见过主席，只见他面色还是苍白，双眼有些浮肿，大概是睡得太少的缘故。
　　冯文彬同志走上前和主席握手，我紧紧跟在后面。主席说：让大家久等了。冯文彬说：“应该的，应该的。”他一回头见我跟在后边，就把我推到前面，对主席说：“主席，这是《人民日报》记者。”只见毛主席伸出手来，我赶紧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说：“《人民日报》记者，好，好，人民的记者。只是，今天不发消息。”我一听，急了，回头看看冯文彬同志，请他帮我说句话。冯文彬同志果然说：“主席，记者来不发消息，她回去可交不了差哟。”毛主席点点头，笑着说：“好吧，发个消息，我不看了，你看看吧。”我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下去，小声谢谢文彬同志，又快步跟在主席后面。
　　到了怀仁堂，团校学员已排成队，等着和主席照相。这次，我服从荣高棠同志命令没再挤上去，只在后边站着。照完相，大家热烈鼓掌。只见毛主席和冯文彬同志说了几句话，文彬同志马上高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主席刚刚说，今天让大家等了好久，心里过意不去。他今天愿意和大家讲话。”
　　这又是天大的喜讯。一般，毛主席接见，照个相便结束，很少讲话。今天，大家有机会当面听到毛主席讲话，怎能不欣喜若狂?
　　我一看，前面几排都已坐满人，我悄悄溜上台，站在幕侧，以便听得清楚些。一摸背着的军用挎包，糟了，只有笔记本，没带钢笔。怎么办?我急得悄悄问主席的警卫员有没有笔借用一下。他拿出半截铅笔，我只好将就着用了。
　　只听毛主席一口湖南腔，一开头便说：“‘七·一’快到，中国共产党今年已经28岁，是个成人，不是小孩子了。”在座的中央团校学员和我一样，20来岁，入党刚刚两三年。毛主席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高屋建瓴地给我们这些青年党员开门见山地上了一课。毛主席讲了约一个多钟头，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后来，50年代，中南海怀仁堂常有戏剧、音乐演出。我去过几次，常常看到毛主席，记得一次是看常香玉演出的“红娘”，一次是看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我的座位离主席只有几排，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看得哈哈大笑，不住地和身边的其他领导同志说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