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英国《卫报》报道，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德国科隆、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捷克布拉格、波兰华沙、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日本东京、伊拉克巴格达、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等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近年都选举或任命了本市的女性领导人。4月4日，2009年世界小姐冠军卡伊恩·阿尔多里尼奥开始正式担任直布罗陀市长，为全球女市长阵容再添靓丽一员。
女性的独特经验和感受，使得女市长们和她们的男性同行比起来，处理市政问题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差别。例如，女市长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如何让妇女儿童感到更方便。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政治和性别的教授萨拉·柴尔德的话说：“如果你从没有过努力把一辆婴儿车推上公共汽车的经历，你就不会真正明白众多女性对于公共交通的感受。”
利比里亚现任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塞薇特·吉布森则是瑟利夫总统于2012年任命的佩恩斯维尔市首位女市长。吉布森如此看待男女市长的不同：“男性为今天而建设，女性却为明天而建设，因为女性对确保自己的孩子擁有某种形式的安全更加关心。”
更关注难民等弱势群体权益
不少人相信，女性政治人物能够更好地为儿童、老人、少数族裔及少数宗教信徒等弱势群体代言。因为虽然女性人数在社会上并不居于少数地位，她们却比男性更容易遭受社会排斥和权利剥夺。
近年来欧洲各地被难民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但西班牙却有两位女市长不约而同地向难民敞开大门。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主政者都是女性。马德里市长是已年过七旬的马努埃拉·卡梅纳，在成为市长前，她长期担任法官。而阿达·科洛于2015年6月就任巴塞罗那市长，她早年因挂了三科而未能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从事社会活动，直到2009年才有固定工作。卡梅纳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成立专门办公室，解决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问题；而更为强硬的科洛首先出台的政策也是禁止驱逐流浪者。
在科洛就任市长后两个月，巴塞罗那启动了一项名为“巴塞罗那难民城市”的计划，准备迎接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难民。在巴塞罗那的带动下，马德里、巴伦西亚、萨拉戈萨等西班牙大城市也加入了这一计划。科洛与卡梅纳共同发声，主动要求接待难民，并批评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科洛甚至还决定与希腊、意大利等饱受难民压力的国家直接联系，尝试能否让难民快一点到来。
2015年9月，科洛参与发表“市长宣言”，号召欧洲城市欢迎难民的到来。共同参与发表这个宣言的还有法国首都巴黎的女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社会党籍的伊达尔戈于2014年4月出任巴黎的首位女市长，她曾批评法国政府应对难民潮的做法，认为法国没有给这些逃离战争和苦难的人“应有的欢迎”。
2016年9月，伊达尔戈宣布巴黎北部一个废弃铁路设施会作为难民接待中心。该座耗资650万欧元的难民营只收容男性难民，床位可达600张，配有淋浴间、洗手间、足球场和休闲室等设施。而第二座难民中心则设在巴黎南郊，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水处理厂，主要收容妇女儿童，有350张床位。
不过，也有女市长在弱势群体权益问题上犯错。2015年跨年夜的科隆性侵案发生后，科隆女市长亨利埃特·雷克提出建议，她认为女性市民应与陌生人保持至少“一臂之遥的距离”，以避免遭到袭击。随后两天内，雷克的建议在互联网上引来了嘲讽和批评。“一臂之遥”迅速成为德国各大社交网站的热门标签。有网友觉得这条建议根本不可能阻止肇事者作案。另一些人指责，这条建议有将犯罪责任推卸给女性之嫌。
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有优势
市长等领导岗位曾被视作是男性的行当，如今女市长却频频涌现。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能胜任领导角色。美国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一项报告表明，比起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进行“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而这种包容对高度分裂的地区很有帮助，这些地方的女性领导者通常拥有更高的支持率，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女性领导者对暴力问题的解决与和平建设也有显著作用。据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在冲突后的协商中，女性参与程度越高，再次陷入冲突的可能性越低。因为女性擅长构建联盟以促进和平，被视作是比男性更诚实可靠的中间人。比如当女性参与到和平谈判事务时，成果持续15年以上的可能性会提高35%。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研究则显示，女性政治人物能塑造更多的多元化政治议题，这些议题尤其关乎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等。
此外，女市长还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形象特征。多萝西·桑希尔在过去14年中一直担任英国沃特福德市市长，是英国仅有的通过直选产生的四名女市长之一。“人们认为领导力就等同于男性的某些特征，你应该变得具有男子气概的想法在我周围依旧存在。”桑希尔却努力改变这种印象，塑造与“一本正经的老头”不同的形象。她回忆起有次在视察一所小学时，一个孩子冲着她大叫：“你是市长！你不是一个秃顶胖老头！”
不过，虽然在男女平等时代大潮下女市长比例逐渐上升，但总体比例中，女市长却依旧居于少数地位。比如，美国大城市市长中女性只占19%。
北欧国家的男女平权事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南丹麦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乌尔里奇·克亚尔表示，丹麦在2011年至2015年间拥有过本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可丹麦女市长的比例却从未超过15%。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首相和数位女市长，我们就容易觉得男女平权已经达到了，并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弱势群体，比如移民和年轻人……事实上性别平等并未达到。舆论依旧难以接受女性政治领导人，尤其在地方政治舞台上。” （摘自《文汇报》）
女性的独特经验和感受，使得女市长们和她们的男性同行比起来，处理市政问题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差别。例如，女市长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如何让妇女儿童感到更方便。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政治和性别的教授萨拉·柴尔德的话说：“如果你从没有过努力把一辆婴儿车推上公共汽车的经历，你就不会真正明白众多女性对于公共交通的感受。”
利比里亚现任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塞薇特·吉布森则是瑟利夫总统于2012年任命的佩恩斯维尔市首位女市长。吉布森如此看待男女市长的不同：“男性为今天而建设，女性却为明天而建设，因为女性对确保自己的孩子擁有某种形式的安全更加关心。”
更关注难民等弱势群体权益
不少人相信，女性政治人物能够更好地为儿童、老人、少数族裔及少数宗教信徒等弱势群体代言。因为虽然女性人数在社会上并不居于少数地位，她们却比男性更容易遭受社会排斥和权利剥夺。
近年来欧洲各地被难民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但西班牙却有两位女市长不约而同地向难民敞开大门。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主政者都是女性。马德里市长是已年过七旬的马努埃拉·卡梅纳，在成为市长前，她长期担任法官。而阿达·科洛于2015年6月就任巴塞罗那市长，她早年因挂了三科而未能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从事社会活动，直到2009年才有固定工作。卡梅纳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成立专门办公室，解决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问题；而更为强硬的科洛首先出台的政策也是禁止驱逐流浪者。
在科洛就任市长后两个月，巴塞罗那启动了一项名为“巴塞罗那难民城市”的计划，准备迎接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难民。在巴塞罗那的带动下，马德里、巴伦西亚、萨拉戈萨等西班牙大城市也加入了这一计划。科洛与卡梅纳共同发声，主动要求接待难民，并批评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科洛甚至还决定与希腊、意大利等饱受难民压力的国家直接联系，尝试能否让难民快一点到来。
2015年9月，科洛参与发表“市长宣言”，号召欧洲城市欢迎难民的到来。共同参与发表这个宣言的还有法国首都巴黎的女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社会党籍的伊达尔戈于2014年4月出任巴黎的首位女市长，她曾批评法国政府应对难民潮的做法，认为法国没有给这些逃离战争和苦难的人“应有的欢迎”。
2016年9月，伊达尔戈宣布巴黎北部一个废弃铁路设施会作为难民接待中心。该座耗资650万欧元的难民营只收容男性难民，床位可达600张，配有淋浴间、洗手间、足球场和休闲室等设施。而第二座难民中心则设在巴黎南郊，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水处理厂，主要收容妇女儿童，有350张床位。
不过，也有女市长在弱势群体权益问题上犯错。2015年跨年夜的科隆性侵案发生后，科隆女市长亨利埃特·雷克提出建议，她认为女性市民应与陌生人保持至少“一臂之遥的距离”，以避免遭到袭击。随后两天内，雷克的建议在互联网上引来了嘲讽和批评。“一臂之遥”迅速成为德国各大社交网站的热门标签。有网友觉得这条建议根本不可能阻止肇事者作案。另一些人指责，这条建议有将犯罪责任推卸给女性之嫌。
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有优势
市长等领导岗位曾被视作是男性的行当，如今女市长却频频涌现。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能胜任领导角色。美国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一项报告表明，比起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进行“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而这种包容对高度分裂的地区很有帮助，这些地方的女性领导者通常拥有更高的支持率，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女性领导者对暴力问题的解决与和平建设也有显著作用。据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在冲突后的协商中，女性参与程度越高，再次陷入冲突的可能性越低。因为女性擅长构建联盟以促进和平，被视作是比男性更诚实可靠的中间人。比如当女性参与到和平谈判事务时，成果持续15年以上的可能性会提高35%。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研究则显示，女性政治人物能塑造更多的多元化政治议题，这些议题尤其关乎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等。
此外，女市长还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形象特征。多萝西·桑希尔在过去14年中一直担任英国沃特福德市市长，是英国仅有的通过直选产生的四名女市长之一。“人们认为领导力就等同于男性的某些特征，你应该变得具有男子气概的想法在我周围依旧存在。”桑希尔却努力改变这种印象，塑造与“一本正经的老头”不同的形象。她回忆起有次在视察一所小学时，一个孩子冲着她大叫：“你是市长！你不是一个秃顶胖老头！”
不过，虽然在男女平等时代大潮下女市长比例逐渐上升，但总体比例中，女市长却依旧居于少数地位。比如，美国大城市市长中女性只占19%。
北欧国家的男女平权事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南丹麦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乌尔里奇·克亚尔表示，丹麦在2011年至2015年间拥有过本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可丹麦女市长的比例却从未超过15%。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首相和数位女市长，我们就容易觉得男女平权已经达到了，并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弱势群体，比如移民和年轻人……事实上性别平等并未达到。舆论依旧难以接受女性政治领导人，尤其在地方政治舞台上。”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