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书不论是在文字演变过程中，还是在书法史中所的位置都非常的重要。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其表现自产生时起，历久不衰涌现了大批名家名作，其他所有书体与之相比均远远逊色。行书能兼容其他各体，自由度大，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同时行书应用最广泛、最便捷、最丰富，符合文化人乃至大众的审美心理。
　　【关键词】：行书；真草；规律
　　一、行书的形成
　　“行书”最早却见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对于行书的诠释则是在唐代张怀瓘《书断》“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在《六体书论》中又说：“不真不草，是曰行书。”由此而言，在张氏看来，行书的特点便是“非真非草”，也就是介于真草之间的一种字体。行书到底是不是刘德昇一人所创，现在已无从可考，但我们知道一种新书体的产生并不是由一人完成的，刘德昇只是做了收集整理的工作，就像“仓颉造字说”“李斯创小篆”均是如此，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行书最早雏形发生于隶变时期，成型于汉末，定格于魏晋。行书的发展与形体始终与楷书、今草相互影响着，甚至出现有“行楷”“行草”的称谓。至于上文张怀瓘诠释“正书之小讹”的说法，有违文字发展规律。
　　二、行书的发展历程
　　行书为介于真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成熟于魏晋，既保持了真书的字体，又吸收了今草的特点，是手写体的主要形式。它不仅切合实用，而且利于抒发性情，更具艺术特质。书法发展到魏晋时代，早已脱离了单纯的书面文字的功用，变为传达书家个人魅力的理想载体。王羲之的出现，可以说是开辟了表现个人风格的新纪元。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初叶至中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据文献记载，自东晋以降，书法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主，二王在书法史上占有正统地位。王羲之行书作品如《兰亭序》、《喪乱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等；王献之行书有《中秋帖》、《鸭头丸》等。唐代以前，书法以王献之为主，王羲之地位的奠定则是在唐代以后。随后，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辈出，楷书、行书成就较大。颜真卿的行书在书法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如《祭侄文》、《刘中使帖》等是出于不经意之间的草稿，但其风格也与王羲之的行书相异。五代时期比较短，而以杨凝式《韭花帖》影响较大。到了宋代，宋人把兴趣转移到了书法的意趣上，提出了“尚意”书风。后经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从而使“尚意”书风发展至顶峰，在他们的作品中以苏轼《黄州寒食帖》影响力最大，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宋室南渡之后，整个南宋的书法一直延续着北宋的发展脉络。元代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他在书法领域有着盟主地位。赵孟頫承先人之志，在书法上倡导复古，崇尚魏晋风骨，书法主要学习王羲之，并书写了《兰亭十三跋》，由此，整个元代都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元代书写行书的多宗法王羲之《兰亭序》。明代继承元代书风，善行书的除了宗法王羲之《兰亭序》之外，对苏、黄、米也有所继承。明代擅长行书的书家有文征明、祝允明、王宠、陈淳、董其昌、王铎、倪元路等。清朝前期受帝王的影响，崇董尚赵之风靡行，虽然清秀，但发展至清代，整体风格表现出一种妩媚之态，始终延续元明书风，这种状况直至清代中期碑学兴起之后，才为书法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包括行书。如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等，书法苍劲有力，金石气十足。不论碑学所表现出的行书书风如何，总之是为书法的发展添加了营养，并且打破了以二王为核心的格局，也算是一种突破。
　　纵观历史，自行书形成开始，王羲之父子行书成为发展脉络的核心，直至清代碑学的兴起，才算从根本上开辟了另一种途径。而从魏晋至清代前期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对于行书的发展无疑是以宗法“二王”的前提下，始终是在继承与变法过程中进行着。
　　行书自出现以来，因为它的便捷性和实用性，成为了使用最为普遍的书体，产生的影响力最大，行书构成了书法史上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何学森.行书津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浙江：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