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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名作《苹果树》中，约翰·高尔斯华绥以细腻的笔触成功地揭示了主人公阿瑟斯特的情感悲剧。主体意识从“想象态”的无意识状态经由“镜子阶段”而逐步转入“象征性秩序”，阿瑟斯特回应了自我社会归属的“传唤”，选择了现实中自我镜像的统一体斯特拉为妻。他的情感悲剧演绎了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关键词：悲剧 主体 想象态 镜子阶段 象征性秩序
约翰·高尔斯华绥是英国批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英国文坛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为《福尔赛世家》、《现代喜剧》、《一章的结束》等三组三部曲。在其创作的中篇小说中，《苹果树》最为著名，他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故事之一。
《苹果树》讲述了年轻浪漫、拥有伶悯之心的大学生阿瑟斯特爱上美丽纯朴的农家姑娘梅根，但却终因两人身份地位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梅根抛弃，而梅根也因爱恋阿瑟斯特至深在苹果树下的溪水中殉情。小说的开篇就极富深意，主人公阿瑟斯特在十字路口的公地上阅读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似乎预设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爱情之花未能修成正果，终至凋零。小说结尾处，阿瑟斯特依然提到了《希波吕托斯》，并且认为“春天，它汹涌奔腾的激情，它的花儿和歌儿——他心中的春天和梅根的春天！难道那只是爱神在为自己寻找一个牺牲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呢？
高尔斯华绥深刻认识到，“文学的任务在于以栩栩如生的鲜明的形式表现生活中所发生的真实冲突，以及人物的典型形象”。阿瑟斯特来自都市，出身优越，富有诗人情怀，所以当他一见未施粉黛的梅根时，不禁为之惊羡倾心。当听到梅根夜间为他祷告，看到梅根亲吻他睡过的枕头时，他情不自已地吻了梅根，并与梅根夜间在苹果树下幽会，海誓山盟。然而，一开始他的内心就为这突如其来的爱恋感到矛盾，一方面，他为自己能把握“这样一朵野花”而感到满心欢喜、陶醉和自豪；另一方面，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毕竟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一样“他的第一次爱抚是克制的、出于怜惜”，而且还预想到可能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的悲剧一般，在命运女神的掌控之下，越是明知不可为之而为之，只能导致惨痛的后果。阿瑟斯特放任了自己的情感，施舍了对梅根的怜悯之爱。但是，在物质社会的诱惑、现实的阶级观念面前，阿瑟斯特对梅根的爱恋只能如他自己玩味的苹果花一般，即便明知是亵渎行为，但却任意采撷，弃之如敝履。当在托尔基碰到同学哈利德和他的三个妹妹时，农庄生活的简朴与都市生活巨大反差竟是如此明显，他寻思着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可至于“意识到什么——他也不十分清楚”。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意识压抑无意识本能冲动，使之只能得到伪装的、象征的满足；而无意识则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暗中支配意识。意识是清醒的、理性的，但又是无力的；无意识是混乱的、盲目的，但却是广阔有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内在动力”。他与哈利德兄妹一起度假，谈笑，游玩，喝茶，游泳，欣赏音乐，很快就融入了他们的生活，“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像真的，然而极为自然”。当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山洞捉虾时，个人体育方面的成就让他引以为豪，继而不自觉和这一家子前往山洞，并且心安理得的留在了托尔基过夜，想到梅根可能明白自己有事要办，心里不禁释然。第二天当被邀去贝雷岬游玩时，他屈服于内心多呆一天的想法，他的拒绝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为了那道不清，说不明的原因，他撕毁了已经草拟的第二封电报。在自我良心不安与悔恨中，现实生活中的富足、安逸以及哈利德兄妹的其乐融融将他的理想爱情和梅根击得粉碎，以至于他们显得是多么的虚无缥缈。这种不同文化的冲突终于让他自己遗弃梅根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他真的向她表示爱情了吗？——真的答应把她带走和他一起生活了吗？他一定是被春天，被那夜晚、那苹果花迷住了心窍？”对于爱情的承诺，此刻变得并不重要，有的只是自己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和梅根这段感情算不了什么，仅是接了几个吻而已，很快就会忘却。在理智强大劝说力下，他对梅根的情感很快如潮水般消退，继而以无比的决心溶入现实的欢愉之中。他用支票兑了现款，但却无心为梅根购置衣物，尽力躲避他自己曾经去过的出售女服的商店，以便与过去一刀两断。
在《苹果树》中，高尔斯华绥以大量篇幅描写德文郡乡间农庄的美丽田园风光，那苹果树，那春花，那春天的溪流，乡间沉沉暮色……都是如此超凡脱俗，而在这个生命诞生的季节里，在阿瑟斯特眼里，梅根是朵“野花”，“一个叫你看了心爽神怡的生灵”，“纯朴的大自然和美的化身”。对于拥有诗人气质、懂得欣赏美的阿瑟斯特来说，在农场的那个春天是如此的不一般，因为他不仅感受到了乡间农场的盎然春意，而且感受到了内心的欣喜与满足，他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爱情，用他的话来说，“春天是在他心理，不是在外面”。恋爱者的强烈激情和骑士的感情让他体会了爱情的美妙，也让他萌生了守护她和爱情的想法，“他怎么能不接受她愿意给她的一切——怎么能不去充分实现她和他心中的春天呢！”。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所以能够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一旦来到托尔基，在都市高度发达的文明面前，他猛然间发现为梅根购置服装是多么的棘手；与乡间农庄简单质朴的生活相比，都市的生活是如此的富足，如此的多彩。阿瑟斯特在旅店对着镜子打量了自己一番，这番打量足以让他感受到都市文明的魅力，让他从以前对人生、对爱情的“想象态”逐渐过渡到拉康所谓的“镜子阶段”，而此后与斯特拉兄妹的度假游玩、喝茶聊天、欣赏音乐则让逐渐让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自我影像的同一体，产生了共鸣和自我意识，继而逐渐有了明确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归属。身处现代文明之中，城市生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早已在他身心铭刻了印记，让他常常无意间流露出某种贵族气派、诗人气质、体育以及文艺才能，只是他自己并不曾意识到或者认真思考过它们对自己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斯特拉兄妹的游玩、相处更是让城市文明及其对个体的形塑功能在短短数日中得以放大，也强烈地让他意识到城市文明与乡间农场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他与斯特拉兄妹游泳时，他不仅感到极为愉快，而且又极为自然，以至于他怀疑这美好时刻的真实性。其实，他只不过做了自己自小以来就乐于爱做的事情，只不过回应了自我主体意识形态的“呼唤”而已。 那么，阿瑟斯特与斯特拉的结合也就无足为怪了，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同一社会归属的人，他们只不过彼此比较更“门当户对”而已，他们自然能更好地满足“象征性秩序”，即“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正是从这一个体自我意识逐步明晰过程中，阿瑟斯特自然而然地越发倾向与斯特拉兄妹交往。斯特拉不仅美丽动人，娴静高贵，可以说是都市文明的代表；阿瑟斯特是已故化学教授的独子，他所接受的文明教化使他的举止之中总会有某种贵族气派，对美也有不同的感受和鉴赏标准。在他内心与怜悯以及狂热的渴望斗争当中，这两者实为主要因素。他与梅根私奔的计划也因之变得多么的不切实际，他对爱情的承诺也变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由此观之，他脑海之中那忽闪而过的景象“一座有围墙的古老英国式花园的气氛，花园里有石竹、矢车菊、玫瑰、还弥漫着薰衣草和丁香的芬芳——种凉爽、美丽、洁净，几乎圣洁的气氛”，都只不过是一连串的能指符号而已，它们承载了阿瑟斯特生活的那个社会赋予它们的文化内涵，它们拥有的所指意义完全不同于梅根生活的农庄，也完全超越了梅根的认知范围。
对自我归属的确认使阿瑟斯特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不再为以前的犹豫不决、踯躅徘徊伤神费劲“不回去是可怕的！回去呢——更可怕！”。即便在火车站猛然瞥见了梅根，理智把他拉回残酷而又冰冷的现实。理智不止一次的告诉他，这最多只能算是一次疯狂的感情，强烈得犹如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需要山中林芙一般。但囿于不同生活方式、教育经历、家庭背景，梅根和他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回到农庄，回到和梅根相称环境中与之相爱，他既无法在现实中做到，在内心中也有诸多不愿。然而，将梅根“连根拔起”，将其局促于都市的生活之中，这实非阿瑟斯特所愿。况且，梅根的天真纯朴，又缺乏知识，也会难以让她适应都市生活，而只能“成为他的秘密玩物”。这种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正是高尔斯华绥所要描写的，它们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行为动机，继而因此采取的行动会影响人物的命运走向。阿瑟斯特并非对梅根毫无情感，不然他也不会那样懊恼，那样郁郁寡欢，可他终不能免俗，他的理想之爱也终不能经受世俗的审视和质疑，回归现实，回归理智成了他必然选择。农庄里纳拉科姆太太、像吉普赛的那些堂兄弟、自己好友加顿的难以信任和嘲弄让他体会到了凡人世界对这段爱情插曲的态度；托尔基银行以及女服店的经历都让他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猜疑和实用主义倾向。可他毕竟没有勇气摆脱这一切，无法冲破爱情的现实樊篱，与斯特拉的相遇实为一次不期的偶遇，但却改变了他和梅根的私奔计划，他们的爱情之花也因此未果而终。他因抛弃梅根而恨自己，当然也曾怨恨斯特拉兄妹的出现将其初恋赶走，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面对梅根，即便在火车站猛然间瞥见梅根形单影只，他也只是思量了又思量，始终不能走上前去向梅根解释一切，而只能经历情感的折磨，良心的不安，最后只能选择逃避，让自己杳如黄鹤。在那一刻，阿瑟斯特那种内心的复杂和矛盾已臻顶峰，实际上，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情感取舍问题，而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高尔斯华绥匠心独运，他赋予这种矛盾与冲突人格的化身：阿瑟斯特与梅根，然后聚焦于他们由偶遇相互吸引、堕入爱河到梅根殉情、阿瑟斯特另结姻缘的情感变化历程。
阿瑟斯特的主体性格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现实分离导致了这场情感悲剧，他由怜悯而生爱，但却因主体自我意识的确立而抛弃理想之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的目的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怜悯是“蚌里的珍珠”，《苹果树》中这种人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所经历的阵痛让人扼腕叹息，催人反思。在一个物质日益丰富的时代，怜悯也同样弥足珍贵，然而执着的追求爱情更是一种珍贵的品质，更是一种令人向往、陶醉的精神动力和境界。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民族地区高校英专学生笔译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010q085）；湖北民族学院青年项目“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项目编号MY2008Q028）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阿尼克斯特，戴镏龄、吴志谦等译：《英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路易·阿尔都塞，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4] 约翰·高尔斯华绥，屠枫、周永启译：《苹果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 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海兵，湖北民族学院讲师）
关键词：悲剧 主体 想象态 镜子阶段 象征性秩序
约翰·高尔斯华绥是英国批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英国文坛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为《福尔赛世家》、《现代喜剧》、《一章的结束》等三组三部曲。在其创作的中篇小说中，《苹果树》最为著名，他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故事之一。
《苹果树》讲述了年轻浪漫、拥有伶悯之心的大学生阿瑟斯特爱上美丽纯朴的农家姑娘梅根，但却终因两人身份地位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梅根抛弃，而梅根也因爱恋阿瑟斯特至深在苹果树下的溪水中殉情。小说的开篇就极富深意，主人公阿瑟斯特在十字路口的公地上阅读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似乎预设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爱情之花未能修成正果，终至凋零。小说结尾处，阿瑟斯特依然提到了《希波吕托斯》，并且认为“春天，它汹涌奔腾的激情，它的花儿和歌儿——他心中的春天和梅根的春天！难道那只是爱神在为自己寻找一个牺牲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呢？
高尔斯华绥深刻认识到，“文学的任务在于以栩栩如生的鲜明的形式表现生活中所发生的真实冲突，以及人物的典型形象”。阿瑟斯特来自都市，出身优越，富有诗人情怀，所以当他一见未施粉黛的梅根时，不禁为之惊羡倾心。当听到梅根夜间为他祷告，看到梅根亲吻他睡过的枕头时，他情不自已地吻了梅根，并与梅根夜间在苹果树下幽会，海誓山盟。然而，一开始他的内心就为这突如其来的爱恋感到矛盾，一方面，他为自己能把握“这样一朵野花”而感到满心欢喜、陶醉和自豪；另一方面，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毕竟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一样“他的第一次爱抚是克制的、出于怜惜”，而且还预想到可能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的悲剧一般，在命运女神的掌控之下，越是明知不可为之而为之，只能导致惨痛的后果。阿瑟斯特放任了自己的情感，施舍了对梅根的怜悯之爱。但是，在物质社会的诱惑、现实的阶级观念面前，阿瑟斯特对梅根的爱恋只能如他自己玩味的苹果花一般，即便明知是亵渎行为，但却任意采撷，弃之如敝履。当在托尔基碰到同学哈利德和他的三个妹妹时，农庄生活的简朴与都市生活巨大反差竟是如此明显，他寻思着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可至于“意识到什么——他也不十分清楚”。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意识压抑无意识本能冲动，使之只能得到伪装的、象征的满足；而无意识则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暗中支配意识。意识是清醒的、理性的，但又是无力的；无意识是混乱的、盲目的，但却是广阔有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内在动力”。他与哈利德兄妹一起度假，谈笑，游玩，喝茶，游泳，欣赏音乐，很快就融入了他们的生活，“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像真的，然而极为自然”。当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山洞捉虾时，个人体育方面的成就让他引以为豪，继而不自觉和这一家子前往山洞，并且心安理得的留在了托尔基过夜，想到梅根可能明白自己有事要办，心里不禁释然。第二天当被邀去贝雷岬游玩时，他屈服于内心多呆一天的想法，他的拒绝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为了那道不清，说不明的原因，他撕毁了已经草拟的第二封电报。在自我良心不安与悔恨中，现实生活中的富足、安逸以及哈利德兄妹的其乐融融将他的理想爱情和梅根击得粉碎，以至于他们显得是多么的虚无缥缈。这种不同文化的冲突终于让他自己遗弃梅根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他真的向她表示爱情了吗？——真的答应把她带走和他一起生活了吗？他一定是被春天，被那夜晚、那苹果花迷住了心窍？”对于爱情的承诺，此刻变得并不重要，有的只是自己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和梅根这段感情算不了什么，仅是接了几个吻而已，很快就会忘却。在理智强大劝说力下，他对梅根的情感很快如潮水般消退，继而以无比的决心溶入现实的欢愉之中。他用支票兑了现款，但却无心为梅根购置衣物，尽力躲避他自己曾经去过的出售女服的商店，以便与过去一刀两断。
在《苹果树》中，高尔斯华绥以大量篇幅描写德文郡乡间农庄的美丽田园风光，那苹果树，那春花，那春天的溪流，乡间沉沉暮色……都是如此超凡脱俗，而在这个生命诞生的季节里，在阿瑟斯特眼里，梅根是朵“野花”，“一个叫你看了心爽神怡的生灵”，“纯朴的大自然和美的化身”。对于拥有诗人气质、懂得欣赏美的阿瑟斯特来说，在农场的那个春天是如此的不一般，因为他不仅感受到了乡间农场的盎然春意，而且感受到了内心的欣喜与满足，他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爱情，用他的话来说，“春天是在他心理，不是在外面”。恋爱者的强烈激情和骑士的感情让他体会了爱情的美妙，也让他萌生了守护她和爱情的想法，“他怎么能不接受她愿意给她的一切——怎么能不去充分实现她和他心中的春天呢！”。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所以能够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一旦来到托尔基，在都市高度发达的文明面前，他猛然间发现为梅根购置服装是多么的棘手；与乡间农庄简单质朴的生活相比，都市的生活是如此的富足，如此的多彩。阿瑟斯特在旅店对着镜子打量了自己一番，这番打量足以让他感受到都市文明的魅力，让他从以前对人生、对爱情的“想象态”逐渐过渡到拉康所谓的“镜子阶段”，而此后与斯特拉兄妹的度假游玩、喝茶聊天、欣赏音乐则让逐渐让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自我影像的同一体，产生了共鸣和自我意识，继而逐渐有了明确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归属。身处现代文明之中，城市生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早已在他身心铭刻了印记，让他常常无意间流露出某种贵族气派、诗人气质、体育以及文艺才能，只是他自己并不曾意识到或者认真思考过它们对自己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斯特拉兄妹的游玩、相处更是让城市文明及其对个体的形塑功能在短短数日中得以放大，也强烈地让他意识到城市文明与乡间农场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他与斯特拉兄妹游泳时，他不仅感到极为愉快，而且又极为自然，以至于他怀疑这美好时刻的真实性。其实，他只不过做了自己自小以来就乐于爱做的事情，只不过回应了自我主体意识形态的“呼唤”而已。 那么，阿瑟斯特与斯特拉的结合也就无足为怪了，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同一社会归属的人，他们只不过彼此比较更“门当户对”而已，他们自然能更好地满足“象征性秩序”，即“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正是从这一个体自我意识逐步明晰过程中，阿瑟斯特自然而然地越发倾向与斯特拉兄妹交往。斯特拉不仅美丽动人，娴静高贵，可以说是都市文明的代表；阿瑟斯特是已故化学教授的独子，他所接受的文明教化使他的举止之中总会有某种贵族气派，对美也有不同的感受和鉴赏标准。在他内心与怜悯以及狂热的渴望斗争当中，这两者实为主要因素。他与梅根私奔的计划也因之变得多么的不切实际，他对爱情的承诺也变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由此观之，他脑海之中那忽闪而过的景象“一座有围墙的古老英国式花园的气氛，花园里有石竹、矢车菊、玫瑰、还弥漫着薰衣草和丁香的芬芳——种凉爽、美丽、洁净，几乎圣洁的气氛”，都只不过是一连串的能指符号而已，它们承载了阿瑟斯特生活的那个社会赋予它们的文化内涵，它们拥有的所指意义完全不同于梅根生活的农庄，也完全超越了梅根的认知范围。
对自我归属的确认使阿瑟斯特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不再为以前的犹豫不决、踯躅徘徊伤神费劲“不回去是可怕的！回去呢——更可怕！”。即便在火车站猛然瞥见了梅根，理智把他拉回残酷而又冰冷的现实。理智不止一次的告诉他，这最多只能算是一次疯狂的感情，强烈得犹如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需要山中林芙一般。但囿于不同生活方式、教育经历、家庭背景，梅根和他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回到农庄，回到和梅根相称环境中与之相爱，他既无法在现实中做到，在内心中也有诸多不愿。然而，将梅根“连根拔起”，将其局促于都市的生活之中，这实非阿瑟斯特所愿。况且，梅根的天真纯朴，又缺乏知识，也会难以让她适应都市生活，而只能“成为他的秘密玩物”。这种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正是高尔斯华绥所要描写的，它们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行为动机，继而因此采取的行动会影响人物的命运走向。阿瑟斯特并非对梅根毫无情感，不然他也不会那样懊恼，那样郁郁寡欢，可他终不能免俗，他的理想之爱也终不能经受世俗的审视和质疑，回归现实，回归理智成了他必然选择。农庄里纳拉科姆太太、像吉普赛的那些堂兄弟、自己好友加顿的难以信任和嘲弄让他体会到了凡人世界对这段爱情插曲的态度；托尔基银行以及女服店的经历都让他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猜疑和实用主义倾向。可他毕竟没有勇气摆脱这一切，无法冲破爱情的现实樊篱，与斯特拉的相遇实为一次不期的偶遇，但却改变了他和梅根的私奔计划，他们的爱情之花也因此未果而终。他因抛弃梅根而恨自己，当然也曾怨恨斯特拉兄妹的出现将其初恋赶走，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面对梅根，即便在火车站猛然间瞥见梅根形单影只，他也只是思量了又思量，始终不能走上前去向梅根解释一切，而只能经历情感的折磨，良心的不安，最后只能选择逃避，让自己杳如黄鹤。在那一刻，阿瑟斯特那种内心的复杂和矛盾已臻顶峰，实际上，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情感取舍问题，而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高尔斯华绥匠心独运，他赋予这种矛盾与冲突人格的化身：阿瑟斯特与梅根，然后聚焦于他们由偶遇相互吸引、堕入爱河到梅根殉情、阿瑟斯特另结姻缘的情感变化历程。
阿瑟斯特的主体性格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现实分离导致了这场情感悲剧，他由怜悯而生爱，但却因主体自我意识的确立而抛弃理想之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的目的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怜悯是“蚌里的珍珠”，《苹果树》中这种人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所经历的阵痛让人扼腕叹息，催人反思。在一个物质日益丰富的时代，怜悯也同样弥足珍贵，然而执着的追求爱情更是一种珍贵的品质，更是一种令人向往、陶醉的精神动力和境界。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民族地区高校英专学生笔译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010q085）；湖北民族学院青年项目“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项目编号MY2008Q028）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阿尼克斯特，戴镏龄、吴志谦等译：《英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路易·阿尔都塞，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4] 约翰·高尔斯华绥，屠枫、周永启译：《苹果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 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海兵，湖北民族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