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派的代表。
　　“快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父母都不识字，生了我们7个孩子，我排行第六。我记事起就赶上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小时候，我家住在三建公司宿舍区，当时首都搞十大建筑，从全国各地抽调工人到北京来。我父亲原来在河北大城县，我妈也是那儿的，他们两人住的村隔得不远，我爸很早就闯关东去了。我妈15岁出嫁，在婆家等了3年才见到我爸。办完婚事，就跟着我爸到东北去了。50年代，北京搞建设的时候，就到第三建筑公司来了。
　　父亲是六级抹灰工，月薪82元钱，这在那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生活压力特别大。7个孩子都在发育期，吃的多，7张嘴接起来，就有一尺多长。而且父亲又是孝子，他还要养活我在老家的爷爷。父亲5块、10块地给他寄钱。实在没钱，就买点儿油条、蛋糕什么的，打一个盒子寄过去。
　　父母在外挣钱养家，回来得晚。经常就为了等我妈或我爸回来吃饭，我们几个小孩都不睡觉，等着他们回来，看他们吃饭，然后都说“我饿、我饿”。于是我爸、我妈拿筷子夹一点，送到我们嘴里，对我们说：“快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我没有钱，给饭票行吗”
　　孩子多，穿衣、穿鞋也是个难题。鞋，都靠我妈一个人做。用小布条打袼褙。在桌子上抹上浆子，把碎布一块块、一条条、一层层地拼叠起来，每一层都抹上浆糊，贴在墙上。外面见到小布条、小布块，就捡回来，穿的破衣服也不扔，都给打成袼褙，干了以后画上鞋印，剪下来，纳鞋底。我妈那时白天出去干临时工，晚上回来，还要拿麻绳搓线，在腿上搓，在大腿和小腿相交的部位上搓。为做鞋，腿都搓破了。这个腿搓破了，换那条腿。我印象中她的腿上总有没长好的疮疤和一条条的紫红印子。她每天这样干活，还供不上我们7个孩子。
　　我爸是个非常非常老实而又特别要强的人。孩子多，生活困难，所以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是吃最便宜的，菜就是咸菜，要不就是炒白菜，3分钱、2分钱一份的菜，能省就省，哪怕只省下几分钱，对他来说也是好的。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生活好了一些，但爸妈仍然过得很苦。一次，父亲带我到他单位的院里看人家画毛主席像，就在他单位食堂吃的饭。我吃了两个馒头，爸爸只吃了一个。要了一份圆白菜，基本都给我吃了，他吃的是咸菜。见我头发特别长，他带我到他单位的理发室去。理发要5分钱，我爸没有，他问：“我没有钱，给饭票行吗？”那理发师半天也不回答。我爸爸蹲在一边既不看我也不看那理发师，只低头抽那烟锅子，连头也不敢抬，十分尴尬。我跳下椅子对我爸说：“我不理了。”那师傅一把拉住我说：“理一半了多难看。饭票就饭票吧。”他同意了，就用5分钱的饭票抵了理发钱。
　　“你若当了画家，
　　咱们每天都能吃上肉了”
　　画家不是天生的，但我爱画画却好像是天生的。我爱画的天性，在童年不但没有被扼杀，而且得到极大的张扬，这要感谢我父母的宽容。不仅仅是宽容，而且是鼓励。他们没有文化，更不懂艺术，但却知道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兴趣。
　　白色的墙被我画满，变成黑乎乎的，每年都要粉刷一次。爸爸从不厌烦，还常常指点着对别人讲。人家会奉承两句：“不错，小画家呀。长大了，能当个大画家。”这时，不但我满足了，爸爸更是十分得意。
　　对于我画画，爸爸比我还痴迷。那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晚上没有什么可娱乐的东西，爸爸除了看我妈纳鞋底、搓麻线，就是看我画画。其他的孩子都睡了，妈妈也睡了，我还在那边画，我爸一边抽旱烟，一边守在旁边看我画。
　　我爸单位要在院子里面画毛主席像，于是我爸骑车带我去看。每天都去，下着大雨也去，从起稿一直看到画完。我家住在海淀区五道口，我爸单位在故宫西华门，骑车不让带人，警察看到要处罚的，我爸就老钻胡同，天天带着我绕道走。回来的路上，新街口那里有个卖处理品的商店，常卖些处理的颜色、白报纸什么的，他就带我过去买点儿，晚上看着我把学到的东西画出来。平时，我爸经常会把兜里的3分钱、5分钱悄悄给我，不给别的孩子。他知道我不会乱花，会用在学画上。
　　我爸常拍着我的肩膀说：“三儿啊，将来你要是真能当了画家，咱们每天都能吃上肉了，吃香蕉就不吃黑皮的、干皮的，还穿好衣裳、新衣裳，出门有汽车接你。”哎呀！当时觉得很幸福，我要是真当了画家，那天天吃肉，有多好啊，大肥肉天天吃多香啊。我觉得那是一种刺激，他越这么鼓励我，我就越使劲画。
　　望子成龙的心情，当我当了父亲之后，才真正理解。而小时候，那一个个夜晚，在黄昏的灯光下，看到守望在那里的父亲幸福的表情时，我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是个画家，是个人物了。当我还是一条虫时，我爸已经将我看成了龙，这在精神上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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