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中的“反面报道”是指“正面报道”以外的报道，所以写这篇辨“反面报道”不算业务成绩的稿子，是因为2006年10月30日《扬子晚报》刊载稿中披露：安徽省人事厅下文规定，每年在中央主要媒体刊播宣传安徽的“正面报道”(稿件)少于3篇的记者编辑，将无法获评高级职称。此举引来无数质疑。
　　安徽省人事厅的这一规定确实有需要质疑处，最明显的是规定衡量记者、编辑的业务水准只看其写了多少篇“正面报道”，这就等于公开规定“反面报道”(当然包括写舆论监督的稿子)不列入考核成绩和衡量记者编辑的业务水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计算新闻工作业务成绩只看“正面报道”并不是安徽省人事厅独创，早在多年前，为了调动通讯员写稿积极性，有的县、市就做出规定．凡是在市以上新闻媒体刊播“正面报道”稿的，每篇奖励1倍稿酬的奖金。还明确规定刊播“反面报道”不奖。有的乡镇规定，通讯员在县、市、省和中央新闻媒体刊播“正面报道(稿)的，刊播媒体级别越高奖金越高。“反面报道”不奖，此举在有些市、县已实施多年。这就是说“反面报道”不算业务成绩几近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有了明明暗暗的市场。
　　“反面报道”不算业务成绩由县(市)乡(镇)制定的“土政策”，到一个省的人事厅出台公文做出规定，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样做对了呢?答案是不对!错在哪里?首先，它把“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片面理解为“只提倡搞正面报道”，利用权力制定这样的规定又把对党的宣传方针的曲解以合法化的形式公开加以推行了，其后果只会是负面的，其次，落实这种规定，其后果只会是引导新闻从业人员只搞“正面报道”，排斥搞“反面报道”(包括不写舆论监督稿)，在有些地区将会由领导不提倡搞舆论监督延伸为新闻从业人员回避、拒绝搞舆论监督，实践证明一旦造成这种情况弊端多多。从近年来发生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例来看，加强舆论监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个省人事厅利用记者编辑评定职称，制定如此规定，客观上将起引导甚至逼迫记者编辑放弃参与舆论监督的消极作用，为了全面落实党的宣传工作方针，这一规定应立即予以修订。
　　对刊播“反面报道”不计算记者编辑的业务成绩，还不利于在新闻工作中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06年11月19日《珠江晚报》刊载一则消息，双城市的陈武彰，每天在家看全国各地新闻，看到哪个地市的领导因政绩上了荧屏，他就给这些领导寄去声称掌握他们贪污受贿证据的恐吓信，要求对方寄来“封口费”。一年中，陈武彰寄往全国各地的恐吓信竟有七八封已有回音，在他被警方抓获之前，已收到近万元“封口费”。这从反面证实各地报道地市领导干部政绩突出的“正面报道”中，有七八篇内容失实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虽多，但与有些地方一味强调新闻只搞“正面报道”，不让写“反面报道”不无关系。
　　为了彻底纠正刊播“反面报道”不计算记者编辑业务成绩的错误做法，有必要对何谓“正面报道”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界定，鉴于舆论监督稿件发挥的功能有益于建设和谐社会，应该明确地名正言顺地将其列入“正面报道”，这样做有利于调动记者、通讯员和社会各方人士写舆论监督稿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