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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张焕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要儿子的骨灰。
1995年五一前后，张焕枝骑上自行车，从鹿泉来到石家庄中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孟姓法官。
“孟法官，前两天枪毙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厂了。”强压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拉到火化厂？我还要我儿子骨灰呢！
孟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和孟法官理论：“我就是要我儿子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张焕枝想不通，纵使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过，总还是中国公民吧？“我在电视上看过，咱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什么事，大使馆还想办法把人救回来。我儿子怎么连骨灰都不给？”
孟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第二天，张焕枝在弟弟的陪伴下，拿着孟法官的介绍信来到火化厂。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哭得走不动路了。弟弟怕姐姐进去后，自己一个人拽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往里走。
张焕枝坚持一定要看上一眼。“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可我不管他是好是坏。就算真是犯了法，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张焕枝哭了。
那一天，她最终没能拗过弟弟，没有走进火化厂。
想到儿子离去时还没结婚，张焕枝把领到的骨灰重又留在了火化厂，等了一阵方入土为安。“我们农村时兴阴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女孩儿两个骨灰盒并到一块儿埋在土里就行。”在张焕枝心里，即使聂树斌的罪名是强奸，他也仍然是个没娶过媳妇的小孩。对这个自己生养了20年的儿子，她要有个交代。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张焕枝刚过知天命之年。这个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喜与人争执的农村妇女到处哭诉。
张焕枝找到张景和位于石市新华区的家，想问清儿子为何被枪毙得如此之快。张景和的回答是，“枪毙的那两天我没在石家庄，我也不知道。”
这是她与张景和最后一次见面，悲痛中，她根本没想过讨要一审、二审判决，只是一个劲地哭：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此后，郊区公安分局、河北高院、省检察院，她轮番奔走，得来的都是同一句话：想申诉，你得拿出东西。所谓“东西”，就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
“可是从来就没人给过我判决，里边的内容我听都没听说过”。张焕枝很激动。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到处找人，因为没有判决书，她的申诉根本无人理睬。
与妻子相比，寡言内向的聂学生的选择却是：自杀。1996年下半年，他一个人吞下安眠药，虽然侥幸保住性命，但落下终身残疾，成为偏瘫患者，一遇到激动的事便时哭时笑。
1996年，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修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块钱病退金。
1990年代中期，对于一些城里人，380块可能只是两三桌饭。但对于聂家，这几乎就是全部。吃喝看病打官司，都得从里头出。联碱厂上上下下都知道聂家的处境，尽管效益不好，但聂学生每次看病买药，厂里都能报销一半甚至更多。
对此，张焕枝说，她至今感恩。
那段日子，聂学生每天念叨的都是“我没法过了，我没法过了”，张焕枝也和他赌气、吵架。她埋怨自己的男人，“遇到坎，你怎么就不想着往前迈？”
外表坚强的张焕枝内心也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丈夫敏感而脆弱，儿子的事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不能不提。老两口没事就苦思冥想，找出无数理由，说服自己命案不是儿子所为。
“就连康家都这么说”，一次，聂学生这样告诉张焕枝。可不是儿子又会是谁？每每想到这里，两人便相对无言，说不下去。
1997年以后，迟迟拿不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一天，她恍然大悟，缺的不是什么东西，缺的是个儿子。
“连康家都这么说”，并非虚言。
事实上，康家的申诉之路，开始得比聂家还早，坚持得比聂家还长。从最初三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不立案，到在石家庄市委报案时被值勤人员打伤，康玲玲的父亲对公职机关的办事作风十分不满，为此多次抗议。
1994年9月聂树斌被抓时，康父对破案时间过快及一些现场细节提出疑问。然而，警方坚称自己抓对了人，经人指点，他还给直接侦办案件的郊区分局送了一面锦旗。
但很快，锦旗就变成了一纸诉状。
1995年3月，聂案一审的法庭上，康父说出了5个疑点并大声质问被告席上的聂树斌是否有人指使作案，结果被法官强行制止。多年后，康父向李树亭描述庭审情景时表示，法官告诉他：“你是刑事附带民事的当事人，除了赔偿，其他的和你没关系。”
庭审中，康父提出的质疑包括：现场情况与聂的作案时间等不符；女儿生前习练防身术，聂很难将其制服；女儿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一处，怀疑发现遗体处非第一作案现场；怀疑雇凶做案。
张焕枝介绍，康父也坚持怀疑聂案。一次，康父到省公安厅，与看门老汉攀谈起来。康父说，聂树斌就是个小青年，与女儿年龄不符；另外，女儿平时习练武术，真打起来，聂树斌绝非对手。
康父不知道，这名老汉正是聂学生早年当兵时的战友。这番话不久传到聂学生耳中。由此，聂家更加认定儿子是冤屈而死。
在两次庭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康父均要求聂家赔偿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6万多元，而法院最终判决只有两千。康父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张景和在司法系统内部找了关系，因此对聂家深怀不满。 玉米地一案也彻底改变了康家的生活，康父一次又一次申诉、上访，柜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他本人也像无数上访者一样遭遇不公。康父写于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艰难诉控”“坎坷生活”“恐怖暴力报复”“强权政治压迫”等词语赫然在列。
除了针对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康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康家的隐私。李树亭说，过去的19年中，康父一直缠绕在各种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肯放手。在对真凶存疑却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侵权诉讼成了康父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
能够获得康父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每隔半月左右，康父会给李树亭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案子，全家对于外界的一切已不关心。《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致电康家，接电话的都是康母。一听说是媒体记者，康母总以听不清为由，客气挂断。即使记者找到石家庄市城区内的康家，也从未见人。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李树亭拎着两个西瓜爬上康家所在的7层，敲门后等待良久依然没人开门。
玉米地案后，聂家与康家两家人的命运像两条直线，在1994年盛夏交汇过后依循着各自的轨迹，渐行渐远，但谁都逃不出痛苦的阴影。直到2005年王书金的出现，才把两个家庭重新拉回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2005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寒冷。春节后不久，康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中的男子问清康父身份后，却不肯透露自己是谁。康父不愿多提过往，匆匆挂断，但他含混感觉到对方似有隐情。
第二天，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致电康父，一句话“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就此抓住了康父的心。
几乎与此同时，张焕枝位于下聂庄的家中，开始不断有人造访，光是找上门的记者，一批就来了40多人。刚开始，张焕枝还觉得纳闷，儿子的案子已过去多年，怎么还有人前来询问？
后来，有人向张焕枝透露了实情。“有一个自称玉米地案真凶的王书金不仅落网，并且已经指认案发现场”。
几近绝望的张焕枝，再度踏上申诉之路。
旧伤重起，聂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有名记者找到聂家，刚向聂学生介绍完身份，老人就用拐杖指着记者吼，“你们快走，不要说这个事了！”说完，背过身去，哭得像个小孩。
为了帮助聂家申诉，上海一家媒体向张焕枝推荐了律师李树亭。
尽管王书金主动认罪，但想要申诉成功，拿到聂案的两审判决仍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2006年，张焕枝敲开了康家的门，两位老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张焕枝明确请求复印康家的判决时，康父拒绝了。“你有没有判决跟我没关系，你再说自己冤枉，在情理上咱们两家也是仇人。只要案子不翻，我就不能帮你”，康父的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李树亭主动揽下了到康家讨要判决的任务。他多次登门陪康父聊天，一边回答老人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一边把话题往聂案上引，只是对判决只字不提。几次下来，李树亭逐步取得康父的信任和好感。2007年4月，康父终于递上两审判决的复印件。别看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上面还有不少印刷失误、错句别字，但在张焕枝手中，它真比千斤还重。2007年8月15日，当张焕枝手持判决出现在河北高院要求申诉时，工作人员惊讶：你是怎么拿到判决的？
李树亭不想让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和张焕枝故意将判决书说成是“神秘人向聂家快递判决”。
因为相信李树亭，又有王书金坚决认罪，康父对聂家的态度在内心深处悄悄转变。在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康父列出了四个提请事项：撤销聂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重新审理；立案审理王书金自认的西郊玉米地案，查清聂、王谁是真凶；追究真凶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各项赔偿总和20万元；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并赔偿各类损失200万元。虽然表面上看，康父依然将聂家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还说“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
李树亭说，康父之所以一直不肯改口，是怕案子翻不过来。他曾向李树亭表示，“如果法院认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我又去帮助聂家，那我和孩子岂不成了笑话？”
命运注定两家围绕玉米地一案的恩怨一时难解：2007年，王书金案二审，但久拖不决，疑惑之中，两家人关系再度紧张。2011年11月，因为聂家的第三位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将两审判决扫描后在网上公开，对受害者信息未做技术处理，康父一怒之下将刘和多家媒体告上法庭，同时被告的还有为刘提供判决的张焕枝。
对于康父的态度，张焕枝也理解。说起对自己仇视了近20年的康父，张焕枝叹了口气：他现在岁数大了，女儿又没了，真是很可怜。
1995年五一前后，张焕枝骑上自行车，从鹿泉来到石家庄中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孟姓法官。
“孟法官，前两天枪毙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厂了。”强压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拉到火化厂？我还要我儿子骨灰呢！
孟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和孟法官理论：“我就是要我儿子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张焕枝想不通，纵使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过，总还是中国公民吧？“我在电视上看过，咱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什么事，大使馆还想办法把人救回来。我儿子怎么连骨灰都不给？”
孟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第二天，张焕枝在弟弟的陪伴下，拿着孟法官的介绍信来到火化厂。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哭得走不动路了。弟弟怕姐姐进去后，自己一个人拽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往里走。
张焕枝坚持一定要看上一眼。“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可我不管他是好是坏。就算真是犯了法，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张焕枝哭了。
那一天，她最终没能拗过弟弟，没有走进火化厂。
想到儿子离去时还没结婚，张焕枝把领到的骨灰重又留在了火化厂，等了一阵方入土为安。“我们农村时兴阴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女孩儿两个骨灰盒并到一块儿埋在土里就行。”在张焕枝心里，即使聂树斌的罪名是强奸，他也仍然是个没娶过媳妇的小孩。对这个自己生养了20年的儿子，她要有个交代。
张焕枝不服输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张焕枝刚过知天命之年。这个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喜与人争执的农村妇女到处哭诉。
张焕枝找到张景和位于石市新华区的家，想问清儿子为何被枪毙得如此之快。张景和的回答是，“枪毙的那两天我没在石家庄，我也不知道。”
这是她与张景和最后一次见面，悲痛中，她根本没想过讨要一审、二审判决，只是一个劲地哭：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此后，郊区公安分局、河北高院、省检察院，她轮番奔走，得来的都是同一句话：想申诉，你得拿出东西。所谓“东西”，就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
“可是从来就没人给过我判决，里边的内容我听都没听说过”。张焕枝很激动。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到处找人，因为没有判决书，她的申诉根本无人理睬。
与妻子相比，寡言内向的聂学生的选择却是：自杀。1996年下半年，他一个人吞下安眠药，虽然侥幸保住性命，但落下终身残疾，成为偏瘫患者，一遇到激动的事便时哭时笑。
1996年，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修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块钱病退金。
1990年代中期，对于一些城里人，380块可能只是两三桌饭。但对于聂家，这几乎就是全部。吃喝看病打官司，都得从里头出。联碱厂上上下下都知道聂家的处境，尽管效益不好，但聂学生每次看病买药，厂里都能报销一半甚至更多。
对此，张焕枝说，她至今感恩。
那段日子，聂学生每天念叨的都是“我没法过了，我没法过了”，张焕枝也和他赌气、吵架。她埋怨自己的男人，“遇到坎，你怎么就不想着往前迈？”
外表坚强的张焕枝内心也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丈夫敏感而脆弱，儿子的事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不能不提。老两口没事就苦思冥想，找出无数理由，说服自己命案不是儿子所为。
“就连康家都这么说”，一次，聂学生这样告诉张焕枝。可不是儿子又会是谁？每每想到这里，两人便相对无言，说不下去。
1997年以后，迟迟拿不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一天，她恍然大悟，缺的不是什么东西，缺的是个儿子。
敏感的康父
“连康家都这么说”，并非虚言。
事实上，康家的申诉之路，开始得比聂家还早，坚持得比聂家还长。从最初三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不立案，到在石家庄市委报案时被值勤人员打伤，康玲玲的父亲对公职机关的办事作风十分不满，为此多次抗议。
1994年9月聂树斌被抓时，康父对破案时间过快及一些现场细节提出疑问。然而，警方坚称自己抓对了人，经人指点，他还给直接侦办案件的郊区分局送了一面锦旗。
但很快，锦旗就变成了一纸诉状。
1995年3月，聂案一审的法庭上，康父说出了5个疑点并大声质问被告席上的聂树斌是否有人指使作案，结果被法官强行制止。多年后，康父向李树亭描述庭审情景时表示，法官告诉他：“你是刑事附带民事的当事人，除了赔偿，其他的和你没关系。”
庭审中，康父提出的质疑包括：现场情况与聂的作案时间等不符；女儿生前习练防身术，聂很难将其制服；女儿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一处，怀疑发现遗体处非第一作案现场；怀疑雇凶做案。
张焕枝介绍，康父也坚持怀疑聂案。一次，康父到省公安厅，与看门老汉攀谈起来。康父说，聂树斌就是个小青年，与女儿年龄不符；另外，女儿平时习练武术，真打起来，聂树斌绝非对手。
康父不知道，这名老汉正是聂学生早年当兵时的战友。这番话不久传到聂学生耳中。由此，聂家更加认定儿子是冤屈而死。
在两次庭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康父均要求聂家赔偿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6万多元，而法院最终判决只有两千。康父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张景和在司法系统内部找了关系，因此对聂家深怀不满。 玉米地一案也彻底改变了康家的生活，康父一次又一次申诉、上访，柜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他本人也像无数上访者一样遭遇不公。康父写于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艰难诉控”“坎坷生活”“恐怖暴力报复”“强权政治压迫”等词语赫然在列。
除了针对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康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康家的隐私。李树亭说，过去的19年中，康父一直缠绕在各种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肯放手。在对真凶存疑却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侵权诉讼成了康父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
能够获得康父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每隔半月左右，康父会给李树亭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案子，全家对于外界的一切已不关心。《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致电康家，接电话的都是康母。一听说是媒体记者，康母总以听不清为由，客气挂断。即使记者找到石家庄市城区内的康家，也从未见人。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李树亭拎着两个西瓜爬上康家所在的7层，敲门后等待良久依然没人开门。
恩怨纠缠
玉米地案后，聂家与康家两家人的命运像两条直线，在1994年盛夏交汇过后依循着各自的轨迹，渐行渐远，但谁都逃不出痛苦的阴影。直到2005年王书金的出现，才把两个家庭重新拉回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2005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寒冷。春节后不久，康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中的男子问清康父身份后，却不肯透露自己是谁。康父不愿多提过往，匆匆挂断，但他含混感觉到对方似有隐情。
第二天，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致电康父，一句话“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就此抓住了康父的心。
几乎与此同时，张焕枝位于下聂庄的家中，开始不断有人造访，光是找上门的记者，一批就来了40多人。刚开始，张焕枝还觉得纳闷，儿子的案子已过去多年，怎么还有人前来询问？
后来，有人向张焕枝透露了实情。“有一个自称玉米地案真凶的王书金不仅落网，并且已经指认案发现场”。
几近绝望的张焕枝，再度踏上申诉之路。
旧伤重起，聂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有名记者找到聂家，刚向聂学生介绍完身份，老人就用拐杖指着记者吼，“你们快走，不要说这个事了！”说完，背过身去，哭得像个小孩。
为了帮助聂家申诉，上海一家媒体向张焕枝推荐了律师李树亭。
尽管王书金主动认罪，但想要申诉成功，拿到聂案的两审判决仍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2006年，张焕枝敲开了康家的门，两位老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张焕枝明确请求复印康家的判决时，康父拒绝了。“你有没有判决跟我没关系，你再说自己冤枉，在情理上咱们两家也是仇人。只要案子不翻，我就不能帮你”，康父的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李树亭主动揽下了到康家讨要判决的任务。他多次登门陪康父聊天，一边回答老人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一边把话题往聂案上引，只是对判决只字不提。几次下来，李树亭逐步取得康父的信任和好感。2007年4月，康父终于递上两审判决的复印件。别看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上面还有不少印刷失误、错句别字，但在张焕枝手中，它真比千斤还重。2007年8月15日，当张焕枝手持判决出现在河北高院要求申诉时，工作人员惊讶：你是怎么拿到判决的？
李树亭不想让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和张焕枝故意将判决书说成是“神秘人向聂家快递判决”。
因为相信李树亭，又有王书金坚决认罪，康父对聂家的态度在内心深处悄悄转变。在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康父列出了四个提请事项：撤销聂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重新审理；立案审理王书金自认的西郊玉米地案，查清聂、王谁是真凶；追究真凶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各项赔偿总和20万元；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并赔偿各类损失200万元。虽然表面上看，康父依然将聂家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还说“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
李树亭说，康父之所以一直不肯改口，是怕案子翻不过来。他曾向李树亭表示，“如果法院认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我又去帮助聂家，那我和孩子岂不成了笑话？”
命运注定两家围绕玉米地一案的恩怨一时难解：2007年，王书金案二审，但久拖不决，疑惑之中，两家人关系再度紧张。2011年11月，因为聂家的第三位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将两审判决扫描后在网上公开，对受害者信息未做技术处理，康父一怒之下将刘和多家媒体告上法庭，同时被告的还有为刘提供判决的张焕枝。
对于康父的态度，张焕枝也理解。说起对自己仇视了近20年的康父，张焕枝叹了口气：他现在岁数大了，女儿又没了，真是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