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研究唐代政治制度，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观点，但又没有堕入教条主义和简单化。他说，唐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关陇贵族集团”与“洛阳文士集团”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笼统的“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而这就是最典型的“阶级分析”，但却不是简单化的阶级分析。
　　什么是阶级？任何社会都由各种“等级”构成，但“等级”并不是“阶级”。马克思说，“阶级”，就是通过夺取和掌握政权，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社会普遍利益的那个政治组织。掌握政权的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社会，当这种意志采用法律的形式来表达，这就是所谓“宪法”，也就是所谓制宪。
　　《唐六典》是一部民法，那么，唐帝国有没有宪法？当然是有的。所谓“宪法”，西文的意思就是“构成”，反映在制度上，就是政权的构成形式，必须体现那个夺取了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唐帝国社会的关系构成的基础，就是关陇贵族集团，所谓“社稷一戎衣”，意思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反映在军事制度上，就是府兵制，而反映在制度构成上，就是关陇贵族执掌的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制度。
　　什么是主权？主权讲的是政权的最终归属。正像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唐的政权也不是谈判谈出来的，即不是“禅让”得来的，而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唐的主权既然是由“革命”來奠定的，所以，唐的主权，必然归属于那个打天下的阶级，当然，这就是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阶级。
　　而唐帝国变迁的根源，就在于它的主权形式，在公元8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
　　陈寅恪先生说，在武则天时代，唐帝国的“主权”，发生了重要的转移，这就是从关陇贵族集团手里，向着“洛阳文士集团”转移，这当然与国家考试制度的改革有密切的关系。随着这种主权的转移，当年“打天下”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受到了冷落，大批新进的文士作为技术官僚得到了重用，而随着关陇贵族集团逐渐失去了“主权”，府兵制和“三省”制度必然败坏，其结果就是“安史之乱”，以及权力互相制衡的“三宰相”制度的瓦解。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如果从总结唐帝国治乱兴衰的角度来讲，这一“大转型”最终酿成了唐帝国的瓦解，当然不能说是一件好事。不过，历史研究绝不是做简单的价值判断，一旦我们采用“超越善恶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那么，就会看到：物质交换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一定的社会交往方式，决定了政权的组织形式，而绝不是相反。
　　为什么说是不得不然呢？因为仅靠土地收入不能养活如此庞大的帝国，仅靠徭役制度，也不能实行帝国的有效动员，这是唐帝国在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设关设卡，向行商收税，这是“安史之乱”期间各藩镇的发明，而在“安史之乱”平息后，国家便把这项发明继承下来，从此就把商业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项重要来源，或者说，从此以后，国家便不再仅仅依赖土地税收和徭役，而是逐渐地依靠市场交换和货币税收。对于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这都是极为重要的、根本性的转变。
　　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杨炎行“两税法”，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家要征收商业税。
　　不过，欲开征商业税，那就必须鼓励商业发展，必须给商人以鼓励、补偿和“甜头”，而这就是刘晏的发明：将盐的国家专卖权，让渡给商人，这就是“榷盐法”的出台。同时，更将漕运开放给商人经营，这就是“漕运法”的出台。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说：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乏盐。”
　　刘晏，时为尚书左仆射，与担任门下侍郎的杨炎同朝为相，他所发明的“榷盐法”和“漕运法”，将市场经济引入国家治理，说白了，就是使国家能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他的这个发明，被后世的改革家王安石和张居正继承下来，昭示着中国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化。
　　于是，“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那个胜利的阶级，就是掌握着“簿书句检，出纳钱谷”大权，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治理国家的技术官僚集团，而那个失败的阶级，就是依靠府兵制打下天下，依靠“三省制”治理天下的关陇贵族集团。
　　随着“两税法”的出台，中世纪的大门正徐徐合上，横刀立马的豪杰已经被事无巨细的官僚取代，而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这个时代，就是“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