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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口迁移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移民现象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密不可分。镇江处在大江与运河两条古代高速通道的交汇处，是两宋移民重要分布地。移民大量迁入，给本地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因。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流通加快、市镇兴起及交通便捷，各地往来频繁，流动人口增多。唐代坊墙的禁锢被完全解除，人口迁移成为常见现象。
五代末北宋初镇江地区就有人口流动的记载，有的外迁户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本地望族。如丹徒刁氏原籍河南上蔡，五代时为避中原战乱迁居皖南宣城，至刁彦能因家贫投身军伍，南唐时积功为昭武军节度使，被赐田京口，遂定京口为家，子孙占籍丹徒。其子刁衍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官至崇文院编修、兵部郎中。真宗、仁宗两朝时子孙相继登科，成为京口望族。镇江府金坛刘氏，五代时自河北沧州迁居润州丹阳；至南宋，刘宰的祖父再徙金坛，死葬金坛。刘宰之父刘蒙庆及伯父刘嗣庆都以文行名重乡里，且兄弟友爱。刘宰在《宋史》中有传。再如镇江府葛氏，祖居浙江丽水，北宋前期葛源徙鄞县。葛源仕宦各地，死葬丹徒，家人入籍丹徒。其子葛良嗣曾任许州长社主薄，其孙葛蘩，曾知润州。葛良嗣是丹徒籍第一代，葛蘩已是丹徒籍第二代了。其他如开封翟氏、泉州陈氏都是北宋时分别徙居丹阳、丹徒的。
两宋继续实行隋唐以来的科举选士制度，考试科目增加，录取人数增多，文官队伍庞大。宋代文官制度另一特点是各级官吏在一地任职时间不长，调动频繁，人才的流动也推动了人口流动。以镇江为例（北宋称润州，北宋末升州为府，称镇江府），仅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先后任润州知州的就有：李宾、宋迪、李及之、沈衡、陈经、孔延之、陈琮、滕甫、孙觉、王安礼等。王安礼从熙宁八年（1075年）十二月知润州至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转知湖州，前后约三年，任期最长。任期最短的如孙觉只有数月。北宋如此，南宋亦然。据《嘉定镇江志》转引《夷坚志支集》称，知或兼知镇江府的时间大多都只数月，任期在两年以上者甚少。镇江山水独特，又地居枢纽，商业繁荣，文人学士、富商大贾、达官游宦络绎不绝，或留居于此，或迁居于此，或因葬而后人附居。宋谚称：“京口江山素号奇伟，故承平时士大夫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之语”。（《嘉定镇江志》卷二十一）
两宋时镇江除多名胜古迹外，还多公卿甲第、名人故居。北宋大臣陈升之，福建建安（今建阳）人，英宗朝任枢密副使，神宗朝熙宁初为相,以集贤殿大学士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在变法机构名称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称疾不朝，后任镇江军节度使、知扬州，退仕后即移居治第于润州，府址位于京口范公桥南，与沈括梦溪园相近。沈括《梦溪笔谈》曾记：“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宋《舆地纪胜》也称升之“后居于润，薨葬于润，子孙因家焉”。陈升之本人非润州籍,但其子孙入籍丹徒就成了润州人。与陈升之类似的还有北宋另一大臣苏颂，其祖籍泉州同安，自幼跟随做官的父亲宦居各地。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苏颂考中进士，从政50多年，晚年告老，居京口，宅第在城东化龙坊，与陈升之宅相近，病逝后葬于城西五州山。苏颂本人原非润籍人，其后人则入籍镇江，散居京口、丹阳等地。其他名人如沈括、米芾、陆秀夫等也原非润州土著，是从外地迁居镇江的。
南宋建立后，金兵仍不断南侵，中原及两淮之民大举奔逃过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浪潮。建炎初“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高宗与流民落脚的第一站即是镇江。高宗还曾打算将行营临时设在镇江，被从臣劝阻，取运河再逃浙北。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政府“命枢密行府置司镇江”，即将东线司令部设在了镇江。旋枢密使张浚“以海州城不可守，毁之，迁其民，统韩世忠军还镇江”（《宋史·高宗本纪》）。这次随军南迁镇江的海州（今连云港西南）百姓其数不详，估算当有数千至万户以上。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大军60万四路攻宋，主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淮泗居民又纷纷南逃，再次出现难民流高潮。南宋后期蒙古灭金后转攻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十一月蒙古军入侵淮西，兵锋至合肥，江淮人众又一次奔逃，出现第三个难民流高潮。
南宋一朝有关镇江移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周孚，镇江府丹徒人，南宋孝宗朝进士，祖上本是山东济北军将世家，两宋之交，其先人避乱徙居镇江。周孚著有《蠹斋集》、《非诗辨妄》等，为当时知名学者。邱岳，镇江府人，官至孝宗朝工部尚书。其先原海州朐山人，北宋末海州沦陷于金，遂徙高邮，南宋绍兴中邱岳之父邱伯松携家自高邮南下，再徙镇江。高桂，丹徒人，曾任高邮知州，其祖籍开封，后渡江居京口。南宋末元兵攻入临安，高桂参加流亡政府，扈从赵、赵于海上，升枢密使。崖山之战中他追随陆秀夫蹈海殉国，名垂青史。
除史志外，有关宋代移民的记载在族谱、家谱中也保存较多。如镇江城南曹氏，先祖传为宋初大将曹彬之后，金兵南下，始迁祖曹斗保随宋室南渡，卜居镇江城南崇德街。丹阳尹氏，先世居河南洛阳，尹随宋室南渡，徙居浙江绍兴，是为尹氏南迁始祖。传4世至尹国宁，由浙东再迁镇江府丹阳黄连庄，是为丹阳尹氏始祖。镇江润东徐氏，始迁祖徐处仁于两宋之交自中原渡江先居建康，传至徐世寿再迁镇江。丹徒大港赵氏，传为宋皇室赵德昭后代，金兵南下，始迁祖赵子褫自中州移居镇江，再迁丹徒大港镇，至7世已有18分支，渐成当地第一大姓，其第25世孙赵声，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丹徒石城陈氏，始祖陈延通居徽州，历4世传陈肇昌，生子三，次子庆五、三子庆六于宋末为避战乱自徽州婺源迁往江东，居镇江城南横山石城乡，是为迁润始祖。清末民初镇江籍著名学者陈庆年即为横山陈氏之后。镇江梦溪严氏，北宋末始迁祖严永中自汴京（今开封）移居镇江，传5世移宅京口子城外梦溪（原沈括梦溪园址），至9世严泰壹再移府城内严家巷。京口草巷茅氏，原籍河南汴梁（今开封），建炎初先祖随从高宗渡江，徙居京口城内，至清代茅氏已是镇江府城著姓之一。茅氏30世孙茅以升为当代著名桥梁专家。
南迁百姓大多聚族而居，重视家谱纂修，有的教育子弟习儒致仕，后代子孙繁衍兴旺，渐为地方显族世家。如京口丁氏，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其一世祖丁，五代时自河南清河徙居祥符（今开封），其孙丁度是仁宗朝大臣，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有传。北宋末靖康之难，金人掳走徽宗、钦宗及大批官员，6世丁略也在其内。其子7世丁素则随高宗渡江寓居金陵，死葬镇江。丁素孙丁煜于南宋后期权知镇江府事，因祖茔在镇江，离任后“遂卜宅城东而家焉”，是为丁氏镇江始迁祖。其后丁氏支系衍增，族丁兴旺，子弟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中举或中进士者历朝不绝。以明清两朝为例，16世丁玑、丁瓒分别为明成化、正德进士，26世丁绍周及27世丁立干、丁立瀛俱为清同治朝进士。再如京江何氏，据《京江何氏家乘》所记原籍汴京，宋室南渡何公务随驾扈从，离任后“居京口，定宅城内石达桥十字街”，是为何氏始迁祖。其后一支迁青浦，主支则在京口聚族而居。至12世何钟有子五，再各繁衍，在何氏族谱上被称为五大分，明清时族裔之盛甲于一邑。何氏家承医学，其一世至三世均为南宋朝廷御医，后代中除部分习文应举任官外，多数承袭祖业，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名闻东南的医学世家。据《家乘》所载统计，自南宋至民国，出自镇江的何姓医生有名可查的近200人。内任各级医官的有20余人，而被誉为“名医”、“神医”、“医王”者史不绝书。此外，何氏青浦支后裔中也出现了不少名儒名医，如清嘉道年间的江南名医何书田就曾协助过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配制戒烟丸，一时声播大江南北。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都给南方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使江南地区得到全面开发，并导致经济文化重心自北方移向南方。镇江是长江下游的交通枢纽，难民涌入首当其冲。南宋政府及地方当局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对流民实行招抚安置政策，镇江地区户口繁衍，耕田增加，经济发展。北宋神宗朝润州计有居民54798户，虽经战乱，全国人口减少，而南宋孝宗朝镇江府则有居民63940户，比神宗时多9100多户；到了理宗朝，镇江府计有居民108400户，比孝宗时又增近70%，可见南宋时虽有战争破坏，但镇江地区的户口仍有较大的增幅，其间除政府的奖励政策外，主要还是外来流民不断迁入的结果。中原及两淮流民的大量涌入，使镇江话中的北音特征又一次增强，并最终从吴语区过渡到江淮次方言区。同时北方的饮食习惯也再次影响南方，元中叶镇江籍郭天锡的《云山日记》中就多记镇江城内居民吃面食（面条、蒸饼、馄饨、素馒头）事。此外两淮民间信仰也带入镇江，如镇江城东寿丘山上原有延庆寺，南宋绍兴中南渡迁入的淮泗民众于此寓建泗州僧伽塔院、奉僧伽像，并易寺名为普照。
宋时尤其是北宋承平时迁居润州的达官名宦为数不少，提高了镇江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闻名中外的古代百科全书《梦溪笔谈》就是沈括晚年迁居镇江时撰写于梦溪园内的；中国绘画史上开创文人画先河的“米家山水”，就得益于镇江山水的雄秀。宋代诗僧释仲殊写有《南徐好》10首，其中第4首《沈内翰宅百花堆》、第5首《刁学士宅藏春坞》、第8首《陈丞相宅西楼》，都是流寓于镇江的名宦的宅园。西楼前文已提，百花堆为梦溪园内一景，藏春坞则是刁衍之孙、曾任三司盐铁院判刁约的园林。清代京江画派后期代表人物周镐绘有《京江廿四景》册，“梦溪秋泛”、“刁坞藏春”也入选其内。
宋代移民迁居镇江还推动了本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如苏颂致仕后归居京口，“家藏书万卷，秘阁居多”，是为宋代镇江地方藏书大家。“是时叶梦得为丹徒尉，颇许其假借传写……幸得其所传，遂为叶氏藏书之祖。”（《嘉定镇江志》卷二十一）流民迁居也给地方教育的发展带来契机。高邮籍太常少卿龚基先首倡创设书院，淮东总领兼镇江知府王拨北固山中峰下凤凰池畔为院址，由两淮官宦助资兴建，经年而成。朝廷赐名为“淮海书院”。该书院不仅是宋时镇江最大的书院，还是一所专招移民子弟的书院，在江苏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题图：清人周镐绘镇江大运河入江口侧的津渡）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流通加快、市镇兴起及交通便捷，各地往来频繁，流动人口增多。唐代坊墙的禁锢被完全解除，人口迁移成为常见现象。
五代末北宋初镇江地区就有人口流动的记载，有的外迁户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本地望族。如丹徒刁氏原籍河南上蔡，五代时为避中原战乱迁居皖南宣城，至刁彦能因家贫投身军伍，南唐时积功为昭武军节度使，被赐田京口，遂定京口为家，子孙占籍丹徒。其子刁衍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官至崇文院编修、兵部郎中。真宗、仁宗两朝时子孙相继登科，成为京口望族。镇江府金坛刘氏，五代时自河北沧州迁居润州丹阳；至南宋，刘宰的祖父再徙金坛，死葬金坛。刘宰之父刘蒙庆及伯父刘嗣庆都以文行名重乡里，且兄弟友爱。刘宰在《宋史》中有传。再如镇江府葛氏，祖居浙江丽水，北宋前期葛源徙鄞县。葛源仕宦各地，死葬丹徒，家人入籍丹徒。其子葛良嗣曾任许州长社主薄，其孙葛蘩，曾知润州。葛良嗣是丹徒籍第一代，葛蘩已是丹徒籍第二代了。其他如开封翟氏、泉州陈氏都是北宋时分别徙居丹阳、丹徒的。
两宋继续实行隋唐以来的科举选士制度，考试科目增加，录取人数增多，文官队伍庞大。宋代文官制度另一特点是各级官吏在一地任职时间不长，调动频繁，人才的流动也推动了人口流动。以镇江为例（北宋称润州，北宋末升州为府，称镇江府），仅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先后任润州知州的就有：李宾、宋迪、李及之、沈衡、陈经、孔延之、陈琮、滕甫、孙觉、王安礼等。王安礼从熙宁八年（1075年）十二月知润州至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转知湖州，前后约三年，任期最长。任期最短的如孙觉只有数月。北宋如此，南宋亦然。据《嘉定镇江志》转引《夷坚志支集》称，知或兼知镇江府的时间大多都只数月，任期在两年以上者甚少。镇江山水独特，又地居枢纽，商业繁荣，文人学士、富商大贾、达官游宦络绎不绝，或留居于此，或迁居于此，或因葬而后人附居。宋谚称：“京口江山素号奇伟，故承平时士大夫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之语”。（《嘉定镇江志》卷二十一）
两宋时镇江除多名胜古迹外，还多公卿甲第、名人故居。北宋大臣陈升之，福建建安（今建阳）人，英宗朝任枢密副使，神宗朝熙宁初为相,以集贤殿大学士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在变法机构名称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称疾不朝，后任镇江军节度使、知扬州，退仕后即移居治第于润州，府址位于京口范公桥南，与沈括梦溪园相近。沈括《梦溪笔谈》曾记：“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宋《舆地纪胜》也称升之“后居于润，薨葬于润，子孙因家焉”。陈升之本人非润州籍,但其子孙入籍丹徒就成了润州人。与陈升之类似的还有北宋另一大臣苏颂，其祖籍泉州同安，自幼跟随做官的父亲宦居各地。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苏颂考中进士，从政50多年，晚年告老，居京口，宅第在城东化龙坊，与陈升之宅相近，病逝后葬于城西五州山。苏颂本人原非润籍人，其后人则入籍镇江，散居京口、丹阳等地。其他名人如沈括、米芾、陆秀夫等也原非润州土著，是从外地迁居镇江的。
南宋建立后，金兵仍不断南侵，中原及两淮之民大举奔逃过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浪潮。建炎初“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高宗与流民落脚的第一站即是镇江。高宗还曾打算将行营临时设在镇江，被从臣劝阻，取运河再逃浙北。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政府“命枢密行府置司镇江”，即将东线司令部设在了镇江。旋枢密使张浚“以海州城不可守，毁之，迁其民，统韩世忠军还镇江”（《宋史·高宗本纪》）。这次随军南迁镇江的海州（今连云港西南）百姓其数不详，估算当有数千至万户以上。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大军60万四路攻宋，主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淮泗居民又纷纷南逃，再次出现难民流高潮。南宋后期蒙古灭金后转攻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十一月蒙古军入侵淮西，兵锋至合肥，江淮人众又一次奔逃，出现第三个难民流高潮。
南宋一朝有关镇江移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周孚，镇江府丹徒人，南宋孝宗朝进士，祖上本是山东济北军将世家，两宋之交，其先人避乱徙居镇江。周孚著有《蠹斋集》、《非诗辨妄》等，为当时知名学者。邱岳，镇江府人，官至孝宗朝工部尚书。其先原海州朐山人，北宋末海州沦陷于金，遂徙高邮，南宋绍兴中邱岳之父邱伯松携家自高邮南下，再徙镇江。高桂，丹徒人，曾任高邮知州，其祖籍开封，后渡江居京口。南宋末元兵攻入临安，高桂参加流亡政府，扈从赵、赵于海上，升枢密使。崖山之战中他追随陆秀夫蹈海殉国，名垂青史。
除史志外，有关宋代移民的记载在族谱、家谱中也保存较多。如镇江城南曹氏，先祖传为宋初大将曹彬之后，金兵南下，始迁祖曹斗保随宋室南渡，卜居镇江城南崇德街。丹阳尹氏，先世居河南洛阳，尹随宋室南渡，徙居浙江绍兴，是为尹氏南迁始祖。传4世至尹国宁，由浙东再迁镇江府丹阳黄连庄，是为丹阳尹氏始祖。镇江润东徐氏，始迁祖徐处仁于两宋之交自中原渡江先居建康，传至徐世寿再迁镇江。丹徒大港赵氏，传为宋皇室赵德昭后代，金兵南下，始迁祖赵子褫自中州移居镇江，再迁丹徒大港镇，至7世已有18分支，渐成当地第一大姓，其第25世孙赵声，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丹徒石城陈氏，始祖陈延通居徽州，历4世传陈肇昌，生子三，次子庆五、三子庆六于宋末为避战乱自徽州婺源迁往江东，居镇江城南横山石城乡，是为迁润始祖。清末民初镇江籍著名学者陈庆年即为横山陈氏之后。镇江梦溪严氏，北宋末始迁祖严永中自汴京（今开封）移居镇江，传5世移宅京口子城外梦溪（原沈括梦溪园址），至9世严泰壹再移府城内严家巷。京口草巷茅氏，原籍河南汴梁（今开封），建炎初先祖随从高宗渡江，徙居京口城内，至清代茅氏已是镇江府城著姓之一。茅氏30世孙茅以升为当代著名桥梁专家。
南迁百姓大多聚族而居，重视家谱纂修，有的教育子弟习儒致仕，后代子孙繁衍兴旺，渐为地方显族世家。如京口丁氏，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其一世祖丁，五代时自河南清河徙居祥符（今开封），其孙丁度是仁宗朝大臣，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有传。北宋末靖康之难，金人掳走徽宗、钦宗及大批官员，6世丁略也在其内。其子7世丁素则随高宗渡江寓居金陵，死葬镇江。丁素孙丁煜于南宋后期权知镇江府事，因祖茔在镇江，离任后“遂卜宅城东而家焉”，是为丁氏镇江始迁祖。其后丁氏支系衍增，族丁兴旺，子弟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中举或中进士者历朝不绝。以明清两朝为例，16世丁玑、丁瓒分别为明成化、正德进士，26世丁绍周及27世丁立干、丁立瀛俱为清同治朝进士。再如京江何氏，据《京江何氏家乘》所记原籍汴京，宋室南渡何公务随驾扈从，离任后“居京口，定宅城内石达桥十字街”，是为何氏始迁祖。其后一支迁青浦，主支则在京口聚族而居。至12世何钟有子五，再各繁衍，在何氏族谱上被称为五大分，明清时族裔之盛甲于一邑。何氏家承医学，其一世至三世均为南宋朝廷御医，后代中除部分习文应举任官外，多数承袭祖业，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名闻东南的医学世家。据《家乘》所载统计，自南宋至民国，出自镇江的何姓医生有名可查的近200人。内任各级医官的有20余人，而被誉为“名医”、“神医”、“医王”者史不绝书。此外，何氏青浦支后裔中也出现了不少名儒名医，如清嘉道年间的江南名医何书田就曾协助过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配制戒烟丸，一时声播大江南北。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都给南方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使江南地区得到全面开发，并导致经济文化重心自北方移向南方。镇江是长江下游的交通枢纽，难民涌入首当其冲。南宋政府及地方当局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对流民实行招抚安置政策，镇江地区户口繁衍，耕田增加，经济发展。北宋神宗朝润州计有居民54798户，虽经战乱，全国人口减少，而南宋孝宗朝镇江府则有居民63940户，比神宗时多9100多户；到了理宗朝，镇江府计有居民108400户，比孝宗时又增近70%，可见南宋时虽有战争破坏，但镇江地区的户口仍有较大的增幅，其间除政府的奖励政策外，主要还是外来流民不断迁入的结果。中原及两淮流民的大量涌入，使镇江话中的北音特征又一次增强，并最终从吴语区过渡到江淮次方言区。同时北方的饮食习惯也再次影响南方，元中叶镇江籍郭天锡的《云山日记》中就多记镇江城内居民吃面食（面条、蒸饼、馄饨、素馒头）事。此外两淮民间信仰也带入镇江，如镇江城东寿丘山上原有延庆寺，南宋绍兴中南渡迁入的淮泗民众于此寓建泗州僧伽塔院、奉僧伽像，并易寺名为普照。
宋时尤其是北宋承平时迁居润州的达官名宦为数不少，提高了镇江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闻名中外的古代百科全书《梦溪笔谈》就是沈括晚年迁居镇江时撰写于梦溪园内的；中国绘画史上开创文人画先河的“米家山水”，就得益于镇江山水的雄秀。宋代诗僧释仲殊写有《南徐好》10首，其中第4首《沈内翰宅百花堆》、第5首《刁学士宅藏春坞》、第8首《陈丞相宅西楼》，都是流寓于镇江的名宦的宅园。西楼前文已提，百花堆为梦溪园内一景，藏春坞则是刁衍之孙、曾任三司盐铁院判刁约的园林。清代京江画派后期代表人物周镐绘有《京江廿四景》册，“梦溪秋泛”、“刁坞藏春”也入选其内。
宋代移民迁居镇江还推动了本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如苏颂致仕后归居京口，“家藏书万卷，秘阁居多”，是为宋代镇江地方藏书大家。“是时叶梦得为丹徒尉，颇许其假借传写……幸得其所传，遂为叶氏藏书之祖。”（《嘉定镇江志》卷二十一）流民迁居也给地方教育的发展带来契机。高邮籍太常少卿龚基先首倡创设书院，淮东总领兼镇江知府王拨北固山中峰下凤凰池畔为院址，由两淮官宦助资兴建，经年而成。朝廷赐名为“淮海书院”。该书院不仅是宋时镇江最大的书院，还是一所专招移民子弟的书院，在江苏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题图：清人周镐绘镇江大运河入江口侧的津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