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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长期并存
从2009年底以来，用工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难成为社会关注问题。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招聘普通工人时都遇到了较大困难，“求人倍率”不断上升，虽然不少企业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招工形势依然严峻。而且，用工短缺的现象有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今年，即便是在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部分企业也开始面临招工难的情况。由于招工紧张，劳务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逆转，由向工人收取的介绍费用，转变为免收或少收，甚至变成企业“花钱买人”，用工紧张可见一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2009年开始持续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研。从2011年3月调研的情况来看，企业招工难度持续加大，已经从“血汗工厂”招工难演变为行业较为普遍的现象。当前，员工待遇较高的企业招工尚有保障；待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也尚能保证正常生产。
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将会持续存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反映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题的记者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提出，每年毕业生离开高校时就业率在70—75%之间，年底就业率基本上能够达到90%以上。2011年，高校毕业生有660万人，总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目前大学生毕业的起薪已经与普通工人（指非技术工人）相当。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2011年3月的调研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工人的月薪已经达到1500—2000元；技术工人已经达到3000元。而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月薪也仅有1500—1800元。
二、劳动力升级速度已经快于了产业升级速度
为什么目前中国会同时出现“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表现为中国产业结构（劳动力需要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匹配，实质是劳动力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结果。
当前的劳动力结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出现了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劳动力的相关数据计算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表明，3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5年，大概也就是小学没有毕业；2008年是9年多一点，相当于初中毕业。劳动力结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大幅上升。1964年，小学文化劳动者与大学文化劳动者的比例是68∶1；1982年是57∶1；2005年是6∶1，2009年大致为3.4∶1。可以形象地说，刚改革开放时一个工程师要领着57个农民工干，而目前一个工程师只能领着5—6个农民工干。
劳动力结构的优化，高素质劳动者比重的上升，是劳动力市场在供给结构上的新变化。这需要有相应的新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来对应，即需要更多的高端工作岗位来容纳高素质劳动者，这类高端岗位既有更高更密集的技术要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又能以此高附加价值反过来为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高的工资回报，由此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对接。
而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仍然相对落后，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较慢，无法适应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要求。主要表现为，许多地区的产业和企业，仍然维持着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模式，大量争抢对技术要求不高的普通体力劳动者。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协调战略的全面铺开，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许多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陆地区发展起来，产生了新的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但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依然较缓慢，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依旧。另外，近年来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现有农民工的“保留成本”提高，外出打工的意愿有所下降；而且，农民工后备力量也在逐年减少。农民工的供给相对减少，与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对增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
由于产业结构较落后，大部分的企业未能升级到更重视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经营等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链环节，因此，对具备了技术开发、产品设计潜力的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并不大。另外，由于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无法将更多的收入转化为工资，也就无法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来接纳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
可以说，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完全匹配是不可能，二者之间总会出现差异。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周期较长，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往往会引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1978年以后，特别是大学扩招后，中国却出现了罕见的劳动力素质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不平衡，但这是一种相对较优的不平衡。
三、劳动力结构降级不是出路，产业升级才是正途
1978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过慢，没能与中国劳动要素禀赋变化相配合。如果解决“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路着眼于提供与产业结构（劳动力需要）相一致的劳动力，也就意味着要提供更多的从事低附加值工作的岗位；这虽然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却无益于经济发展。解决“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路还应是加快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的方向，仍然是由我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决定。大量丰富的劳动力依然是中国的要素禀赋之在，而且，这种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更进一步地体现在了高素质劳动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学毕业生。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有177.6万人，少于美国的215.2万人；到了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增加至707.1万人，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美国的278.2万人，以及位居第三的日本的103.4万人，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2.5倍，日本的6.8倍。而且，这些规模巨大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其初始工资水平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基本相当，这意味着，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素质劳动力也仍然具有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使企业能够更便利地寻找到高素质的劳动力来从事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断地过度到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环节，从而推进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因此，中国在今后15—20年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旧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今后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中国将从传统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将不仅是政府的倡导与理论的论证，而是已经具有了产业升级的坚实基础，即劳动力素质升级已经为产业升级作好准备。今天，中国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性价比）的要素已经从低端体力劳动者转变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初级知识分子（大学毕业5年以内）。可以判断，今后15—20年，大量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产业发展空间将与前30年大量利用农民工的产业一样巨大。中国产业向高端攀升的压力与动力，可能性与可行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
（李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梁泳梅，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从2009年底以来，用工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难成为社会关注问题。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招聘普通工人时都遇到了较大困难，“求人倍率”不断上升，虽然不少企业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招工形势依然严峻。而且，用工短缺的现象有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今年，即便是在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部分企业也开始面临招工难的情况。由于招工紧张，劳务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逆转，由向工人收取的介绍费用，转变为免收或少收，甚至变成企业“花钱买人”，用工紧张可见一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2009年开始持续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研。从2011年3月调研的情况来看，企业招工难度持续加大，已经从“血汗工厂”招工难演变为行业较为普遍的现象。当前，员工待遇较高的企业招工尚有保障；待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也尚能保证正常生产。
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将会持续存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反映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题的记者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提出，每年毕业生离开高校时就业率在70—75%之间，年底就业率基本上能够达到90%以上。2011年，高校毕业生有660万人，总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目前大学生毕业的起薪已经与普通工人（指非技术工人）相当。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2011年3月的调研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工人的月薪已经达到1500—2000元；技术工人已经达到3000元。而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月薪也仅有1500—1800元。
二、劳动力升级速度已经快于了产业升级速度
为什么目前中国会同时出现“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表现为中国产业结构（劳动力需要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匹配，实质是劳动力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结果。
当前的劳动力结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出现了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劳动力的相关数据计算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表明，3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5年，大概也就是小学没有毕业；2008年是9年多一点，相当于初中毕业。劳动力结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大幅上升。1964年，小学文化劳动者与大学文化劳动者的比例是68∶1；1982年是57∶1；2005年是6∶1，2009年大致为3.4∶1。可以形象地说，刚改革开放时一个工程师要领着57个农民工干，而目前一个工程师只能领着5—6个农民工干。
劳动力结构的优化，高素质劳动者比重的上升，是劳动力市场在供给结构上的新变化。这需要有相应的新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来对应，即需要更多的高端工作岗位来容纳高素质劳动者，这类高端岗位既有更高更密集的技术要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又能以此高附加价值反过来为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高的工资回报，由此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对接。
而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仍然相对落后，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较慢，无法适应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要求。主要表现为，许多地区的产业和企业，仍然维持着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模式，大量争抢对技术要求不高的普通体力劳动者。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协调战略的全面铺开，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许多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陆地区发展起来，产生了新的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但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依然较缓慢，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依旧。另外，近年来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现有农民工的“保留成本”提高，外出打工的意愿有所下降；而且，农民工后备力量也在逐年减少。农民工的供给相对减少，与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对增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
由于产业结构较落后，大部分的企业未能升级到更重视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经营等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链环节，因此，对具备了技术开发、产品设计潜力的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并不大。另外，由于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无法将更多的收入转化为工资，也就无法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来接纳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
可以说，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完全匹配是不可能，二者之间总会出现差异。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周期较长，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往往会引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1978年以后，特别是大学扩招后，中国却出现了罕见的劳动力素质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不平衡，但这是一种相对较优的不平衡。
三、劳动力结构降级不是出路，产业升级才是正途
1978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过慢，没能与中国劳动要素禀赋变化相配合。如果解决“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路着眼于提供与产业结构（劳动力需要）相一致的劳动力，也就意味着要提供更多的从事低附加值工作的岗位；这虽然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却无益于经济发展。解决“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路还应是加快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的方向，仍然是由我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决定。大量丰富的劳动力依然是中国的要素禀赋之在，而且，这种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更进一步地体现在了高素质劳动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学毕业生。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有177.6万人，少于美国的215.2万人；到了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增加至707.1万人，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美国的278.2万人，以及位居第三的日本的103.4万人，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2.5倍，日本的6.8倍。而且，这些规模巨大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其初始工资水平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基本相当，这意味着，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素质劳动力也仍然具有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使企业能够更便利地寻找到高素质的劳动力来从事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断地过度到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环节，从而推进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因此，中国在今后15—20年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旧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今后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中国将从传统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将不仅是政府的倡导与理论的论证，而是已经具有了产业升级的坚实基础，即劳动力素质升级已经为产业升级作好准备。今天，中国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性价比）的要素已经从低端体力劳动者转变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初级知识分子（大学毕业5年以内）。可以判断，今后15—20年，大量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产业发展空间将与前30年大量利用农民工的产业一样巨大。中国产业向高端攀升的压力与动力，可能性与可行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
（李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梁泳梅，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