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池田大作看来，正在世界各地蔓延的环境危机已威胁到构建地球文明，这与近代以来的文明观念有关。近代文明是一种满足人类欲望的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它企图把自然产物变为自己所有，以一元化的金钱价值不断侵蚀着各种社会价值和生活价值。这也与科学技术的滥用有关，科学技术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也使伦理精神贫弱虚化，这种科技悖论是由于它背离了人本身和对科技不加善恶的利用。创建人本主义地球文明，必须开辟“人道竞争”时代，因为只有通过人道竞争，携手协力，才能建设共存共荣的文明世界。
［关键词］池田大作；地球文明观；环境思想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3-0028-07
［作者简介］曾建平（1967—），男，江西新干人，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江西吉安343009）
［基金项目］创价大学日中友好学术资助项目《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池田大作环境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Title: Taisaku Ikeda’s Earth Civilization Theory
Author: ZENG Jian-ping
Abstract: Taisaku Ikeda believe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have endang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civiliz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mis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civilization to satisfy human desires of every kind and also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intends to gain products of nature and appropriate social and life values wh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reated highly developed material civilization, resulting in weak ethical spirit. Therefore, we should initiate a new era of humanitarian competition to construct a humanistic earth civilization for coexistence.
Key words: Taisaku Ikeda；earth civilization theory；environmental thought
在池田大作先生的各种著述、对谈、倡言中，“文明”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根据笔者对2000年至2010年11次“SGI之日”纪念倡言的粗略统计，“文明”是高频度出现的词汇之一，达165次（其他出现频度较高的词汇还有“和平”“对话”“环境”“文化”“精神”“生命”等，分别出现482次、260次、235次、220次、220次、207次）。他甚至把自己与世界各地精英的对谈统称为“文明间对话”或“宗教间对话”，并宣称SGI是最早开展这种对话的国际组织。可见，如果说池田思想即和平思想，那么其核心就是文明观。在环境思想中，文明也是其重要概念之一。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可持续世界首脑会议召开前夕，作为世界186个国家、地区之“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的代表，池田提出“用教育营造可持续的未来”的建言，他明确指出：环境问题与其他种种的“问题群”具有密切关系，问题的解决必须回溯到“人类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基本概念”等观点上。①他把自己的文明观称作“地球文明”或“全球文明”。
一、近代文明与时代危机
人类的文明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也是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划分的。第一个阶段是渔猎文明，即法国艺术史学家尤伊古所说的“先史时代”，在这个阶段，自然力的本性是神秘的，人是透过被认为具有魔力的象征物或象征性形象的手段来利用或躲避自然对人的侵害，几乎全面地依存于自然的秩序。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敬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人类与自然结成了同盟关系，人类理解自然，顺应和利用自然获得生存的条件，从而摆脱了盲目的、被动的存在。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出现，人类出现了企图改良现存物，使其发生变化以符合自己的喜好，从而必然逐渐产生进一步统治自然的欲望，比如破坏大片森林，使其变为田园。人类的这种愿望虽然越来越强烈，但由于工具落后，对自然的进攻性力量还受到与自然调和的一般规律支配，人类的堕落和对自然的破坏仍然有限。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妥协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人类与自然的合作关系断绝，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全面进攻，开始大肆袭击、伤害、榨取自然。池田说，近代工业不仅不依存于自然的秩序，而且恰恰相反，是通过对自然秩序的破坏来进行的，正是这种破坏，终于使得今天人类自身的生命遭遇到了威胁（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72－79）。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阶段”。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史中，甚至在数万年的人类史中不过区区一小段，但这数百年却是一段辛酸与悲苦、发展与毁灭交加的时代。它既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又使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现代文明的力量已经巨大到足以破坏自然体系的程度，这种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类获得了以理性为基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所谓文化，与物化相对，是人类建造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简单地说就是“化人”。文化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中间环境，建造得愈大就愈使得人类谋求与自然相融合的愿望更加强烈。这就像弹簧一样，拉得愈远，弹回的力量便愈大。因而，“现代文明使人类愈来愈脱离自然。不仅如此，文化环境的扩大还破坏了自然的环境，使它变得狭窄。……变窄了自然就会丧失适应变异的弹力，很容易遭到破坏”（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05）。在近代以来的文明观里，自然的一切都是毫无生命气息的存在，是等待人类去开发去征服的物质资源。这种见解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大宇宙之间的关联被截断，而且也使得人类自身沉沦，甚至漠视生命。人类陷入了佛法所说的“小我”的牢笼之中。
人类在近代文明中是如何侵害自然、轻视生命的，并不是池田分析的重点；作为思想家和宗教家，他需要挖掘这种现象背后的哲学道理。在他看来，近代文明与现时代的危机是与生俱来、内在关联的。
近代文明不仅仅是给人类带来了环境问题的梦魇，其“最大的缺陷和歪曲，归根结底是在于使人们丧失了凝视自己的内面并加以正确引导的态度”（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29）。也就是说，现代的人们总是把心朝外，忽视了内在的提高。所谓“外在”，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物质性变化。重视工具改进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这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变革的使命所在。人们为了追求这种物质上的进步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所谓“内在”，就是人的精神变化，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气质。人活着不能仅有物质力量，还必须具有精神世界。可是，近代文明教导人们追求的唯一主旨是物质世界的膨胀，而不是精神世界的丰富，任由精神这种内在性的、气质性的世界坍塌下去，而这正是近代以来文明所带来的时代危机的实质。“破坏自然环境当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精神的颓废。这种可怕的后果已经在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1988：139）
为什么近代文明一方面会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又会使精神力量不断贫弱呢？这个内在冲突在于文明本身的含义之中。“所谓人类文明，极端地说，不过是为了充分而有效地满足这些欲望而产生和构筑的。”满足无休无止的欲望的要求会促使人们产生征服外在世界的冲动，而人类征服自然所凭借的武器是理性。“在这里起着很大作用的是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一向是为了帮助欲望、满足欲望而发挥了作用。从人类使用最原始的工具的时代起，可以说文明就是理性的产物”（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60）。在西方文化的根底中一直存在着崇尚理性和理性至上的传统，而理性要求思维方式必须以主、客二元分离为前提——在西方文化传统看来，惟其如此，方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于是，探求“知识的客观性”便成为理性向外征服自然的合法性目的。近代以来，特别是培根以后，人们对“知识”的看法不再局限于一种对自然的认识与观解，而是把它看做一种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的“力量”，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但是，这一客观性的认知活动不是单纯的科学性活动，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为了人类的利益才去认识、征服和利用自然这一根本目的。池田说:“犹太一神教认为人类是最接近神的存在，所以理所当然地要征服其他生物和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这种思想深藏在现代思想的底部。”（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3）在这种理性使然之下，由科学所构筑的近代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恩惠，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那样的富足，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对此，应予以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它“把解放人的生命内部的各种欲望合理化”。这样，近代文明既实现了将人的欲望完全合理化的内在目的，又达到了征服自然合法化的外在目的。然而，这些被合法化的欲望，真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吗？“被科学文明解放出来的、从人的生命中涌现出的欲望,主要是本能的欲望和物质的欲望以及与这些欲望相关的权力欲、支配欲、名声欲和名誉欲等”（池田大作、B·威尔逊，1995：372）。如果人类任凭这些“魔性的欲望”支配，就会以欲望的奴隶之名哀求近代文明向自然讨伐以不断充塞无底的欲望之井。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之下，人的向外征服之剑成为了正义之剑，池田深刻地指出：为了遵从神的意志而对统治自然所作的努力，在这里是与人满足其欲望的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西方可以怀着绝对自我肯定的信心，把满足其欲望的行为看做是正义的——这恐怕就是近代西方的动力（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86）。
池田先生不仅洞穿了文明的欲望本质，而且还深入地分析了企图把自然的产物变为自己所有、为此目的而创造出的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本来，修罗界的胡作非为的性格是人所具有的内在本性，它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寻找飞扬跋扈的机会。但是，科学技术文明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产生了会愈发歪曲人的世界本有生命的种种因素。它使人迷失了方向，日益感到不安，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会靠储藏物质，尤其是“货币”，来寻求心灵的安慰。货币，作为满足生活上各种需要的交换手段，当然是绝对必须的。但当把货币作为“财产”或“资本”来看待，则这种“相对需要”会从“手段”变成“目的”，而不断自我进行增值，不断自我膨胀。从而，满足欲望作为人的一种需要就上升为绝对需要，演变成唯一目的。虽说现今是一个价值多样化的社会，实际上是进行着金钱价值的一元化，在不断侵蚀着各种社会价值、生活价值，并且在腐蚀着人所有的秩序感觉。这正是近代文明的本质特征。②
由此可见，近代文明与自然体系的破坏和人的内在精神的沉沦之间存在着直接链条关系。但或许这只是一种历史的演绎，时代危机的幕后推手是什么呢？“成为近代文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驱动力，不用说，就是科学技术”。③
二、科学技术与环境破坏
严格说来，科学与技术是有差别的。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后来也包括社会和人本身），寻求规律的过程和结果，其基本动力是探索真理的欲望；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根本动机是谋取利益。但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之间有了水乳交融的联系，因此，通常把它们统称为一个事物，或者在分别陈述科学或技术时总是意味着另外一方的存在。在池田思想中，科学或技术，都可以看做是科学技术或科技，二者是通用的。
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就目前世界的现状来看，“富有”不是科学赠给人类的唯一礼品，它似乎还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时代的危机感（池田大作，1996：3）。池田先生对科技的这种评判恰如其分。在审视环境危机的性质时，池田得出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灾的结论，其基本理据在于“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其意寓在于，科技活动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威力无比，以至于人类所遭遇的各种灾难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活动的结果，而是包含着人的因素，特别是科技因素的后果。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发明的同自然作斗争的力量，为什么却反过来扼住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咽喉呢？首先，人的创造物并不总是“为我之物”，也可能脱离创造它们的人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或异己的力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质财富，国家、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是人的物质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的创造物，但它们并不始终受人所控，也会反过来使人成为其隶属品。技术作为人类进取自然的生产工具也同样如此，人在技术的内在规定性的指令下不断操纵技术工具大肆掠夺自然界。其次，人类通过技术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并没有注重整体综合效应。人的活动总是运用技术在某一方面某一点上实现了对自然事物的积极否定、扬弃，它满足了人的片面需求，但却引起了自然的其他关系的连锁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为人所控制，是异己的。环境问题即是为此。“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51）。再次，人借助技术以实现与自然沟通的实践活动，在一定条件下不但不能产生对自我的积极的肯定性意义，反而会产生片面的否定自己的消极效应。海德格尔在剖析技术本质的危险性时就指出了这种对人的负面意义。因此，技术这种实践活动的中介其实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着自然，在向自然征取人的需求满足时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的供应力；另一方面它对着人类，在为人类本质力量确证时又使人类深深陷入在技术的孤傲理性中而不能自拔（曾建平、杨方，2002）。池田在分析科学技术时也提到海德格尔的技术论，他还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放纵的欲望同高度发达的理性的产物——科学相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而可以规制和正确引导欲望的传统的道德和禁忌明显地变得软弱无力了（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62）。如前所述，这是在说，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人的“外部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同“内在世界”的丰富与扩大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贫弱虚化的伦理精神，对于科学技术所造成的这种片面和分割，池田与许多智者在对话中都作出了无情的揭露。汤因比说，我们在伦理行为上的这种贫困，跟技术上的光辉业绩相比，是一种耻辱（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431）。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这种悖论越来越明显。
科学技术缘何造成这种文明世界的“悖论”？根据池田的见解，首先在于科技背离了人本身这个原点。他说，这是由于没有充分洞察人的内在世界，也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把对人的生命彻底洞察的哲学放在科学发达的核心位置（池田大作、A·A·罗古诺夫，1990：184）。科技的出现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的理性使然，但是，任何时候科技都必须以人为本，围绕人的幸福生活而存在。易言之，科学从人出发，还要回归于人（池田大作，1997：30）。一旦离开这个核心目的，科技就会蜕变。现代科技虽然从未宣布与人的分离，但事实上已经把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欲望当做根本，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和原动力。池田认为，这是使现代的自然和人类的协调关系崩溃的一个原因。显然，当科技偏离了“为人的科学”的航向，驶向了“为科学而科学”的彼岸时，它便丧失了目的性维度，异化为工具性价值。实际上，在科技把人作为欲望主体从而忠心耿耿为之服务时，也使人异化成了可以被操作的客体，是等待科技伤害的对象。尤伊古说，当人类把自身仅当做对物质的世界——即环境世界起作用的手段来考虑时，也就脱离了自身，不考虑丰富自己的人格，丧失了对内部存在的向往，只想到客观的事实，极力从理性上对它加以操纵，因而只考虑发展对客观事物发生作用的手段——科学技术（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137）。
其次在于科技的善恶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是善是恶，抑或亦善亦恶，无善无恶？比起人性的善恶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复杂。池田明确反对科技中立论，认为任何科技的研究和使用都是有其特定目的的，而这正是标示科技善恶的尺度。可见，武断地认为科技的善恶无济于事，只有把具体的科技放在特定时空领域，放在其应用的领域才能加以合理评判。池田认为，“人类一向把如何更有效、更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其文明经营的根本，至于其目的究竟是善是恶，可以说并未怎么考虑。这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似乎特别显著。但是，今后的人类必须要考虑一下这种目的本身的善恶。而且仅考虑对人类的善恶还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对地球’、‘对自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认为应当把这些一一看准之后，才允许开发作为其手段的技术”（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82）。显然，池田并不反对创造创新科技，而主张需要对科技的指向进行善恶的甄别。这种指向不仅包括人本身，还包括自然、地球。当我们抱定自然是为人而存在的，人是自然之主的信仰，我们便为科技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破坏自然打开了方便之门，科技的趋恶性便不可避免。汤因比也对科技的善恶指向十分了然。他说，如果人把自己的技术滥用于利己主义、歪门邪道和罪恶目的，那就有致命的危险。正因为此，它才有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细菌，还有鲨鱼和猛兽，更加危险（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9-390）。
总之，科技所带来的对自然的破坏、污染，不仅损害了自然，也意味着损害了人本身，对自然尊严的侵犯，最终是对人自我尊严的侵犯。因此科技不能脱离伦理目的的引导，“缺乏价值观的科学技术，会成为无法控制的凶器，从根底威胁着人类社会”。④那么，如何使科技置于高尚的伦理目的之中，池田与其他对话的智者基本上都赞成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残废，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他们都认为制约科技趋恶的真正力量在于宗教，在于“变革人类的伦理这一现代最紧迫的根本课题”，否则，科学技术“很容易成为带来更大灾害的因素”。
由此，池田把人类的进步理解为不仅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包括伦理道德精神的提高。如果我们只看到科技的力量，陶醉于物质的繁华，而遗忘了内在的生命、精神或灵魂的升华，那么，人类一定不会走上光明大道，只能踏进历史的死胡同。“对于人来说，真正的进步是内在的进步。”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正确理解科技、美德、文明等诸多概念的内涵，“美德不是征服性的进步，而是与万物的和平的协调；文明应有的姿态是循环，而不是生产与消费”（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17）。
三、人道竞争与地球文明
池田所追求的人类新文明是地球文明或全球文明，这种文明具有“人民受益”“共存共荣”“尊重尊严”“平等对话”“自他幸福”“人本主义”等基本特征，而创造它的途径唯有“人道竞争”。
“人道竞争”这个词汇是由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1903年所著的《人生地理学》中首创的。牧口先生综观人类历史，指出生存竞争大致上可以分为军事竞争、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三种。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区分开来，而是在许多的情况下相互重叠下渐进地变化，比如有以军事竞争为背景的经济竞争，也有相反的例子。只要我们对这过程进行认真、大胆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牧口并不是以超越历史的观点，而是从历史内在发展的伦理，归纳总结出“人道竞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指出：“人道的方式，本来就没有单纯的方法。是要把政治、军事或经济活动，都包含在人道的范围里。总而言之，其目的是摆脱利己主义，使自己与他人的生活同时受到保障，获得进步。换言之，就是在有益于他人的同时，又有益于自己。选择如此的方法，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⑤池田不仅对此推崇有加，而且认为这是疗救人类文明病的唯一希望。
在人道竞争中，科技的力量不能代替道德的力量。当今时代，科技的力量愈来愈强大，以至于“科技迷信”遍布于世。人们相信唯有科技才能带来幸福，唯有科技才能拯救危机。池田先生并不否认科技的伟大，但是他认为，那种秉持科技万能论，以为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来消除公害和灾害的主张，“恐怕是过于相信科学的力量了”。这种对科学力量的过于自信，不但不能使人类走出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反倒会使人们偏离变革“人类的伦理”这一现代最紧迫的根本课题，很容易成为带来更大灾害的因素。汤因比也明确指出：“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40）因为造成这种恶果的最终根由在于人性危机，在于道德危机。解除人性危机，唯有通过精神的方式，而不是科技的方式，“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从技术进步所得的力量，可以代替道德所完成的任务。我认为从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是解决人们自己招致的现代危机的出发点”（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8）。科技可以解决人们“怎样去做”的问题，但要保证人们“应该如何来做”“应该做什么”却是科学之上的问题，是伦理的问题或宗教的问题。这就如火车头（科学）与铁轨（价值方向）的关系。后者才是人类的方向，脱离了正确的目标，火车头跑得越快，偏离正确的道路也越远。在环境问题上，这便要求科学家以及现代的所有人，无论如何要从自己生命的内部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
本着人道竞争，牧口希望各国能终止为本国争取利益的纠纷状态，携手协力建设共存共荣的世界。池田说，人道竞争的价值便在于此，它在认同竞争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确保竞争不与人道精神脱节。只有承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的乐观主义哲学，只有扎根于谋求一切人的幸福的人道主义哲学，才能有助于在消除运用于今天的科学成果所产生的危险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池田大作、A·A·罗古诺夫，1990：204）。在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时，这一“人道竞争”不正是我们应追求的吗？⑥为此，池田先生在第34届“SGI日”纪念倡言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以此作为建设和平共生国际社会的支柱，促使落实“人道竞争”，转变目前的全球问题，为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这三个建议是：（1）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共同行动；（2）促进国际合作，以期为全球社会争取公众利益；（3）为共享和平而废除核武器。⑦
池田认为，如果人们希望在本世纪目睹地球文明在全球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考验的重大时刻，而“自律竞争”“人道竞争”，是掌握其成与败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道竞争是符合21世纪需要的主流思想模式，只有通过这样掌握的与自然的调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的态度，才能面对自然的破坏筑起一道根本的防御线。用与池田对话的贝洽的话说，“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新战胜自己的过程中，只有新的人道主义——在理念的动机上不妥协，而且与今天的技术现实相一致的人道主义——才能成为我们的支柱。只有这种教导人们教育应从自己内心开始的人道主义，才能给予我们达到更高境界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仔细认真地研究应当选择什么道路通向未来，我们把这种在现代这一苦难时代人的精神的复兴称之为‘人的革命’”（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1988：159）。
2010年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再次以类似于科幻小说家那样的话语发布了一个震惊世人的预言。他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霍金对此解释称，“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⑧。霍金的警世之语并非危言耸听。他之所以爆出“200年内地球将毁灭”的惊世绝论，是由于他对人类的自私贪婪之本性的改变几近绝望。池田先生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与汤因比对话中就说到，与以往的世界末日论还相信善良的人会得到拯救的乐观主义不同，今天的世界末日论，连人类生命的善良部分也得不到宽恕，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地巧取豪夺，没有丝毫改变，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他显然希望通过这个忠告来阻止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破坏。池田先生一贯倡导“人性革命”“人道竞争”，就是要扭转人类的利己主义，阻止自然的破坏、地球的毁灭。如果以这一思想基点为根本，就有可能从侵略、征服自然的思想转变为共存思想，进而跨越全球化的威胁，创建人本主义地球文明。
[参考文献]
曾建平，杨方﹒2002﹒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及道德意蕴［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1988.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苏）A·A·罗古诺夫﹒1990.第三条虹桥［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1995.社会变迁下的宗教角色［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日)池田大作﹒1996.佛法·西与东［M］﹒王健，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1997.佛法与宇宙［M］.卞立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法）路奈·尤伊古﹒2003.黑夜寻求黎明［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1985.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王琦
①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②第32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③第35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④第35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⑤第27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⑥第33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⑦第34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⑧《霍金地球毁灭论值得重视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大公报》，2010年8月11日。
［关键词］池田大作；地球文明观；环境思想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3-0028-07
［作者简介］曾建平（1967—），男，江西新干人，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江西吉安343009）
［基金项目］创价大学日中友好学术资助项目《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池田大作环境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Title: Taisaku Ikeda’s Earth Civilization Theory
Author: ZENG Jian-ping
Abstract: Taisaku Ikeda believe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have endang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civiliz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mis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civilization to satisfy human desires of every kind and also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intends to gain products of nature and appropriate social and life values wh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reated highly developed material civilization, resulting in weak ethical spirit. Therefore, we should initiate a new era of humanitarian competition to construct a humanistic earth civilization for coexistence.
Key words: Taisaku Ikeda；earth civilization theory；environmental thought
在池田大作先生的各种著述、对谈、倡言中，“文明”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根据笔者对2000年至2010年11次“SGI之日”纪念倡言的粗略统计，“文明”是高频度出现的词汇之一，达165次（其他出现频度较高的词汇还有“和平”“对话”“环境”“文化”“精神”“生命”等，分别出现482次、260次、235次、220次、220次、207次）。他甚至把自己与世界各地精英的对谈统称为“文明间对话”或“宗教间对话”，并宣称SGI是最早开展这种对话的国际组织。可见，如果说池田思想即和平思想，那么其核心就是文明观。在环境思想中，文明也是其重要概念之一。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可持续世界首脑会议召开前夕，作为世界186个国家、地区之“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的代表，池田提出“用教育营造可持续的未来”的建言，他明确指出：环境问题与其他种种的“问题群”具有密切关系，问题的解决必须回溯到“人类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基本概念”等观点上。①他把自己的文明观称作“地球文明”或“全球文明”。
一、近代文明与时代危机
人类的文明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也是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划分的。第一个阶段是渔猎文明，即法国艺术史学家尤伊古所说的“先史时代”，在这个阶段，自然力的本性是神秘的，人是透过被认为具有魔力的象征物或象征性形象的手段来利用或躲避自然对人的侵害，几乎全面地依存于自然的秩序。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敬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人类与自然结成了同盟关系，人类理解自然，顺应和利用自然获得生存的条件，从而摆脱了盲目的、被动的存在。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出现，人类出现了企图改良现存物，使其发生变化以符合自己的喜好，从而必然逐渐产生进一步统治自然的欲望，比如破坏大片森林，使其变为田园。人类的这种愿望虽然越来越强烈，但由于工具落后，对自然的进攻性力量还受到与自然调和的一般规律支配，人类的堕落和对自然的破坏仍然有限。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妥协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人类与自然的合作关系断绝，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全面进攻，开始大肆袭击、伤害、榨取自然。池田说，近代工业不仅不依存于自然的秩序，而且恰恰相反，是通过对自然秩序的破坏来进行的，正是这种破坏，终于使得今天人类自身的生命遭遇到了威胁（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72－79）。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阶段”。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史中，甚至在数万年的人类史中不过区区一小段，但这数百年却是一段辛酸与悲苦、发展与毁灭交加的时代。它既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又使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现代文明的力量已经巨大到足以破坏自然体系的程度，这种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类获得了以理性为基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所谓文化，与物化相对，是人类建造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简单地说就是“化人”。文化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中间环境，建造得愈大就愈使得人类谋求与自然相融合的愿望更加强烈。这就像弹簧一样，拉得愈远，弹回的力量便愈大。因而，“现代文明使人类愈来愈脱离自然。不仅如此，文化环境的扩大还破坏了自然的环境，使它变得狭窄。……变窄了自然就会丧失适应变异的弹力，很容易遭到破坏”（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05）。在近代以来的文明观里，自然的一切都是毫无生命气息的存在，是等待人类去开发去征服的物质资源。这种见解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大宇宙之间的关联被截断，而且也使得人类自身沉沦，甚至漠视生命。人类陷入了佛法所说的“小我”的牢笼之中。
人类在近代文明中是如何侵害自然、轻视生命的，并不是池田分析的重点；作为思想家和宗教家，他需要挖掘这种现象背后的哲学道理。在他看来，近代文明与现时代的危机是与生俱来、内在关联的。
近代文明不仅仅是给人类带来了环境问题的梦魇，其“最大的缺陷和歪曲，归根结底是在于使人们丧失了凝视自己的内面并加以正确引导的态度”（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29）。也就是说，现代的人们总是把心朝外，忽视了内在的提高。所谓“外在”，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物质性变化。重视工具改进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这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变革的使命所在。人们为了追求这种物质上的进步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所谓“内在”，就是人的精神变化，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气质。人活着不能仅有物质力量，还必须具有精神世界。可是，近代文明教导人们追求的唯一主旨是物质世界的膨胀，而不是精神世界的丰富，任由精神这种内在性的、气质性的世界坍塌下去，而这正是近代以来文明所带来的时代危机的实质。“破坏自然环境当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精神的颓废。这种可怕的后果已经在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1988：139）
为什么近代文明一方面会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又会使精神力量不断贫弱呢？这个内在冲突在于文明本身的含义之中。“所谓人类文明，极端地说，不过是为了充分而有效地满足这些欲望而产生和构筑的。”满足无休无止的欲望的要求会促使人们产生征服外在世界的冲动，而人类征服自然所凭借的武器是理性。“在这里起着很大作用的是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一向是为了帮助欲望、满足欲望而发挥了作用。从人类使用最原始的工具的时代起，可以说文明就是理性的产物”（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60）。在西方文化的根底中一直存在着崇尚理性和理性至上的传统，而理性要求思维方式必须以主、客二元分离为前提——在西方文化传统看来，惟其如此，方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于是，探求“知识的客观性”便成为理性向外征服自然的合法性目的。近代以来，特别是培根以后，人们对“知识”的看法不再局限于一种对自然的认识与观解，而是把它看做一种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的“力量”，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但是，这一客观性的认知活动不是单纯的科学性活动，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为了人类的利益才去认识、征服和利用自然这一根本目的。池田说:“犹太一神教认为人类是最接近神的存在，所以理所当然地要征服其他生物和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这种思想深藏在现代思想的底部。”（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3）在这种理性使然之下，由科学所构筑的近代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恩惠，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那样的富足，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对此，应予以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它“把解放人的生命内部的各种欲望合理化”。这样，近代文明既实现了将人的欲望完全合理化的内在目的，又达到了征服自然合法化的外在目的。然而，这些被合法化的欲望，真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吗？“被科学文明解放出来的、从人的生命中涌现出的欲望,主要是本能的欲望和物质的欲望以及与这些欲望相关的权力欲、支配欲、名声欲和名誉欲等”（池田大作、B·威尔逊，1995：372）。如果人类任凭这些“魔性的欲望”支配，就会以欲望的奴隶之名哀求近代文明向自然讨伐以不断充塞无底的欲望之井。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之下，人的向外征服之剑成为了正义之剑，池田深刻地指出：为了遵从神的意志而对统治自然所作的努力，在这里是与人满足其欲望的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西方可以怀着绝对自我肯定的信心，把满足其欲望的行为看做是正义的——这恐怕就是近代西方的动力（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86）。
池田先生不仅洞穿了文明的欲望本质，而且还深入地分析了企图把自然的产物变为自己所有、为此目的而创造出的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本来，修罗界的胡作非为的性格是人所具有的内在本性，它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寻找飞扬跋扈的机会。但是，科学技术文明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产生了会愈发歪曲人的世界本有生命的种种因素。它使人迷失了方向，日益感到不安，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会靠储藏物质，尤其是“货币”，来寻求心灵的安慰。货币，作为满足生活上各种需要的交换手段，当然是绝对必须的。但当把货币作为“财产”或“资本”来看待，则这种“相对需要”会从“手段”变成“目的”，而不断自我进行增值，不断自我膨胀。从而，满足欲望作为人的一种需要就上升为绝对需要，演变成唯一目的。虽说现今是一个价值多样化的社会，实际上是进行着金钱价值的一元化，在不断侵蚀着各种社会价值、生活价值，并且在腐蚀着人所有的秩序感觉。这正是近代文明的本质特征。②
由此可见，近代文明与自然体系的破坏和人的内在精神的沉沦之间存在着直接链条关系。但或许这只是一种历史的演绎，时代危机的幕后推手是什么呢？“成为近代文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驱动力，不用说，就是科学技术”。③
二、科学技术与环境破坏
严格说来，科学与技术是有差别的。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后来也包括社会和人本身），寻求规律的过程和结果，其基本动力是探索真理的欲望；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根本动机是谋取利益。但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之间有了水乳交融的联系，因此，通常把它们统称为一个事物，或者在分别陈述科学或技术时总是意味着另外一方的存在。在池田思想中，科学或技术，都可以看做是科学技术或科技，二者是通用的。
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就目前世界的现状来看，“富有”不是科学赠给人类的唯一礼品，它似乎还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时代的危机感（池田大作，1996：3）。池田先生对科技的这种评判恰如其分。在审视环境危机的性质时，池田得出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灾的结论，其基本理据在于“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其意寓在于，科技活动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威力无比，以至于人类所遭遇的各种灾难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活动的结果，而是包含着人的因素，特别是科技因素的后果。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发明的同自然作斗争的力量，为什么却反过来扼住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咽喉呢？首先，人的创造物并不总是“为我之物”，也可能脱离创造它们的人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或异己的力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质财富，国家、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是人的物质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的创造物，但它们并不始终受人所控，也会反过来使人成为其隶属品。技术作为人类进取自然的生产工具也同样如此，人在技术的内在规定性的指令下不断操纵技术工具大肆掠夺自然界。其次，人类通过技术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并没有注重整体综合效应。人的活动总是运用技术在某一方面某一点上实现了对自然事物的积极否定、扬弃，它满足了人的片面需求，但却引起了自然的其他关系的连锁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为人所控制，是异己的。环境问题即是为此。“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51）。再次，人借助技术以实现与自然沟通的实践活动，在一定条件下不但不能产生对自我的积极的肯定性意义，反而会产生片面的否定自己的消极效应。海德格尔在剖析技术本质的危险性时就指出了这种对人的负面意义。因此，技术这种实践活动的中介其实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着自然，在向自然征取人的需求满足时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的供应力；另一方面它对着人类，在为人类本质力量确证时又使人类深深陷入在技术的孤傲理性中而不能自拔（曾建平、杨方，2002）。池田在分析科学技术时也提到海德格尔的技术论，他还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放纵的欲望同高度发达的理性的产物——科学相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而可以规制和正确引导欲望的传统的道德和禁忌明显地变得软弱无力了（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262）。如前所述，这是在说，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人的“外部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同“内在世界”的丰富与扩大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贫弱虚化的伦理精神，对于科学技术所造成的这种片面和分割，池田与许多智者在对话中都作出了无情的揭露。汤因比说，我们在伦理行为上的这种贫困，跟技术上的光辉业绩相比，是一种耻辱（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431）。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这种悖论越来越明显。
科学技术缘何造成这种文明世界的“悖论”？根据池田的见解，首先在于科技背离了人本身这个原点。他说，这是由于没有充分洞察人的内在世界，也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把对人的生命彻底洞察的哲学放在科学发达的核心位置（池田大作、A·A·罗古诺夫，1990：184）。科技的出现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的理性使然，但是，任何时候科技都必须以人为本，围绕人的幸福生活而存在。易言之，科学从人出发，还要回归于人（池田大作，1997：30）。一旦离开这个核心目的，科技就会蜕变。现代科技虽然从未宣布与人的分离，但事实上已经把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欲望当做根本，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和原动力。池田认为，这是使现代的自然和人类的协调关系崩溃的一个原因。显然，当科技偏离了“为人的科学”的航向，驶向了“为科学而科学”的彼岸时，它便丧失了目的性维度，异化为工具性价值。实际上，在科技把人作为欲望主体从而忠心耿耿为之服务时，也使人异化成了可以被操作的客体，是等待科技伤害的对象。尤伊古说，当人类把自身仅当做对物质的世界——即环境世界起作用的手段来考虑时，也就脱离了自身，不考虑丰富自己的人格，丧失了对内部存在的向往，只想到客观的事实，极力从理性上对它加以操纵，因而只考虑发展对客观事物发生作用的手段——科学技术（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137）。
其次在于科技的善恶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是善是恶，抑或亦善亦恶，无善无恶？比起人性的善恶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复杂。池田明确反对科技中立论，认为任何科技的研究和使用都是有其特定目的的，而这正是标示科技善恶的尺度。可见，武断地认为科技的善恶无济于事，只有把具体的科技放在特定时空领域，放在其应用的领域才能加以合理评判。池田认为，“人类一向把如何更有效、更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其文明经营的根本，至于其目的究竟是善是恶，可以说并未怎么考虑。这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似乎特别显著。但是，今后的人类必须要考虑一下这种目的本身的善恶。而且仅考虑对人类的善恶还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对地球’、‘对自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认为应当把这些一一看准之后，才允许开发作为其手段的技术”（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82）。显然，池田并不反对创造创新科技，而主张需要对科技的指向进行善恶的甄别。这种指向不仅包括人本身，还包括自然、地球。当我们抱定自然是为人而存在的，人是自然之主的信仰，我们便为科技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破坏自然打开了方便之门，科技的趋恶性便不可避免。汤因比也对科技的善恶指向十分了然。他说，如果人把自己的技术滥用于利己主义、歪门邪道和罪恶目的，那就有致命的危险。正因为此，它才有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细菌，还有鲨鱼和猛兽，更加危险（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9-390）。
总之，科技所带来的对自然的破坏、污染，不仅损害了自然，也意味着损害了人本身，对自然尊严的侵犯，最终是对人自我尊严的侵犯。因此科技不能脱离伦理目的的引导，“缺乏价值观的科学技术，会成为无法控制的凶器，从根底威胁着人类社会”。④那么，如何使科技置于高尚的伦理目的之中，池田与其他对话的智者基本上都赞成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残废，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他们都认为制约科技趋恶的真正力量在于宗教，在于“变革人类的伦理这一现代最紧迫的根本课题”，否则，科学技术“很容易成为带来更大灾害的因素”。
由此，池田把人类的进步理解为不仅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包括伦理道德精神的提高。如果我们只看到科技的力量，陶醉于物质的繁华，而遗忘了内在的生命、精神或灵魂的升华，那么，人类一定不会走上光明大道，只能踏进历史的死胡同。“对于人来说，真正的进步是内在的进步。”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正确理解科技、美德、文明等诸多概念的内涵，“美德不是征服性的进步，而是与万物的和平的协调；文明应有的姿态是循环，而不是生产与消费”（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2003:17）。
三、人道竞争与地球文明
池田所追求的人类新文明是地球文明或全球文明，这种文明具有“人民受益”“共存共荣”“尊重尊严”“平等对话”“自他幸福”“人本主义”等基本特征，而创造它的途径唯有“人道竞争”。
“人道竞争”这个词汇是由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1903年所著的《人生地理学》中首创的。牧口先生综观人类历史，指出生存竞争大致上可以分为军事竞争、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三种。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区分开来，而是在许多的情况下相互重叠下渐进地变化，比如有以军事竞争为背景的经济竞争，也有相反的例子。只要我们对这过程进行认真、大胆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牧口并不是以超越历史的观点，而是从历史内在发展的伦理，归纳总结出“人道竞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指出：“人道的方式，本来就没有单纯的方法。是要把政治、军事或经济活动，都包含在人道的范围里。总而言之，其目的是摆脱利己主义，使自己与他人的生活同时受到保障，获得进步。换言之，就是在有益于他人的同时，又有益于自己。选择如此的方法，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⑤池田不仅对此推崇有加，而且认为这是疗救人类文明病的唯一希望。
在人道竞争中，科技的力量不能代替道德的力量。当今时代，科技的力量愈来愈强大，以至于“科技迷信”遍布于世。人们相信唯有科技才能带来幸福，唯有科技才能拯救危机。池田先生并不否认科技的伟大，但是他认为，那种秉持科技万能论，以为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来消除公害和灾害的主张，“恐怕是过于相信科学的力量了”。这种对科学力量的过于自信，不但不能使人类走出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反倒会使人们偏离变革“人类的伦理”这一现代最紧迫的根本课题，很容易成为带来更大灾害的因素。汤因比也明确指出：“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40）因为造成这种恶果的最终根由在于人性危机，在于道德危机。解除人性危机，唯有通过精神的方式，而不是科技的方式，“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从技术进步所得的力量，可以代替道德所完成的任务。我认为从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是解决人们自己招致的现代危机的出发点”（汤因比、池田大作，1985：388）。科技可以解决人们“怎样去做”的问题，但要保证人们“应该如何来做”“应该做什么”却是科学之上的问题，是伦理的问题或宗教的问题。这就如火车头（科学）与铁轨（价值方向）的关系。后者才是人类的方向，脱离了正确的目标，火车头跑得越快，偏离正确的道路也越远。在环境问题上，这便要求科学家以及现代的所有人，无论如何要从自己生命的内部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
本着人道竞争，牧口希望各国能终止为本国争取利益的纠纷状态，携手协力建设共存共荣的世界。池田说，人道竞争的价值便在于此，它在认同竞争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确保竞争不与人道精神脱节。只有承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的乐观主义哲学，只有扎根于谋求一切人的幸福的人道主义哲学，才能有助于在消除运用于今天的科学成果所产生的危险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池田大作、A·A·罗古诺夫，1990：204）。在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时，这一“人道竞争”不正是我们应追求的吗？⑥为此，池田先生在第34届“SGI日”纪念倡言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以此作为建设和平共生国际社会的支柱，促使落实“人道竞争”，转变目前的全球问题，为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这三个建议是：（1）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共同行动；（2）促进国际合作，以期为全球社会争取公众利益；（3）为共享和平而废除核武器。⑦
池田认为，如果人们希望在本世纪目睹地球文明在全球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考验的重大时刻，而“自律竞争”“人道竞争”，是掌握其成与败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道竞争是符合21世纪需要的主流思想模式，只有通过这样掌握的与自然的调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的态度，才能面对自然的破坏筑起一道根本的防御线。用与池田对话的贝洽的话说，“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新战胜自己的过程中，只有新的人道主义——在理念的动机上不妥协，而且与今天的技术现实相一致的人道主义——才能成为我们的支柱。只有这种教导人们教育应从自己内心开始的人道主义，才能给予我们达到更高境界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仔细认真地研究应当选择什么道路通向未来，我们把这种在现代这一苦难时代人的精神的复兴称之为‘人的革命’”（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1988：159）。
2010年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再次以类似于科幻小说家那样的话语发布了一个震惊世人的预言。他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霍金对此解释称，“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⑧。霍金的警世之语并非危言耸听。他之所以爆出“200年内地球将毁灭”的惊世绝论，是由于他对人类的自私贪婪之本性的改变几近绝望。池田先生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与汤因比对话中就说到，与以往的世界末日论还相信善良的人会得到拯救的乐观主义不同，今天的世界末日论，连人类生命的善良部分也得不到宽恕，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地巧取豪夺，没有丝毫改变，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他显然希望通过这个忠告来阻止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破坏。池田先生一贯倡导“人性革命”“人道竞争”，就是要扭转人类的利己主义，阻止自然的破坏、地球的毁灭。如果以这一思想基点为根本，就有可能从侵略、征服自然的思想转变为共存思想，进而跨越全球化的威胁，创建人本主义地球文明。
[参考文献]
曾建平，杨方﹒2002﹒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及道德意蕴［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1988.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苏）A·A·罗古诺夫﹒1990.第三条虹桥［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1995.社会变迁下的宗教角色［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日)池田大作﹒1996.佛法·西与东［M］﹒王健，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1997.佛法与宇宙［M］.卞立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日)池田大作，（法）路奈·尤伊古﹒2003.黑夜寻求黎明［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1985.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王琦
①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②第32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③第35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④第35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⑤第27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⑥第33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⑦第34届“SGI日”纪念倡言，http：//www.daisakuikeda.org/chs/props.html（池田大作中文网），2010年9月1日。
⑧《霍金地球毁灭论值得重视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大公报》，201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