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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艺术.大家：您曾说过做美术馆是在尽一份社会责任，在您做馆长这么多年以来，最大的心得和体会是什么？
傅中塑：建馆容易办馆难。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在一个城市建造几个美术馆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运营，收藏什么？办什么展览？如何向公众推广？这些都是需要馆长思考并付诸实施的内容，也是馆长的责任与担当。做了十年的美术馆馆长，经历了湖北美术馆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很辛苦很累，但也乐此不疲，还是很有成就感。湖北美术馆以自己特有的办馆方略，挖掘整合了地域文化资源，推进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一个美术馆如果没有收藏，那就是个展览馆、是临时展会，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收藏系统，树立了展览品牌系统，形成了公共教育推广系统。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专业提升。怎么让美术馆朝着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去服务于社会，让观众深层次地领略艺术，让他们走进美术馆，零距离地观赏作品、接触艺术家，不要让这些资源浪费，要体现城市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这都是我们要思考并实践的课题。
美术馆、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一个城市的文化主要是靠美术馆、博物馆来传播推广、影响城市公民，当他们将参观美术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其思想品质、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要把美术馆办得对这个城市有影响力、办得有特色，既需要管理者的智慧，又需要有能力的团队，还要有为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美术馆事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都是靠社会赞助，靠志愿者和义工来具体实施，在美术馆工作是一种荣誉，会受人尊重。办美术馆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美术馆是崇尚艺术的“教堂”、是传播知识的“学校”、是抚慰心灵创伤的“医院”。
东方艺术.大家：您是如何理解时间这个概念的？
傅中望：时间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艺术家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有思想的无限性，创造的无限性——就是在有限的时空中，创造无限的可能。有些人时间有限，他的空间也有限，就连他的生活都会受限，这样的人会很可悲。而有些人是思想家，他的空间就会很长、很远。
作为一位艺术家，如果你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创造，这样你思考的角度、纬度和空间就会更大。你的生命力就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所以创作的作品越多，你对现实，对社会的思考就会越多，而作品则会将每一次的思考凝固其中，留在现实当中。可能今后作为个体的生命会不存在，但作品却有可能存在，并且存在的时间会更长，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的时间延续了，这就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东方艺术.大家：一天当中，您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最有活力？
傅中望：一天中最有精神的时间应该是晚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画稿子，所以有时不自觉的就会熬夜，久而久之，我晚上就变得最有活力了。
东方艺术.大家：用一种形状和颜色描绘时间，您想到的是什么？
傅中望：我觉得时间的形状应该是线性的，而不是一个一定范围里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形状，它是流动的，有可能会断掉。
时间应该是偏冷的，中性的颜色。
东方艺术.大家：您是如何看待创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的？
傅中望：每一件作品都是我在时间上的捕捉。我是一个对过去的东西很留恋的人，所以我把曾经使用过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例如烟盒，现在已经有十几箱了，还有打火机、手机、相机、老硬币、曾经住过的酒店的卡牌、票据，展览的请柬等等，我都保留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想把时间留住，虔诚地做一位时间的搜集者，与它们保持着一种关系。这些东西都是时间的概念，到了一定的时期都是我的作品，它们就是我的时间档案。看着这些东西，我就会感觉时间很长，如果把过去掐断了，就会感觉站在地上不稳，跟自己没有过去一样。从而让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更不知道往哪走。
對我来说，经历了对传统的认知与痴迷以后，才能更好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元素来进行创作。如果对传统不尊重，对自身的文化不了解，就去做创作，那样只会是做一些掐头去尾的工作，站不住脚，最多也就是哗众取宠一下。我对过往的时间，事物，始终有一种情怀，不愿把它忘却。就像如果把一座城市的老房子都拆掉，我会觉得那拆掉的不仅是房子，而是几代人的记忆。未来有多长这是不可知的，但我过去经历的时间、空间、物象是有意义的。
东方艺术.大家：在创作过程中，您有时间上的规划吗？
傅中望：当有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把作品做好。不过平时主要靠创作做积累，所以这个时间可长可短，有时候一件作品一天就做完了，有时候十天也完成不了，甚至一年也完成不了。例如我会把我穿的所有的鞋子都留下来，作为作品的素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我的生命有关系。我想把它们利用起来，这样它们就可以拥有更长的生命。如果把我穿鞋，做创作的时间加起来，这个时间可是很长的。毕竟艺术本身就是你的生活。
我也很喜欢搜集帽子，所以我有很多顶帽子。帽子其实也是一种榫卯关系的体现。在文革时代，如果你戴一顶带编号的军帽，肯定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追你;在工厂，你会戴工人的帽子，在农村就会戴农民的草帽……所以不管是戴帽子，还是穿衣都是一种榫卯关系。为此我创作了很多有关服饰的作品。榫卯关系在当今这个时代，无论从个体，到社会，无处不在。
我是一个特别顺其自然的人。早年我有很多机会去北京，但我就是想呆在武汉，觉得自己已经和武汉这个城市契合了。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时候人在其中，就像是生活在蹦床上一样，每天蹦，白天蹦，晚上蹦，你不蹦，明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武汉，我想蹦就蹦一下，不蹦就歇着了，相对而言自己能把控的时间多一些。
傅中塑：建馆容易办馆难。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在一个城市建造几个美术馆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运营，收藏什么？办什么展览？如何向公众推广？这些都是需要馆长思考并付诸实施的内容，也是馆长的责任与担当。做了十年的美术馆馆长，经历了湖北美术馆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很辛苦很累，但也乐此不疲，还是很有成就感。湖北美术馆以自己特有的办馆方略，挖掘整合了地域文化资源，推进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一个美术馆如果没有收藏，那就是个展览馆、是临时展会，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收藏系统，树立了展览品牌系统，形成了公共教育推广系统。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专业提升。怎么让美术馆朝着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去服务于社会，让观众深层次地领略艺术，让他们走进美术馆，零距离地观赏作品、接触艺术家，不要让这些资源浪费，要体现城市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这都是我们要思考并实践的课题。
美术馆、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一个城市的文化主要是靠美术馆、博物馆来传播推广、影响城市公民，当他们将参观美术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其思想品质、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要把美术馆办得对这个城市有影响力、办得有特色，既需要管理者的智慧，又需要有能力的团队，还要有为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美术馆事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都是靠社会赞助，靠志愿者和义工来具体实施，在美术馆工作是一种荣誉，会受人尊重。办美术馆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美术馆是崇尚艺术的“教堂”、是传播知识的“学校”、是抚慰心灵创伤的“医院”。
东方艺术.大家：您是如何理解时间这个概念的？
傅中望：时间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艺术家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有思想的无限性，创造的无限性——就是在有限的时空中，创造无限的可能。有些人时间有限，他的空间也有限，就连他的生活都会受限，这样的人会很可悲。而有些人是思想家，他的空间就会很长、很远。
作为一位艺术家，如果你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创造，这样你思考的角度、纬度和空间就会更大。你的生命力就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所以创作的作品越多，你对现实，对社会的思考就会越多，而作品则会将每一次的思考凝固其中，留在现实当中。可能今后作为个体的生命会不存在，但作品却有可能存在，并且存在的时间会更长，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的时间延续了，这就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东方艺术.大家：一天当中，您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最有活力？
傅中望：一天中最有精神的时间应该是晚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画稿子，所以有时不自觉的就会熬夜，久而久之，我晚上就变得最有活力了。
东方艺术.大家：用一种形状和颜色描绘时间，您想到的是什么？
傅中望：我觉得时间的形状应该是线性的，而不是一个一定范围里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形状，它是流动的，有可能会断掉。
时间应该是偏冷的，中性的颜色。
东方艺术.大家：您是如何看待创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的？
傅中望：每一件作品都是我在时间上的捕捉。我是一个对过去的东西很留恋的人，所以我把曾经使用过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例如烟盒，现在已经有十几箱了，还有打火机、手机、相机、老硬币、曾经住过的酒店的卡牌、票据，展览的请柬等等，我都保留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想把时间留住，虔诚地做一位时间的搜集者，与它们保持着一种关系。这些东西都是时间的概念，到了一定的时期都是我的作品，它们就是我的时间档案。看着这些东西，我就会感觉时间很长，如果把过去掐断了，就会感觉站在地上不稳，跟自己没有过去一样。从而让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更不知道往哪走。
對我来说，经历了对传统的认知与痴迷以后，才能更好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元素来进行创作。如果对传统不尊重，对自身的文化不了解，就去做创作，那样只会是做一些掐头去尾的工作，站不住脚，最多也就是哗众取宠一下。我对过往的时间，事物，始终有一种情怀，不愿把它忘却。就像如果把一座城市的老房子都拆掉，我会觉得那拆掉的不仅是房子，而是几代人的记忆。未来有多长这是不可知的，但我过去经历的时间、空间、物象是有意义的。
东方艺术.大家：在创作过程中，您有时间上的规划吗？
傅中望：当有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把作品做好。不过平时主要靠创作做积累，所以这个时间可长可短，有时候一件作品一天就做完了，有时候十天也完成不了，甚至一年也完成不了。例如我会把我穿的所有的鞋子都留下来，作为作品的素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我的生命有关系。我想把它们利用起来，这样它们就可以拥有更长的生命。如果把我穿鞋，做创作的时间加起来，这个时间可是很长的。毕竟艺术本身就是你的生活。
我也很喜欢搜集帽子，所以我有很多顶帽子。帽子其实也是一种榫卯关系的体现。在文革时代，如果你戴一顶带编号的军帽，肯定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追你;在工厂，你会戴工人的帽子，在农村就会戴农民的草帽……所以不管是戴帽子，还是穿衣都是一种榫卯关系。为此我创作了很多有关服饰的作品。榫卯关系在当今这个时代，无论从个体，到社会，无处不在。
我是一个特别顺其自然的人。早年我有很多机会去北京，但我就是想呆在武汉，觉得自己已经和武汉这个城市契合了。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时候人在其中，就像是生活在蹦床上一样，每天蹦，白天蹦，晚上蹦，你不蹦，明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武汉，我想蹦就蹦一下，不蹦就歇着了，相对而言自己能把控的时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