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结束不久，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部分省区市党代会即将于5月举行，这些重要大会采用怎样的先进装备来保障签到、表决、发言、通讯等流程正常有序进行？外界对此好奇却鲜有机会了解。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关呈远、韩方明等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只有半页纸的提案--为人民大会堂的投票表决器加上盖子，“手指头伸进去，别人看不到就行了”。这个提案到今年两会期间仍被提及并引发舆论争议。但是，以“请按表决器”取代“鼓掌通过”的会议表决方式则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肯定。
　　今年3月15日香港《大公报》刊文说，全国两会表决器上的“反对票”，已经是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呈现了不同意见的自主公开表达，也展示了一个国家民主议政的日益进步。
　　表决器初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按照规定“除停电等特殊情况”，电子按键表决从此取代举手表决，掀起了我国表决和投票方式的新篇章。
　　表决器是重要大会会议装备的领衔明星，而整体会议系统的联合“发力”，才能保证大会在技术上的有序有效。
　　“全国人大的会议早在1983年就开始尝试电子会议系统，是国内最早启用的会议系统。”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忻军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国外的会议系统当时已相对成熟，有关领导在国外访问时看到了先进的会议产品，回来后就倡导国内自主研发，并于1990年代初引进了飞利浦等做会议系统的品牌。”
　　飞利信科技是以人大、政协、党政机关和国企为主要客户的整体会议系统供应商。据曹忻军介绍，由于涉及核心决策的安全和保密的考虑，人民大会堂会议系统只引进了飞利浦公司的硬件设备，软件开发和集成工作则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601教研室研发。
　　北航熊璋教授带队研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电子报到表决系统，在1995年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使用。1996年，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自动化系统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亮相。全国政协常委会电子表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还得到了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格外重视，他亲自选定了电子表决器的材料、造型和颜色。
　　“初次与表决器‘亲密接触’的代表们，对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感到疑惑，1999年的一次政协常委会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故意不按按钮，在其他代表都按完了以后，他才按下表决器，这时屏幕上的‘未按人数’减了一位，‘已表决人数’增加了一位，表决器就是这样通过委员代表们的亲手检验才被接受的。”曹忻军说。
　　“会议系统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准确，二是可靠。一些地方人大、政协在初次使用电子表决器的时候，为了证明其可靠性，在预备会上专门有项议题就是测试表决器，所有人都按赞成或反对，核实统计结果是否相符。”曹忻军说，“代表委员们自己使用过一次心里就有底了。”
　　签到设备更新换代
　　一套完整的会议系统，包括签到设备、表决和发言设备、音视频切换和处理设备、数字扩声设备和摄像跟踪设备等。签到设备 用来统计人数，管理代表的出勤状况，看似平常的流程管理，却是表决统计的依据来源。
　　北京市政协在省级人大、政协中是较早一批使用电子会议系统的。北京市政协办公厅计算机服务中心主任赵峰告诉《望东方周刊》，1990年北京市政协开会，代表们报到使用的是带条形码的纸片，“像撕车票、电影票一样，纸片上用打印机打了条码，上有委员号、名字和条码，比如有五次会，每个人就发五张，每次会撕一张，用笔状电子签到设备刷一下。整个过程速度太慢了，为防止代表扎堆，一般先让人进去把票撕下来，再集中慢慢刷票。门口有个液晶屏，显示报到人数。”
　　这是最原始的大会签到设备，只能在门口统计人数。当时，会场内还是举手表决鼓掌通过的旧模式。
　　1996年，北京市政协安装使用了具有防水功能的电子表决系统，签到系统也升级成感应式磁卡，但磁卡最大的弊病是容易消磁。
　　再后来，磁卡被光电卡所取代，光电卡的金属条码怕灰，灰尘多了感应光头就被擋住，可能导致识别出错，“光电卡使用前都要做清理，维护工作量较大。”曹忻军说。
　　2002年开始使用“近距离报到机”，配合新报到装备的感应卡也增加了就餐、住宿服务等后勤服务管理系统。
　　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亮告诉《望东方周刊》：“感应卡增加就餐功能后，与会代表就餐刷卡计次，最后到宾馆统一收费，这种功能可以杜绝其他不规范行为。配合会议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则会有刷卡次数限制，可以避免违规现象。”
　　现在全国两会和省级人大使用最频繁的第三代签到系统是“远距离报到机”。
　　开会前架设在大会堂门口，代表们走过类似安检门的签到器中间，胸前的报到卡感应后，身旁显示屏上就会显示代表姓名、照片和实时出席统计数据等信息。全国“两会”还增加了人脸校对功能，在代表走过签到器的时候，摄像机抓拍照片，工作人员用抓拍的照片与报到卡上显示的照片进行比对。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大约布置了40台报到机同时工作，会务工作人员和代表的通道是分开的。
　　曹忻军说：“第三代报到机签到速度很快，像两会这种人数众多的大型会议，代表们报到时间要掐得很准，每个代表团都有小组管理，为了防止人多互相挡到感应卡，组长就像导游一样带着代表队伍在安全距离外等候，排队签到。”
　　和作为会议固定设备的表决器相比，临时加设的报到系统更容易出问题。“有时电线的位置正好摆上了花，花盆一浇水，第二天电线通电就出问题了，必须做好防水。有时在使用过程中被人踩掉了某处电线插座，这些突发状况都会影响报到程序。”曹忻军说，“会议系统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因为要和很多人直接接触，使用时随时都有新情况发生。”
　　由于会议规模有限，北京市政协目前使用最多的还是插卡式定位签到系统。2003年，在原有发言表决系统基础上，市政协会议系统升级，增加了插卡定位和摄像头跟踪模块。
　　赵峰介绍说：“进会议室，插卡定位，表决器和话筒也跟着定位，只能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别人的话筒你用不了。谁要申请发言，得经过主席的确认键确认后话筒才能出声，话筒亮了后，申请人信息出现在大屏幕上，摄像头自动跟踪定位在发言人面前。”
　　签到系统和表决系统绑定后，一些地方人大、政协采取了“指定就座模式”，过了签到门表决器才能开，“坐自己的座位按表决器才管用，坐别人的座位按了就不管用。”曹忻军说。
　　表决器技术助推中国民主进程
　　目前北京市政协正在对会议系统进行更新。之前使用的1996年版嵌入式表决器是配备话筒的，表决器上共有五个黑色表决按键和一个绿色申请发言按键。据赵峰介绍，最初使用表决器时，委员们按完赞成或反对键后，要再按左侧的确认键才显示最终表决结果，在按确认键之前，表决结果可以重新选择。
　　“启动表决器以后所有灯开始闪烁，按完后委员们再统一按确认键，所有灯再一起闪一下，这样就不知道别人选的什么了，保密性比较高。”赵峰说。
　　更新后的设备简化了按键设置，只有赞成、反对、弃权和申请发言四个键，黑色按键也变成了红、绿、黄等更加醒目的彩色，取消了确认键，话筒抗干扰性也有所提高。
　　主席的表决器与委员们无异，只是增加了优先发言权功能。“而在国外，有些会议的主席表决器是增加了权重的，参会人员按一下只代表一票，主席按一下可以代表数票，但在中国一人就是一票，按几次都只代表一票。”曹忻军说。
　　表决模式大致分为公开表决和保密表决，“保密表决也是中国特色。”施亮说。加盖表决器其实不新鲜，早在90年代部分省一级的人大会上就曾使用过，某个地方人大甚至把表决器装备在了抽屉的夹层里。
　　在开会之前，工作人员会给代表们发放一张表决器使用说明书，约半页纸篇幅。在会议准备之前，表决器和话筒设备都要涂上防静电液，防止开会过程中因静电导致机器短路。
　　技术工作人员在会前会和主持人协调好步骤，确保在主持人宣布“请按表决器”的前几秒，表决器准时被打开。
　　“启动表决器的时机要掌握好，有的代表心急，在主持人还没说完话的时候就按下表决器，如果那个时候表决器没有打开，他的表决就是无效的。并且，提前表决的代表也未按弃权，这种人为造成的问题甚至可能对表决的有效性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曹忻军说。
　　北京市政协在开会的时候，后台至少要有3个技术人员同时操作机器，一个负责音响，一个负责切换视频，一个负责表决程序。2003年增加了双机备份设备，一旦机器出故障，电脑自动切换，备用机随即启用。
　　“表决器技术在助推中国民主进程上功不可没。现在省一级人大政协所使用的第二代数字表决系统，相比第一代模拟系统，抗噪效果和机器的隔离保护工作都做得更到位。第三代系统正在研发过程中。”据曹忻军介绍，表决系统开始向多媒体传输发展，在原有声音模式基础上加上视频文件的传输，“插上U盘，我的PPT就直接传输到大屏幕进行讲解，这是表决系统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