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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广州(番禺)城的西部地带,通称“西关”,以其在古城西部关口(即今“西门口”)之外而得名,地域范围主要是今荔湾区。西关因其地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独特及优势,在广州市、广东省、珠江流域(含岭南)、中国以至东南亚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都具有不同层次的特殊地位和典型意义。其具体内涵和意义,分别体现于下列以文化实体或载体为标志的文化因素或特质中:
一、以“荔枝湾”为标志,体现百越文化和水乡文化。
广州的西关地带,又称荔枝湾,因其地域是珠江河畔的一道河湾,并盛产荔枝而得名,自古以“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的水乡景色而著名于世。此地原是城外郊野,河汊纵横,江海淼淼,适宜水上居民生息。所以,在远古时代即有被称为“水上民族”的岭南土著——百越族中的南越族人在此栖息。自秦代建城以后,西关成为名副其实的郊外水乡,大量水上居民、蛋家、渔民在此依水谋生;同时,西关又是广州与内河、海外的交通枢纽,因此成为历代水上运输和商贾世家的地盘,至今仍存的第十甫、十八甫和第一津等地名中的“甫”和“津”,乃码头、渡口遗存的文化实证。所以,荔枝湾的地名和实体,标志并体现着西关文化,具有标志岭南土著的百越(南越)文化之根,并典型体现广州和广东特色的水乡文化(含水上居民、蛋家、船家、商家等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近年西方有新发现,称百越族系水上民族,原属东南亚一带海岛的海上民族,并称这族群乃人类原始人种(另有一说是人类原始于非洲);近年西方还有现代水文化论者称,地球原是一片海洋,人类及世上一切动物,皆诞生于海水孕育的细胞,海水渐减而出现陆地,从海上诞生的人类及部分动植物才在陆地上生存,在陆地生存也始终离不开水,所以,所有人聚居的地方都必定有江河湖泊,并多以水而定名、定界、定文化,从而确立了水决定人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和意识的水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西关文化也因其具有百越文化之根和岭南水乡文化特质,具有与人类原始东南亚海上民族和世界水文化体系连根对接的内涵和意义。
二、以“西来初地”为标志,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
“西来初地”是西关古代一个口岸的地名,源于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此登陆上岸。达摩传入的禅宗后来在中国有很大发展,后人即在其登岸处立“西来初地”石碑纪念,从此西来初地作为这口岸之地名,原口岸遗碑现仍存西关上九路。这地名及遗碑,标志着西关原是广州和广东的一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连接着通往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个口岸,还意味着古代的西关是一个河海连通的古港,是珠江连通南海的珠江三角洲中的一个河海交通枢纽,是体现珠江文化的江海一体特质,并具有特强海洋性和领潮性文化渊源的标志所在。因为珠江三角洲(含广州)本来是南海中一片毗邻陆地的海底地层,海水逐渐退缩而形成海陆联体、河网纵横的三角洲,成为珠江的出海口,即通称的“门”(如虎门、崖门、磨刀门等),达八个之多。所以,珠江的最大特色是江海一体,珠江流域的文化与其他大江大河(如黄河、长江)文化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与世界海洋文化有直接的共体共脉的特质和关系。由此,西关文化也就具有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珠江文化,并连接世界海洋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三、以“十三行”为标志,体现商贸文化、亚太交流文化和海外华人华侨文化。
广州在明代已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西关现仍存的“怀远驿”地名及其遗址,就是供当时外国商人前来暂住的地方。清初开始,西关“十三行”地带的对外贸易更是繁荣。因为“十三行”是清初受官方委托而全权掌管对外贸易的商业集团,是当时中国六大商帮(含晋帮、徼帮、浙帮、苏帮、闽帮)中最强的粤帮代表,其在西关的管辖地带,从乾隆年间开始,是中国对外进出口的唯一口岸,直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列强迫使清朝开放“五口通商”才结束,垄断全国进出口贸易持续两百多年之久,是清代中国最大外贸集团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所以,建国后五十年代在广州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是有历史渊源的。据中山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黄启臣教授在《明清广东商人》一书中提供的史料,清代西关十三行在世界有贸易关系并建有粤商侨民会馆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求斯、菲律宾、美国、泰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墨西哥等。此外,有贸易关系但一时尚未建粤商侨民会馆的国家和地区更多,如缅甸、柬埔寨、澳大利亚、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等。从这些史料可见,十三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有商贸关系,同时有文化交流关系;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又主要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意味着十三行主要从事亚洲太平洋区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而其在各国建立粤商侨民会馆,也可谓世界华人华侨文化之缘起。所以,十三行标志并体现着西关文化具有商贸文化、亚太交流文化、世界华人华侨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四、以华林寺、光孝寺为代表,体现禅宗文化、六祖文化和宗教文化。
印度达摩和尚当年在西来初地登岸后,曾在现仍存的华林寺地带短期停留并传教,后来才在此正式建寺。达摩从广州北上,至河南嵩山少林寺正式设坛弘法,被尊为中国禅宗始祖,故西关的华林寺则可谓印度佛教禅宗教派进入中国的登陆圣地,具有拉开中国禅宗文化序幕的意义。位于西门口附近的光孝寺,是广州历史最早,又是佛、道、儒三教共尊的寺院,并是六祖惠能正式剃度出家之地,在中国禅宗文化和六祖文化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里程碑意义。此外,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都在西关地带有种种遗存或旧址。所以,西关文化具有较早较多的宗教文化内涵,是佛教禅宗文化始发地和六祖文化转折地,并具有中国传统三教合一、中西宗教和睦共处的典型意义。
五、以陈家祠为标志,体现书院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
位于广州中山七路的陈家祠,是一座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书院旧址。始建于清代中叶,原是陈氏家族的书院,原是陈氏宗祠,并是供本族子弟读书及赶考攻读的书院,是传统书院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的历史载体。书院建筑是典型岭南广府文化风格,屋顶及梁柱全是以广瓷装饰;院内历代多有岭南民间工艺陈设,著名的“广瓷”、“广彩”、“广雕”、“广绣”均在此露其峥嵘;尤有深意的是西汉初年,汉文帝派专使陆贾南来劝南越王赵佗归汉,曾在这地带小住,以候迎送。陆贾的使命是促使岭南与中原统一,促使汉文化与岭南土著百越文化的融合。从而此地又有南北文化融合而发祥广府文化的意义。前些年在此立有陆贾南来的纪念塑像,标志着这一重要的文化内涵与渊源。所以,陈家祠可谓书院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在西关文化中的综合缩影。
六、以锦纶会馆、器皿行为标志,体现丝绸文化、衣饰文化、金玉文化和银铜文化。
位于西关上九路的锦纶会馆,是清末建筑,是中国首位创办民族资本缫丝工厂的企业家陈启源的纪念地,标志并体现着西关是岭南丝绸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丝绸工商业和文化的基地。中国古代的特产是丝绸,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衣饰领先是丝绸,“广绸”、“广绣”的产销中心在西关,丝绸文化和衣饰文化中心也在西关。由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传统和现代的古玩、玉器、金器、银器、铜器等饰物文化、金玉文化,银铜文化也以西关为中心或领潮之地。可以说西关是中外丝绸、衣饰、金玉银铜器皿的铸造和交汇文化中心。
七、以茶楼、艇仔粥、中药行为标志,体现茶文化、饮食文化、中成药文化和中西结合的饮食医药文化。
广州人有上茶楼喝茶吃饭的传统,著名的茶楼多在西关,如陶陶居、泮溪、莲香楼都是百年老店,所以,茶文化、饮食文化的中心在西关。在食品中,著名的艇仔粥尤有水乡特色,它是船民在小艇上以刚从河中捞起的鱼虾做粥而得名,现捞现煮,新鲜可口。茶楼的饮食品味,也是以清淡新鲜、小型多样为主,俗称“一盅两件”的饮茶“点心”款式,即是典型体现。其实,广东人饮茶款式与西方人喝咖啡相似,请人喝茶吃饭主要是会朋友、谈生意,也与西方人餐馆会客类同,从而可以说饮茶饭局是一种中西合成文化。西关又是广东中成药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何济公、梁培基等老牌药厂皆在西关,故可称中成药文化中心。中成药是将中药材制成膏、丹、丸、散,是中国传统制法,也有吸取西药技术之处,这也是西关文化善于吸取消化外来文化的一种体现,可谓中西结合、以中为主的饮食医药文化。
八、以西关大屋、骑楼、古巷为标志,体现宅居文化、街市文化、古巷文化和海洋性气候善居文化。
西关大屋与北京的四合院、广东的客家围屋等民居建筑的最大不同,在于不是封闭式的,而是贯通式的,即:每座总体上是前后二进或三进建筑,每进之间是天井,每进中间都是宽敞的客厅,两翼是住房或书房:头进的大门有三重:一是扇门,又称脚门,仅大门一半高度,日常关闭,上为通风,下为屏风;二是趟栊,用园木等距离排列构成,既防盗而又通风;三是厚木大板门,通常夜间才关闭。所以,整体是通风建筑,适宜南方海洋性的炎热气候。尤显这种气候特色的是骑楼式的街市建筑格局,即:每个商店铺面之上,都有延伸覆盖的楼层,谓之骑楼;楼上每层可住人或贮物,楼下为人行道,通街骑楼相连,使商店防晒防雨,又方便顾客进出流动,是典型的适应海洋性气候的商贸街市建筑,西关的上下九路、第十甫、恩宁路即是这种街市文化格局的典型体现。广州的城市街道结构,大体是“路”(或“大道”)、“街”、“巷”三个层次。最小的“巷”,相当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是城市的最基层,是社会结构的细胞。小巷的建筑结构,也很有海洋性气候特色:每条巷的路面,大都由青石板块砌成,龟背形,下雨时雨水很快分流,暑天则石板很快散热,同过去广州人爱穿的木屐功能一样。过去西关人穿木屐特有风韵,走在青石板小巷里的情景和响声,是充满南国情调的动人交响乐。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生动地描写了这情景,也较好地描写了广州和西关的宅居文化、街市文化、古巷文化、海洋性气候的善居文化。
九、以花市、花地、粤剧、“西关小姐”为标志,体现风俗文化、风情文化、艺术文化和时尚文化。
每年广州的除夕花市风俗,加之散文大师秦牧的名作《花城》的美化和影响,使广州在羊城、穗城之外,又增加一个“花城”的美称。这标志着广州的风俗文化,是历史悠久而又尤有春意的。这也充分体现于西关文化中。尤值一提的是在西关,有个乡村地名叫“花地”,因历代以种花为生而得名,这也是广州人爱花的标志。广州人不仅除夕花市,而且一年四季都有插花、送花、种花传统,可谓是广州特有的一种风情文化。现仍存西关的“八和会馆”遗址,是粤剧戏班集社之地,标志着这著名的“南国红豆”也是西关文化的重要内涵。粤剧缘起于珠三角水乡的“红船班”,是因其多以乘座红色大船到各水乡演出而得的俗称。当年西关也属水乡,故其也属西关艺术文化之列。另有语言学家称:粤语的代表是广州话,广州话的标准音是“西关小姐”音。这说法的语音学依据不详,美学依据则是以貌取音之理。古语云:“人美言亦美。”言,包括语和音。其实,“西关小姐”的出名,主要不在于语雅音美,而在于其素质和气质,即既有传统文化素质,又有西方文化气质,这也是西关特具海洋文化优势造就的,是西关文化特具海洋性、领潮性、共时性的体现,可谓与时俱进的时尚文化,这也是西关文化尤有中西文化结合特色的一个体现。
十、以沙面、六二三路、“刑场上的婚礼”为标志,体现现代民主文化、红色文化和名人文化。
沙面是西关南面珠江河畔的一个小岛,从清末开始成为外国租界地和领事地;岛对岸的河边,称为沙基。1924年发生广州与香港工人联合举行的著名省港大罢工,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同年6月23日,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住在沙面的帝国主义军队竟然开枪射杀游行群众,致多人死伤,历史上称“沙基惨案”。由此,建国后将沙基易名为“六二三路”,以资纪念。所以,沙面、沙基、六二三路,既记录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又记录着革命先烈以鲜血写下的英雄历史和民主文化。紧接省港大革命之后的广州起义,更揭开了广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史页。在这场光辉的浴血斗争中,西关儿女周文雍、陈铁军,在反动派屠刀下举行的“刑场婚礼”,以革命的英雄行为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浪漫乐章。这曲史诗,既是西关文化具有红色文化内涵的标志,又是西关的名人文化多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一个体现。除周文雍、陈铁军之外,西关还涌现许多文化名人,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新学先驱邓家仁、邓家让兄弟,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少白,开创中西医结合先河的“发冷丸”首创者梁培基,著名妇产科专家梁毅文等,都有留洋的经历或引入西方文化、进行中西结合的业绩,由此也可见西关文化大都有西方现代文化色彩。
从上可见,西关文化是一种博大精深的经典文化。它作为一定地域的文化,其内涵是全面、多样、丰富、系统、领先的,是全省许多文化名地名城所望尘莫及的;从其文化意义而言,它在不同层次上都具有代表意义,尤其是相当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含岭南)的特质,即:海洋性、领潮性、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商贸性、务实性、平民性,是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所以,它完全具有打造为建设文化强省的地域文化经典品牌的潜质和基础,应当以最大的智力、人力、财力、物力去进行打造。
作者简介:黄伟宗,笔名黄葵、荷红。祖籍广东肇庆,生于广西贺州。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51年参军。历任广西公安总队司令部打印员,《羊城晚报》文艺副刊编辑,广东韶关地区文化局干部,《广东文艺》《作品》编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省作协文艺评论委员会顾问,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当代中国文学》《珠江文化论》《珠江文化系论》《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文艺辩证学》《文化与文学》《欧阳山评传》,散文集《浮生文旅》,主编《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等。《欧阳山创作论》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新时期文艺论辩》获中国云冈杯文学奖,《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中国“八五”科技成果录》均获省优秀社科成果奖。
责任编辑陈昭庆
一、以“荔枝湾”为标志,体现百越文化和水乡文化。
广州的西关地带,又称荔枝湾,因其地域是珠江河畔的一道河湾,并盛产荔枝而得名,自古以“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的水乡景色而著名于世。此地原是城外郊野,河汊纵横,江海淼淼,适宜水上居民生息。所以,在远古时代即有被称为“水上民族”的岭南土著——百越族中的南越族人在此栖息。自秦代建城以后,西关成为名副其实的郊外水乡,大量水上居民、蛋家、渔民在此依水谋生;同时,西关又是广州与内河、海外的交通枢纽,因此成为历代水上运输和商贾世家的地盘,至今仍存的第十甫、十八甫和第一津等地名中的“甫”和“津”,乃码头、渡口遗存的文化实证。所以,荔枝湾的地名和实体,标志并体现着西关文化,具有标志岭南土著的百越(南越)文化之根,并典型体现广州和广东特色的水乡文化(含水上居民、蛋家、船家、商家等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近年西方有新发现,称百越族系水上民族,原属东南亚一带海岛的海上民族,并称这族群乃人类原始人种(另有一说是人类原始于非洲);近年西方还有现代水文化论者称,地球原是一片海洋,人类及世上一切动物,皆诞生于海水孕育的细胞,海水渐减而出现陆地,从海上诞生的人类及部分动植物才在陆地上生存,在陆地生存也始终离不开水,所以,所有人聚居的地方都必定有江河湖泊,并多以水而定名、定界、定文化,从而确立了水决定人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和意识的水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西关文化也因其具有百越文化之根和岭南水乡文化特质,具有与人类原始东南亚海上民族和世界水文化体系连根对接的内涵和意义。
二、以“西来初地”为标志,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
“西来初地”是西关古代一个口岸的地名,源于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此登陆上岸。达摩传入的禅宗后来在中国有很大发展,后人即在其登岸处立“西来初地”石碑纪念,从此西来初地作为这口岸之地名,原口岸遗碑现仍存西关上九路。这地名及遗碑,标志着西关原是广州和广东的一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连接着通往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个口岸,还意味着古代的西关是一个河海连通的古港,是珠江连通南海的珠江三角洲中的一个河海交通枢纽,是体现珠江文化的江海一体特质,并具有特强海洋性和领潮性文化渊源的标志所在。因为珠江三角洲(含广州)本来是南海中一片毗邻陆地的海底地层,海水逐渐退缩而形成海陆联体、河网纵横的三角洲,成为珠江的出海口,即通称的“门”(如虎门、崖门、磨刀门等),达八个之多。所以,珠江的最大特色是江海一体,珠江流域的文化与其他大江大河(如黄河、长江)文化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与世界海洋文化有直接的共体共脉的特质和关系。由此,西关文化也就具有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珠江文化,并连接世界海洋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三、以“十三行”为标志,体现商贸文化、亚太交流文化和海外华人华侨文化。
广州在明代已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西关现仍存的“怀远驿”地名及其遗址,就是供当时外国商人前来暂住的地方。清初开始,西关“十三行”地带的对外贸易更是繁荣。因为“十三行”是清初受官方委托而全权掌管对外贸易的商业集团,是当时中国六大商帮(含晋帮、徼帮、浙帮、苏帮、闽帮)中最强的粤帮代表,其在西关的管辖地带,从乾隆年间开始,是中国对外进出口的唯一口岸,直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列强迫使清朝开放“五口通商”才结束,垄断全国进出口贸易持续两百多年之久,是清代中国最大外贸集团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所以,建国后五十年代在广州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是有历史渊源的。据中山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黄启臣教授在《明清广东商人》一书中提供的史料,清代西关十三行在世界有贸易关系并建有粤商侨民会馆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求斯、菲律宾、美国、泰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墨西哥等。此外,有贸易关系但一时尚未建粤商侨民会馆的国家和地区更多,如缅甸、柬埔寨、澳大利亚、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等。从这些史料可见,十三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有商贸关系,同时有文化交流关系;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又主要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意味着十三行主要从事亚洲太平洋区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而其在各国建立粤商侨民会馆,也可谓世界华人华侨文化之缘起。所以,十三行标志并体现着西关文化具有商贸文化、亚太交流文化、世界华人华侨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四、以华林寺、光孝寺为代表,体现禅宗文化、六祖文化和宗教文化。
印度达摩和尚当年在西来初地登岸后,曾在现仍存的华林寺地带短期停留并传教,后来才在此正式建寺。达摩从广州北上,至河南嵩山少林寺正式设坛弘法,被尊为中国禅宗始祖,故西关的华林寺则可谓印度佛教禅宗教派进入中国的登陆圣地,具有拉开中国禅宗文化序幕的意义。位于西门口附近的光孝寺,是广州历史最早,又是佛、道、儒三教共尊的寺院,并是六祖惠能正式剃度出家之地,在中国禅宗文化和六祖文化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里程碑意义。此外,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都在西关地带有种种遗存或旧址。所以,西关文化具有较早较多的宗教文化内涵,是佛教禅宗文化始发地和六祖文化转折地,并具有中国传统三教合一、中西宗教和睦共处的典型意义。
五、以陈家祠为标志,体现书院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
位于广州中山七路的陈家祠,是一座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书院旧址。始建于清代中叶,原是陈氏家族的书院,原是陈氏宗祠,并是供本族子弟读书及赶考攻读的书院,是传统书院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的历史载体。书院建筑是典型岭南广府文化风格,屋顶及梁柱全是以广瓷装饰;院内历代多有岭南民间工艺陈设,著名的“广瓷”、“广彩”、“广雕”、“广绣”均在此露其峥嵘;尤有深意的是西汉初年,汉文帝派专使陆贾南来劝南越王赵佗归汉,曾在这地带小住,以候迎送。陆贾的使命是促使岭南与中原统一,促使汉文化与岭南土著百越文化的融合。从而此地又有南北文化融合而发祥广府文化的意义。前些年在此立有陆贾南来的纪念塑像,标志着这一重要的文化内涵与渊源。所以,陈家祠可谓书院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在西关文化中的综合缩影。
六、以锦纶会馆、器皿行为标志,体现丝绸文化、衣饰文化、金玉文化和银铜文化。
位于西关上九路的锦纶会馆,是清末建筑,是中国首位创办民族资本缫丝工厂的企业家陈启源的纪念地,标志并体现着西关是岭南丝绸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丝绸工商业和文化的基地。中国古代的特产是丝绸,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衣饰领先是丝绸,“广绸”、“广绣”的产销中心在西关,丝绸文化和衣饰文化中心也在西关。由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传统和现代的古玩、玉器、金器、银器、铜器等饰物文化、金玉文化,银铜文化也以西关为中心或领潮之地。可以说西关是中外丝绸、衣饰、金玉银铜器皿的铸造和交汇文化中心。
七、以茶楼、艇仔粥、中药行为标志,体现茶文化、饮食文化、中成药文化和中西结合的饮食医药文化。
广州人有上茶楼喝茶吃饭的传统,著名的茶楼多在西关,如陶陶居、泮溪、莲香楼都是百年老店,所以,茶文化、饮食文化的中心在西关。在食品中,著名的艇仔粥尤有水乡特色,它是船民在小艇上以刚从河中捞起的鱼虾做粥而得名,现捞现煮,新鲜可口。茶楼的饮食品味,也是以清淡新鲜、小型多样为主,俗称“一盅两件”的饮茶“点心”款式,即是典型体现。其实,广东人饮茶款式与西方人喝咖啡相似,请人喝茶吃饭主要是会朋友、谈生意,也与西方人餐馆会客类同,从而可以说饮茶饭局是一种中西合成文化。西关又是广东中成药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何济公、梁培基等老牌药厂皆在西关,故可称中成药文化中心。中成药是将中药材制成膏、丹、丸、散,是中国传统制法,也有吸取西药技术之处,这也是西关文化善于吸取消化外来文化的一种体现,可谓中西结合、以中为主的饮食医药文化。
八、以西关大屋、骑楼、古巷为标志,体现宅居文化、街市文化、古巷文化和海洋性气候善居文化。
西关大屋与北京的四合院、广东的客家围屋等民居建筑的最大不同,在于不是封闭式的,而是贯通式的,即:每座总体上是前后二进或三进建筑,每进之间是天井,每进中间都是宽敞的客厅,两翼是住房或书房:头进的大门有三重:一是扇门,又称脚门,仅大门一半高度,日常关闭,上为通风,下为屏风;二是趟栊,用园木等距离排列构成,既防盗而又通风;三是厚木大板门,通常夜间才关闭。所以,整体是通风建筑,适宜南方海洋性的炎热气候。尤显这种气候特色的是骑楼式的街市建筑格局,即:每个商店铺面之上,都有延伸覆盖的楼层,谓之骑楼;楼上每层可住人或贮物,楼下为人行道,通街骑楼相连,使商店防晒防雨,又方便顾客进出流动,是典型的适应海洋性气候的商贸街市建筑,西关的上下九路、第十甫、恩宁路即是这种街市文化格局的典型体现。广州的城市街道结构,大体是“路”(或“大道”)、“街”、“巷”三个层次。最小的“巷”,相当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是城市的最基层,是社会结构的细胞。小巷的建筑结构,也很有海洋性气候特色:每条巷的路面,大都由青石板块砌成,龟背形,下雨时雨水很快分流,暑天则石板很快散热,同过去广州人爱穿的木屐功能一样。过去西关人穿木屐特有风韵,走在青石板小巷里的情景和响声,是充满南国情调的动人交响乐。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生动地描写了这情景,也较好地描写了广州和西关的宅居文化、街市文化、古巷文化、海洋性气候的善居文化。
九、以花市、花地、粤剧、“西关小姐”为标志,体现风俗文化、风情文化、艺术文化和时尚文化。
每年广州的除夕花市风俗,加之散文大师秦牧的名作《花城》的美化和影响,使广州在羊城、穗城之外,又增加一个“花城”的美称。这标志着广州的风俗文化,是历史悠久而又尤有春意的。这也充分体现于西关文化中。尤值一提的是在西关,有个乡村地名叫“花地”,因历代以种花为生而得名,这也是广州人爱花的标志。广州人不仅除夕花市,而且一年四季都有插花、送花、种花传统,可谓是广州特有的一种风情文化。现仍存西关的“八和会馆”遗址,是粤剧戏班集社之地,标志着这著名的“南国红豆”也是西关文化的重要内涵。粤剧缘起于珠三角水乡的“红船班”,是因其多以乘座红色大船到各水乡演出而得的俗称。当年西关也属水乡,故其也属西关艺术文化之列。另有语言学家称:粤语的代表是广州话,广州话的标准音是“西关小姐”音。这说法的语音学依据不详,美学依据则是以貌取音之理。古语云:“人美言亦美。”言,包括语和音。其实,“西关小姐”的出名,主要不在于语雅音美,而在于其素质和气质,即既有传统文化素质,又有西方文化气质,这也是西关特具海洋文化优势造就的,是西关文化特具海洋性、领潮性、共时性的体现,可谓与时俱进的时尚文化,这也是西关文化尤有中西文化结合特色的一个体现。
十、以沙面、六二三路、“刑场上的婚礼”为标志,体现现代民主文化、红色文化和名人文化。
沙面是西关南面珠江河畔的一个小岛,从清末开始成为外国租界地和领事地;岛对岸的河边,称为沙基。1924年发生广州与香港工人联合举行的著名省港大罢工,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同年6月23日,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住在沙面的帝国主义军队竟然开枪射杀游行群众,致多人死伤,历史上称“沙基惨案”。由此,建国后将沙基易名为“六二三路”,以资纪念。所以,沙面、沙基、六二三路,既记录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又记录着革命先烈以鲜血写下的英雄历史和民主文化。紧接省港大革命之后的广州起义,更揭开了广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史页。在这场光辉的浴血斗争中,西关儿女周文雍、陈铁军,在反动派屠刀下举行的“刑场婚礼”,以革命的英雄行为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浪漫乐章。这曲史诗,既是西关文化具有红色文化内涵的标志,又是西关的名人文化多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一个体现。除周文雍、陈铁军之外,西关还涌现许多文化名人,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新学先驱邓家仁、邓家让兄弟,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少白,开创中西医结合先河的“发冷丸”首创者梁培基,著名妇产科专家梁毅文等,都有留洋的经历或引入西方文化、进行中西结合的业绩,由此也可见西关文化大都有西方现代文化色彩。
从上可见,西关文化是一种博大精深的经典文化。它作为一定地域的文化,其内涵是全面、多样、丰富、系统、领先的,是全省许多文化名地名城所望尘莫及的;从其文化意义而言,它在不同层次上都具有代表意义,尤其是相当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含岭南)的特质,即:海洋性、领潮性、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商贸性、务实性、平民性,是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所以,它完全具有打造为建设文化强省的地域文化经典品牌的潜质和基础,应当以最大的智力、人力、财力、物力去进行打造。
作者简介:黄伟宗,笔名黄葵、荷红。祖籍广东肇庆,生于广西贺州。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51年参军。历任广西公安总队司令部打印员,《羊城晚报》文艺副刊编辑,广东韶关地区文化局干部,《广东文艺》《作品》编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省作协文艺评论委员会顾问,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当代中国文学》《珠江文化论》《珠江文化系论》《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文艺辩证学》《文化与文学》《欧阳山评传》,散文集《浮生文旅》,主编《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等。《欧阳山创作论》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新时期文艺论辩》获中国云冈杯文学奖,《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中国“八五”科技成果录》均获省优秀社科成果奖。
责任编辑陈昭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