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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济，原名于鸿德，我国著名老一辈教育学者，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1921年7月20日生，山东即墨人。北平师范学院肄业。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员，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二届副理事长。
引言：黄济先生与《中国教师》的《古典文化专栏》
2005年秋，《中国教师》意欲开辟一些增强人文性的栏目，主编劳凯声老师向黄济先生约稿，先生欣然应允。
我们原欲请先生将其旧作《诗词学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部分内容修改并重新编辑后刊发，但先生并未走此“捷径”。在答应撰稿之后，先生开始认真准备。2006年2月25日，先生提交了一份《古典诗文选读》的提纲，并请“凯声同志指正”。先生时年85岁，《中国教师》主编劳凯声是他的学生、晚辈，但先生极尽谦和，这是他严谨学术态度的体现，是对《中国教师》广大读者的认真负责。先生的这种严谨、认真、谦和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教师》的编辑感受至深。
经过几次沟通，《中国教师》于2006年第5期（总第24期）开辟《古典文化专栏》刊登先生撰写的古典诗文选介，至2008年第15期（总第68期）刊登完毕，共27期，用时两年多。
两年多来，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亲手写好的稿件亲自送到编辑部，在我们录入之后再进行仔细校对。[1]而且，先生几乎每次都要与我们讨论稿件的内容，但讨论又不限于稿件内容本身。先生给我们讲解《三字经》《周易》《红楼梦》，也和我们谈“于丹现象”、“红楼选秀”、“尊孔祭孔”，等等。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每次先生离开时，总是会说：“要是别人给我提了什么意见，你们告诉我。”有时候他忘了讲，还会返身回来叮嘱我们。
两年的时间也许不长，《古典文化专栏》的内容也不是宏篇巨著，但先生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仅仅是所选用的内容，都需要先生一条条地翻阅资料，确认出处。而先生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借助于网络等工具，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是刻苦的”。
更令人佩服的是，如今先生在《中国教师》所刊文章的基础上正在撰写《国学十讲》。虽然早前先生流露过他的这一想法，但是收到先生已经完成的《国学十讲》的前言与第一讲的内容时，我还是一惊，毕竟先生已经87岁高龄。
2008年6月18日，我来到黄济先生的家里，再次聆听先生对于《古典文化专栏》以及古典文化的人生感悟。以下内容根据黄济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
我要感谢《中国教师》杂志，专栏的设置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和应用古典诗文的机会、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
我读了八九年的私塾，有一定的国学基础，但自我认为是很浅的。这一次我系统地走了一遍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化知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学了很多的东西。过去学过的，这一次我又认真地学习了一遍，有些过去我没学过的东西，比如说《易经》，这一次我也补上了这一块儿。这为我写《国学十讲》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一、关于《古典文化专栏》
关于这个专栏，我再谈几点自己的看法。这个栏目开设两年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从几个方面讲一讲。
1.从栏目的内容上来看，扩宽了古典诗文的范围
过去诗文都有专门的“选”。“诗”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文”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文选》等。这次我们将古文和诗词统一在了一起。而且从时间上讲，我们将上限延伸到诸经和诸子，下限延伸到小说与杂剧以及楹联和谜语，主要是想扩大读者的知识领域。
过去文选都很少涉及诸经和诸子，一般选文是从《左传》开始的，主要内容是唐宋以后的。而下限一般到明清就没有了，清代的内容都很少。这次我们照顾到经史子集的不同方面，解决过去文集不选经、子的问题。我们还增加了《读史》一讲，讲了《史记》《资治通鉴》。此外，我们还选了小说、杂剧。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在今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现在昆曲很受重视，昆曲就是由杂剧而来的。
2.从撰写的态度上来讲，有继承，也有批判分析
这恐怕是我一直所坚持的，在继承的同时要有分析。别人说我“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我确实感觉我还是很“自以为非”的。我常常是来回顾自己的。我让你们给我提意见，我不是客气，谁的意见我都可以听。但不是谁的意见我都要接受，我会分析的，要经过我的思想，我接受了，然后才会来转变自己。但是对于别人的意见我是不会拒绝的，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我没什么学历，就是大学二年级肄业，没有学士学位，但我是博导（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拿到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导师的奖。为什么我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觉得我是刻苦的，到现在我也没有闲着，而且我有批判分析精神。
我选这些内容是有分析的。比如，现在一讲“中庸”，就是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了。但是我自己要写个东西，我还是要按我自己的观点来写的。这一点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私塾后期的三二年时间里的那个老师。
我的老师是个秀才，他给我们上课就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他是个老秀才，有很多的古东西，但是他不迷信、不盲从，而且还会改造。他把五言律诗改成四言，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讲蔺相如完璧归赵，一般都是歌颂蔺相如的，但是我们的老师是批判的。他认为蔺相如的这一行为给他的国家带来灾难，他做的是反面文章。我的老师具有批判精神，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3.从选取篇目上看，力求做到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
选材要从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几个方面来全面考虑。可能不是每一篇都具备这几个条件，但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比如，李清照后期的词，主要写家庭生活的，思想性较少，主要是考虑到它的艺术性，毕竟是婉约派的代表。
此外呢，还要讲到科学性。主要是指我们的选读、分析力求要科学注释，不要有“硬伤”。比如，把“唯女子与小人”的“小人”讲成是“小孩”，这就是硬伤了。对于经典，当然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个人见解不是随便的注解。又如，《三字经》中“我教子，唯一经”，把这个“一经”理解成“一本三字经”，这恐怕就是错误的了。
4.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面我讲了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还存在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太大。范围太大就使得有些地方讲得不深不透。所以我希望在《国学十讲》的时候尽量地讲得深透些。
这两年来写这个东西，很苦、很累，但是苦中有乐。学到东西、 发现新问题，是很高兴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以前并不是很熟，要重新学习，就很累。我觉得现在这个内容在专业的人员看来，显浅，如果是一般的读者看来，又显得深。我用“上不着天、下不入地”来概括。我想在《国学十讲》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国学十讲》我要加强学术性，当然也要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此外，《国学十讲》还要补充一些这次遗漏了的问题。比如《读史》部分，我们没有谈《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不同于编年体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以传人为主，而是以故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在《国学十讲》中，我打算把这部分的内容补充进来。同时，还要加入一些少数民族的史，我想这对民族的团结是有好处的。
二、谈国学热
对于古典文化来说，一方面我们这个专栏要宣扬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分析，我们不是把学国学变成一个盲从的事情。我写这个东西，一直坚持有继承，也要有分析、批判，希望使“国学热”有个度，不至于到“发烧”的地步。
对于国学热呢，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我现在也还在买一些这方面的书。但是热呢，绝不能“发高烧”的。现在的国学热就缺乏“分析”，这里面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国学不是万能的。
另外，对于国学的态度要慎重。拿修订《三字经》来说，不否认修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修订，而且也修订不了。比如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一次有人提出要修订为“养不教，父母过”。实际上，“父之过”有时代意义，在当时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就是“严父慈母”，母亲一般是没有知识的，教育的责任就是父亲的。虽然也出过几个母亲，孟母、岳母，但是，这都是在孩子的父亲不在的时候。当时更多的教育责任是父亲的，“父之过”，是强调“父权”的，这是时代的特征，改变了就不一样了。而真正需要修订的，比如，“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却没有太多的人注意。[2]
此外，国学不能盲从，更不能搞形式主义，现在这个问题也很严重。特别是学古文化的就要穿大褂，这是没必要的。大褂是清代的，也不是孔子穿的，你穿大褂在孔子看来，和穿西服是一样的。所以，学国学但不要复古。我很反感这些。还有，孩子的成年礼要在孔子面前磕头，这是不行的。孔子再伟大也不用你在他面前磕头。
我的第一个头是给孔子磕的，我6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私塾，就给孔子磕头了。我是尊敬孔子的，过去“批孔”的时候，我的思想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并不盲从于孔子。孔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但并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这是有时代特征的。当时可能是对的，但现在不一定能用，有些内容那个时候是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的，但现在却不一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此外，孔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承认，贬低和过多的批判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继承的时候一定要分析，批判，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态度。对于古典文化或者说国学我们一定要全面、要实际、要实事求是、要古为今用。
在采访中，黄济先生一直惦念他的《国学十讲》，他说：“如果能完成了，我就能够老有所为，再作出一点贡献。”而先生的书房中满满的是他做了标记的书籍。《中国教师》很有幸约请到黄济先生两年多来一直为我们撰稿，我们祝愿先生的《国学十讲》早日完成，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
注释：
[1]因2006年5月开始，黄济先生负责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刊登的内容为课题成果之一，所以黄先生的部分手稿由《中国教育学刊》完成录入。
[2]黄济先生认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完整性与客观性，此句可修改为“诸子者，有老庄。有墨荀，有韩扬。”
（责任编辑：朱珊）
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开通
课后睡前是灾后青少年寻求心理援助的黄金时段。为了帮助灾区青少年抚平心理创伤，重建心灵家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通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心理援助热线于2008年6月6日——12月31日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热线号码010－68438711。该热线面向全国受地震等灾害影响的青少年，周一到周五服务时间为17：00～21：00，周六和周日服务时间为9：00～21：00。
专家组名单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艳：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心理咨询师
王晶晶：北京理工大学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
邓丽芳：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副所长、应用心理学博士
叶冬梅：中央音乐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孙宏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朱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硕士
刘秀英：《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社长、副编审、教育学硕士
张小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心理发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硕士
李梅：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心理素质中心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硕士
张黎黎：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李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官锐园：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
房超：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主任
赵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博士生
高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专业
引言：黄济先生与《中国教师》的《古典文化专栏》
2005年秋，《中国教师》意欲开辟一些增强人文性的栏目，主编劳凯声老师向黄济先生约稿，先生欣然应允。
我们原欲请先生将其旧作《诗词学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部分内容修改并重新编辑后刊发，但先生并未走此“捷径”。在答应撰稿之后，先生开始认真准备。2006年2月25日，先生提交了一份《古典诗文选读》的提纲，并请“凯声同志指正”。先生时年85岁，《中国教师》主编劳凯声是他的学生、晚辈，但先生极尽谦和，这是他严谨学术态度的体现，是对《中国教师》广大读者的认真负责。先生的这种严谨、认真、谦和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教师》的编辑感受至深。
经过几次沟通，《中国教师》于2006年第5期（总第24期）开辟《古典文化专栏》刊登先生撰写的古典诗文选介，至2008年第15期（总第68期）刊登完毕，共27期，用时两年多。
两年多来，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亲手写好的稿件亲自送到编辑部，在我们录入之后再进行仔细校对。[1]而且，先生几乎每次都要与我们讨论稿件的内容，但讨论又不限于稿件内容本身。先生给我们讲解《三字经》《周易》《红楼梦》，也和我们谈“于丹现象”、“红楼选秀”、“尊孔祭孔”，等等。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每次先生离开时，总是会说：“要是别人给我提了什么意见，你们告诉我。”有时候他忘了讲，还会返身回来叮嘱我们。
两年的时间也许不长，《古典文化专栏》的内容也不是宏篇巨著，但先生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仅仅是所选用的内容，都需要先生一条条地翻阅资料，确认出处。而先生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借助于网络等工具，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是刻苦的”。
更令人佩服的是，如今先生在《中国教师》所刊文章的基础上正在撰写《国学十讲》。虽然早前先生流露过他的这一想法，但是收到先生已经完成的《国学十讲》的前言与第一讲的内容时，我还是一惊，毕竟先生已经87岁高龄。
2008年6月18日，我来到黄济先生的家里，再次聆听先生对于《古典文化专栏》以及古典文化的人生感悟。以下内容根据黄济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
我要感谢《中国教师》杂志，专栏的设置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和应用古典诗文的机会、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
我读了八九年的私塾，有一定的国学基础，但自我认为是很浅的。这一次我系统地走了一遍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化知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学了很多的东西。过去学过的，这一次我又认真地学习了一遍，有些过去我没学过的东西，比如说《易经》，这一次我也补上了这一块儿。这为我写《国学十讲》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一、关于《古典文化专栏》
关于这个专栏，我再谈几点自己的看法。这个栏目开设两年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从几个方面讲一讲。
1.从栏目的内容上来看，扩宽了古典诗文的范围
过去诗文都有专门的“选”。“诗”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文”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文选》等。这次我们将古文和诗词统一在了一起。而且从时间上讲，我们将上限延伸到诸经和诸子，下限延伸到小说与杂剧以及楹联和谜语，主要是想扩大读者的知识领域。
过去文选都很少涉及诸经和诸子，一般选文是从《左传》开始的，主要内容是唐宋以后的。而下限一般到明清就没有了，清代的内容都很少。这次我们照顾到经史子集的不同方面，解决过去文集不选经、子的问题。我们还增加了《读史》一讲，讲了《史记》《资治通鉴》。此外，我们还选了小说、杂剧。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在今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现在昆曲很受重视，昆曲就是由杂剧而来的。
2.从撰写的态度上来讲，有继承，也有批判分析
这恐怕是我一直所坚持的，在继承的同时要有分析。别人说我“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我确实感觉我还是很“自以为非”的。我常常是来回顾自己的。我让你们给我提意见，我不是客气，谁的意见我都可以听。但不是谁的意见我都要接受，我会分析的，要经过我的思想，我接受了，然后才会来转变自己。但是对于别人的意见我是不会拒绝的，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我没什么学历，就是大学二年级肄业，没有学士学位，但我是博导（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拿到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导师的奖。为什么我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觉得我是刻苦的，到现在我也没有闲着，而且我有批判分析精神。
我选这些内容是有分析的。比如，现在一讲“中庸”，就是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了。但是我自己要写个东西，我还是要按我自己的观点来写的。这一点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私塾后期的三二年时间里的那个老师。
我的老师是个秀才，他给我们上课就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他是个老秀才，有很多的古东西，但是他不迷信、不盲从，而且还会改造。他把五言律诗改成四言，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讲蔺相如完璧归赵，一般都是歌颂蔺相如的，但是我们的老师是批判的。他认为蔺相如的这一行为给他的国家带来灾难，他做的是反面文章。我的老师具有批判精神，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3.从选取篇目上看，力求做到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
选材要从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几个方面来全面考虑。可能不是每一篇都具备这几个条件，但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比如，李清照后期的词，主要写家庭生活的，思想性较少，主要是考虑到它的艺术性，毕竟是婉约派的代表。
此外呢，还要讲到科学性。主要是指我们的选读、分析力求要科学注释，不要有“硬伤”。比如，把“唯女子与小人”的“小人”讲成是“小孩”，这就是硬伤了。对于经典，当然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个人见解不是随便的注解。又如，《三字经》中“我教子，唯一经”，把这个“一经”理解成“一本三字经”，这恐怕就是错误的了。
4.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面我讲了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还存在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太大。范围太大就使得有些地方讲得不深不透。所以我希望在《国学十讲》的时候尽量地讲得深透些。
这两年来写这个东西，很苦、很累，但是苦中有乐。学到东西、 发现新问题，是很高兴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以前并不是很熟，要重新学习，就很累。我觉得现在这个内容在专业的人员看来，显浅，如果是一般的读者看来，又显得深。我用“上不着天、下不入地”来概括。我想在《国学十讲》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国学十讲》我要加强学术性，当然也要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此外，《国学十讲》还要补充一些这次遗漏了的问题。比如《读史》部分，我们没有谈《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不同于编年体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以传人为主，而是以故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在《国学十讲》中，我打算把这部分的内容补充进来。同时，还要加入一些少数民族的史，我想这对民族的团结是有好处的。
二、谈国学热
对于古典文化来说，一方面我们这个专栏要宣扬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分析，我们不是把学国学变成一个盲从的事情。我写这个东西，一直坚持有继承，也要有分析、批判，希望使“国学热”有个度，不至于到“发烧”的地步。
对于国学热呢，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我现在也还在买一些这方面的书。但是热呢，绝不能“发高烧”的。现在的国学热就缺乏“分析”，这里面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国学不是万能的。
另外，对于国学的态度要慎重。拿修订《三字经》来说，不否认修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修订，而且也修订不了。比如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一次有人提出要修订为“养不教，父母过”。实际上，“父之过”有时代意义，在当时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就是“严父慈母”，母亲一般是没有知识的，教育的责任就是父亲的。虽然也出过几个母亲，孟母、岳母，但是，这都是在孩子的父亲不在的时候。当时更多的教育责任是父亲的，“父之过”，是强调“父权”的，这是时代的特征，改变了就不一样了。而真正需要修订的，比如，“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却没有太多的人注意。[2]
此外，国学不能盲从，更不能搞形式主义，现在这个问题也很严重。特别是学古文化的就要穿大褂，这是没必要的。大褂是清代的，也不是孔子穿的，你穿大褂在孔子看来，和穿西服是一样的。所以，学国学但不要复古。我很反感这些。还有，孩子的成年礼要在孔子面前磕头，这是不行的。孔子再伟大也不用你在他面前磕头。
我的第一个头是给孔子磕的，我6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私塾，就给孔子磕头了。我是尊敬孔子的，过去“批孔”的时候，我的思想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并不盲从于孔子。孔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但并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这是有时代特征的。当时可能是对的，但现在不一定能用，有些内容那个时候是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的，但现在却不一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此外，孔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承认，贬低和过多的批判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继承的时候一定要分析，批判，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态度。对于古典文化或者说国学我们一定要全面、要实际、要实事求是、要古为今用。
在采访中，黄济先生一直惦念他的《国学十讲》，他说：“如果能完成了，我就能够老有所为，再作出一点贡献。”而先生的书房中满满的是他做了标记的书籍。《中国教师》很有幸约请到黄济先生两年多来一直为我们撰稿，我们祝愿先生的《国学十讲》早日完成，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
注释：
[1]因2006年5月开始，黄济先生负责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刊登的内容为课题成果之一，所以黄先生的部分手稿由《中国教育学刊》完成录入。
[2]黄济先生认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完整性与客观性，此句可修改为“诸子者，有老庄。有墨荀，有韩扬。”
（责任编辑：朱珊）
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开通
课后睡前是灾后青少年寻求心理援助的黄金时段。为了帮助灾区青少年抚平心理创伤，重建心灵家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通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心理援助热线于2008年6月6日——12月31日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热线号码010－68438711。该热线面向全国受地震等灾害影响的青少年，周一到周五服务时间为17：00～21：00，周六和周日服务时间为9：00～21：00。
专家组名单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艳：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心理咨询师
王晶晶：北京理工大学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
邓丽芳：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副所长、应用心理学博士
叶冬梅：中央音乐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孙宏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朱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硕士
刘秀英：《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社长、副编审、教育学硕士
张小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心理发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硕士
李梅：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心理素质中心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硕士
张黎黎：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李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官锐园：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
房超：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主任
赵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博士生
高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