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书与红蓝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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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哲帕斯卡尔曾称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其意是,在造化的伟力面前,人类是渺小而脆弱的,但因能思想而高贵,这是人类全部的骄傲所在。人类的思想及其与永恒的呼应,足以波澜壮阔、争辉日月,而承载这些思想之出版物的诞生过程,则大抵是有些乏味的,尤其是到了被祛魅的现代工业社会——从作者撰写到编辑收阅,从审核修订到整体设计,再从排版印刷到装订发行,每一个环节都被工序化了,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不过,出版物最核心价值还是在内容,和我们想从中获取的智慧与知识相比,书籍的具体形态是否花样百出并兼具艺术品般的观赏价值,兴许只能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了。
  古人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相亲近的,其实是人类难得的精神产品。然而,这世上还有一事,谓之藏书,藏书之人则不仅读书,还常将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来对待和鉴赏,关于藏书的议论汗牛充栋,就此说下去,容易沦为老生常谈,就此打住。之所以有以上这段铺叙,是因为前阵子由于要研究一个课题,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到了一册晚清雕版刊刻的古籍作参考资料,而这册古籍存世极少,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记录,这还不算什么,它居然还是红印本。
  红印本很稀奇,以前听说过,但见到实物,这还是第一次,所以起了谈一谈它的心思,至于为何话题中还带到毛边书,是因为毛边书和红印本一样,其实都是书籍出版制作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特殊样态,只不过毛边书是近百年的新事物,而红印本则由来已久,因为它们都少见而别致,所以在小众那里多了一点适合口味隐僻人士的收藏价值。红印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不是雕版时代书籍出版的最终成品,而是书籍制作流程中的特殊样态,用陆昕在《文物天地》上撰文所称的说法,雕版手工印刷在“刷印时先印样张,一般用红印居多,也用蓝色,称红印本或蓝印本。经校对无差错后,即正式用黑色印刷”,就能得出结论:所谓红印或蓝印本,即是今日所谓之“校样”本,为了突出和便于检查错误,或者仅供师友亲朋赏玩赐正,故而用朱墨或蓝墨印刷,以示和最终成书的区别。
  正是因为红印或蓝印本不是成品,所以印刷的数量极少,而刷印时候的雕版状况最好、书籍印刷最为清晰,流传下来的,便显得别致又弥足珍贵。这道理,和毛边书的情况约略相似,毛边书也是书籍样态的特殊阶段,是“书籍装订好后不切边”(《鲁迅全集》1981年版中对“毛边本”的注释)的半成品状态,缺了裁边工序,严格地说该书还不能进入流通状态,但偏偏有人喜欢它的不加修葺之美,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书籍来赏玩收藏,鲁迅就是所谓“毛边党”的领军人物。陈子善在《毛边本种种》里曾这样描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在中国风行一时,与新文学的勃兴互为因果,成为当时文化景观中一个突出的亮点。”
  出于对毛边书情况的了解和对二三十年代风气的仰慕,我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出版时,就特意委托出版社和印刷厂留了二十册不裁边的书,以此为寄赠师友赏玩的礼物。不过,考察百余年中国出版史,毛边书的风靡,大概只能算是一段小花边,一如红印本或蓝印本在古籍出版史上,情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不过和毛边书一样,红蓝印本也曾一度风靡,脱离了其作为“校样”的原始形态,而成为一种刻意致之的书籍印装样式。我在复旦图书馆所查的那册古籍,目前为止,只知道有这个红印的版本,还没查到任何墨印本的信息,所以我猜测,这部书大概是没有通常的墨印本的——该书刊刻的晚清民国时期,正是红印或蓝印本被当成特别的收藏品而小范围风靡的时候。红蓝印本悦目、清雅而行间疏朗,制作精美,流传稀少,是智识阶层风雅生活的一种绝佳体现,我所借阅的这部晚清人的诗集,多少是符合特意制作红印本的条件和意图的。
  如今无论毛边书也好,红蓝印本也罢,都仿佛是过去很久的物事。时下一些出版社也制作所谓的“毛边”书,但它早已没有了不加修葺之美,纯然是刻意为之、比正常成书工序还繁琐的“假毛边”书,近乎噱头。至于朱墨粲然的红印本,已然是欲一亲芳泽而不可得的神女了。出版成为纯内容的贩卖,但在电子书如此普及的今天,抛弃纸质书所特有的艺术发挥空间而做纯内容的贩卖,又能走多远?毛边或红印再小众,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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