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铁蝴蝶”之称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近日遇刺身亡，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这本最新自传收录贝·布托不久前亲笔撰写的前言，也是其最后的遗墨。在前言中她写道:“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贝·布托回忆了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及其家族的坎坷遭遇，展现了一段充斥着刺杀、牢狱与动乱的独特家族史。
　　
　　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
　　
　　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讲，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透过窗户，我看到军法管制部队的卫兵们在互相商量，然后用步话机通报我生病的消息，等待回复。易卜拉欣趁乱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得快点去为主人贝娜齐尔小姐拿药，得快点。”他对门卫讲，这个门卫曾隔墙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奇迹出现了，他们让易卜拉欣走了。我的双手颤抖，不知道消息能不能安全传达。
　　不久我听到窗外步话机里喳喳响了起来。然后他们过来对母亲说:“既然你女儿得了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望。”我们为父亲又争取到了24小时。但易卜拉欣走后，大门立即被紧紧关闭，我们预感到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报道。我坐在那儿屏息聆听，满怀期待，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肉都僵硬了。突然广播报道，我从监狱里送出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也就是4月3日，我将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继续报道我呼吁人民奋起抗议的内容。但是没有，它却接着说这则消息还没有经监狱长证实，我和母亲都不敢看对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我对自己发誓，要为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而战斗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和母亲飞驰出西哈拉监狱，监狱大门急速地打开又关上。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
　　 “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身后的牢房如同地狱一般。
　　母亲没有作声。
　　 “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
　　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想是的。”我说。
　　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
　　“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
　　“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以前每次见面，都允许我们进入牢房坐在一起，今天却不让。我和母亲挤靠在铁栅栏上，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
　　“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不行，军管当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平静一下身心，可以去欧洲。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可以去。”
　　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我们不！”母亲说:“我们不能走，我们也绝不会走！绝不能让那些将军以为他们胜利了。齐亚又要举行大选，尽管没人知道他到底敢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一走，就没人来领导人民党了，这是你一手创建的政党。”
　　“萍姬，你呢？”父亲问。“我也绝不走！”我说。父亲笑了。“我真高兴，你知道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是。”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时间到了。”
　　我死死地抓住铁栅。
　　 “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
　　监狱长拒绝了。
　　“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
　　监狱长仍然不允。
　　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
　　看守们走了进来。
　　 “再见了，爸爸。”我悲痛欲绝，母亲也把手伸进铁栅栏触摸着父亲。我们缓缓地走出满是尘土的牢院。
　　“再见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
　　5点钟过去了，又到了6点钟。我每呼吸一次，就想到父亲的呼吸已经所剩无几了。
　　关于父亲之死的各种说法很快传开来。报纸上也登载了各种关于父亲之死的可怕说法。有的报道说，他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是用担架抬上绞架的。还有一个报道坚持认为，他是在监狱冲突中致死的，因为陆军军官们强迫他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字，内容是他自己导演了政变，请齐亚出来接管国家，遭到父亲严辞拒绝而引发争执。
　　这则报道里还说，一名军官猛推了父亲一把，父亲跌倒了，头撞在牢房的墙上，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当局找来医生，给他进行心脏按摩，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我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不然为什么父亲身上看不出有绞刑的痕迹？不然为什么我凌晨两点突然醒来，与预定的绞刑执行时间相差整整三小时？另一位政治犯巴巴尔将军告诉我，他也在深夜两点突然被一阵寒冷惊醒。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有这种感觉，就像父亲的灵魂游荡于爱戴他的人中间。
　　现在，父亲未尽的事业落到了我的肩上。站在父亲的坟前，我感到父亲的灵魂给予我勇气和力量。那一时刻，我对自己发誓，要为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而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让父亲点燃的希望之火永远照耀下去。现在要靠我们来继承他的事业。
　　（摘自《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