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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这本著作，不仅反映出黑龙江省下岬村整体的人类社会礼物文化概貌，同时通过这一地区的个案缩影，更深层地反映了我国普遍存在的“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它不仅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也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更深意义上，通过渗透在礼物中的精神文化内涵，反映了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礼物交换；人际关系；礼物流动；意识形态；心理结构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以下文中简称《礼物的流动》）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的一部关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下岬村礼物交换本土研究的民族志专著。作者开篇首先阐明其论述的礼物流动与经典人类学中所述的一般规则有所不同，亦即礼物的流动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然后，在介绍了下岬村的基本概况后，通过对礼物流动的类型、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乡村社会中的关系结构、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礼物交换中的权利与声望以及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这几个部分来论述其中的互惠原则与人际关系；最后，作者得出三个结论：“1.下岬村的礼物交换所遵循的做法质疑了现有人类学某些理论；2.关系网络的培养和人情伦理的尊奉，兼具利益与非利益、表达性与工具性、情愿和被迫两方面的特点；3.当前的随礼和关系培养现象，必须放置到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程这一背景中才能理解。并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讨论，以表明下岬村个案如何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中社会交换的总体理解。” 礼物交换可以说是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并根植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而形态各异，且寄于其不同的内在含义。作者通过对下岬村的个案式的研究并透过礼物交换，折射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关系的密切程度、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现象。下面笔者将从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二者间的联系这一角度，来简略地评述这本著作。
一、农村生活语境下的人际关系
有人说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社会，这不仅是指我们常讲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我国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已同比减少了13.46个百分点），以致“三农（农业、农村、農民）”问题成为历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受到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2015年两会期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1年锁定“三农”问题，并把其放在重中之重。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人际关系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角度对人际关系做出了不同的分类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作者在著作中用了大量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个人关系网络在农村社会这一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
（一）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显著特点
人际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简单定义是人与人在相互交往的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在农村，通俗地说“关系好的才会给他礼物”，这里的“关系”即指人际关系，下岬村村民则把它称为“社会”，在当地拥有较大关系网络的人被称为“社会上的人”，反之则称为“死门子”。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著述《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概述了我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描述了以个人为中心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人际关系简单很多。由于农村居民聚村而居的乡土特点，加上小农经营的自然经济模式，形成了世代相继的村落单位，村内居民均为熟悉的人，从而营造了一个比较温情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正是描述了基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特点。也正如作者文中所述：“对多数村民的生活而言，关系是个人的地方性世界或者他们所说的‘社会’。” 在血缘关系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不言而喻了，诸如家族、宗族等。
基于上述农村社会的结构特点，传统农村人际关系有时会决定一个家庭的未来发展状况，如农村的播种丰收、彩礼、葬礼等，除去宗亲族亲与自发性参加的这些人，其余的人是其人际关系网络的显现。当然，宗亲族亲与自发性参加的人也有人际关系的因素掺杂在内，这里就不再详细划分。在当今社会中，农村人际关系仍然尤为重要，譬如有些农村地区的买地、盖房、男性找对象、婚礼等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通过私人的网络关系才能完成。这也说明了《礼物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对当下一些农村社会现象以及人的意识形态的显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传统的人际关系或多或少地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基于业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在此就不再进行详细论述。
（二）人际关系变化的原因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地缘上农民分配土地与土地制度以及在血缘上诸如“一表三千里”的血缘关系的变化等因素，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处于活跃的变化之中。现代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结构随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农村人际关系也已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人际关系。
另外，作者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对人际关系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也属于此著作较为缺憾之处，若在此方面再加以详细论述将更有力地说明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
二、礼物交换的原动力
正如作者调查，礼物交换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在村民的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村民们把收入的10%到20%用在了随礼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村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负担，尤其经济贫困的家庭压力更大，家里没钱通过借贷也要进行礼物馈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礼物交换已经成为人们经济消费的一部分，占总消费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形式上也千奇百态。是什么原因促使或者说支撑着礼物交换活动不断繁衍生息呢？“礼”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并一直为人们所推崇着，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除此之外，著作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的推动
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即作者提到的在当地所称的“面子”、“脸”，它们给予了村民们进行礼物交换的动力，使村民们热衷于礼物交换活动循环往复的发展之中。例如著作里的调查显示某家有“大事”或婚礼或葬礼或生子或盖房等需要举行仪式的事情时，会有一些不请自来的人们，他们主要是在社会力量或道德力量的驱使下自发地参加仪式，甚至在错过了仪式未能赠送礼物时还“补礼”。作者在文中提到，在农村的葬礼仪式上，通常全村村民都参加仪式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抚慰。在笔者所生活的农村，如遇人家办葬礼，附近村民基本上都会去参加丧葬仪式。对此，笔者开始有些疑惑：如果婚礼可以理解为人们图热闹、喜庆而自发参加，但葬礼尤其是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总是让人忌讳的，为何还是有人自发地参加？笔者经调查得知，人们自发的参加丧葬仪式活动主要居于以下原因：
首先，参加丧葬仪式人员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参加仪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其次，是社会网络下的人们的力量，即本要去参加仪式或应该去参加仪式人与另外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人平时来往很多，那么应该去参加仪式的人或许就会叫上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人去帮忙；第三，为以后自家有老人去世时也有人自发性地来参加仪式或帮忙举行仪式而做准备。这些参加仪式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死者家属的同情，在仪式的举行上做帮手等等礼物交换的形式正是在社会与道德的力量即“面子”和“脸”的催化作用下产生并发展着。
“面子”和“脸”也促使村民们为其自身利益的发展而作斗争。例如文中“赵大面糊”与镇党委书记林先生的纠纷问题， 即赵为了争回其社会脸面而做出了“行动”。在村民们看来林所损失的是道德脸面，因为他违反了礼物交换的基本道德原则，当村民说“林书记再也没脸见人”时用的也是“脸”这个词语。而“林”违反道德原则最终也使其丢了社会脸面，即道德力量支撑的塌陷最终也削弱了其社会力量。虽然赵最终为维护自身的道德脸面而争回了礼物，但因为他没有遵从人情伦理，终究还是没赢得任何的社会声誉，反而失去了社会脸面。
从整个礼物流动来看，主要围绕来自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强大动力而循环发生着。
（二）表达性的需求
“表达性的礼物”即是出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進行的礼物交换活动。如：作者列举的生育庆典、流产与妇女绝育、订婚仪式、婚礼、盖房、拜寿、丧礼、偶然的庆贺、年度秧歌舞、逢年过节的走亲戚、拜新年和挂线、孝敬礼和压岁钱、探望病人、爱情信物等“语境”下所进行的礼物活动都属于表达性的礼物， 都是出于赠礼者对受赠者的个人心意、美好祝福与愿望等情感的表达，是维护长期性关系的纽带，著作中也用具体事例说明了长期关系的维护必须通过有双方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三）功利性目的的驱使
作者所提到的“工具性礼物”，是为了达到一时的功利目的，得到一时的利益而进行的礼物馈赠活动。如作者所调查，下岬村是一个封闭性的农业社区，社区内所生活的居民终其一生为长期关系所束缚，那种非常明显的工具性送礼很是罕见。但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关系逐渐密切，礼物的流动范围、流动量也在不断扩大，工具性礼物的流动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愈演愈烈。如作者所述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工具性礼物的现象更是普遍。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生活压力大、竞争意识强，比如住房、升学、就业、人际关系的维护等问题，很多时候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使用工具性的礼物而进行社会交际。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了当今社会“礼物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在国家的相关策略下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但这一问题仍值得去关注，由于笔者个人条件有限，只能寄希望于有关学者能对此种“礼物文化”做出深度的详细剖析。
综上所述，在社会力量与道德力量的驱使下，村民们进行着繁复复杂的礼物交换活动，并在这种导向作用下形成了礼物的循环流动，促使礼物交换双方最终共同达成了一种潜意识下的“默契”，即作者所强调的人情伦理，从而形成了这一礼物文化。在中国古语里的“礼尚往来”正是表述了此种文化的发展模式，也正如作者所述：“这也正是当今社会很多人用来解释进行礼物馈赠的原因”；表达性的随礼（作者文中表述，下岬村的村民们把表达性礼物馈赠叫做“随礼”，把工具性的礼物馈赠叫做“送礼”）行为为人们进行长期的交流、维护、增进感情提供了便利；工具性的送礼是为扭转或操纵一种短期的关系，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短暂性，并因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地位关系不同而出现在不同的情境中。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表达性的随礼与工具性的送礼并没有确切的分割界限，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存在的。笔者认为，礼物作为物质的综合体，以上三种主要的礼物交换模式，都是通过物质支配着人的社会意识以及物质反映着人的心理活动下而产生的，也都是基于互惠的原则上周而复始着。但无论哪种模式下的礼物交换，也无论哪种语境下的礼物交换都是由不断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礼物交换所产生的效果也最终会由社会实践的结果赋予其现实意义。
三、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的联系
在著作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的：“在社会整合的辩证过程中，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正如萨林斯所概括的：‘实物流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1972：186） 。“差序格局”反映了我国农村传统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等级化的人际关系。“如果有人向掌握有某种社会资源之支配权的他人要求：将他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资源支配者首先会考虑的问题是，对方和自己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有多密切？” “中国人把人情看作是建立人际交往的准则和依据，其中心蕴涵着‘交换'，无论是为了满足物质层次的需要，亦或是精神层次的需要。人情互惠是基于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为的是利用这些社会关系获得各种资源。” 这些都说明了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作者的调查中也给出了有力的说明：仪式或典礼结束后村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核对礼单，以便明确有哪些人参加了仪式典礼哪些人没有参加以及所赠送礼物的价值。 通过礼单上的数据不仅能隐性地显示出村民在整个村庄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反映了村民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以及人际关系状况，通过与以往礼单的对比即可发现村民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变化，即作者所述：“人际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礼单中反映出来”。 再者，村民把礼单保管好以日后作为回礼的参考依据，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变动也会促使礼物交换的变化。从而，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便形成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式的互为制约互为反映的辩证关系，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之中，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社会之下，人们更是通过礼物所承载的物质价值表达、传递、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礼物交换从而也形成了一种礼物经济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1959年到1961年下岬村村民在社会经济危机期间，“那些和别村的亲朋有着良好关系的村民们从他们的关系网络中受益，而那些没有这些人情资源的村民则遭受了严重得多的灾难，甚至饿死。” 甚至村干部也不例外，较小的人际关系网络导致有很少的私人帮助，以致最后仍然无法度过难关。通过村民对私人关系网络的依赖，充分反映了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援助功能，更是说明了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切实联系。
笔者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在当下，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绝大部分还是通过“礼物流动”在频繁地进行着，城镇更是如此。农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信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了高度发达阶段的未来社会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本质差别终将会逐渐消失。笔者认为，到那时，《礼物的流动》仍然会以其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形态而存活着，此著作也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结语
笔者再次对《礼物的流动》这本著作的作者阎云翔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无论是从职业身份来说还是从社会生活环境来说，作者与“农民”这一词汇是毫无關系的，但作者却把农村中“礼物流动”这一微观的在常人看来不足为奇的社会习俗现象上升到了学术的层次，并透彻分析了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仔细拜读这本著作，不仅开阔了笔者个人的视野，而且发现作者所调查地区与笔者一直以来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河南省的一个农村）具有同样复杂的礼物习俗，心情可谓喜忧参半，对著作里论述的这些社会现象是如此的熟悉，但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却没能使笔者意识到这些社会现象的深刻文化内涵，深感愧疚，同时对“生活中处处皆学问”有了更多的理解。作者长期的实地田野调查并通过长期的与当地人共同生活来观察体验，更是值得当今同样需要田野调查的从事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习者以及工作者所学习。作者在例证的运用上使用了亲身参与的具体事例，也更具有说服力。
笔者再次说明对这本过去的著作进行简略评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存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对当下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在其历史解释学中说到：“我们对过去感兴趣并非由于它曾经是过，而是因为它现在仍起效应，某种意义上现在仍然存在。”通过此著作以及此话题，笔者也想以个人绵薄之力来唤起更多人士去关注伴随社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微妙的“礼物文化”，并进一步通过这一变化着的文化事象，去探究人类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结构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的民族文化。
显然，本文从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方面来评述《礼物的流动》，从自身来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还不足以对此著作进行更为全面整体的把握；其次，从整本志书来看，如作者自身所意识到的比如关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描写过于简单，文字的表述未尽本土化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作出改善之外。其内容描述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描述了下岬地区普遍的礼物现象，却未描述其特殊现象。笔者认为，特殊现象一定是存在的，而普遍现象也并不能盖之特殊现象。再次，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来看，民族志写作的趋势，已由传统的描述性方法转向描述性与阐释性相结合的方法。作者也已意识到在优秀的民族志中，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的描述应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然而作者却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了大量的事件，却只有少许的理论分析。当然，一方面能使读者容易理解作者所要描述的文化事象，另一方面也易使读者陷入繁复的事件之中，从而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一地区的此文化现象留下了空白之处，一定程度上也为作者这一课题的研究延长了生命力，也更加值得后人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去关注以及深度描述。当然，这一事象可以说：“人类在，它就在”，如若要求达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完整统一，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长期以往地以接力式地坚持研究下去，这应该也正说明了学术研究的永无止境吧！
参考文献：
[1]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李放春、刘瑜 译2000.
[2]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3]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
[4] 乐国安.《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 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丁少杰（1990.11.15—），男，25岁，汉族，籍贯：河南濮阳，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方向：民族音乐理论。
关键词：礼物交换；人际关系；礼物流动；意识形态；心理结构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以下文中简称《礼物的流动》）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的一部关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下岬村礼物交换本土研究的民族志专著。作者开篇首先阐明其论述的礼物流动与经典人类学中所述的一般规则有所不同，亦即礼物的流动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然后，在介绍了下岬村的基本概况后，通过对礼物流动的类型、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乡村社会中的关系结构、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礼物交换中的权利与声望以及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这几个部分来论述其中的互惠原则与人际关系；最后，作者得出三个结论：“1.下岬村的礼物交换所遵循的做法质疑了现有人类学某些理论；2.关系网络的培养和人情伦理的尊奉，兼具利益与非利益、表达性与工具性、情愿和被迫两方面的特点；3.当前的随礼和关系培养现象，必须放置到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程这一背景中才能理解。并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讨论，以表明下岬村个案如何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中社会交换的总体理解。” 礼物交换可以说是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并根植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而形态各异，且寄于其不同的内在含义。作者通过对下岬村的个案式的研究并透过礼物交换，折射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关系的密切程度、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现象。下面笔者将从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二者间的联系这一角度，来简略地评述这本著作。
一、农村生活语境下的人际关系
有人说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社会，这不仅是指我们常讲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我国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已同比减少了13.46个百分点），以致“三农（农业、农村、農民）”问题成为历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受到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2015年两会期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1年锁定“三农”问题，并把其放在重中之重。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人际关系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角度对人际关系做出了不同的分类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作者在著作中用了大量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个人关系网络在农村社会这一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
（一）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显著特点
人际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简单定义是人与人在相互交往的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在农村，通俗地说“关系好的才会给他礼物”，这里的“关系”即指人际关系，下岬村村民则把它称为“社会”，在当地拥有较大关系网络的人被称为“社会上的人”，反之则称为“死门子”。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著述《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概述了我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描述了以个人为中心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人际关系简单很多。由于农村居民聚村而居的乡土特点，加上小农经营的自然经济模式，形成了世代相继的村落单位，村内居民均为熟悉的人，从而营造了一个比较温情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正是描述了基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特点。也正如作者文中所述：“对多数村民的生活而言，关系是个人的地方性世界或者他们所说的‘社会’。” 在血缘关系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不言而喻了，诸如家族、宗族等。
基于上述农村社会的结构特点，传统农村人际关系有时会决定一个家庭的未来发展状况，如农村的播种丰收、彩礼、葬礼等，除去宗亲族亲与自发性参加的这些人，其余的人是其人际关系网络的显现。当然，宗亲族亲与自发性参加的人也有人际关系的因素掺杂在内，这里就不再详细划分。在当今社会中，农村人际关系仍然尤为重要，譬如有些农村地区的买地、盖房、男性找对象、婚礼等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通过私人的网络关系才能完成。这也说明了《礼物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对当下一些农村社会现象以及人的意识形态的显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传统的人际关系或多或少地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基于业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在此就不再进行详细论述。
（二）人际关系变化的原因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地缘上农民分配土地与土地制度以及在血缘上诸如“一表三千里”的血缘关系的变化等因素，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处于活跃的变化之中。现代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结构随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农村人际关系也已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人际关系。
另外，作者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对人际关系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也属于此著作较为缺憾之处，若在此方面再加以详细论述将更有力地说明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
二、礼物交换的原动力
正如作者调查，礼物交换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在村民的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村民们把收入的10%到20%用在了随礼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村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负担，尤其经济贫困的家庭压力更大，家里没钱通过借贷也要进行礼物馈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礼物交换已经成为人们经济消费的一部分，占总消费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形式上也千奇百态。是什么原因促使或者说支撑着礼物交换活动不断繁衍生息呢？“礼”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并一直为人们所推崇着，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除此之外，著作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的推动
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即作者提到的在当地所称的“面子”、“脸”，它们给予了村民们进行礼物交换的动力，使村民们热衷于礼物交换活动循环往复的发展之中。例如著作里的调查显示某家有“大事”或婚礼或葬礼或生子或盖房等需要举行仪式的事情时，会有一些不请自来的人们，他们主要是在社会力量或道德力量的驱使下自发地参加仪式，甚至在错过了仪式未能赠送礼物时还“补礼”。作者在文中提到，在农村的葬礼仪式上，通常全村村民都参加仪式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抚慰。在笔者所生活的农村，如遇人家办葬礼，附近村民基本上都会去参加丧葬仪式。对此，笔者开始有些疑惑：如果婚礼可以理解为人们图热闹、喜庆而自发参加，但葬礼尤其是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总是让人忌讳的，为何还是有人自发地参加？笔者经调查得知，人们自发的参加丧葬仪式活动主要居于以下原因：
首先，参加丧葬仪式人员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参加仪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其次，是社会网络下的人们的力量，即本要去参加仪式或应该去参加仪式人与另外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人平时来往很多，那么应该去参加仪式的人或许就会叫上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人去帮忙；第三，为以后自家有老人去世时也有人自发性地来参加仪式或帮忙举行仪式而做准备。这些参加仪式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死者家属的同情，在仪式的举行上做帮手等等礼物交换的形式正是在社会与道德的力量即“面子”和“脸”的催化作用下产生并发展着。
“面子”和“脸”也促使村民们为其自身利益的发展而作斗争。例如文中“赵大面糊”与镇党委书记林先生的纠纷问题， 即赵为了争回其社会脸面而做出了“行动”。在村民们看来林所损失的是道德脸面，因为他违反了礼物交换的基本道德原则，当村民说“林书记再也没脸见人”时用的也是“脸”这个词语。而“林”违反道德原则最终也使其丢了社会脸面，即道德力量支撑的塌陷最终也削弱了其社会力量。虽然赵最终为维护自身的道德脸面而争回了礼物，但因为他没有遵从人情伦理，终究还是没赢得任何的社会声誉，反而失去了社会脸面。
从整个礼物流动来看，主要围绕来自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强大动力而循环发生着。
（二）表达性的需求
“表达性的礼物”即是出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進行的礼物交换活动。如：作者列举的生育庆典、流产与妇女绝育、订婚仪式、婚礼、盖房、拜寿、丧礼、偶然的庆贺、年度秧歌舞、逢年过节的走亲戚、拜新年和挂线、孝敬礼和压岁钱、探望病人、爱情信物等“语境”下所进行的礼物活动都属于表达性的礼物， 都是出于赠礼者对受赠者的个人心意、美好祝福与愿望等情感的表达，是维护长期性关系的纽带，著作中也用具体事例说明了长期关系的维护必须通过有双方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三）功利性目的的驱使
作者所提到的“工具性礼物”，是为了达到一时的功利目的，得到一时的利益而进行的礼物馈赠活动。如作者所调查，下岬村是一个封闭性的农业社区，社区内所生活的居民终其一生为长期关系所束缚，那种非常明显的工具性送礼很是罕见。但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关系逐渐密切，礼物的流动范围、流动量也在不断扩大，工具性礼物的流动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愈演愈烈。如作者所述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工具性礼物的现象更是普遍。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生活压力大、竞争意识强，比如住房、升学、就业、人际关系的维护等问题，很多时候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使用工具性的礼物而进行社会交际。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了当今社会“礼物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在国家的相关策略下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但这一问题仍值得去关注，由于笔者个人条件有限，只能寄希望于有关学者能对此种“礼物文化”做出深度的详细剖析。
综上所述，在社会力量与道德力量的驱使下，村民们进行着繁复复杂的礼物交换活动，并在这种导向作用下形成了礼物的循环流动，促使礼物交换双方最终共同达成了一种潜意识下的“默契”，即作者所强调的人情伦理，从而形成了这一礼物文化。在中国古语里的“礼尚往来”正是表述了此种文化的发展模式，也正如作者所述：“这也正是当今社会很多人用来解释进行礼物馈赠的原因”；表达性的随礼（作者文中表述，下岬村的村民们把表达性礼物馈赠叫做“随礼”，把工具性的礼物馈赠叫做“送礼”）行为为人们进行长期的交流、维护、增进感情提供了便利；工具性的送礼是为扭转或操纵一种短期的关系，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短暂性，并因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地位关系不同而出现在不同的情境中。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表达性的随礼与工具性的送礼并没有确切的分割界限，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存在的。笔者认为，礼物作为物质的综合体，以上三种主要的礼物交换模式，都是通过物质支配着人的社会意识以及物质反映着人的心理活动下而产生的，也都是基于互惠的原则上周而复始着。但无论哪种模式下的礼物交换，也无论哪种语境下的礼物交换都是由不断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礼物交换所产生的效果也最终会由社会实践的结果赋予其现实意义。
三、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的联系
在著作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的：“在社会整合的辩证过程中，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正如萨林斯所概括的：‘实物流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1972：186） 。“差序格局”反映了我国农村传统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等级化的人际关系。“如果有人向掌握有某种社会资源之支配权的他人要求：将他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资源支配者首先会考虑的问题是，对方和自己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有多密切？” “中国人把人情看作是建立人际交往的准则和依据，其中心蕴涵着‘交换'，无论是为了满足物质层次的需要，亦或是精神层次的需要。人情互惠是基于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为的是利用这些社会关系获得各种资源。” 这些都说明了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作者的调查中也给出了有力的说明：仪式或典礼结束后村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核对礼单，以便明确有哪些人参加了仪式典礼哪些人没有参加以及所赠送礼物的价值。 通过礼单上的数据不仅能隐性地显示出村民在整个村庄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反映了村民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以及人际关系状况，通过与以往礼单的对比即可发现村民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变化，即作者所述：“人际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礼单中反映出来”。 再者，村民把礼单保管好以日后作为回礼的参考依据，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变动也会促使礼物交换的变化。从而，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便形成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式的互为制约互为反映的辩证关系，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之中，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社会之下，人们更是通过礼物所承载的物质价值表达、传递、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礼物交换从而也形成了一种礼物经济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1959年到1961年下岬村村民在社会经济危机期间，“那些和别村的亲朋有着良好关系的村民们从他们的关系网络中受益，而那些没有这些人情资源的村民则遭受了严重得多的灾难，甚至饿死。” 甚至村干部也不例外，较小的人际关系网络导致有很少的私人帮助，以致最后仍然无法度过难关。通过村民对私人关系网络的依赖，充分反映了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援助功能，更是说明了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切实联系。
笔者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在当下，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绝大部分还是通过“礼物流动”在频繁地进行着，城镇更是如此。农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信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了高度发达阶段的未来社会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本质差别终将会逐渐消失。笔者认为，到那时，《礼物的流动》仍然会以其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形态而存活着，此著作也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结语
笔者再次对《礼物的流动》这本著作的作者阎云翔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无论是从职业身份来说还是从社会生活环境来说，作者与“农民”这一词汇是毫无關系的，但作者却把农村中“礼物流动”这一微观的在常人看来不足为奇的社会习俗现象上升到了学术的层次，并透彻分析了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仔细拜读这本著作，不仅开阔了笔者个人的视野，而且发现作者所调查地区与笔者一直以来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河南省的一个农村）具有同样复杂的礼物习俗，心情可谓喜忧参半，对著作里论述的这些社会现象是如此的熟悉，但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却没能使笔者意识到这些社会现象的深刻文化内涵，深感愧疚，同时对“生活中处处皆学问”有了更多的理解。作者长期的实地田野调查并通过长期的与当地人共同生活来观察体验，更是值得当今同样需要田野调查的从事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习者以及工作者所学习。作者在例证的运用上使用了亲身参与的具体事例，也更具有说服力。
笔者再次说明对这本过去的著作进行简略评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存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对当下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在其历史解释学中说到：“我们对过去感兴趣并非由于它曾经是过，而是因为它现在仍起效应，某种意义上现在仍然存在。”通过此著作以及此话题，笔者也想以个人绵薄之力来唤起更多人士去关注伴随社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微妙的“礼物文化”，并进一步通过这一变化着的文化事象，去探究人类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结构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的民族文化。
显然，本文从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方面来评述《礼物的流动》，从自身来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还不足以对此著作进行更为全面整体的把握；其次，从整本志书来看，如作者自身所意识到的比如关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描写过于简单，文字的表述未尽本土化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作出改善之外。其内容描述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描述了下岬地区普遍的礼物现象，却未描述其特殊现象。笔者认为，特殊现象一定是存在的，而普遍现象也并不能盖之特殊现象。再次，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来看，民族志写作的趋势，已由传统的描述性方法转向描述性与阐释性相结合的方法。作者也已意识到在优秀的民族志中，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的描述应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然而作者却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了大量的事件，却只有少许的理论分析。当然，一方面能使读者容易理解作者所要描述的文化事象，另一方面也易使读者陷入繁复的事件之中，从而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一地区的此文化现象留下了空白之处，一定程度上也为作者这一课题的研究延长了生命力，也更加值得后人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去关注以及深度描述。当然，这一事象可以说：“人类在，它就在”，如若要求达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完整统一，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长期以往地以接力式地坚持研究下去，这应该也正说明了学术研究的永无止境吧！
参考文献：
[1]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李放春、刘瑜 译2000.
[2]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3]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
[4] 乐国安.《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 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丁少杰（1990.11.15—），男，25岁，汉族，籍贯：河南濮阳，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方向：民族音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