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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学校校园里有好多好多大杨树和银杏树。记得我2007年来十一学校做校长的时候，我的前任校长语重心长地给我一个嘱托，他说：“十一学校经过过去的努力，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了一棵大杨树，希望你在任期间能够把它变成一棵银杏树。”
我知道十一学校那个时候已经不仅是一棵大杨树，我更知道在我的手上，它也很难马上变成一棵银杏树，我想，这句话甚至也可以用来嘱托下一任校长。但是，从我内心还希望将十一学校变成银杏树。作出这样一个银杏树的选择，你就必须接受好多银杏树的特质，你不能够期待着它汲取大杨树那种有着特别旺盛生命力的东西。所以，它的生长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周期。
2001年，国家启动的第八次课程改革，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心中树起了一个宏大的理想。我也特別幸运，十一学校一贯的价值观、使命就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我非常庆幸我自己的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也不简单，在十一学校7年的时间里，我遇到了许多挑战。
当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好多老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借机批改作业。负责考勤的老师和干部找到我，问我该怎么处理这种现象？他们希望制定更加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但是，在十一学校的价值观里，我们始终是这样说的：“把学校办成教职工心灵的栖息之所，教职工的幸福家园。”我们还不断地说：“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当时，我跟他们商量：“我们能不能把每周的例会减少？”他们非常有顾虑，说一旦减下来，以后再想增加就很难了。我说：“为什么要增加？”就是说，当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什么？
这件事还没完，第二件事又来了，就是电梯问题。一个六层的教学楼可以装2000学生，但是只有两部电梯，我们的老师就非常为难。孩子认为这个电梯可以坐，但是老师们就感觉需要更多的制度来约束。比如，派出专门的人员来检查乘坐电梯的情况;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安一个刷卡机，老师刷卡才能坐……这些事都可以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是我们内心的纠结。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实在开不了口说學生不能坐电梯。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就是要跟学校较劲，不仅偏要坐电梯，还当着老师的面去坐。所以这个班主任老师给他开了一个长期的病号请假条，有了这个条，他就可以长期坐电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不能坐电梯，而且我们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笼子里出生的鸟，认为飞翔就是一种病。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师生平等的话，应该是先到先得，谁先来了谁先坐，这才叫平等。当学生发生不当行为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教育的机会。我们在冲突之中引导着学生怎么尊重别人、怎么尊重长者，我觉得这都是教育的机会，这些是靠制度解决不了的。
在这样一场制度和文化相遇的过程之中，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随时调整管理与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候可能没有显现到决策层面，它天天发生在老师和学生、老师和家长、老师和领导、老师和老师之间，需要我们天天去深入到第一线的师生生活之中，去发现这些冲突、管理这些冲突。当过去的经验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好多事情用过去的路径没法实现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新的方式去思考。
新的学校形态，学生走班上课，每一个学生有自己不同的方向、每一个学生自主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学生生活的时候，跟管理的冲撞就处处都是。这种冲撞有时候发生在表面上，事实上还是在我们内心。当我们第一届走班上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还想并行着班主任和导师，想保留行政班。当我们保留着这个班主任，班主任的烦恼其实很多。比如他要想：早读读什么？中午的时间干什么？课外活动要不要集体组织？因为他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而一上课，当他这个班40个学生全都到了不同（甚至20多个）教室去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一个星期都见不到那些学生。但是，他是班主任，班主任的职责，他非常清楚，教导处对班主任的要求也很多。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在见不到学生的时候履行他的职责。所以，班主任的内心非常焦虑甚至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去年接触到欧洲留学回来的一个初中学生，他在欧洲留学了一年的时间。当我请教他，欧洲的学校跟中国的学校最大区別的时候，他想了想说：“尽管区別有很多很多，但是最大的区別还是信任。”他在德国那个学校里，学校和老师什么事都信任他，当他离开老师视线的时候，老师以为他去做好事了。他没有说后半篇，我已经明白了，当我们的老师见不到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犯罪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跳出管控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把学生成长的线理得更清，我们去欣赏这条成长之线，来帮助学生解决成长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遇到的问题。
终于，10月份我们在吉林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跟当时的年级主任商量，我说：“大家这么痛苦、这么纠结，我们有没有可能取消班主任？”他没有答应我，他说：“让我想想，让我跟老师们商量一下。”坐飞机回到首都机场，我们在取行李的时候，他跑到我面前说：“校长，就这样吧！”他与很多老师交谈后，感觉到利弊都有，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生成长的角度，利还是更大一些。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这个年级想开一个家长会、开一个年级学生大会，来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取消行政班的班主任。不想，学生看得很简单：“说了半天不就是这事，早就该取消了。”
所以，当我们放在学生成长这样一个价值追求上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是可以调整的。我们不能对学生的常规进行评价，尽管我们可以影响他、教育他、批评他，但是我们不能把他拿到一个高利害的评价的篮子里，那样你就看不到真实的学生。于是，你就丧失了教育的起点，你也没有真正的教育。教育就是在你面对的形形色色不一样的学生，你面对这些把他的全部袒露无疑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真正的教育才会产生。
我知道十一学校那个时候已经不仅是一棵大杨树，我更知道在我的手上，它也很难马上变成一棵银杏树，我想，这句话甚至也可以用来嘱托下一任校长。但是，从我内心还希望将十一学校变成银杏树。作出这样一个银杏树的选择，你就必须接受好多银杏树的特质，你不能够期待着它汲取大杨树那种有着特别旺盛生命力的东西。所以，它的生长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周期。
2001年，国家启动的第八次课程改革，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心中树起了一个宏大的理想。我也特別幸运，十一学校一贯的价值观、使命就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我非常庆幸我自己的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也不简单，在十一学校7年的时间里，我遇到了许多挑战。
当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好多老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借机批改作业。负责考勤的老师和干部找到我，问我该怎么处理这种现象？他们希望制定更加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但是，在十一学校的价值观里，我们始终是这样说的：“把学校办成教职工心灵的栖息之所，教职工的幸福家园。”我们还不断地说：“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当时，我跟他们商量：“我们能不能把每周的例会减少？”他们非常有顾虑，说一旦减下来，以后再想增加就很难了。我说：“为什么要增加？”就是说，当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什么？
这件事还没完，第二件事又来了，就是电梯问题。一个六层的教学楼可以装2000学生，但是只有两部电梯，我们的老师就非常为难。孩子认为这个电梯可以坐，但是老师们就感觉需要更多的制度来约束。比如，派出专门的人员来检查乘坐电梯的情况;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安一个刷卡机，老师刷卡才能坐……这些事都可以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是我们内心的纠结。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实在开不了口说學生不能坐电梯。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就是要跟学校较劲，不仅偏要坐电梯，还当着老师的面去坐。所以这个班主任老师给他开了一个长期的病号请假条，有了这个条，他就可以长期坐电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不能坐电梯，而且我们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笼子里出生的鸟，认为飞翔就是一种病。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师生平等的话，应该是先到先得，谁先来了谁先坐，这才叫平等。当学生发生不当行为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教育的机会。我们在冲突之中引导着学生怎么尊重别人、怎么尊重长者，我觉得这都是教育的机会，这些是靠制度解决不了的。
在这样一场制度和文化相遇的过程之中，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随时调整管理与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候可能没有显现到决策层面，它天天发生在老师和学生、老师和家长、老师和领导、老师和老师之间，需要我们天天去深入到第一线的师生生活之中，去发现这些冲突、管理这些冲突。当过去的经验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好多事情用过去的路径没法实现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新的方式去思考。
新的学校形态，学生走班上课，每一个学生有自己不同的方向、每一个学生自主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学生生活的时候，跟管理的冲撞就处处都是。这种冲撞有时候发生在表面上，事实上还是在我们内心。当我们第一届走班上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还想并行着班主任和导师，想保留行政班。当我们保留着这个班主任，班主任的烦恼其实很多。比如他要想：早读读什么？中午的时间干什么？课外活动要不要集体组织？因为他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而一上课，当他这个班40个学生全都到了不同（甚至20多个）教室去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一个星期都见不到那些学生。但是，他是班主任，班主任的职责，他非常清楚，教导处对班主任的要求也很多。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在见不到学生的时候履行他的职责。所以，班主任的内心非常焦虑甚至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去年接触到欧洲留学回来的一个初中学生，他在欧洲留学了一年的时间。当我请教他，欧洲的学校跟中国的学校最大区別的时候，他想了想说：“尽管区別有很多很多，但是最大的区別还是信任。”他在德国那个学校里，学校和老师什么事都信任他，当他离开老师视线的时候，老师以为他去做好事了。他没有说后半篇，我已经明白了，当我们的老师见不到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犯罪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跳出管控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把学生成长的线理得更清，我们去欣赏这条成长之线，来帮助学生解决成长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遇到的问题。
终于，10月份我们在吉林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跟当时的年级主任商量，我说：“大家这么痛苦、这么纠结，我们有没有可能取消班主任？”他没有答应我，他说：“让我想想，让我跟老师们商量一下。”坐飞机回到首都机场，我们在取行李的时候，他跑到我面前说：“校长，就这样吧！”他与很多老师交谈后，感觉到利弊都有，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生成长的角度，利还是更大一些。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这个年级想开一个家长会、开一个年级学生大会，来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取消行政班的班主任。不想，学生看得很简单：“说了半天不就是这事，早就该取消了。”
所以，当我们放在学生成长这样一个价值追求上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是可以调整的。我们不能对学生的常规进行评价，尽管我们可以影响他、教育他、批评他，但是我们不能把他拿到一个高利害的评价的篮子里，那样你就看不到真实的学生。于是，你就丧失了教育的起点，你也没有真正的教育。教育就是在你面对的形形色色不一样的学生，你面对这些把他的全部袒露无疑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真正的教育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