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晨6时，患病多年的孙犁抢救无效，驾鹤西行。其时，大雨从天而降；当亲人、医护人员和《天津日报》社的领导将他的遗体护送至太平间时，大雨戛然而止。巧合乎?好雨知情自荐哀!
　　孙犁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走进当代文学史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生大都读过他的代表作《荷花淀》，这篇清新、沉静、质朴而又蕴含深情的文字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孙犁1913年生于河北安平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夏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1936年到安新县同口镇教小学。学校靠近白洋淀，这使他领略了白洋淀地区的明丽风光和风土人情，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抗日战争改变了孙犁的人生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投笔从戎，1939年被调到冀西新创建的晋察冀通讯社做“通讯指导”，从此开始了报业生涯——这也成为他的终身职业。
　　孙犁的文学创作始于1939年写的叙事诗《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白洋淀地区的抗日斗争成了他最重要的创作源泉，而成名作则是1945年创作于延安的“白洋淀纪事之一”《荷花淀》。孙犁对这篇小说很有感情，晚年的他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抗战胜利后，孙犁回到冀中，主编《平原》杂志，并坚持文学创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第二天孙犁就随军入城，参加创办《天津日报》，从此五十余年如一日，他没离开天津，没离开《天津日报》。
　　在办报的同时，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1958年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获得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1956年初夏，孙犁尚未完成《铁木前传》的写作，不幸病倒，此后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近20年的时间不能正常工作，也极少写作。“文革”浩劫时期，他受到残酷迫害，谪居陋室。他几次想到自杀，而终于坚持下来。
　　进入新时期，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且体弱多病，但他思想活跃，焕发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创作力。晚年的写作持续了20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不间断地写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共写出120多万字，相当于1966年前所写的所有作品。这些作品都收入了《晚华集》、《秀露集》、《曲终集》等10个集子，又称《耕堂劫后十种》。
　　1982年，《孙犁文集》出版。在《自序》中，孙犁自省：“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在另一篇文章，他又说：“如果我们能够，在70年代，把自己60年代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无疑，孙犁的全部作品，都可以获得肯定的答案。
　　像孙犁这样严肃看待自己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并不很多。孙犁说过：“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简而言之，他从未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更没写过违心的作品。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孙犁从未在批判会上批判别人，更没有写过一篇大批判文章。有一次，组织上指派他到北京，批判他年轻时崇敬的老作家，幸得会议主持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他对这事铭记在心，永远不忘。还有一次，他不顾个人利害，为当时被批判的一个诗人说了几句公道话，也幸得主持人了解他，未予深究。“文革”中，有人找他调查一位老战友说了哪些反党的话，他情绪激动，慷慨激昂地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在创作上，孙犁极其认真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他的主题、人物、情节，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绝不“虚张声势”；他的文章语言，更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孙犁在晚年极其珍惜时间，他在屋里方桌上的大玻璃下压过一张小纸条，写的是“本人年老多病务请来访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文字未加标点，写在从报纸裁下的一块边角纸上。他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读书、写作上。
　　孙犁对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影响也许是创立了“荷花淀派”。那是在新中国初期，一批青年作家学习孙犁、追随孙犁，受他的影响和指导，创作出一批较优秀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作品，文学研究者称他们为“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但晚年的孙犁却不认为有这么一个流派。他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无流派，而名人辈出，风格多样，诗坛繁荣”；更何况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坎坷，当他们再度写作时，其风格与情调已不复往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