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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祝县民族中学，学校需要扩建却苦于没有地。洛桑来到学校，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记得学校东北面有一块闲置的地，是否可以利用？”那里遍地是垃圾污物，陪同的书记县长都劝他不要上去了。洛桑执意前去，站在那块空地上说：“这里开发成本低，你们能不能下决心把这块地给学校？”当地干部钦敬之余无语：我们天天过这里怎么没看到？不管哪个学校，只要有困难找到洛桑，他都千方百计去帮助（虽然他不分管教育）。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合作师范学院的教学用地，他都主动帮助协调。
有一次在玛曲考察时，一个藏族牧民来到洛桑的房门外站着。秘书问：“你找洛桑同志什么事？他认识你吗？”牧民说：“他不认识我，我只是想给他献上一条哈达，是他让我们很多牧民家的孩子上了学。”
洛桑对青藏高原的情感和认识，正如这三塔拉随着海拔而升攀。提出了青藏高原的“五源”，洛桑守望着中华水塔
从共和出发，风雨稍歇。洛桑回乡的路只有一条，穿过三塔拉。
塔拉是藏语中草原的意思。三塔拉就是三个连接在一起形成台阶式的草原，随着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色和植被，它也是攀上青藏高原的两级陡峭的台阶之间的缓坡。
驶入草原，顿觉开阔。开阔得视线和思想都似乎没有了抓手，只觉得被远远地引着向前，前面隐约有山。除去壮美，更多的是无边的孤寂和漫長缓攀不见终点的绝望感。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描摹三塔拉——这里像地狱一样漫长，是死亡路上歇脚的地方。我们多多少少都开始出现了高原反应，除了洛桑。他一边为司机打开一瓶矿泉水，一边对随行的人说：“我们藏族人对山和草原的感情，就像汉民族对农田和粮食的感情一样。青藏高原这些年变老了，老得太快了。我回乡当知青的时候，家门前的曲乃亥河还可以转水磨，十年前，这条河已经干涸了，磨坊也倒塌了，只剩下两块磨石。这只是一个缩影，黄河源区的玛多县是千湖之县，大大小小4000多个湖泊，如今已经已有一半干涸了。”
1993年，洛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职。开始搞“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一课题，为了搞好这一课题，他跑了国家十几个部门征求意见，最后得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会专家孙鸿烈、郑度等院士的积极支持，经过努力最终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众多专家学者从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革、优势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高原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等十几个开始架构青藏高原研究体系。这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浩瀚工程。洛桑的思路在课题推进中逐渐清晰，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他有了一种跳出高原看高原的境界。是啊，以前就高原谈高原，就发展谈发展的思路总是无法摆脱因地方分割和部门分割所造成的思维模式的局限。在这种局限下，恰恰忽略了青藏高原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那么，青藏高原的价值到底在那里呢？
洛桑想起一件事。一次，在飞机上，洛桑与一位日本学者邂逅。在攀谈中，日本学者问，你们藏族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洛桑脱口而出：“藏族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对青藏高原环境的保护。”
顺着这个思路，洛桑想起了一句谚语，“山上一棵树，山下一眼泉”。如果把青藏高原视作一座山的话，她的生态就是一棵无形的树，而从山上流下的“一眼泉”就是长江、黄河，还有恒河、印度河和萨尔温江等诸多国际河流。洛桑的思绪一点点灵动起来。
青藏高原横空出世，是地球的第三极。西伯利亚南下的冷气流在这里受阻东进，使我国中东部乃至南亚地区气候受到影响，气温降低，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冷高压对亚洲东南半壁的气压、气温、风和降水产生一系列的深刻影响，是东半球乃至世界气候的调节器。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巨型制冷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个“冷源”。
“源”的想法一闪出，青藏高原在洛桑脑海中以崭新的面貌訇然中开。
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地域单元，是地学和生物学的独特宝库，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区；青藏高原的隆起制约了大气环流的运动，改变了整个气候状况，可谓是“生态之源”。青藏高原哺育了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和恒河、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直至当代，对中华民族、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和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命之源”。
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山，“昆仑山”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的诞生地。伏羲、女娲、黄帝、大禹、共工、后羿的传说都源于昆仑山。考古发现证实，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之源”。
最重要的是水，水是诸源之源。
我国15条国际河流，8条发源于此，孕育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我国1126个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青藏高原就占了一半以上；4万亿立方米的冰川和将近9万平方公里的湿地蕴藏了丰富的水资源。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水之源”，形象地说，青藏高原就是“中华水塔”。 白天，他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晚上，他在煤油灯下又为全公社的会计们当起了辅导员，他教藏族会计们先从认识发票上的汉字开始。这些藏族会计们成了洛桑第一个汉语扫盲班的学生，这事在全县乃至全州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洛桑任唐干乡青年干事时，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乡青年中开展扫盲活动，时任州教育局干部的久买说：“1972年唐干乡是全省扫盲先进乡，我们在那里开的现场会，洛桑还用汉语介绍了情况”。
大约10年之后，风华正茂，同时富有才情的洛桑在巴水乡担任了乡长，从此也开始了他的入仕之路。他在任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试着办帐篷寄宿学校，组织联合七八家甚至十几家牧民拿出一两顶帐篷扎在学校里，各家轮流抽出两三个人给孩子们做饭，使孩子们的上学时间和教学质量得到了较好的保证，受到了当地牧民的欢迎。在那高原的牧场上，洛桑俯下身，捡起羊粪掂一掂，就知道草山的状况和羊的膘情。夏壮秋肥冬瘦春亡是高寒畜牧业恶性循环的道路。年轻的洛桑在高原上奔走着不知疲倦，他走过一片片草场，钻进一顶顶帐篷和房舍。他被高原上藏汉民的生存能力而震憾，也为解除一个个农牧民的生存生活困难而不遗余力。在缺水的巴水乡南巴滩，他蹲了五六个月，和群众一起共同挖沟引水，终于解决了村里的人畜饮水问题。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洛桑，大部分是在青海海南州度过的。在这里，他从乡长到州长，一切似乎是自然，一切又包括一个人发展的必然。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心系家乡父老，这些最基本的为官之道，他似乎无师自通。直到多少年后，人们叹为洛桑仕途发展的惊人几跳时，他坦言：“我是干部，就知道要干事。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干事，其他没有想过。”
我们此次伴行之旅也似乎足够明白了这一事实，洛桑特别眷恋故乡和亲人，他没有在城市过过春节，春节他一定是要回到草原来过。因为那里有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的父老乡亲在日夜盼望着他回来和他们共度传统佳节，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们走在高原上，洛桑从乡长、县委书记到州长，足迹至今还很清晰。开始是那匹枣红马，后来是在农牧区穿行的那辆北京老吉普车，车走不动了就骑马，马走不了就步行，在农牧民的家中，他席地一坐，便在香喷喷奶茶香中拉开了家常，在帐蓬里的话语，他总是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回到机关，他便一件一件去落实。 1985年11月，在团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洛桑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8年，对洛桑来说，是忘我工作学习的8年，是开阔视野的8年，更是厚积薄发的8年。洛桑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在这期间成熟和鲜明起来。1986年初团中央书记处提出下基层抓落实的工作思路，洛桑带队到云南工作了两个月，一路长途车翻山越岭搞调研。他一下车径直就来到思茅地区干部会的会场，披着棉袄一屁股就坐下了。当地干部窃窃私语：“团中央的这个书记看来是从基层来的。”当时的队员赵富成说：“洛桑抓基层是拿手好戏，轻车熟路。在基层他要求每个农村团干部都要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只有这样你才有感召力、号召力。他经常要求基层团干部，不要说给人家听，而要干给人家看，他认为言传重要，但身教更重要，这叫以身作则。”云南当地农村青年羞于做小买卖，蔬菜瓜果都烂在地里也不愿去卖，工作组的同志就担着担子到乡镇、县城的大街小巷去叫卖，农村青年们远远地跟在后面，看到那些蔬菜瓜果卖出了好价钱，他们也跟着干了起来。洛桑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的。
1993年4月，洛桑调离团中央，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1995年，洛桑向组织提出回家乡工作的请求，他的态度很诚恳：“我45岁了，家里有6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再不去尽点孝心，恐怕再没有机会了。”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调他到离家较近的甘肃省任副省长。
洛桑担任领导，说话不穿靴戴帽，他的讲话都是自己起草，讲完话不让别人说洛桑作了重要讲話这类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话。他出差下乡没有任何讲究。有一次，在碌曲县调研时，洛桑一行住在一个牧民开的小旅社，卫生等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跟着的干部要他换个地方或到县城去住，洛桑说：“我是从帐篷里出来的，有房子住就不错了，你们也不要太讲究了。另外住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些基层的真实情况。”
碌曲县尕海湿地是整个若尔盖湿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也是整个湿地环境变化的晴雨表。所以，洛桑在甘肃的十几年，几乎每年的六七月份，他都要专门到尕海湖边下帐篷，住上一两天，实地观察湖水和周边环境的变化情况。他白天调查生态的变化和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晚上和大家在帐篷里交换看法，提出建议。一天深夜，帐篷被暴风雨吹倒，把洛桑他们压在帐篷里，他毫不犹豫，爬起来在暴风雨中重新撑好帐篷。帐篷里的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第二天有两个人感冒了。有人说洛桑你何苦呢？洛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是在享受自然，也是在洗涤身心。
然而，洛桑回到家乡，心也是沉重的。昔日的青藏高原，在洛桑眼中变得陌生、苍白、衰老。遍布草原的湖泊河流大多数已干涸断流，各种野生动物也不见了踪影。1968年洛桑回乡放牧时，草原上的黄羊还和牛羊争草山，他当时还用“抛儿”去赶过黄羊，现在回去连个黄羊毛都找不到了。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更紧迫的问题，那就是青藏高原的环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做更多的艰苦的努力。
洛桑就像是一只从高原上起飞远去的鹰，盘桓远翔。现在，落在了青藏高原的门户之城兰州。十五、六年来，在这距离高原最近的地方，他守望着他的家乡，推动着民族地区的教育，那里有他的切肤之痛；他推动着高原的生态保护、民族文化发展。他知道，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各民族的青藏高原，更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青藏高原。
从一个藏族牧民的孩子，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马背上的少年，到两鬓染霜的忠厚长者；从一个对青藏高原朴素的敬畏者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方面的专家和推动者。洛桑灵智多杰，60年的时间，心灵一直在青藏高原上巡游。 洛桑走进自己的母校思绪万千。大力推行寄宿制学校让更多牧民孩子走进了教室
车进海南州首府共和县，高原上特有的振聋发聩的雷声和带着雪花的春雨伴随着滚云不期而至。在幸福滩草原，双手捧着哈达、端着盛满青稞酒的银碗恭候我们的主人万玛仁钦等人看到这个情景，高兴地喊着：“拉加乐！拉加乐！拉加乐！”激动地说：“今天响起的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下的是甘露，远方的客人给我们带来了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啊。”
从1978年担任共青团海南州州委书记到1985年从海南州州长位置离任赴京，除去在基层担任县委书记的一段时间外，洛桑前后在共和工作了7年。共和，一个当年没有红绿灯的小镇，现在以自己的静谧演绎着独特的海南风情。
没有人注意到洛桑一行的车子开进了海南民族师范学校。这里是洛桑的母校。因为没有事先预约，校长不在。洛桑摆摆手，“没关系，这里我很熟悉，我在这里读了5年书，只是想回来看看。”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指指点点，“这是当年我们的教室、宿舍的原址，现在都是楼房了。这些树是我们栽的，现在都是参天大树了，真快啊，转眼就是几十年……”
洛桑又带我们到另一所学校——海南州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这是1983年时任州长的洛桑亲自筹建的，所以从学校的选址、资金的落实、师资的选配到请第十世班禅大师为名誉校长，都是他亲手操办的。”时任校长的尚玛吉如是道来。至今，海南师专为班禅大师永久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洛桑深情地向班禅大师的画像敬献了哈达。班禅大师的办公室地势较高，可以俯瞰整个校园。洛桑在这里驻足眺望，思绪万千。
洛桑走在校园里，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擦肩而过，有些好奇，也有些熟悉。这是一个在藏区很容易见到的和善长者。或许是老校友来探访母校，或许是某个学生的家长来探望孩子。孩子们不认识他，但从眼神中接纳了他。
从汉族小伙子教给他说的第一句汉话，到读研究生把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作为研究课题，洛桑深知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只有掌握知识的人才能为本民族做更多的事情。洛桑当年上学的时候，条件非常恶劣。曾经有过用麻袋当门板，狼钻进房子里和孩子们共睡取暖的事情。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洛桑看到现在的学生既欣慰又同样有些忧心忡忡。欣慰的是民族教育已经有了大发展，忧的是民族教育相对还很落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在担任团州委书记期间，洛桑骑马穿越加木马木山寻访调查，藏族人形容那座山有“喜雀飞不过去的九座山，让乌鸦烦恼的九座峰”。他骑着马来回整整走了一个礼拜，洛桑是第一个进山的县级干部。在山里，洛桑带的一本《格萨尔王》成了他的扫盲教材。洛桑坐在草地上，十几个人围坐在他的周围同读一本书。没有知识不行，洛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要靠知识，靠教育。
甘肃省文联主席马少青（当时在省民委工作）一生中也忘不了10年前的一件事，洛桑指示他去天祝藏族自治县牧区寄宿制学校进行一次调查，时间要求很紧。当时正好赶上大雨路被冲毁了，洛桑在电话中态度坚决严厉：“什么？车开不到？那就骑马！不会骑马？那就牵着马尾巴！”马少青就是骑着马历尽艰险赶到天祝县毛藏乡泉台村，调查走访牧民家庭，带回了第一手情况回来向洛桑汇报的。“天祝牧区算是藏区教育办得好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其他牧区的情况可想而知，我们要下决心解决好牧区寄宿学校。”天祝县是洛桑的联系点，他很熟悉，曾经在攀越天祝马牙雪山时跌倒雪洞里险出意外。
随后，洛桑亲自带领省民委和教育厅的同志到甘南夏河、玛曲、碌曲和临夏的积石山、东乡等县进行调研，在夏河县桑科乡了解到，这里的牧民游牧的活动半径是5—60公里。这是上学难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在牧区，劳动力需求量大，孩子只要能看管小牛犊就是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父母宁愿将孩子留在家中放牛放羊。第三，全乡530名适龄儿童，只有163名就读于仅有的一所桑科小学中。当地的寄宿制学校不仅尚未配齐基本教具，就连桌椅板凳都严重不足，很多学校的孩子要坐在地上或站着上课。第四，师资缺乏，特别是能用双语教学的老师没有几个。两三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的情况很普遍，东乡县的一位学生在一年级里读了三四年，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至于学生的住宿条件更是艰苦，经常是20多名学生和炊事员同居一室，一间36平米的房子，最多时住27人，还要兼做厨房。由于卫生条件差，睡通铺，不分餐，曾经有一个学生患了乙肝，未能及时发现，结果全班很多人被感染。 当时，洛桑刚刚到甘肃工作不久，为了在甘南建几个寄宿制小学，他到北京跑了很多部委都没有成效。后来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协调下，在援藏资金里每年拿点钱解决甘南教育经费的不足。后来又在北京争取到了欧盟教育项目的支持，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教育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他先后给省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教育的领导写过3封信，因为他不分管教育，他开玩笑说这是他的业余爱好，管点闲事。在各方面的关怀支持下，甘南、临夏两州少数民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
甘南玛曲县马尔玛乡马尔玛小学校长尕藏成来活佛，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还在为藏区孩子上学而四处奔波。洛桑知道后非常感动，也帮助活佛协调玛曲近百名牧民孩子在甘肃的会宁县自费寄宿学汉语，这可能是全藏区首例。
民族教育的瓶颈在于师资力量薄弱和寄宿制学校条件差、不普及的问题。在他的牵动下，甘南从青海引进一批双语教师，并在省会城市的学校加大了民族班的规模，还在有条件的学校开通了远程教育。寄宿制学校也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一批条件良好的寄宿制学校在牧区布局开来。玛曲县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以前在教室里可以看到星星，20平米的房子住着18个孩子，堆积的羊粪上铺一张羊皮在上面睡。没有大灶，协调七八家，每家轮流派一位妇女给孩子们做饭洗衣服。没有食堂，无论寒暑，所有孩子吃饭都在露天。2002年，还是那个学校，已经有了彩板教室，有了取暖设备和集体食堂。为他们教学的是掌握双语的教师。甘南地区还为每个寄宿制学生每年补贴1200元，从根本上打消了牧民送孩子上学的顾虑。寄宿制学生从1.8万名上升到现在的7.5万名。 在天祝县民族中学，学校需要扩建却苦于没有地。洛桑来到学校，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记得学校东北面有一块闲置的地，是否可以利用？”那里遍地是垃圾污物，陪同的书记县长都劝他不要上去了。洛桑执意前去，站在那块空地上说：“这里开发成本低，你们能不能下决心把这块地给学校？”当地干部钦敬之余无语：我们天天过这里怎么没看到？不管哪个学校，只要有困难找到洛桑，他都千方百计去帮助（虽然他不分管教育）。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合作师范学院的教学用地，他都主动帮助协调。
有一次在玛曲考察时，一个藏族牧民来到洛桑的房门外站着。秘书问：“你找洛桑同志什么事？他认识你吗？”牧民说：“他不认识我，我只是想给他献上一条哈达，是他让我们很多牧民家的孩子上了学。”
洛桑对青藏高原的情感和认识，正如这三塔拉随着海拔而升攀。提出了青藏高原的“五源”，洛桑守望着中华水塔
从共和出发，风雨稍歇。洛桑回乡的路只有一条，穿过三塔拉。
塔拉是藏语中草原的意思。三塔拉就是三个连接在一起形成台阶式的草原，随着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色和植被，它也是攀上青藏高原的两级陡峭的台阶之间的缓坡。
驶入草原，顿觉开阔。开阔得视线和思想都似乎没有了抓手，只觉得被远远地引着向前，前面隐约有山。除去壮美，更多的是无边的孤寂和漫长缓攀不见终点的绝望感。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描摹三塔拉——这里像地狱一样漫长，是死亡路上歇脚的地方。我们多多少少都开始出现了高原反应，除了洛桑。他一边为司机打开一瓶矿泉水，一边对随行的人说：“我们藏族人对山和草原的感情，就像汉民族对农田和粮食的感情一样。青藏高原这些年变老了，老得太快了。我回乡当知青的时候，家门前的曲乃亥河还可以转水磨，十年前，这条河已经干涸了，磨坊也倒塌了，只剩下两块磨石。这只是一个缩影，黄河源区的玛多县是千湖之县，大大小小4000多个湖泊，如今已经已有一半干涸了。”
1993年，洛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职。开始搞“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一课题，为了搞好这一课题，他跑了国家十几个部门征求意见，最后得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会专家孙鸿烈、郑度等院士的积极支持，经过努力最终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众多专家学者从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革、优势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高原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等十几个开始架构青藏高原研究体系。这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浩瀚工程。洛桑的思路在课题推进中逐渐清晰，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他有了一种跳出高原看高原的境界。是啊，以前就高原谈高原，就发展谈发展的思路总是无法摆脱因地方分割和部门分割所造成的思维模式的局限。在这种局限下，恰恰忽略了青藏高原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那么，青藏高原的价值到底在那里呢？
洛桑想起一件事。一次，在飞机上，洛桑与一位日本学者邂逅。在攀谈中，日本学者问，你们藏族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洛桑脱口而出：“藏族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对青藏高原环境的保护。”
顺着这个思路，洛桑想起了一句谚语，“山上一棵树，山下一眼泉”。如果把青藏高原视作一座山的话，她的生态就是一棵无形的树，而从山上流下的“一眼泉”就是长江、黄河，还有恒河、印度河和萨尔温江等诸多国际河流。洛桑的思绪一点点灵动起来。
青藏高原横空出世，是地球的第三极。西伯利亚南下的冷气流在这里受阻东进，使我国中东部乃至南亚地区气候受到影响，气温降低，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冷高压对亚洲东南半壁的气压、气温、风和降水产生一系列的深刻影响，是东半球乃至世界气候的调节器。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巨型制冷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个“冷源”。
“源”的想法一闪出，青藏高原在洛桑脑海中以崭新的面貌訇然中开。
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地域单元，是地学和生物学的独特宝库，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区；青藏高原的隆起制约了大气环流的运动，改变了整个气候状况，可谓是“生态之源”。青藏高原哺育了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和恒河、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直至当代，对中华民族、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和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命之源”。
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山，“昆仑山”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的诞生地。伏羲、女娲、黄帝、大禹、共工、后羿的传说都源于昆仑山。考古发现证实，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之源”。
最重要的是水，水是诸源之源。
我国15条国际河流，8条发源于此，孕育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我国1126个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青藏高原就占了一半以上；4万亿立方米的冰川和将近9万平方公里的湿地蕴藏了丰富的水资源。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水之源”，形象地说，青藏高原就是“中华水塔”。 青藏高原的“五源”在洛桑心中点燃，熠熠闪亮。
青藏高原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护“五源”的前提下，换而言之，保护“五源”就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发展。从要为青藏高原做些什么，到让全世界知道青藏高原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做了什么。从中华民族的青藏高原，到世界的青藏高原，未来的青藏高原。洛桑带着更加睿智坚定的目光重归高原。
从那时开始，洛桑就组织一大批专家、学者，包括数名院士进行大型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研究，并形成一套书系，至今已经出版11本系列丛书。
1995年10月，洛桑到甘肃省任副省长，到任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带领工作组赶赴迭部县处理滥砍乱伐林木事件。他看到满街都是木材，触目惊心。大家记得洛桑当时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在自掘坟墓，也是对子孙的犯罪。”当时有人建议说：“这件事涉及的人太多，是否从轻处罚，下不为例”。洛桑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法不容许，天理难容，不依法坚决处理，群众不答应，子孙后代不答应，后患无穷。”后来很多人说洛桑处理事情不含糊。
2000年，洛桑到玛曲考察黄河两岸草原沙化情况。他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解草原上的各种植物，哪一种植物有什么别名，哪一种植物是药材，哪一种植物多了说明草原开始沙化。当洛桑眺望着远处的黄河时，岸边出现的一堆堆沙丘让他一下子惊呆了，沉默了良久，他才说：“才十年的时间啊。”当他得知这里280万公顷草原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沙化时，心痛无语。下午工作结束已经八点多，天黑了下来，他们把洛桑拉到一个地方吃饭，一落座，洛桑就问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金矿，而后一一介绍金矿领导，洛桑默默点头（因为部分群众对开矿有意见找过洛桑，所以他从来不去这些地方吃饭），但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只好等着上饭。饭到中间，什么虾呀鱼呀都上来了，这时洛桑开始宣泄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对当时的县长才智说：“你们比我想象的厉害多了。人家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可好，给青山开了膛，挖出了心肝宝贝不算，有了钱你们就开始摆阔气，自产的绿色食品草原牛羊肉不吃，开始吃大海里的海鲜了，这些我在城里吃腻了，我不吃。”县长弄得很尴尬，有位长者给洛桑耳语：“县长也是好意，你给他点面子吧”。这时的洛桑气也消了些，说：“我也知道你们会说，你洛桑饱汉不知饿汉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天经地义，我们总不能守着金山讨饭吃吧。我更知道你们的困难，在国家还没有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之前，谁也不能阻止你们开矿，断了你们的生计。你们县城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靠的就是金矿，我只不过要让他们记住这样一些道理”。洛桑的苦恼正源于此。洛桑知道，必须让更多的人接受环境保护观念。很难，很漫长，但必须去做。在洛桑的苦口婆心中，在洛桑的愤怒中，在洛桑的一遍遍叮嘱中，在现实的教训中，更多的青藏高原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片土地的生态与环境，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华大地乃至全球的地位。
（未完待续）
有一次在玛曲考察时，一个藏族牧民来到洛桑的房门外站着。秘书问：“你找洛桑同志什么事？他认识你吗？”牧民说：“他不认识我，我只是想给他献上一条哈达，是他让我们很多牧民家的孩子上了学。”
洛桑对青藏高原的情感和认识，正如这三塔拉随着海拔而升攀。提出了青藏高原的“五源”，洛桑守望着中华水塔
从共和出发，风雨稍歇。洛桑回乡的路只有一条，穿过三塔拉。
塔拉是藏语中草原的意思。三塔拉就是三个连接在一起形成台阶式的草原，随着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色和植被，它也是攀上青藏高原的两级陡峭的台阶之间的缓坡。
驶入草原，顿觉开阔。开阔得视线和思想都似乎没有了抓手，只觉得被远远地引着向前，前面隐约有山。除去壮美，更多的是无边的孤寂和漫長缓攀不见终点的绝望感。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描摹三塔拉——这里像地狱一样漫长，是死亡路上歇脚的地方。我们多多少少都开始出现了高原反应，除了洛桑。他一边为司机打开一瓶矿泉水，一边对随行的人说：“我们藏族人对山和草原的感情，就像汉民族对农田和粮食的感情一样。青藏高原这些年变老了，老得太快了。我回乡当知青的时候，家门前的曲乃亥河还可以转水磨，十年前，这条河已经干涸了，磨坊也倒塌了，只剩下两块磨石。这只是一个缩影，黄河源区的玛多县是千湖之县，大大小小4000多个湖泊，如今已经已有一半干涸了。”
1993年，洛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职。开始搞“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一课题，为了搞好这一课题，他跑了国家十几个部门征求意见，最后得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会专家孙鸿烈、郑度等院士的积极支持，经过努力最终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众多专家学者从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革、优势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高原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等十几个开始架构青藏高原研究体系。这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浩瀚工程。洛桑的思路在课题推进中逐渐清晰，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他有了一种跳出高原看高原的境界。是啊，以前就高原谈高原，就发展谈发展的思路总是无法摆脱因地方分割和部门分割所造成的思维模式的局限。在这种局限下，恰恰忽略了青藏高原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那么，青藏高原的价值到底在那里呢？
洛桑想起一件事。一次，在飞机上，洛桑与一位日本学者邂逅。在攀谈中，日本学者问，你们藏族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洛桑脱口而出：“藏族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对青藏高原环境的保护。”
顺着这个思路，洛桑想起了一句谚语，“山上一棵树，山下一眼泉”。如果把青藏高原视作一座山的话，她的生态就是一棵无形的树，而从山上流下的“一眼泉”就是长江、黄河，还有恒河、印度河和萨尔温江等诸多国际河流。洛桑的思绪一点点灵动起来。
青藏高原横空出世，是地球的第三极。西伯利亚南下的冷气流在这里受阻东进，使我国中东部乃至南亚地区气候受到影响，气温降低，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冷高压对亚洲东南半壁的气压、气温、风和降水产生一系列的深刻影响，是东半球乃至世界气候的调节器。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巨型制冷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个“冷源”。
“源”的想法一闪出，青藏高原在洛桑脑海中以崭新的面貌訇然中开。
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地域单元，是地学和生物学的独特宝库，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区；青藏高原的隆起制约了大气环流的运动，改变了整个气候状况，可谓是“生态之源”。青藏高原哺育了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和恒河、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直至当代，对中华民族、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和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命之源”。
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山，“昆仑山”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的诞生地。伏羲、女娲、黄帝、大禹、共工、后羿的传说都源于昆仑山。考古发现证实，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之源”。
最重要的是水，水是诸源之源。
我国15条国际河流，8条发源于此，孕育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我国1126个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青藏高原就占了一半以上；4万亿立方米的冰川和将近9万平方公里的湿地蕴藏了丰富的水资源。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水之源”，形象地说，青藏高原就是“中华水塔”。 白天，他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晚上，他在煤油灯下又为全公社的会计们当起了辅导员，他教藏族会计们先从认识发票上的汉字开始。这些藏族会计们成了洛桑第一个汉语扫盲班的学生，这事在全县乃至全州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洛桑任唐干乡青年干事时，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乡青年中开展扫盲活动，时任州教育局干部的久买说：“1972年唐干乡是全省扫盲先进乡，我们在那里开的现场会，洛桑还用汉语介绍了情况”。
大约10年之后，风华正茂，同时富有才情的洛桑在巴水乡担任了乡长，从此也开始了他的入仕之路。他在任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试着办帐篷寄宿学校，组织联合七八家甚至十几家牧民拿出一两顶帐篷扎在学校里，各家轮流抽出两三个人给孩子们做饭，使孩子们的上学时间和教学质量得到了较好的保证，受到了当地牧民的欢迎。在那高原的牧场上，洛桑俯下身，捡起羊粪掂一掂，就知道草山的状况和羊的膘情。夏壮秋肥冬瘦春亡是高寒畜牧业恶性循环的道路。年轻的洛桑在高原上奔走着不知疲倦，他走过一片片草场，钻进一顶顶帐篷和房舍。他被高原上藏汉民的生存能力而震憾，也为解除一个个农牧民的生存生活困难而不遗余力。在缺水的巴水乡南巴滩，他蹲了五六个月，和群众一起共同挖沟引水，终于解决了村里的人畜饮水问题。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洛桑，大部分是在青海海南州度过的。在这里，他从乡长到州长，一切似乎是自然，一切又包括一个人发展的必然。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心系家乡父老，这些最基本的为官之道，他似乎无师自通。直到多少年后，人们叹为洛桑仕途发展的惊人几跳时，他坦言：“我是干部，就知道要干事。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干事，其他没有想过。”
我们此次伴行之旅也似乎足够明白了这一事实，洛桑特别眷恋故乡和亲人，他没有在城市过过春节，春节他一定是要回到草原来过。因为那里有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的父老乡亲在日夜盼望着他回来和他们共度传统佳节，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们走在高原上，洛桑从乡长、县委书记到州长，足迹至今还很清晰。开始是那匹枣红马，后来是在农牧区穿行的那辆北京老吉普车，车走不动了就骑马，马走不了就步行，在农牧民的家中，他席地一坐，便在香喷喷奶茶香中拉开了家常，在帐蓬里的话语，他总是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回到机关，他便一件一件去落实。 1985年11月，在团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洛桑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8年，对洛桑来说，是忘我工作学习的8年，是开阔视野的8年，更是厚积薄发的8年。洛桑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在这期间成熟和鲜明起来。1986年初团中央书记处提出下基层抓落实的工作思路，洛桑带队到云南工作了两个月，一路长途车翻山越岭搞调研。他一下车径直就来到思茅地区干部会的会场，披着棉袄一屁股就坐下了。当地干部窃窃私语：“团中央的这个书记看来是从基层来的。”当时的队员赵富成说：“洛桑抓基层是拿手好戏，轻车熟路。在基层他要求每个农村团干部都要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只有这样你才有感召力、号召力。他经常要求基层团干部，不要说给人家听，而要干给人家看，他认为言传重要，但身教更重要，这叫以身作则。”云南当地农村青年羞于做小买卖，蔬菜瓜果都烂在地里也不愿去卖，工作组的同志就担着担子到乡镇、县城的大街小巷去叫卖，农村青年们远远地跟在后面，看到那些蔬菜瓜果卖出了好价钱，他们也跟着干了起来。洛桑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的。
1993年4月，洛桑调离团中央，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1995年，洛桑向组织提出回家乡工作的请求，他的态度很诚恳：“我45岁了，家里有6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再不去尽点孝心，恐怕再没有机会了。”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调他到离家较近的甘肃省任副省长。
洛桑担任领导，说话不穿靴戴帽，他的讲话都是自己起草，讲完话不让别人说洛桑作了重要讲話这类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话。他出差下乡没有任何讲究。有一次，在碌曲县调研时，洛桑一行住在一个牧民开的小旅社，卫生等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跟着的干部要他换个地方或到县城去住，洛桑说：“我是从帐篷里出来的，有房子住就不错了，你们也不要太讲究了。另外住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些基层的真实情况。”
碌曲县尕海湿地是整个若尔盖湿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也是整个湿地环境变化的晴雨表。所以，洛桑在甘肃的十几年，几乎每年的六七月份，他都要专门到尕海湖边下帐篷，住上一两天，实地观察湖水和周边环境的变化情况。他白天调查生态的变化和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晚上和大家在帐篷里交换看法，提出建议。一天深夜，帐篷被暴风雨吹倒，把洛桑他们压在帐篷里，他毫不犹豫，爬起来在暴风雨中重新撑好帐篷。帐篷里的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第二天有两个人感冒了。有人说洛桑你何苦呢？洛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是在享受自然，也是在洗涤身心。
然而，洛桑回到家乡，心也是沉重的。昔日的青藏高原，在洛桑眼中变得陌生、苍白、衰老。遍布草原的湖泊河流大多数已干涸断流，各种野生动物也不见了踪影。1968年洛桑回乡放牧时，草原上的黄羊还和牛羊争草山，他当时还用“抛儿”去赶过黄羊，现在回去连个黄羊毛都找不到了。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更紧迫的问题，那就是青藏高原的环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做更多的艰苦的努力。
洛桑就像是一只从高原上起飞远去的鹰，盘桓远翔。现在，落在了青藏高原的门户之城兰州。十五、六年来，在这距离高原最近的地方，他守望着他的家乡，推动着民族地区的教育，那里有他的切肤之痛；他推动着高原的生态保护、民族文化发展。他知道，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各民族的青藏高原，更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青藏高原。
从一个藏族牧民的孩子，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马背上的少年，到两鬓染霜的忠厚长者；从一个对青藏高原朴素的敬畏者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方面的专家和推动者。洛桑灵智多杰，60年的时间，心灵一直在青藏高原上巡游。 洛桑走进自己的母校思绪万千。大力推行寄宿制学校让更多牧民孩子走进了教室
车进海南州首府共和县，高原上特有的振聋发聩的雷声和带着雪花的春雨伴随着滚云不期而至。在幸福滩草原，双手捧着哈达、端着盛满青稞酒的银碗恭候我们的主人万玛仁钦等人看到这个情景，高兴地喊着：“拉加乐！拉加乐！拉加乐！”激动地说：“今天响起的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下的是甘露，远方的客人给我们带来了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啊。”
从1978年担任共青团海南州州委书记到1985年从海南州州长位置离任赴京，除去在基层担任县委书记的一段时间外，洛桑前后在共和工作了7年。共和，一个当年没有红绿灯的小镇，现在以自己的静谧演绎着独特的海南风情。
没有人注意到洛桑一行的车子开进了海南民族师范学校。这里是洛桑的母校。因为没有事先预约，校长不在。洛桑摆摆手，“没关系，这里我很熟悉，我在这里读了5年书，只是想回来看看。”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指指点点，“这是当年我们的教室、宿舍的原址，现在都是楼房了。这些树是我们栽的，现在都是参天大树了，真快啊，转眼就是几十年……”
洛桑又带我们到另一所学校——海南州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这是1983年时任州长的洛桑亲自筹建的，所以从学校的选址、资金的落实、师资的选配到请第十世班禅大师为名誉校长，都是他亲手操办的。”时任校长的尚玛吉如是道来。至今，海南师专为班禅大师永久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洛桑深情地向班禅大师的画像敬献了哈达。班禅大师的办公室地势较高，可以俯瞰整个校园。洛桑在这里驻足眺望，思绪万千。
洛桑走在校园里，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擦肩而过，有些好奇，也有些熟悉。这是一个在藏区很容易见到的和善长者。或许是老校友来探访母校，或许是某个学生的家长来探望孩子。孩子们不认识他，但从眼神中接纳了他。
从汉族小伙子教给他说的第一句汉话，到读研究生把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作为研究课题，洛桑深知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只有掌握知识的人才能为本民族做更多的事情。洛桑当年上学的时候，条件非常恶劣。曾经有过用麻袋当门板，狼钻进房子里和孩子们共睡取暖的事情。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洛桑看到现在的学生既欣慰又同样有些忧心忡忡。欣慰的是民族教育已经有了大发展，忧的是民族教育相对还很落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在担任团州委书记期间，洛桑骑马穿越加木马木山寻访调查，藏族人形容那座山有“喜雀飞不过去的九座山，让乌鸦烦恼的九座峰”。他骑着马来回整整走了一个礼拜，洛桑是第一个进山的县级干部。在山里，洛桑带的一本《格萨尔王》成了他的扫盲教材。洛桑坐在草地上，十几个人围坐在他的周围同读一本书。没有知识不行，洛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要靠知识，靠教育。
甘肃省文联主席马少青（当时在省民委工作）一生中也忘不了10年前的一件事，洛桑指示他去天祝藏族自治县牧区寄宿制学校进行一次调查，时间要求很紧。当时正好赶上大雨路被冲毁了，洛桑在电话中态度坚决严厉：“什么？车开不到？那就骑马！不会骑马？那就牵着马尾巴！”马少青就是骑着马历尽艰险赶到天祝县毛藏乡泉台村，调查走访牧民家庭，带回了第一手情况回来向洛桑汇报的。“天祝牧区算是藏区教育办得好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其他牧区的情况可想而知，我们要下决心解决好牧区寄宿学校。”天祝县是洛桑的联系点，他很熟悉，曾经在攀越天祝马牙雪山时跌倒雪洞里险出意外。
随后，洛桑亲自带领省民委和教育厅的同志到甘南夏河、玛曲、碌曲和临夏的积石山、东乡等县进行调研，在夏河县桑科乡了解到，这里的牧民游牧的活动半径是5—60公里。这是上学难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在牧区，劳动力需求量大，孩子只要能看管小牛犊就是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父母宁愿将孩子留在家中放牛放羊。第三，全乡530名适龄儿童，只有163名就读于仅有的一所桑科小学中。当地的寄宿制学校不仅尚未配齐基本教具，就连桌椅板凳都严重不足，很多学校的孩子要坐在地上或站着上课。第四，师资缺乏，特别是能用双语教学的老师没有几个。两三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的情况很普遍，东乡县的一位学生在一年级里读了三四年，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至于学生的住宿条件更是艰苦，经常是20多名学生和炊事员同居一室，一间36平米的房子，最多时住27人，还要兼做厨房。由于卫生条件差，睡通铺，不分餐，曾经有一个学生患了乙肝，未能及时发现，结果全班很多人被感染。 当时，洛桑刚刚到甘肃工作不久，为了在甘南建几个寄宿制小学，他到北京跑了很多部委都没有成效。后来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协调下，在援藏资金里每年拿点钱解决甘南教育经费的不足。后来又在北京争取到了欧盟教育项目的支持，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教育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他先后给省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教育的领导写过3封信，因为他不分管教育，他开玩笑说这是他的业余爱好，管点闲事。在各方面的关怀支持下，甘南、临夏两州少数民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
甘南玛曲县马尔玛乡马尔玛小学校长尕藏成来活佛，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还在为藏区孩子上学而四处奔波。洛桑知道后非常感动，也帮助活佛协调玛曲近百名牧民孩子在甘肃的会宁县自费寄宿学汉语，这可能是全藏区首例。
民族教育的瓶颈在于师资力量薄弱和寄宿制学校条件差、不普及的问题。在他的牵动下，甘南从青海引进一批双语教师，并在省会城市的学校加大了民族班的规模，还在有条件的学校开通了远程教育。寄宿制学校也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一批条件良好的寄宿制学校在牧区布局开来。玛曲县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以前在教室里可以看到星星，20平米的房子住着18个孩子，堆积的羊粪上铺一张羊皮在上面睡。没有大灶，协调七八家，每家轮流派一位妇女给孩子们做饭洗衣服。没有食堂，无论寒暑，所有孩子吃饭都在露天。2002年，还是那个学校，已经有了彩板教室，有了取暖设备和集体食堂。为他们教学的是掌握双语的教师。甘南地区还为每个寄宿制学生每年补贴1200元，从根本上打消了牧民送孩子上学的顾虑。寄宿制学生从1.8万名上升到现在的7.5万名。 在天祝县民族中学，学校需要扩建却苦于没有地。洛桑来到学校，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记得学校东北面有一块闲置的地，是否可以利用？”那里遍地是垃圾污物，陪同的书记县长都劝他不要上去了。洛桑执意前去，站在那块空地上说：“这里开发成本低，你们能不能下决心把这块地给学校？”当地干部钦敬之余无语：我们天天过这里怎么没看到？不管哪个学校，只要有困难找到洛桑，他都千方百计去帮助（虽然他不分管教育）。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合作师范学院的教学用地，他都主动帮助协调。
有一次在玛曲考察时，一个藏族牧民来到洛桑的房门外站着。秘书问：“你找洛桑同志什么事？他认识你吗？”牧民说：“他不认识我，我只是想给他献上一条哈达，是他让我们很多牧民家的孩子上了学。”
洛桑对青藏高原的情感和认识，正如这三塔拉随着海拔而升攀。提出了青藏高原的“五源”，洛桑守望着中华水塔
从共和出发，风雨稍歇。洛桑回乡的路只有一条，穿过三塔拉。
塔拉是藏语中草原的意思。三塔拉就是三个连接在一起形成台阶式的草原，随着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色和植被，它也是攀上青藏高原的两级陡峭的台阶之间的缓坡。
驶入草原，顿觉开阔。开阔得视线和思想都似乎没有了抓手，只觉得被远远地引着向前，前面隐约有山。除去壮美，更多的是无边的孤寂和漫长缓攀不见终点的绝望感。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描摹三塔拉——这里像地狱一样漫长，是死亡路上歇脚的地方。我们多多少少都开始出现了高原反应，除了洛桑。他一边为司机打开一瓶矿泉水，一边对随行的人说：“我们藏族人对山和草原的感情，就像汉民族对农田和粮食的感情一样。青藏高原这些年变老了，老得太快了。我回乡当知青的时候，家门前的曲乃亥河还可以转水磨，十年前，这条河已经干涸了，磨坊也倒塌了，只剩下两块磨石。这只是一个缩影，黄河源区的玛多县是千湖之县，大大小小4000多个湖泊，如今已经已有一半干涸了。”
1993年，洛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职。开始搞“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一课题，为了搞好这一课题，他跑了国家十几个部门征求意见，最后得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会专家孙鸿烈、郑度等院士的积极支持，经过努力最终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众多专家学者从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革、优势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高原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等十几个开始架构青藏高原研究体系。这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浩瀚工程。洛桑的思路在课题推进中逐渐清晰，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他有了一种跳出高原看高原的境界。是啊，以前就高原谈高原，就发展谈发展的思路总是无法摆脱因地方分割和部门分割所造成的思维模式的局限。在这种局限下，恰恰忽略了青藏高原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那么，青藏高原的价值到底在那里呢？
洛桑想起一件事。一次，在飞机上，洛桑与一位日本学者邂逅。在攀谈中，日本学者问，你们藏族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洛桑脱口而出：“藏族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对青藏高原环境的保护。”
顺着这个思路，洛桑想起了一句谚语，“山上一棵树，山下一眼泉”。如果把青藏高原视作一座山的话，她的生态就是一棵无形的树，而从山上流下的“一眼泉”就是长江、黄河，还有恒河、印度河和萨尔温江等诸多国际河流。洛桑的思绪一点点灵动起来。
青藏高原横空出世，是地球的第三极。西伯利亚南下的冷气流在这里受阻东进，使我国中东部乃至南亚地区气候受到影响，气温降低，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冷高压对亚洲东南半壁的气压、气温、风和降水产生一系列的深刻影响，是东半球乃至世界气候的调节器。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巨型制冷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个“冷源”。
“源”的想法一闪出，青藏高原在洛桑脑海中以崭新的面貌訇然中开。
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地域单元，是地学和生物学的独特宝库，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区；青藏高原的隆起制约了大气环流的运动，改变了整个气候状况，可谓是“生态之源”。青藏高原哺育了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和恒河、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直至当代，对中华民族、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和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命之源”。
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山，“昆仑山”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的诞生地。伏羲、女娲、黄帝、大禹、共工、后羿的传说都源于昆仑山。考古发现证实，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之源”。
最重要的是水，水是诸源之源。
我国15条国际河流，8条发源于此，孕育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我国1126个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青藏高原就占了一半以上；4万亿立方米的冰川和将近9万平方公里的湿地蕴藏了丰富的水资源。青藏高原是名副其实的“水之源”，形象地说，青藏高原就是“中华水塔”。 青藏高原的“五源”在洛桑心中点燃，熠熠闪亮。
青藏高原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护“五源”的前提下，换而言之，保护“五源”就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发展。从要为青藏高原做些什么，到让全世界知道青藏高原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做了什么。从中华民族的青藏高原，到世界的青藏高原，未来的青藏高原。洛桑带着更加睿智坚定的目光重归高原。
从那时开始，洛桑就组织一大批专家、学者，包括数名院士进行大型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研究，并形成一套书系，至今已经出版11本系列丛书。
1995年10月，洛桑到甘肃省任副省长，到任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带领工作组赶赴迭部县处理滥砍乱伐林木事件。他看到满街都是木材，触目惊心。大家记得洛桑当时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在自掘坟墓，也是对子孙的犯罪。”当时有人建议说：“这件事涉及的人太多，是否从轻处罚，下不为例”。洛桑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法不容许，天理难容，不依法坚决处理，群众不答应，子孙后代不答应，后患无穷。”后来很多人说洛桑处理事情不含糊。
2000年，洛桑到玛曲考察黄河两岸草原沙化情况。他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解草原上的各种植物，哪一种植物有什么别名，哪一种植物是药材，哪一种植物多了说明草原开始沙化。当洛桑眺望着远处的黄河时，岸边出现的一堆堆沙丘让他一下子惊呆了，沉默了良久，他才说：“才十年的时间啊。”当他得知这里280万公顷草原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沙化时，心痛无语。下午工作结束已经八点多，天黑了下来，他们把洛桑拉到一个地方吃饭，一落座，洛桑就问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金矿，而后一一介绍金矿领导，洛桑默默点头（因为部分群众对开矿有意见找过洛桑，所以他从来不去这些地方吃饭），但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只好等着上饭。饭到中间，什么虾呀鱼呀都上来了，这时洛桑开始宣泄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对当时的县长才智说：“你们比我想象的厉害多了。人家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可好，给青山开了膛，挖出了心肝宝贝不算，有了钱你们就开始摆阔气，自产的绿色食品草原牛羊肉不吃，开始吃大海里的海鲜了，这些我在城里吃腻了，我不吃。”县长弄得很尴尬，有位长者给洛桑耳语：“县长也是好意，你给他点面子吧”。这时的洛桑气也消了些，说：“我也知道你们会说，你洛桑饱汉不知饿汉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天经地义，我们总不能守着金山讨饭吃吧。我更知道你们的困难，在国家还没有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之前，谁也不能阻止你们开矿，断了你们的生计。你们县城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靠的就是金矿，我只不过要让他们记住这样一些道理”。洛桑的苦恼正源于此。洛桑知道，必须让更多的人接受环境保护观念。很难，很漫长，但必须去做。在洛桑的苦口婆心中，在洛桑的愤怒中，在洛桑的一遍遍叮嘱中，在现实的教训中，更多的青藏高原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片土地的生态与环境，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华大地乃至全球的地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