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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正优秀的小小说,一言可撑九鼎,一句能顶万句,一个意象亦可涵盖人间万象。《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中的小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多元探索和实验精神,极大地激活了四川小说对语言艺术和审美形式的关注热情,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四川小说总体上的审美品质。
关键词:《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语言艺术;审美形式;文学传统
在小说文体的权力场域中,小小说这类文体似乎一向渺小卑微。尽管近年以来,坊间频频有《年度小小说选》一类文本问世,但城市的文艺青年通常难得一顾,文学史也几乎不给小小说一席之地。我作为专业的小说读者,长达几十年的阅读史中,也没有太专业地研读过小小说。但从中国小说史的源头上看,最初作为街谈巷语的小说形式,正是我们不太看重的小小说。从神话传说到志怪传奇,从《搜神记》到《世说新语》,走的都是小小说的叙事路线,长篇小说要到明清才有。事实上,小小说虽寸有所短,却也别有洞天。小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轻巧灵动,既可上天入地,还能谈古论今。我在读完二十多万字的《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后,从中领悟到,真正优秀的小小说,一言可撑九鼎,一句能顶万句,一个意象亦可涵盖人间万象。唯其如此,写出优秀的小小说,其难度也并不在写中长篇小说之下。
从此便对小小说的叙事艺术,多了一份格外的尊重,也就有了一次学习机会,尝试分析和解读《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
一
四川小小说的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因此,在《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在字里行间激越穿梭的历史踪迹。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到来无疑将彻底改变传统中国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但现代性与全球化对于人们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去域化”和“去传统化”的历史过程。“去域化”就是文化与地域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丧失。而“去传统化”更意味着人与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失去了价值皈依和情感归属上的意义联系,传统文化因此不再具有维系人伦关系的现实力量,地域情感乃至地方认同也随之分崩离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形中变成了混沌的荒原。如果物质主义成了全球化时代唯一的生活意义,而实现消费欲望的能力又被城乡差异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历史地限制着,那么人们的精神困惑和内心挣扎也就将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被历史性地放大,传统的伦理秩序与当下的文化生态也将凸显出巨大的裂痕。作家阿来对此有很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在关于《空山》的一篇创作谈中,他说:“在我们抛弃旧东西的时候,不考虑一下其中是否还包含了一些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情感上。”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全球化时代,发现和讲述旧事物中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什么是全球化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情感世界最有价值的东西呢?也许,如此宏大而又开放的历史主题,非长篇巨制不能堪当此任。但读完《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后,我有一个不无惊讶的体悟:看似形单影只的小小说,作为一种轻巧灵动的小说文体,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截面,从大千世界和日常事物的一个角落,去发现人类情感世界中最有价值的事物,以及那些衰退的旧事物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百余篇的小小说选本中,裘山山的《永远的兄长》、罗伟章的《独腿人生》、更夫的《天浴》、曾平的《老人孩子和羊》、李永康的《老人与鸟》、刘平的《牛魂》、杨虎的《晚唱》、侯黎风的《牵手》、侯春燕的《桃花梦》、林仁清的《张木匠》、刘靖安的《醉酒》等多篇小说,就从情感归属及价值取向的伦理层面,对传统文化或乡村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人与自然、人与故土、人与动物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给予了审美的认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中非功利主义的、淳厚朴实的人伦关系的真心向往与执著守护,彰显出这些作家共同的审美理想和人文情怀,从而在坚硬的物化世界和功利社会中打开了一扇洋溢着诗意的人性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在表达人类丰盈深沉的情感时,小小说通常拘于尺幅之限,不宜过度抒情,情感泛滥就会损害小说的结构艺术。上述小小说对于情感主题的艺术表达,在叙事节奏与细节分寸上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其中,裘山山《永远的兄长》堪为力作。作者将一对同窗男女十年的相思浓情压缩在一种平淡节制、舒缓适度的叙述中。平静的压抑与款款的深情,在人物内心上下折腾。一曲青春恋歌到头来被悄然改写为成熟深沉的中年情怀。无助的忧伤里却分明透出一股真诚坦率、坚忍不拔的情感力量。《永远的兄长》表明,人世间的男女除了爱情与友情外,可以另有一种温馨的情愫,欲而不彰、彰而有度,不瘟不火、不远不近,在疏离中亲和着、在隔绝时思念着,不相往来,却能终身相护;从容平淡,却一样地老天荒。文学的诗意也就在其中缓慢有度地生长起来。可喜的是,类似的力作,还有《牵手》《一个老兵的签名》等多篇小说。
人在大地诗意地栖居,绝不是那种肤浅的消费色彩过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把小桥流水引入城市广场,更不是将田园风格像装饰画一样挂在自家的客厅中。诗意的栖居是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是物我一体的随缘任性,是人在健全的社会关系中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是人在同故乡、传统、自然、亲人和同胞所建构的伦理社会中,情同手足呵护相依的共同命运感。说到底,就是人的精神皈依和情感归属,所谓幸福也正在其中。上述多篇小说,尽管人物各异情节不同,其故事大多还发生在偏僻的乡村或小镇。但它们都从人物的内心经验和情感世界中发现了旧事物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那些一直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却又被物化时代忽略乃至遗忘了的诗意情感。
二
中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叙事传统,那就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叙事中,这个伟大的传统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亟待我们发掘整理和弘扬光大。以这个传统作为参照和传承的文学系谱,我认为应当重申小说写作的“中国经验”,并在推进其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承诺和实践两个关联互动的文学命题,即民间立场和人文忧患意识。民间立场不是单纯的底层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植根于民间和底层命运之中的写作者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内涵是主体关于底层经验及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忧患意识应当是文学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融铸而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它植根于沉重的大地,与人物经验及其现代性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同时,又以深刻犀利的历史眼光观照和反思人的历史命运,把小说故事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透视,洞幽烛微地发现并且揭示人物的生存境况和内心经验,在这种艺术的发现和揭示中,真诚地表达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审美理想,表达文学对于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以文学的理想之光照亮混沌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事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索因卡曾说:“正义是人性的首要条件。”依此类推,诗性正义无疑就是文学最高的审美原则和叙事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的新老作家群,都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勤勉地践行着民间立场、忧患意识和诗性正义的叙事法则。
傅恒的《新二胡、旧二胡》以人对一种乐器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态度,隐喻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思潮对个体价值观念和人生信念的深刻影响。小说只写了一个演奏家探访业已跳槽经商的二胡老师的日常情境,两三句家常式的对话,在看似不经意之处就把人对金钱的欲望乃至物质社会的强大力量凸显出来,而作者的忧患意识却机智地潜行于小说的细节深处,隐而不彰,反倒产生了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罗伟章的《火灾》,从一个卑微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中,发现了普通人为捍卫做人的尊严,敢于赴汤蹈火、宁为玉碎的悲壮精神。不仅如此,作者也在人物见义勇为的壮举中,将文学的反思力量深入到历史的坚硬与体制的无情之处。全文只两千多字,就把普通人在历史规定情境中的命运悲痛感,还有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坚韧向善的人性塑造得栩栩如生。
聂作平的《怪树》是一篇苍劲有力、意味深沉的小小说。一棵怪树兴衰存亡的历史命运,不啻是山村人性的一种历史见证。它犹如一份饱经沧桑的历史证词,讲述了人性深处晦暗不明而又蠢蠢欲动的欲望。人的欲望一旦膨胀燃烧起来,传统的乡情和伦理秩序就岌岌可危了。小说只有千字,就触及到文学史上的重大主题。可谓以千字之力,力敌万钧。极简主义的叙事艺术将小小说浓缩的人生精华尽显无遗。王甜的《年轻的时候》和《身世》也有类似的人性深度和艺术功力。《年轻的时候》与《身世》讲的是爱情与亲情的故事。还很年轻的王甜看人世的情感,饱含着中年的智性与洞察力。在《年轻的时候》中,王甜不无反讽也不无忧伤地看到了爱情中的性格冲突,洞见到性格的执拗对爱情持续发展的破坏性。但意味深长的是,在小说的最后一刻,她又对那种将一种人生理想和信念进行到底的性格力量,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从中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张力和复杂人性的一种体悟。而在《身世》中,一个人真实的身世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所以,小说人物的身世在叙事上是个永远的空缺。人物的身世只是一种叙事的背景,王甜要探究的其实是人对身世的态度。她敏锐地发现人对自我身世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与人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的发展是攸切相关的。在小说人物对自我身世所持的态度中,是一种伴随社会发展而演变了的世道人心。平静的叙述中,一种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沧桑意味从文本的裂缝处呼啸而出。杨虎的《水漫金山》则在关于爱情与亲情的凄楚叙述中,尝试从晦暗的人性欲望中去寻找并建构一种诗性的正义情感。
姚讲的《发薪日》对农民工生存处境与历史命运的困惑与忧虑,表达的正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主义症候的人文思索;冷国文的《哑河》以恋人之死的魔幻意象书写了对环境污染的深切忧虑;石鸣的《三月花开》把一桩狗咬人的普通事件放到城乡观念冲突的语境中观照和描述,使狗咬人背后的文化矛盾和观念抵触得以放大,而乡村冲突中特有的地方经验也就从中凸现出来了。王孝谦的《徐记理发店》在个体理发店的历史兴衰中摹写人的命运,市井风情的演绎里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的大变迁,不动声色的仿古叙事中,悄然就将一种悲悯情怀铺陈到传统手艺的终结中去。葛俊康《反装的猫眼》不仅构思巧妙,也将讽刺艺术运用得娴熟老道,在看似喜剧性的情境中,城市人的伪善情怀昭然若揭。而喜剧背后则是弱势群体被城市蔑视的道德处境。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弱势群体生存处境的普遍关注中,有些小说作者将叙事焦点落到进城后的乡下女人身上。这些小说自然关切乡下女人进城后的人生故事,但又不只是关注她们在城市中经历的种种磨难。作者更关注的是她们进城后的内心经验与精神状态,以及情感世界与价值观念的历史变化。《读纹身的女人》《女人从北京回来》《城里的月光》是这类小说的力作。这些小说意蕴深厚,对女主人公做二奶或小姐的命运已不再只是单纯的同情,而是着力去呈现她们命运改变后被城市文明“物化”或“异化”的心路历程,因而就将小说主题从所谓苦难层面提升到心灵救赎的层次上来,使小说的叙事视域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状态之中,从一滴露珠的镜像中反映出城市月光的浮华和诡异。
而文学的诗性正义也在浮华的月光里闪烁着警醒的目光。
三
《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的一百多篇小说,还从叙事艺术上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小小说的轻巧灵动,不但可以上天入地闯入各类题材、涉及各种主题,小小说也可以探索和实践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和表现形式。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无论写实或荒诞、寓言或穿越、喜剧或悲剧、魔幻或反讽,种种修辞策略和叙述形式,都可以在小小说的疆域内一展身手,从而为小说艺术提供新异的叙事经验。
阿来的《舌头》在魔幻般的情景中,让传教士被行刑后切割下来的舌头像子弹一样砸伤了黄狗,使刽子手和围观的人群惊恐万状。舌头的魔力无疑隐喻着另类话语的力量,也表征着思想者的强大。这样的文本意图只用一个不足百字的魔幻细节就得以充分表达,足见其魔幻修辞的艺术魅力。
已故著名作家周克芹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在小小说《断代》的讲述中,用的却是荒诞的叙事手法,写一个即将火葬的地方官员,在太平间被折腾的奇遇和途经火葬场路上的所思所言,三言两语便将一个腐败官员不死的魂灵生动地描摹出来。我读过周克芹先生早期和晚期的许多小说,但以荒诞手法表达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篇。从中也就能看出小小说在叙事和修辞上的轻逸与灵活。
诗人何小竹两篇讲述女巫的小小说,其叙事方式则多少有些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戏仿的修辞语境中,小资女人们像女巫一样昼伏夜出,或飘入都市夜晚的酒吧,或穿越在高楼林立的小户型公寓中。何小竹想要表达的是那些城市的小资女人,她们是夜晚的精灵,装饰着都市华丽的时尚和诡异的妖娆。
先锋作家色波是被人忘却了的优秀作家。他的藏地小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度引人瞩目。他对小说虚构本质与形式艺术的不懈探索和激情追求,是极其少见而又让人尊重的。他的小说充满了神秘诡异的叙事力量,在看似无厘头的人物形象和荒诞情节背后,总是埋伏着一些形而上的意义或别样的文化内涵。他一般只用简约的手法状写一个情景或两三人物,没有过多的铺排和交代,比如《苍蝇》的茶馆中突然闯入一条醉汉,《小巷黄昏》中拍摄的一段莫名的戏剧,看上去无头无尾缺少逻辑,却能在其中让你体验到一种充满张力的艺术韵味,人性的曼妙和异域的风情似乎亦尽在其中。色波的小说是一种“元小说”的写作,同时也是践行“酒神精神”的小说写作。他的探索实验为四川小说输入了不少新奇的艺术经验。
至于寓言化写作,以牛羊动物或其他植物的叙事视角书写人世的沧桑和变迁,在这部小说集里也有数十篇之多。这些小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多元探索和实验精神,极大地激活了四川小说对语言艺术和审美形式的关注热情,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四川小说总体上的审美品质。由此可见,小小说不啻是大千世界的微缩景观,因其很小,所以能够很大。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关键词:《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语言艺术;审美形式;文学传统
在小说文体的权力场域中,小小说这类文体似乎一向渺小卑微。尽管近年以来,坊间频频有《年度小小说选》一类文本问世,但城市的文艺青年通常难得一顾,文学史也几乎不给小小说一席之地。我作为专业的小说读者,长达几十年的阅读史中,也没有太专业地研读过小小说。但从中国小说史的源头上看,最初作为街谈巷语的小说形式,正是我们不太看重的小小说。从神话传说到志怪传奇,从《搜神记》到《世说新语》,走的都是小小说的叙事路线,长篇小说要到明清才有。事实上,小小说虽寸有所短,却也别有洞天。小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轻巧灵动,既可上天入地,还能谈古论今。我在读完二十多万字的《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后,从中领悟到,真正优秀的小小说,一言可撑九鼎,一句能顶万句,一个意象亦可涵盖人间万象。唯其如此,写出优秀的小小说,其难度也并不在写中长篇小说之下。
从此便对小小说的叙事艺术,多了一份格外的尊重,也就有了一次学习机会,尝试分析和解读《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
一
四川小小说的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因此,在《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在字里行间激越穿梭的历史踪迹。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到来无疑将彻底改变传统中国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但现代性与全球化对于人们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去域化”和“去传统化”的历史过程。“去域化”就是文化与地域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丧失。而“去传统化”更意味着人与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失去了价值皈依和情感归属上的意义联系,传统文化因此不再具有维系人伦关系的现实力量,地域情感乃至地方认同也随之分崩离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形中变成了混沌的荒原。如果物质主义成了全球化时代唯一的生活意义,而实现消费欲望的能力又被城乡差异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历史地限制着,那么人们的精神困惑和内心挣扎也就将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被历史性地放大,传统的伦理秩序与当下的文化生态也将凸显出巨大的裂痕。作家阿来对此有很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在关于《空山》的一篇创作谈中,他说:“在我们抛弃旧东西的时候,不考虑一下其中是否还包含了一些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情感上。”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全球化时代,发现和讲述旧事物中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什么是全球化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情感世界最有价值的东西呢?也许,如此宏大而又开放的历史主题,非长篇巨制不能堪当此任。但读完《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后,我有一个不无惊讶的体悟:看似形单影只的小小说,作为一种轻巧灵动的小说文体,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截面,从大千世界和日常事物的一个角落,去发现人类情感世界中最有价值的事物,以及那些衰退的旧事物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百余篇的小小说选本中,裘山山的《永远的兄长》、罗伟章的《独腿人生》、更夫的《天浴》、曾平的《老人孩子和羊》、李永康的《老人与鸟》、刘平的《牛魂》、杨虎的《晚唱》、侯黎风的《牵手》、侯春燕的《桃花梦》、林仁清的《张木匠》、刘靖安的《醉酒》等多篇小说,就从情感归属及价值取向的伦理层面,对传统文化或乡村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人与自然、人与故土、人与动物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给予了审美的认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中非功利主义的、淳厚朴实的人伦关系的真心向往与执著守护,彰显出这些作家共同的审美理想和人文情怀,从而在坚硬的物化世界和功利社会中打开了一扇洋溢着诗意的人性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在表达人类丰盈深沉的情感时,小小说通常拘于尺幅之限,不宜过度抒情,情感泛滥就会损害小说的结构艺术。上述小小说对于情感主题的艺术表达,在叙事节奏与细节分寸上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其中,裘山山《永远的兄长》堪为力作。作者将一对同窗男女十年的相思浓情压缩在一种平淡节制、舒缓适度的叙述中。平静的压抑与款款的深情,在人物内心上下折腾。一曲青春恋歌到头来被悄然改写为成熟深沉的中年情怀。无助的忧伤里却分明透出一股真诚坦率、坚忍不拔的情感力量。《永远的兄长》表明,人世间的男女除了爱情与友情外,可以另有一种温馨的情愫,欲而不彰、彰而有度,不瘟不火、不远不近,在疏离中亲和着、在隔绝时思念着,不相往来,却能终身相护;从容平淡,却一样地老天荒。文学的诗意也就在其中缓慢有度地生长起来。可喜的是,类似的力作,还有《牵手》《一个老兵的签名》等多篇小说。
人在大地诗意地栖居,绝不是那种肤浅的消费色彩过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把小桥流水引入城市广场,更不是将田园风格像装饰画一样挂在自家的客厅中。诗意的栖居是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是物我一体的随缘任性,是人在健全的社会关系中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是人在同故乡、传统、自然、亲人和同胞所建构的伦理社会中,情同手足呵护相依的共同命运感。说到底,就是人的精神皈依和情感归属,所谓幸福也正在其中。上述多篇小说,尽管人物各异情节不同,其故事大多还发生在偏僻的乡村或小镇。但它们都从人物的内心经验和情感世界中发现了旧事物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那些一直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却又被物化时代忽略乃至遗忘了的诗意情感。
二
中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叙事传统,那就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叙事中,这个伟大的传统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亟待我们发掘整理和弘扬光大。以这个传统作为参照和传承的文学系谱,我认为应当重申小说写作的“中国经验”,并在推进其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承诺和实践两个关联互动的文学命题,即民间立场和人文忧患意识。民间立场不是单纯的底层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植根于民间和底层命运之中的写作者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内涵是主体关于底层经验及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忧患意识应当是文学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融铸而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它植根于沉重的大地,与人物经验及其现代性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同时,又以深刻犀利的历史眼光观照和反思人的历史命运,把小说故事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透视,洞幽烛微地发现并且揭示人物的生存境况和内心经验,在这种艺术的发现和揭示中,真诚地表达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审美理想,表达文学对于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以文学的理想之光照亮混沌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事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索因卡曾说:“正义是人性的首要条件。”依此类推,诗性正义无疑就是文学最高的审美原则和叙事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的新老作家群,都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勤勉地践行着民间立场、忧患意识和诗性正义的叙事法则。
傅恒的《新二胡、旧二胡》以人对一种乐器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态度,隐喻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思潮对个体价值观念和人生信念的深刻影响。小说只写了一个演奏家探访业已跳槽经商的二胡老师的日常情境,两三句家常式的对话,在看似不经意之处就把人对金钱的欲望乃至物质社会的强大力量凸显出来,而作者的忧患意识却机智地潜行于小说的细节深处,隐而不彰,反倒产生了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罗伟章的《火灾》,从一个卑微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中,发现了普通人为捍卫做人的尊严,敢于赴汤蹈火、宁为玉碎的悲壮精神。不仅如此,作者也在人物见义勇为的壮举中,将文学的反思力量深入到历史的坚硬与体制的无情之处。全文只两千多字,就把普通人在历史规定情境中的命运悲痛感,还有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坚韧向善的人性塑造得栩栩如生。
聂作平的《怪树》是一篇苍劲有力、意味深沉的小小说。一棵怪树兴衰存亡的历史命运,不啻是山村人性的一种历史见证。它犹如一份饱经沧桑的历史证词,讲述了人性深处晦暗不明而又蠢蠢欲动的欲望。人的欲望一旦膨胀燃烧起来,传统的乡情和伦理秩序就岌岌可危了。小说只有千字,就触及到文学史上的重大主题。可谓以千字之力,力敌万钧。极简主义的叙事艺术将小小说浓缩的人生精华尽显无遗。王甜的《年轻的时候》和《身世》也有类似的人性深度和艺术功力。《年轻的时候》与《身世》讲的是爱情与亲情的故事。还很年轻的王甜看人世的情感,饱含着中年的智性与洞察力。在《年轻的时候》中,王甜不无反讽也不无忧伤地看到了爱情中的性格冲突,洞见到性格的执拗对爱情持续发展的破坏性。但意味深长的是,在小说的最后一刻,她又对那种将一种人生理想和信念进行到底的性格力量,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从中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张力和复杂人性的一种体悟。而在《身世》中,一个人真实的身世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所以,小说人物的身世在叙事上是个永远的空缺。人物的身世只是一种叙事的背景,王甜要探究的其实是人对身世的态度。她敏锐地发现人对自我身世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与人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的发展是攸切相关的。在小说人物对自我身世所持的态度中,是一种伴随社会发展而演变了的世道人心。平静的叙述中,一种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沧桑意味从文本的裂缝处呼啸而出。杨虎的《水漫金山》则在关于爱情与亲情的凄楚叙述中,尝试从晦暗的人性欲望中去寻找并建构一种诗性的正义情感。
姚讲的《发薪日》对农民工生存处境与历史命运的困惑与忧虑,表达的正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主义症候的人文思索;冷国文的《哑河》以恋人之死的魔幻意象书写了对环境污染的深切忧虑;石鸣的《三月花开》把一桩狗咬人的普通事件放到城乡观念冲突的语境中观照和描述,使狗咬人背后的文化矛盾和观念抵触得以放大,而乡村冲突中特有的地方经验也就从中凸现出来了。王孝谦的《徐记理发店》在个体理发店的历史兴衰中摹写人的命运,市井风情的演绎里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的大变迁,不动声色的仿古叙事中,悄然就将一种悲悯情怀铺陈到传统手艺的终结中去。葛俊康《反装的猫眼》不仅构思巧妙,也将讽刺艺术运用得娴熟老道,在看似喜剧性的情境中,城市人的伪善情怀昭然若揭。而喜剧背后则是弱势群体被城市蔑视的道德处境。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弱势群体生存处境的普遍关注中,有些小说作者将叙事焦点落到进城后的乡下女人身上。这些小说自然关切乡下女人进城后的人生故事,但又不只是关注她们在城市中经历的种种磨难。作者更关注的是她们进城后的内心经验与精神状态,以及情感世界与价值观念的历史变化。《读纹身的女人》《女人从北京回来》《城里的月光》是这类小说的力作。这些小说意蕴深厚,对女主人公做二奶或小姐的命运已不再只是单纯的同情,而是着力去呈现她们命运改变后被城市文明“物化”或“异化”的心路历程,因而就将小说主题从所谓苦难层面提升到心灵救赎的层次上来,使小说的叙事视域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状态之中,从一滴露珠的镜像中反映出城市月光的浮华和诡异。
而文学的诗性正义也在浮华的月光里闪烁着警醒的目光。
三
《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的一百多篇小说,还从叙事艺术上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小小说的轻巧灵动,不但可以上天入地闯入各类题材、涉及各种主题,小小说也可以探索和实践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和表现形式。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无论写实或荒诞、寓言或穿越、喜剧或悲剧、魔幻或反讽,种种修辞策略和叙述形式,都可以在小小说的疆域内一展身手,从而为小说艺术提供新异的叙事经验。
阿来的《舌头》在魔幻般的情景中,让传教士被行刑后切割下来的舌头像子弹一样砸伤了黄狗,使刽子手和围观的人群惊恐万状。舌头的魔力无疑隐喻着另类话语的力量,也表征着思想者的强大。这样的文本意图只用一个不足百字的魔幻细节就得以充分表达,足见其魔幻修辞的艺术魅力。
已故著名作家周克芹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在小小说《断代》的讲述中,用的却是荒诞的叙事手法,写一个即将火葬的地方官员,在太平间被折腾的奇遇和途经火葬场路上的所思所言,三言两语便将一个腐败官员不死的魂灵生动地描摹出来。我读过周克芹先生早期和晚期的许多小说,但以荒诞手法表达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篇。从中也就能看出小小说在叙事和修辞上的轻逸与灵活。
诗人何小竹两篇讲述女巫的小小说,其叙事方式则多少有些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戏仿的修辞语境中,小资女人们像女巫一样昼伏夜出,或飘入都市夜晚的酒吧,或穿越在高楼林立的小户型公寓中。何小竹想要表达的是那些城市的小资女人,她们是夜晚的精灵,装饰着都市华丽的时尚和诡异的妖娆。
先锋作家色波是被人忘却了的优秀作家。他的藏地小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度引人瞩目。他对小说虚构本质与形式艺术的不懈探索和激情追求,是极其少见而又让人尊重的。他的小说充满了神秘诡异的叙事力量,在看似无厘头的人物形象和荒诞情节背后,总是埋伏着一些形而上的意义或别样的文化内涵。他一般只用简约的手法状写一个情景或两三人物,没有过多的铺排和交代,比如《苍蝇》的茶馆中突然闯入一条醉汉,《小巷黄昏》中拍摄的一段莫名的戏剧,看上去无头无尾缺少逻辑,却能在其中让你体验到一种充满张力的艺术韵味,人性的曼妙和异域的风情似乎亦尽在其中。色波的小说是一种“元小说”的写作,同时也是践行“酒神精神”的小说写作。他的探索实验为四川小说输入了不少新奇的艺术经验。
至于寓言化写作,以牛羊动物或其他植物的叙事视角书写人世的沧桑和变迁,在这部小说集里也有数十篇之多。这些小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多元探索和实验精神,极大地激活了四川小说对语言艺术和审美形式的关注热情,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四川小说总体上的审美品质。由此可见,小小说不啻是大千世界的微缩景观,因其很小,所以能够很大。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