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陈小鲁提出“红二代”要和“官二代”划清界限，引起一场争论。在我看来，两者确有区别。“红二代”是指当年建立红色江山那一代人的后代，“官二代”则是“文革”后沿不同途径当上大大小小官员的后代。两者有重迭，但不等同。陈乐波和陈申申兄弟就是“红二代”的翘楚。
　　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同生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元老。曾参加广州起义，此后辗转湖北、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时担任新四军一纵政治部副主任，是电影《东进序曲》新四军敌工部长黄秉光的原型。
　　解放战争中担任第3野战军联络部部长，建国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生命的最后几天，在囚室里以颤抖的笔触写下一副字字千钧的对联——“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老一辈的上海人提起这位统战部长都说他是一位人情练达、率直诚恳、知识渊博、才思敏捷的人。
　　陈氏兄弟皆有乃父之遗风。“文革”刚结束，乐波和申申就在上海闹市区贴出大字报，批判“文革”，在当时引起轰动。
　　1985年夏天，我和黄安国一起去北京出差。当时担任一家报社驻京办主任的陈乐波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找安国。他面容清癯，双目炯炯有神，谈吐风雅。这是我和乐波的第一次见面。从那时起，初识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变过。
　　乐波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当记者前曾留校任教。他是报社的主将之一，从北京调回编辑部后长期担任要闻部主任，利用家族的广泛人脉，经常为报社获取高层重要内部信息。
　　不久我又因乐波的缘故认识了申申。兄弟俩长得不像，申申看上去比较瘦弱，说话风趣机智，更多地遗传了父亲才思敏捷的一面。
　　申申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后来又考取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社科院做研究。80年代，他是很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主角之一。
　　陈氏兄弟为人都很真诚热心，特别有亲和力，因此我和他俩很快成为好友。相识相交近三十年，从来没见过他们说一句假话、违心话，也从来没见过他们为私事和别人面红耳赤地争吵。
　　90年代以后，陈乐波长期以担任董事为职业，在几十家公司从事过十来个行业的工作，致力于亏损企业的改造和不良资产的处置。他做董事也和以前做记者一样一丝不苟，决不为利益而出卖原则。
　　前两年，我们一起度假。他告诉我，曾有一位老友邀请他担任独立董事，说是只要在董事会表决时跟着举手就行，可以有一笔丰厚的董事袍金。乐波回答：你要我担任董事就必须按制度办事，你们这些新董事也要先接受培训。那位老友听了就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再也没有下文。
　　2002年以后，乐波一方面投身信托业，以金融策划为谋生手段；另一方面以独立学者的身份，研究中国金融制度改革。
　　我回上海时偶尔会约他一起吃饭聊天。他一谈及对国内经济问题的看法就滔滔不绝，尽管有时也会对潜在的问题流露出忧虑，但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始终不渝。
　　1991年，我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陈申申也在洛杉矶。见面时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境遇十分艰辛。他曾在纽约打过餐馆工和装修工，到洛杉矶后才找到一家朋友的贸易公司任职，做过销售员、仓库管理员和会计。他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决不拿一毛不干净的钱。
　　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以改革为诉求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独立的思考，必须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是要付出代价的。”
　　从当年的荣耀跌落到如今的平凡，申申始终保持着乐观。那时候，我们常见面聊天，他总是向我传授各种养生之道。他说过的一句话，对我的人生影响至大至深：“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活在社会舞台的中心。”
　　近年来，也许是在美国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申申的思想又重新活跃起来。在申申身上，你看到的是充满理性精神、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红二代”。
　　前年夏天，我和申申等友人相约搭邮轮去阿拉斯加旅行。在邮轮上度过的七天七夜里，经常能听到申申慷慨激昂地阐述对改革和国家前途的看法。我仿佛看到那个充满政治激情的陈申申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