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我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是从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在胡适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极端年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致。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都是“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包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深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胡适获悉其子“因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化反戈一击”，谴责他是“反动派的忠实官吏及人民的公敌”消息后，作出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没有“沉默的自由”导致这种滑稽事件的发生。我们所有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不是为胡适博士，而是为被迫作出这种虚假荒唐声明的年轻人。
　　1952年1月20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说“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
　　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纷纷著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上世纪50年代大陆批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同样，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当局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上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晚境凄凉，已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海峡两岸都在悄悄实践着：
　　□ “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胡适文集》第一卷第318页，胡适的真理观）
　　□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
　　□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
　　□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胡适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在殷海光看来，胡适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里开放的自我（open self）所具有的思想。整个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同样，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道：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说，“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时光倒流一百年，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