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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德国驻京文化机构歌德学院（中国）策划的《声音的旅行——德国电子音乐风景》即将出版发行。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有了第一本有关电子音乐文化的图书。电子音乐对于大众来说也许还陌生，简单地说，任何运用电子合成器、效果器、电脑音乐软件、鼓机等电子乐器而制作的音乐都可以称为电子音乐。而现今，更多时候它指运用此法创作而成的Techno、House、Ambient等类型的音乐。《声音的旅行》附送一张包含多种类型电子音乐的CD，让读者有机会边听、边读、边看图去了解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逐渐走到主流与亚文化交界的音乐形式。
在中国，电子音乐虽然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有着一代代电子音乐人努力地传播与推广，尤其近一两年在北京发生了很多电子音乐事件，欧洲音乐人也频频被邀请来演出，甚至曾聚集了近万人愉快齐舞，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小众文化。
中国电子乐的开端
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Disco在城市中流行起来， DJ技巧和电子音乐也悄悄溜进了这片国土。到了90年代后期，当金钱已经成为普遍价值标准后，亚文化走到了两难境地，一切不得不被划分成商业的和地下的。摇滚音乐原有的乌托邦景象，因大多来自台湾的资本与管理模式的注入，而被颠覆。“钱是否扼杀创造力”的争论在音乐人中展开。
这个时候，电子音乐尚未在人民中扎根，而一些公司，如新加坡的VMP和Solosa，已经开始了他们的DJ生意，聚集会DJ技巧的中国年轻人（还有不少菲律宾人），把他们发到全国各地的迪厅当驻场DJ。
那时候，驻场DJ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但到今天，DJ的单场演出费或驻场工资，基本没有跟随成倍翻番的物价水平而增长。千禧年前在北京，一些艺人决定放弃驻场生活，开辟一条自己的路。随后，独立DJ变得越来越多，独立Party组织也在北京活跃起来。比如杨兵、翁嗡、Will（英国）的“打气工厂”，在2000年组织了那次著名的长城Rave Party。在如Banana、JJ、滚石这样的商业夜店之外，88号、丝绒等这些相对纯正的俱乐部场地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带着不同于Disco或Trance的声音出现了。
那些决定不跟从商业主流的艺人们开始有了面向更多观众演出的机会。当谈到北京对电子音乐的接受度时，不得不提及张有待。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北京音乐台自己主持的电台节目“新音乐杂志”中播放电子音乐，并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Beat Generation中坚持，也身体力行地帮助过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免票现场体验电子音乐，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
魔咒下的俱乐部
可惜，这些先锋的俱乐部在北京的寿命都长不过两年——这是一个奇怪却真实的魔咒。2003年，FM开张，由电子音乐的老战士张有待、翁嗡、Ben Huang经营，却与之前的几家俱乐部一样，没有躲过这个魔咒。九霄、老China Doll等随之而来，命运也相同。虽然如此，北京的电子音乐景象，却在这些俱乐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轮回中，慢慢多彩了。本地艺人自己组织的小Party像游击战一样不时发生，观众通常是一半中国人一半老外。中国脸也开始出现在欧洲的俱乐部和音乐节，比如苏黎世的Street Parade和德国的Love Parade。
2004年，吕志强开了著名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这里迅速成为独立音乐与音乐人的基地。在那里不时举办的电子音乐活动，慢慢地将不同的观众群融合。颜峻开的两个好朋友酒吧，致力于现场演出，经常举办实验、原声音乐活动，虽然规模无法与愚公移山相比，但它为北京的亚文化环境提供了又一个选择。还有一些音乐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场地，但他们活跃于这些音乐场所的演出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包括从这一年开始在北京流行的“焱”系列Party和由美国人Dan Stephenson发起的活动组织Syndicate所做的Drum and Bass音乐活动。
随后，商业夜店也学会了请外国大牌艺人来演出，Paul van Dyk 2005年就来了北京，Rickie Hawtin 2006年去了上海。雖然大多数观众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艺人是谁，但依然愿意为价格不菲的门票掏腰包。
互联网的普及真实地缩短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音乐世界的数字化，不仅仅改变了西方，也改变了中国的景象。MP3和DJ软件下载的便利，让这里的DJ人口在2004年前后大大增长。而受众群也随之扩大，他们对电子音乐的知识和认识也在增进。同时，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与日俱增的北京外国人口，也帮助了电子音乐的发展，因为他们基本构成了每个Party人群中的一半。
于是，到了2007年，基本由欧洲人组成的Party组织“白菜”，开始邀请很多在欧洲广受欢迎的艺人（如Loco Dice）到北京的俱乐部演出。八位北京DJ，包括翁嗡、X.L.F.、Terry Tu、ELVIS.T，创建了纯本土的厂牌“针刺疗法”。虽然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举办Techno、Tech House的Party，而不是音乐制作，但他们很快被接受并受到欢迎。杨兵和瑞典的Thomas Gaestadius在地下室开了白兔俱乐部，也因它非常地下的气氛而闻名。歌德学院（中国）开启了“德国电子乐”项目，两年中为北京带来了约20位德国艺人不同风格的声音，《声音的旅行》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为城市注入活力
这时候，与人人都认为电子音乐就等于Disco（迪曲、嗨曲）的年代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识别出Techno、House、Minimal等等不同的电子音乐类型，也找到了他们的所爱。然而，要像在欧洲一样，电子音乐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产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009年5月，在获取认可后，针刺疗法结合歌德学院电子音乐项目的支持，举办了为期一天的露天电子音乐节Intro，并在9个小时内吸引了近万人到场齐舞，最终导致警察部门的紧张，使得活动被中途拉闸。
11月，来自柏林的电子音乐机构Tresor，通过歌德学院和德国大使馆的帮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活动，标志着“连接东西”的概念的升级——由连接东西柏林，到连接东西方世界。
12月，白兔重新开张，这次它从地下搬到了地上，灯笼也在两周后开业，由针刺疗法运营。两家俱乐部都开在北京的夜生活中心三里屯，彼此相距五百米，都选择了粉色作为环境主色，都安装了大量座位，以这类的妥协，试图在商业与地下间找到一条中间的路，以适应本地环境。可这次，虽原因不同，两个俱乐部分别在7个月和9个月后关张。
电子音乐的从业者们一直都在寻找融合现实与音乐热情的合理途径。虽然这些年中培养了成倍增长的电子音乐拥护者，甚至新一代艺人，如Dead J、Terry Tu等等，也已经用他们的音乐获得了自己的粉丝群，可规模却依然不足以让一个超大城市中仅有的两家真正的俱乐部生意兴旺。
除了文化中心北京，上海也有着自己的电子音乐风景。像Ben Huang，Dave K（网络音乐电台Udance.com）等很多人，也一直在用他们的电子方式为城市注入活力。一些俱乐部，如Shelter、近期关张的LOgO、Dada也在上海扮演着如白兔、灯笼在北京的角色。远在西南，广州和成都的电子音乐人群，因为倪冰（电子音乐推广人）、JCC（Drum and Bass组织Trilithium）、谭仲（熊猫俱乐部）等众人的努力而在扩大。其他城市，如南京、昆明、西安等有着坚实摇滚音乐基础的城市，也正在滋养年轻的电子音乐一代。
同时，音乐节近年在各地流行起来。今年，全国至少有30个音乐节。一般以本土流行歌手与摇滚乐队的搭配为基础。电子音乐舞台在大型音乐节上都会有一个舞台，虽然只是被安置在一个角落。很多地方政府喜欢为音乐节开绿灯，有些甚至还会给予资金支持，因为热闹的背后，还可能带来招商引资的机会。
以历史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亚文化并非没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主流文化。而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很难说，到底是更强的传播效力，还是更多的资金注入，能够帮助中国电子音乐环境的成长。
今天的中国电子音乐人依然在身兼数职地找寻着将他们的音乐嵌入当下语境的方式。也许直到他们能找到盈利方式，或者对利润的普遍信仰降低，对价值的定义能够重新考量，电子音乐才能走出山谷。★
在中国，电子音乐虽然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有着一代代电子音乐人努力地传播与推广，尤其近一两年在北京发生了很多电子音乐事件，欧洲音乐人也频频被邀请来演出，甚至曾聚集了近万人愉快齐舞，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小众文化。
中国电子乐的开端
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Disco在城市中流行起来， DJ技巧和电子音乐也悄悄溜进了这片国土。到了90年代后期，当金钱已经成为普遍价值标准后，亚文化走到了两难境地，一切不得不被划分成商业的和地下的。摇滚音乐原有的乌托邦景象，因大多来自台湾的资本与管理模式的注入，而被颠覆。“钱是否扼杀创造力”的争论在音乐人中展开。
这个时候，电子音乐尚未在人民中扎根，而一些公司，如新加坡的VMP和Solosa，已经开始了他们的DJ生意，聚集会DJ技巧的中国年轻人（还有不少菲律宾人），把他们发到全国各地的迪厅当驻场DJ。
那时候，驻场DJ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但到今天，DJ的单场演出费或驻场工资，基本没有跟随成倍翻番的物价水平而增长。千禧年前在北京，一些艺人决定放弃驻场生活，开辟一条自己的路。随后，独立DJ变得越来越多，独立Party组织也在北京活跃起来。比如杨兵、翁嗡、Will（英国）的“打气工厂”，在2000年组织了那次著名的长城Rave Party。在如Banana、JJ、滚石这样的商业夜店之外，88号、丝绒等这些相对纯正的俱乐部场地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带着不同于Disco或Trance的声音出现了。
那些决定不跟从商业主流的艺人们开始有了面向更多观众演出的机会。当谈到北京对电子音乐的接受度时，不得不提及张有待。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北京音乐台自己主持的电台节目“新音乐杂志”中播放电子音乐，并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Beat Generation中坚持，也身体力行地帮助过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免票现场体验电子音乐，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
魔咒下的俱乐部
可惜，这些先锋的俱乐部在北京的寿命都长不过两年——这是一个奇怪却真实的魔咒。2003年，FM开张，由电子音乐的老战士张有待、翁嗡、Ben Huang经营，却与之前的几家俱乐部一样，没有躲过这个魔咒。九霄、老China Doll等随之而来，命运也相同。虽然如此，北京的电子音乐景象，却在这些俱乐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轮回中，慢慢多彩了。本地艺人自己组织的小Party像游击战一样不时发生，观众通常是一半中国人一半老外。中国脸也开始出现在欧洲的俱乐部和音乐节，比如苏黎世的Street Parade和德国的Love Parade。
2004年，吕志强开了著名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这里迅速成为独立音乐与音乐人的基地。在那里不时举办的电子音乐活动，慢慢地将不同的观众群融合。颜峻开的两个好朋友酒吧，致力于现场演出，经常举办实验、原声音乐活动，虽然规模无法与愚公移山相比，但它为北京的亚文化环境提供了又一个选择。还有一些音乐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场地，但他们活跃于这些音乐场所的演出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包括从这一年开始在北京流行的“焱”系列Party和由美国人Dan Stephenson发起的活动组织Syndicate所做的Drum and Bass音乐活动。
随后，商业夜店也学会了请外国大牌艺人来演出，Paul van Dyk 2005年就来了北京，Rickie Hawtin 2006年去了上海。雖然大多数观众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艺人是谁，但依然愿意为价格不菲的门票掏腰包。
互联网的普及真实地缩短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音乐世界的数字化，不仅仅改变了西方，也改变了中国的景象。MP3和DJ软件下载的便利，让这里的DJ人口在2004年前后大大增长。而受众群也随之扩大，他们对电子音乐的知识和认识也在增进。同时，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与日俱增的北京外国人口，也帮助了电子音乐的发展，因为他们基本构成了每个Party人群中的一半。
于是，到了2007年，基本由欧洲人组成的Party组织“白菜”，开始邀请很多在欧洲广受欢迎的艺人（如Loco Dice）到北京的俱乐部演出。八位北京DJ，包括翁嗡、X.L.F.、Terry Tu、ELVIS.T，创建了纯本土的厂牌“针刺疗法”。虽然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举办Techno、Tech House的Party，而不是音乐制作，但他们很快被接受并受到欢迎。杨兵和瑞典的Thomas Gaestadius在地下室开了白兔俱乐部，也因它非常地下的气氛而闻名。歌德学院（中国）开启了“德国电子乐”项目，两年中为北京带来了约20位德国艺人不同风格的声音，《声音的旅行》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为城市注入活力
这时候，与人人都认为电子音乐就等于Disco（迪曲、嗨曲）的年代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识别出Techno、House、Minimal等等不同的电子音乐类型，也找到了他们的所爱。然而，要像在欧洲一样，电子音乐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产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009年5月，在获取认可后，针刺疗法结合歌德学院电子音乐项目的支持，举办了为期一天的露天电子音乐节Intro，并在9个小时内吸引了近万人到场齐舞，最终导致警察部门的紧张，使得活动被中途拉闸。
11月，来自柏林的电子音乐机构Tresor，通过歌德学院和德国大使馆的帮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活动，标志着“连接东西”的概念的升级——由连接东西柏林，到连接东西方世界。
12月，白兔重新开张，这次它从地下搬到了地上，灯笼也在两周后开业，由针刺疗法运营。两家俱乐部都开在北京的夜生活中心三里屯，彼此相距五百米，都选择了粉色作为环境主色，都安装了大量座位，以这类的妥协，试图在商业与地下间找到一条中间的路，以适应本地环境。可这次，虽原因不同，两个俱乐部分别在7个月和9个月后关张。
电子音乐的从业者们一直都在寻找融合现实与音乐热情的合理途径。虽然这些年中培养了成倍增长的电子音乐拥护者，甚至新一代艺人，如Dead J、Terry Tu等等，也已经用他们的音乐获得了自己的粉丝群，可规模却依然不足以让一个超大城市中仅有的两家真正的俱乐部生意兴旺。
除了文化中心北京，上海也有着自己的电子音乐风景。像Ben Huang，Dave K（网络音乐电台Udance.com）等很多人，也一直在用他们的电子方式为城市注入活力。一些俱乐部，如Shelter、近期关张的LOgO、Dada也在上海扮演着如白兔、灯笼在北京的角色。远在西南，广州和成都的电子音乐人群，因为倪冰（电子音乐推广人）、JCC（Drum and Bass组织Trilithium）、谭仲（熊猫俱乐部）等众人的努力而在扩大。其他城市，如南京、昆明、西安等有着坚实摇滚音乐基础的城市，也正在滋养年轻的电子音乐一代。
同时，音乐节近年在各地流行起来。今年，全国至少有30个音乐节。一般以本土流行歌手与摇滚乐队的搭配为基础。电子音乐舞台在大型音乐节上都会有一个舞台，虽然只是被安置在一个角落。很多地方政府喜欢为音乐节开绿灯，有些甚至还会给予资金支持，因为热闹的背后，还可能带来招商引资的机会。
以历史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亚文化并非没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主流文化。而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很难说，到底是更强的传播效力，还是更多的资金注入，能够帮助中国电子音乐环境的成长。
今天的中国电子音乐人依然在身兼数职地找寻着将他们的音乐嵌入当下语境的方式。也许直到他们能找到盈利方式，或者对利润的普遍信仰降低，对价值的定义能够重新考量，电子音乐才能走出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