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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赵嘉进入这家公司时，以为自己的工作内容是网站编辑，但现在，他的任务是向一位重要客户——某国家机关交上一份每天按时完成的“作业”：“今天上午我搜集了相关新闻25篇，整理出一共50页正文，经过提炼和概括后的文档有25页，最后再汇成一万多字的舆情日报。”
他是一位网络舆情分析师，舆情分析师作为一种新职业，近期被《人民日报》撰文评为“朝阳职业”，从业者大多不敢自言资深或专家，而许多人恐怕还不知晓舆情分析是何物。
网络上的情报收集者?
关于网络舆情，比较权威的解释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各种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与“舆论”一词不同，舆情是网络上媒体和网民意见的原始表露，可以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而舆论则是倾向于一致的看法和意见。
舆情可能转化为舆论，自然而然地，网络舆情分析师的重要工作即分析舆情、预测走势，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负面舆论的产生。
对赵嘉和同事们来说，上网阅读新闻便是他们每天工作的开端。他们几乎对网上所有热点事件都有所了解，同时每个人又要着重关注一两个领域，成为半个行家。例如学法语出身的赵嘉就曾硬着头皮研究了经济学知识，因为他服务的客户是贸易部门，在能够基本完成该行业舆情报告的撰写之后，他又“被迫转行”学习了科技知识。
许多媒体对这个行业的介绍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专多能的“杂家”。
舆情分析师听起来有点像收集情报者，似乎也能和公关扯上些许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冠以“网络”二字?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lO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在大城市中，主流人群基本上都已经是“网民”。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网络迅速的普及速度，使得网络舆论在舆情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国内网络舆情监测与研究机构出现于2008年，网格舆情分析师也随之诞生——之前的2007年，山西爆发“黑砖窑”事件，网络热点的沸腾程度让各方开始重视网络舆情。
如今，一条负面信息从出现到形成热点的周期，已经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了4小时，相关部门如果不能快速做出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
舆情分析师的“网络舆情”
按照分析师的工作思路，《世界博览》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关键词，结果是：6月10日，百度找到相关结果约6.42万个，谷歌找到约45.2万条结果。
在中国，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外文局、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均提供较为专业的舆情服务，而在国外，“Buzzlogic”、“尼尔森(Nielsen)”、“ReputationDefender”等舆情监控机构早已名声鹊起。
一些经济刊物将“舆情分析”描述为“拥有百万亿潜在市场的大生意”；许多知名大学，例如人民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越来越“智能”的搜索引擎还提供了从事舆情分析的专业公司和软件的广告，此类软件系统已成为中国各大部委、省、市、县等各级政府的重要采购对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舆情分析师可以被软件取代，相反，分析师在形成舆情报告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本质上，机器担当的仍是辅助角色。
赵嘉对《世界博览》记者说，自己每天的工作确实会用到监测软件，但不能依赖，主要使用的工具是百度、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新闻则来自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网站，如西方四大通讯社、各国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还有一些专门的数据库搜索和站内搜索，和他所在公司的客户一样，“属于商业机密，无可奉告”。他们的客户以国家机关为主，也有少量的企业和私人客户。
舆情分析师通常需要通过搜索工具和监测平台，反复设置不同的关键词，收集媒体评论和网友言论，最终经过选取、概括和分析形成完备的舆情报告。一些客户还要求归类和制作图表。
赵嘉每天完成的舆情日报，长度一般在八九页左右，一些周报和月报以及重大事件的舆情会更复杂，因为这样的报告是从上百甚至上千篇报道中提炼而成的。
赵嘉同事许欣的报告主要面向国家机关：“有的部门经常提出反馈，有的反馈则较少，但总体来看均属比较重视。他们或是了解境内外动态，或是预警，或是报送领导或上级。”
应该说，客户们越来越重视舆情报告，特别是曾在舆情方面“吃过亏”的客户。近期，舆情关注度较高且应对不力的应属故宫，相继经历了“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等负面事件，缺乏信息透明和公关技巧的故宫深陷舆论漩涡。
亟需人手的高负荷工作
和写字楼里压力颇高的白领们差不多，网络舆情分析师也常常抱怨身体“亚健康”，鼠标手、颈椎病、视力下降等职场常见病经常会找上门来。
既然需要关注每天的新闻热点，所以，网络舆情分析师在假期也难有“断网”的日子，有时碰到一些项目，客户规定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经常需要加班加点。
许欣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她做过的最复杂的舆情报告汇编超出2000页，几个人加班到很晚才完成。“最忙的时候连喝水都忘了。”对于每天要浏览的网页数量，赵嘉和同事都算不过来：“大概几百页吧?要想做得好必须不停更换关键词，网页也要尽可能多看。”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窒，“醉驾入刑”的舆情报告需要几位舆情分析师研讨协作，因为仅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就有近18万条评论，需要多人监测。该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说：“舆情分析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加班加点、每天浏览成百上千条网页是家常便饭。”由于舆情业务增长，这里一直在扩大舆情分析师的编制。
虽然面对着繁重的任务和较高的压力，分析师们也觉得，在不断获取、整理、推论信息的过程中，自己也收获不小——“对新闻的敏感度和捕捉能力，对重点信息的宏观把握和提取，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谈到“朝阳产业”，赵嘉说自己所在公司接触的客户数量确实在不断增加，很多政府机关和企业需要舆情反馈。“不过，要想成为顶级的舆情分析师有难度，特别是在预测方面。而且，想和国际接轨的日子也很漫长。”
说到收入，赵嘉说自己目前的收入并不算高，这与他工作时间尚短有关。而国内其他建立时间较早、名声较大的舆情机构的分析师收入会相应较高。网上的招聘信息显示，一些舆情分析师的收入甚至可以达到万元。
他是一位网络舆情分析师，舆情分析师作为一种新职业，近期被《人民日报》撰文评为“朝阳职业”，从业者大多不敢自言资深或专家，而许多人恐怕还不知晓舆情分析是何物。
网络上的情报收集者?
关于网络舆情，比较权威的解释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各种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与“舆论”一词不同，舆情是网络上媒体和网民意见的原始表露，可以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而舆论则是倾向于一致的看法和意见。
舆情可能转化为舆论，自然而然地，网络舆情分析师的重要工作即分析舆情、预测走势，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负面舆论的产生。
对赵嘉和同事们来说，上网阅读新闻便是他们每天工作的开端。他们几乎对网上所有热点事件都有所了解，同时每个人又要着重关注一两个领域，成为半个行家。例如学法语出身的赵嘉就曾硬着头皮研究了经济学知识，因为他服务的客户是贸易部门，在能够基本完成该行业舆情报告的撰写之后，他又“被迫转行”学习了科技知识。
许多媒体对这个行业的介绍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专多能的“杂家”。
舆情分析师听起来有点像收集情报者，似乎也能和公关扯上些许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冠以“网络”二字?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lO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在大城市中，主流人群基本上都已经是“网民”。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网络迅速的普及速度，使得网络舆论在舆情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国内网络舆情监测与研究机构出现于2008年，网格舆情分析师也随之诞生——之前的2007年，山西爆发“黑砖窑”事件，网络热点的沸腾程度让各方开始重视网络舆情。
如今，一条负面信息从出现到形成热点的周期，已经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了4小时，相关部门如果不能快速做出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
舆情分析师的“网络舆情”
按照分析师的工作思路，《世界博览》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关键词，结果是：6月10日，百度找到相关结果约6.42万个，谷歌找到约45.2万条结果。
在中国，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外文局、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均提供较为专业的舆情服务，而在国外，“Buzzlogic”、“尼尔森(Nielsen)”、“ReputationDefender”等舆情监控机构早已名声鹊起。
一些经济刊物将“舆情分析”描述为“拥有百万亿潜在市场的大生意”；许多知名大学，例如人民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越来越“智能”的搜索引擎还提供了从事舆情分析的专业公司和软件的广告，此类软件系统已成为中国各大部委、省、市、县等各级政府的重要采购对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舆情分析师可以被软件取代，相反，分析师在形成舆情报告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本质上，机器担当的仍是辅助角色。
赵嘉对《世界博览》记者说，自己每天的工作确实会用到监测软件，但不能依赖，主要使用的工具是百度、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新闻则来自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网站，如西方四大通讯社、各国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还有一些专门的数据库搜索和站内搜索，和他所在公司的客户一样，“属于商业机密，无可奉告”。他们的客户以国家机关为主，也有少量的企业和私人客户。
舆情分析师通常需要通过搜索工具和监测平台，反复设置不同的关键词，收集媒体评论和网友言论，最终经过选取、概括和分析形成完备的舆情报告。一些客户还要求归类和制作图表。
赵嘉每天完成的舆情日报，长度一般在八九页左右，一些周报和月报以及重大事件的舆情会更复杂，因为这样的报告是从上百甚至上千篇报道中提炼而成的。
赵嘉同事许欣的报告主要面向国家机关：“有的部门经常提出反馈，有的反馈则较少，但总体来看均属比较重视。他们或是了解境内外动态，或是预警，或是报送领导或上级。”
应该说，客户们越来越重视舆情报告，特别是曾在舆情方面“吃过亏”的客户。近期，舆情关注度较高且应对不力的应属故宫，相继经历了“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等负面事件，缺乏信息透明和公关技巧的故宫深陷舆论漩涡。
亟需人手的高负荷工作
和写字楼里压力颇高的白领们差不多，网络舆情分析师也常常抱怨身体“亚健康”，鼠标手、颈椎病、视力下降等职场常见病经常会找上门来。
既然需要关注每天的新闻热点，所以，网络舆情分析师在假期也难有“断网”的日子，有时碰到一些项目，客户规定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经常需要加班加点。
许欣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她做过的最复杂的舆情报告汇编超出2000页，几个人加班到很晚才完成。“最忙的时候连喝水都忘了。”对于每天要浏览的网页数量，赵嘉和同事都算不过来：“大概几百页吧?要想做得好必须不停更换关键词，网页也要尽可能多看。”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窒，“醉驾入刑”的舆情报告需要几位舆情分析师研讨协作，因为仅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就有近18万条评论，需要多人监测。该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说：“舆情分析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加班加点、每天浏览成百上千条网页是家常便饭。”由于舆情业务增长，这里一直在扩大舆情分析师的编制。
虽然面对着繁重的任务和较高的压力，分析师们也觉得，在不断获取、整理、推论信息的过程中，自己也收获不小——“对新闻的敏感度和捕捉能力，对重点信息的宏观把握和提取，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谈到“朝阳产业”，赵嘉说自己所在公司接触的客户数量确实在不断增加，很多政府机关和企业需要舆情反馈。“不过，要想成为顶级的舆情分析师有难度，特别是在预测方面。而且，想和国际接轨的日子也很漫长。”
说到收入，赵嘉说自己目前的收入并不算高，这与他工作时间尚短有关。而国内其他建立时间较早、名声较大的舆情机构的分析师收入会相应较高。网上的招聘信息显示，一些舆情分析师的收入甚至可以达到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