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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华民族精神； 国民性改造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5-0020-02
一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或一个国度的国民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长期陶铸的结果。因此离开了一定的文化传统，就无所谓民族精神，也没有什么国民性了。反过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正是一个民族生活实践的历史及其精神史的记录。一个民族总是在其生活实践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风貌、群体性格。这种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经过积淀、筛选和自我认同，即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这样的文化元典又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这样看来，考察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既要阅览其文化典籍，又要审视其生活实践，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业已形成后，它会成为一个生命基因，薪火相传，连绵不绝，一次又一次展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精神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事实上民族精神随着人的历史活动的变化也处在演变之中，一成不变的民族精神是不存在的。
二
中华民族有布满雨水的三山五岳，有遍藏殷商铭器和秦钟汉鼎的文化遗存，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更有卓荦不凡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怎么概括？章太炎尝谓：中华“国民常性”首在务实，“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1]，求真务实是中华民族特性。蔡元培认为：任何极端的主张和表现“均与中华民族性不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之最为契合”。[2]鲁迅在批评民族缺点的同时也承认：“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3]他认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生求法，是中国历代精英所代表的民族精神。陈立夫在其哲学著作《生之原理》中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四个字：大、刚、中、正。所谓“大”，不仅是指中国的幅员、人口和历史，更是指它的博大胸襟和伟大的同化力。所谓“刚”，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性。所谓“中”、“正”，主要是指中华民族持中、和谐、公正、合理的理性精神。郭沫若在《复兴民族的真谛》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深刻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许多人士都认同毛泽东这一经典概括。胡乔木在一则题辞中说：“天下为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杀身求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永远领导我们前进的中华精神。”张岱年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古老格言体现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上述评说，角度不同，言辞各异，但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笔者学习体会之余试加涵盖，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可以概括为：（一）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二）强烈的道德观念和气节操守；(三)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再生能力；（四）深广的中和思想和群体意识。
三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形成期基本是一种大陆封闭型文化，宗法伦理型文化和农耕型文化，加之儒学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自有它严重的缺点。笔者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一）在价值取向上重视道德的扶植，而忽视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讨和功利的追求，造成德力分离、德智分离和义利分离的不良倾向；（二）在致思趋向上，重视“形而上”的研讨，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造成重道轻艺的不良倾向；(三)在思维方式上，强调“尊经”、“征圣”；“法古”，而忽视个性的培植、创造性的发挥和多样化的追求，造成死板僵化的文化格局。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缺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往往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相互掺杂，难解难分。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缺陷表现为民族性格就形成国民性的一些缺点、劣点。近代学人常常论及的中国国民性缺陷主要有：重农轻商，安土重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一统，缺乏个性；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和平文弱，尚武不足；知足常乐，盲目乐观；马虎笼统，不求精确；悠闲缓慢，缺乏效率。
这些民族性的缺陷在古代社会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可能加以自省的；只有当古老的中国缓步进入近代社会，从而获得西文近代文化的参照系之后，这些缺陷才日益显露出来。近现代以来，我国许多思想界的先觉者，总是竭力揭发、指摘这些缺点，以求引起社会普遍的觉醒，并且加以疗救，是很有道理的。在诸家之说中，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梁启超以“除心奴”为核心思想的“新民说”，鲁迅等人对国民性的反省批判活动，最为警策，发人深省。
弘扬民族精神与反省民族性格的缺陷，是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和对立，恰当地加以引导，是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
四
“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这是鲁迅当年久蓄于中的一个热烈的愿望。中国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从长期沉眠不醒的状态中觉醒；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又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极大的焕发、振奋和提升。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三个大事件使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发扬砥砺。这三个大事件，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土地改革的成功；三是改革开放的展开。
中国的抗日战争动员了数百万的兵力、数以亿计的民力，在统一的号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东方强敌作殊死战达八年之久，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换取民族独立，其惨烈程度为洪荒以来所未有，终于受日本之降于南京。哲学家冯友兰说：这一“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我们说中华民族精神的亢奋，也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
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它滥觞于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在解放战争过程中全面展开，终于完成于全国解放初期。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土地改革，其程度与范围不仅“超过隋唐时期之均田”，而且从根本上更新、改造了旧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在笔者看来，大量史实证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场土地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再度高扬。
邓小平主持领导的以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这次社会转型不仅要使中国完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飞跃，而且把“人的现代化”也提到历史的议程，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一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课题，又增添了许多崭新的内涵，更加富有时代精神。可喜的是，短短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平台之上。
五
并不是每一个历史运动和历史事件都能对民族精神构成正面影响。如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人民群众貌似斗志昂扬，其实由于从根本上违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到头来只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至于六十年代的“文革”，虽然一度裹挟亿万人民参与，归根结底只能以斫丧民族精神而告终。
我们强调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砥砺高扬，是因为它们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根本的利益，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福祉，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参与。这样看来，“三个代表”的理论不仅是施政治国的准则，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枢钥。
注 释
[1] 《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2]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1983年版，第505页。
[3] 《鲁迅书信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64页。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5-0020-02
一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或一个国度的国民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长期陶铸的结果。因此离开了一定的文化传统，就无所谓民族精神，也没有什么国民性了。反过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正是一个民族生活实践的历史及其精神史的记录。一个民族总是在其生活实践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风貌、群体性格。这种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经过积淀、筛选和自我认同，即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这样的文化元典又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这样看来，考察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既要阅览其文化典籍，又要审视其生活实践，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业已形成后，它会成为一个生命基因，薪火相传，连绵不绝，一次又一次展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精神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事实上民族精神随着人的历史活动的变化也处在演变之中，一成不变的民族精神是不存在的。
二
中华民族有布满雨水的三山五岳，有遍藏殷商铭器和秦钟汉鼎的文化遗存，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更有卓荦不凡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怎么概括？章太炎尝谓：中华“国民常性”首在务实，“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1]，求真务实是中华民族特性。蔡元培认为：任何极端的主张和表现“均与中华民族性不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之最为契合”。[2]鲁迅在批评民族缺点的同时也承认：“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3]他认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生求法，是中国历代精英所代表的民族精神。陈立夫在其哲学著作《生之原理》中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四个字：大、刚、中、正。所谓“大”，不仅是指中国的幅员、人口和历史，更是指它的博大胸襟和伟大的同化力。所谓“刚”，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性。所谓“中”、“正”，主要是指中华民族持中、和谐、公正、合理的理性精神。郭沫若在《复兴民族的真谛》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深刻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许多人士都认同毛泽东这一经典概括。胡乔木在一则题辞中说：“天下为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杀身求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永远领导我们前进的中华精神。”张岱年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古老格言体现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上述评说，角度不同，言辞各异，但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笔者学习体会之余试加涵盖，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可以概括为：（一）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二）强烈的道德观念和气节操守；(三)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再生能力；（四）深广的中和思想和群体意识。
三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形成期基本是一种大陆封闭型文化，宗法伦理型文化和农耕型文化，加之儒学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自有它严重的缺点。笔者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一）在价值取向上重视道德的扶植，而忽视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讨和功利的追求，造成德力分离、德智分离和义利分离的不良倾向；（二）在致思趋向上，重视“形而上”的研讨，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造成重道轻艺的不良倾向；(三)在思维方式上，强调“尊经”、“征圣”；“法古”，而忽视个性的培植、创造性的发挥和多样化的追求，造成死板僵化的文化格局。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缺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往往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相互掺杂，难解难分。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缺陷表现为民族性格就形成国民性的一些缺点、劣点。近代学人常常论及的中国国民性缺陷主要有：重农轻商，安土重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一统，缺乏个性；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和平文弱，尚武不足；知足常乐，盲目乐观；马虎笼统，不求精确；悠闲缓慢，缺乏效率。
这些民族性的缺陷在古代社会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可能加以自省的；只有当古老的中国缓步进入近代社会，从而获得西文近代文化的参照系之后，这些缺陷才日益显露出来。近现代以来，我国许多思想界的先觉者，总是竭力揭发、指摘这些缺点，以求引起社会普遍的觉醒，并且加以疗救，是很有道理的。在诸家之说中，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梁启超以“除心奴”为核心思想的“新民说”，鲁迅等人对国民性的反省批判活动，最为警策，发人深省。
弘扬民族精神与反省民族性格的缺陷，是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和对立，恰当地加以引导，是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
四
“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这是鲁迅当年久蓄于中的一个热烈的愿望。中国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从长期沉眠不醒的状态中觉醒；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又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极大的焕发、振奋和提升。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三个大事件使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发扬砥砺。这三个大事件，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土地改革的成功；三是改革开放的展开。
中国的抗日战争动员了数百万的兵力、数以亿计的民力，在统一的号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东方强敌作殊死战达八年之久，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换取民族独立，其惨烈程度为洪荒以来所未有，终于受日本之降于南京。哲学家冯友兰说：这一“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我们说中华民族精神的亢奋，也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
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它滥觞于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在解放战争过程中全面展开，终于完成于全国解放初期。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土地改革，其程度与范围不仅“超过隋唐时期之均田”，而且从根本上更新、改造了旧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在笔者看来，大量史实证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场土地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再度高扬。
邓小平主持领导的以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这次社会转型不仅要使中国完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飞跃，而且把“人的现代化”也提到历史的议程，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一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课题，又增添了许多崭新的内涵，更加富有时代精神。可喜的是，短短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平台之上。
五
并不是每一个历史运动和历史事件都能对民族精神构成正面影响。如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人民群众貌似斗志昂扬，其实由于从根本上违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到头来只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至于六十年代的“文革”，虽然一度裹挟亿万人民参与，归根结底只能以斫丧民族精神而告终。
我们强调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砥砺高扬，是因为它们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根本的利益，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福祉，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参与。这样看来，“三个代表”的理论不仅是施政治国的准则，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枢钥。
注 释
[1] 《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2]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1983年版，第505页。
[3] 《鲁迅书信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64页。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