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时间，人类的生活多半是困顿的。财富积累极为缓慢，主要的动力来源是肌肉，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与两种贫困做着斗争：生物性贫困（缺乏食物），社会性贫困（缺乏机会）。在很长历史时期，人们认为财富与道德彼此对立，直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被广泛接受，人们逐渐确立了新的价值观：企业获利正是社会整体财富和繁荣的基础，“利己”就是“利他”。
　　在今天看来这个说法太普通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遵照的也正是这样简单的逻辑：高速发展来自国有及民营企业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常识很简单，同时也很强大。
　　当然，限制政府权力并非是追求“弱政府强企业”的社会治理格局。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核心观点是：“有效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没错，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没有市场的经济发展和没有政府干预的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深渊。
　　回头来看对今日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精神也是两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现代化。这都意味着削减政府权力，彰显公司地位，意味着政府必须按照现代国家理念来高效管理管理国家，既不能管太宽，更不能管不好。
　　这即是常识，也是今天的全民共识，只是长久以来常识难以回归，共识难以形成。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全球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然而在中国，这种通行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尺令人爱十艮交织，这依然是无视常识的结果。
　　认为一种经济思想、一种度量方法、一种考核方式、一种发展理念就可以统治经济世界，就可以成为引领发展的万变不离其宗“万能钥匙”，这是对常识最大的偏离。古时候的中国人就有这样的觉悟：《吕氏春秋·察今》里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并以“刻舟求剑”、“循表夜涉”、“引婴投江”三个寓言，阐述了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应该随之改变的观点。
　　中国社会对“唯GDP”的反感日益加重，于是产生了一些弥补的方式。比如《中国经济周刊》与北京大学区域研究中心每年联合推出的全国省市“GDP含金量”排名，具体算法是GDP总量除以常住人口数量，得出人均GDP，然后用人均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外还有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的绿色GDP。这些更为综合、丰富的统计方式，都能更有效地衡量出经济运行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
　　常识告诉我们，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发展永远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选择。有趣的是，2014年31个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人们印象中的发达地区沪京粤跌出前三，高于全国平均数的第一梯队许多是人们印象中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大省排名均靠后。
　　这也许说明了经济大省的结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这种算法本身存在不足。但无论如何，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正在丰富和完善，更符合经济规律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深圳特区成立时，同时获批的还有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但最成功的特区无疑是深圳，即使是一江之隔的珠海也远不及深圳。珠海是一座公认的浪漫的城市，海景比深圳漂亮，但那里经济活跃度低，赚不到太多钱，人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去深圳发展，哪怕那里令他们又爱又恨。
　　甚至，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路径，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共同的选择，那时的人们太渴望物质的丰裕，直到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政府在改革，人们的内心也需要“改革”，这个时候依然要尊重常识的力量，回归事物的本质规律，用曾经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激情，迎接共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