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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恐怕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了。巴金对此并不讳言，他说“自从1931年和1932年小说在《时报》连载后，到1980年我一共修改了8次”①。曾有学者通过校阅《家》的版本，发现“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对“开明本”（开明书店1933年版）做了14000余处删改，“几乎是每章、每段甚至每句都有所修改。”②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我本人也对读了“开明本”和“全集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家》大约被删改了7万多字，占全书内容的15%以上。作家当然有权利去修改自己的作品，但是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初版本的原创性，才是作家思想的真实写照。所以我认为《家》的反复修改，是这部作品的“自我经典化”过程；即便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大奇观。
巴金不厌其烦地修改《家》，他本人是这样解释的：“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③他甚至还一再声称说，“我愿意做一个‘写到死，改到死’ 的作家。”④因为在巴金看来，“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更加成熟；故他反对“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同时也反对将“初版本”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而是主张让“读者们看到我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⑤。对于巴金的这些辩解，我个人感到很难认同。因为巴金反复地修改《家》，绝不是“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⑥那么简单，这其中恐怕还另有原因，只不过他不便言说罢了。巴金曾暗示说他的一些作品，“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⑦巴金此言大有深意，如果不去对读“开明本”和“全集本”，几乎无人知道《家》的“小疮小疤”与“大的毛病”，究竟是指哪些地方。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家》中的“小疮小疤”。“开明本”语言累赘、病句颇多、欧化倾向严重，不仅为读者和研究者所诟病，就连巴金本人也不太满意；因此在“全集本”中，许多不规范的文字用语，他都做了必要的修正。比如像“和”改为“跟”、“底”改为“的”、“学校”改为“学堂”、“里”改为“里面”、“但”改为“但是”、“苦痛”改为“痛苦”、“面庞”改为“脸”、“祖父”改为“爷爷”、“大哥”改为“觉新”、“民哥”改为“二哥”、“梅姊”改为“梅表姐”、“娘姨”改为“女佣”、“姑母”改为“姑妈”、“女儿”改为“少女”、“磁凳”改为“瓷凳”等等。这些修改的确使《家》的语言，更加规范也更加精粹了。此外，由于《家》的语言比较中性化，缺少四川特有的地域风格，倘若不是写着“成都”二字，无论是其中的人物还是景物，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巴金对此十分清楚，他在赞叹李劼人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⑧时，《家》的修改也尽可能去突出四川方言的口语特征，比如“知道”改为“晓得”、“晚了”或“迟了”改为“晏了”、“谁”改为“哪个”、“玩”改为“耍”、“喝酒”改为“吃酒”等等，使“全集本”有了一定的“川味”。不过巴金离川太久，有些词语的修改，反而背离了川音，比如他把“父亲”改为“爹”，就令人感到南辕北辙了。但就整体而言，《家》在叙述语句的修改方面，巴金的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他大量删改了啰唆重复的多余文字，使“全集本”的故事叙事，更加言简意赅、行文流畅。比如，“开明本”与“全集本”的第二十一章第三自然段，修改过和没有修改过，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琴和淑英姊妹起来梳洗好后，便不能忍耐地领着梅到园里各处去看那些和她别了多年的景物，又给她指点什么是新近改修或添设的，或是从前这地方是怎样的情形。一路上淑英们又和梅谈了些别后的景况。总之在花园里在这一早晨和在平日一样，并没有什么变更，不过比较热闹一点。（开明本）
琴和淑英姊妹梳洗完毕，便陪着梅到园里各处走走。她们一路上谈了一些别后的光景。园子里没有受到什么大损害，只是松林里落了一颗开花炮弹，打坏了两株松树。（全集本）
巴金在前面早已做过铺垫，说梅表姐对高公馆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么琴再去介绍就是画蛇添足了。
然而，“大的毛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由于巴金在当初构思《家》的故事情节时，没有设计好时间背景、思想主题和人物性格等诸方面的逻辑关系，因此无论他后来怎样去修改，都力不从心、无法挽救了。所以，他后来才会萌生出“重写这本小说”⑨的强烈冲动。《家》中到底有哪些“大的毛病”，是巴金挥之不去的内心隐痛呢？这也正是我要去揭开的一个秘密。
《家》的时间叙事，是一个令人无法破解的谜。从表面观之，《家》是将高公馆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悲剧，都集中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即1919年冬至1920年夏。理由很简单，《家》的开篇便描写雪片“飘舞”，正值腊月时节，觉民和觉慧从学校排练话剧《宝岛》后结伴回家。觉民还告诉琴一个好消息：“我们学校明年暑期要招女生了”，令琴立刻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到了《家》的第二十五章，觉民又沮丧地对琴说，“现在这学期又快完了。招收女生的事简直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去年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把《宝岛》练熟习了。现在連上台的机会也没有，真是冤枉。”这说明《家》的时间叙事，的确是在半年之内。那么我们又怎样去判断这半年时间，就一定是指1919年冬至1920年夏呢？同样是巴金本人告诉我们的。在“开明本”里，巴金只写觉慧坐在椅子上，读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巴金却特意加了一个注解：“《前夜》，屠格涅夫（1818—1883），沈颖译，这个译本本是1921年8月上海出版的，我在这里把它的出版提早了十个月的光景。”“提早了十个月”（从故事叙事本身来看，恐怕提早的还不止十个月），当然就是1920年了。1920年暑假觉慧离家出走，故此前那个冬天无疑就是1919年。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家》的时间叙事，不是交代得很清楚吗？为什么还会是个谜呢？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相信这个说法，那将是大错特错了。巴金本人的时间观念是比较差的，他并不擅长时间记忆，但在《家》中他又特别爱去为“事件”标注“时间”，巴金所说的“大的毛病”，其实正在于此。比如“开明本”的第三章第一自然段，巴金让觉民这样对琴说： “我们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太底《复活》，还有王尔德底《遗扇记》。《宝岛》已经读完了。”觉民对琴说，显出得意的微笑，这时候他们正走出了上房，刚下了台阶。“还有下学期我们底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吴又陵！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到了“全集本”，巴金又修改为：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全集本”删掉了王尔德的《遗扇记》，无疑是在纠正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遗扇记》原名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共有三幕，由女翻译家沈性仁翻译并重新命名，在《新青年》杂志1918年12月第5卷第6号和1919年第6卷第1、3号上连载。由于巴金意识到那个时期的《新青年》，在成都还没有流行起来，人们还不可能知道王尔德和《遗扇记》，故将其删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着问题又来了，托尔斯泰的《复活》，1922年才由耿济之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1919至1920年，人们根本就看不到中文版的《复活》，于是巴金便让觉慧去读英文版。在“开明本”中，觉慧“把民哥新买来的英文版《复活》翻开读了十几页”，但是到了“全集本”，却改成觉慧一口气“读了几十页”。我们姑且不说那个时代，在成都能否买到英文版的《复活》，觉慧只是一个“外专”二年级的在读生，他真有那种阅读原文的外语水平吗？我个人对此是深表怀疑的。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还是巴金对于历史的无知，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客观事实。比如，《家》的时间叙事，既然被限定为1919冬至1920年夏，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觉民去“穿越”，一下子又回到了1918年上半年呢？吴虞任教成都“外专”，是1918年秋季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吴虞日记》里有记载。况且吴虞文章的题目是《吃人与礼教》，而不是《吃人的礼教》，发表在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也被前移了一年多时间。如果巴金聪明的话，根本就不提吴虞，换一个所谓的“新派人物”问题就解决了，这样也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可他偏偏要把《家》的故事叙事，与时代大背景联系起来，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跳不出来的“大坑，”所以才为《家》留下了无穷的隐患。即使巴金后来发现了这些“大的毛病”，他在“全集本”里也无法去做全面修改了，因为这将意味着整部作品的情节结构，都要被彻底推翻并重新去进行设计。从1919年冬退回到了1918年初，究竟哪一个时间才是故事发生的真实时间呢？恐怕连巴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家》的时间叙事的混乱性，还体现为高家三兄弟年龄的混乱性。读罢了小说《家》，谁也搞不清楚高家三兄弟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巴金说不清楚，读者也很困惑。
我们还是先从觉新的年龄说起。我大致分析了一下，巴金在《家》的故事叙事中，賦予了觉新三个年龄层次。比如“开明本”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自然段，觉新在向他的两个弟弟痛说“家史”时，为我们透露出了一个关键的时间信息：
我现在又要说老话了。有一年父亲被派为X县的典史，那时我方五岁多，你们都没有出世。父亲和母亲带了我和大妹到了那里。当时那一带地方正闹着红灯教。……又过了一年多，省上便另委了一个人来接父亲底事，我们也就预备走。……这时候母亲肚里怀着民弟已经有了七八个月分。……回省不到两个月就把你民弟生出来。这期间母亲底生活依然很是苦痛。第二年父亲因为过班知县进京引见去了。母亲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后来三弟你就出世。
这段叙述语言好像是没有提到任何的时间概念，但“红灯教”事件却给了我们以重大的时间启示。我查阅了一下历史资料，四川“红灯教”的“暴乱”事件，发生在1902年5至12月份，即：“李冈中在资阳胡家沟聚众八百人，围攻资阳。资州知府沈秉笙率清军入城固守，激战竟日，双方死亡甚众，李冈中被擒死。”随后廖观音又在“石板滩”起事，“屡次与清兵交战于龙潭寺、石板滩、姚家渡等地。七月二十八日，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击死副将孙成刚，乘胜直抵广汉之三水关，击败汉州知州高维寅，随即占领金堂苏家湾教堂，杀教士及教民数百。”清政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召岑春煊率重兵入川，于12月份将“暴乱”镇压了下去。廖观音被擒于简阳镇子场，次年被砍头于成都⑩。既然“红灯教”事件发生于1902年，觉新那时五岁多，故他应是1896生人，那么在《家》的故事叙述中，他应该是二十四岁。然而，这段叙事还有一个信息不容忽视，即“又过了一年多”觉民出生，这说明觉新比觉民至少要大七岁。但《家》的开篇便交代，1919年冬的觉民，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转过年来就是十九岁，那么觉新的真实年龄，用不着计算应是二十六岁才对。矛盾还不仅于此，到了《家》的第六章，作者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觉新十九岁就被祖父逼婚成亲，“一个月”后走上了社会，“没多久”儿子海臣出生，“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常言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觉新十九岁结婚二十岁有了儿子，故他在《家》的故事叙述中，再次变成了二十三岁。巴金似乎发现了这一漏洞，于是“全集本”便做了如此修改：
我现在又要说老话了。有一年爹被派做大足县的典史，那时我才五岁多，你们都没有出世。爹妈带了我和你们大姐到了那里。当时那一带地方不太平……又过了几个月，省上另委一个人来接爹的事。……这时妈肚子里头怀着二弟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回省不到两个月就把二弟你生出来，第二年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妈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后来三弟你就出世。
曾有学者强调说，“红灯教是匪的叙述的删除则避去了诬蔑农民起义的嫌疑（在新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红灯教这类民间组织也是被放在农民起义队伍之中的）”11，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一定是巴金本人的真实用意。因为从这段修改来看，有两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是把“红灯教”改成了“不太平”，“不太平”年年都有，而“红灯教”却只有1902年。这样一来，删除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就消隐了暴露觉新实际年龄的时间节点，原有的年龄冲突问题，也就很容易被遮蔽掉了。二是将“又过了一年多”改成“又过了几个月”，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微改，但毕竟缩小了他们兄弟两人的年龄差距，让读者感觉到他们二人之间，年龄差别并不是很大。这无疑是巴金临时救急的一种做法。 由于巴金在“开明本”中，已将觉新的年龄先行锁定了，故觉民与觉慧的实际年龄，我们也就不难去推算了。“开明本”将觉民的出生年份，定位于1904年以后，那么开篇应说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不应该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觉民在《家》的故事叙事中，至多不过十六岁，觉慧也就十四岁。他们两人既然都不满十八岁，那么只能被看作是还在发育成长的青少年。觉民兄弟俩本来就思想幼稚和不成熟，读者又怎能期待他们去参与思想启蒙和学生运动呢？随之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开明本”里，琴比觉民小但又比觉慧大，十五岁的琴夹在十六岁的觉民与十四岁的觉慧中间，构成一种暗地里较劲的三角恋爱关系，这已经是令人唏嘘不已了；再加上巴金交代，鸣凤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可是觉慧还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这种情窦初开的“爱情”闹剧，难道就是五四思想启蒙所倡导的“婚恋自由”和个性解放吗？历史所给出的答案自然是否定性的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巴金之所以反对把“开明本”纳入新文学大系，实在是因为时间叙事太乱了，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忍卒读，又怎能让后人承认它的经典地位呢？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必然又会直接影响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是我在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感受。比如，《家》告诉读者觉慧和同学们闹“学潮”，起因是十几个军阀士兵，搅乱了《终身大事》的演出现场，并且还打伤了许多学生。对此，“开明本”第八章第十自然段是这样描写的：
到了里面他们坐下来，乱叫好，乱闹，比在普通戏园里还要放纵。……有的甚至于跑到戏台上去把演女主角的抱着乱亲嘴。我们和他们打起来，乱子闹大了。
我个人感兴趣的不是学生和士兵打架，而是男女生同台演出《终身大事》。《终身大事》是胡适写的一个话剧剧本，发表于1919年3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3号。胡适说这部话剧原本是用英文写的，“后来因为有一个女学堂要排这戏，所以我又把它翻成中文。”未曾想“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终身大事》的演出也就再无下文了12。直到1924年，《终身大事》才由洪琛担任导演，在上海第一次正式演出，了结了胡适的一桩心愿。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终身大事》当时在北京都没有人敢演，巴金不仅让其在成都公开上演，而且还是男女生同台演出，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到了“全集本”，尽管巴金将“把演女主角的抱着乱亲嘴”一句删掉了，然而他却并没有删掉演出《终身大事》这件事，历史叙事错误仍然存在。我为此感到很纳闷，巴金既然反复地修改《家》，那么他完全可以换一出剧目，以消除这个不该出现的人为疏忽，干嘛非要死盯着《终身大事》不放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即他根本就不了解《终身大事》的冷遇真相。
被巴金误读了的历史真实，还有《新青年》与《新潮》这两本杂志。《新青年》与《新潮》，是小说《家》进行启蒙叙事的精神支柱，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家》的存在价值。《新潮》在“开明本”里，提到的次数最多，似乎它对成都青年的思想影响，要比《新青年》大得多。比如在第七章第六、七自然段，巴金这样写道：
“要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以前订阅的。这次只到了三包，不到两天就完了”觉慧兴奋地解释说，表示这是他底功绩。……“其余的不久也就会到的，陈老板不是说过邮包已经在路上了吗？这三包是加快的。”
《新潮》是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自办的一个刊物，以宣传新文化运动为宗旨而享誉全国。“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计划，《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则常有拖延，时断时续，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13虽然《新潮》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但由于经费困难，因此它从1919年6月起，出版很不正常，甚至还一度中断过。巴金为《家》所设定的时间，恰恰是1919年冬至1920年夏，正值《新潮》的断续期，觉民与觉慧他们是无法正常看到《新潮》杂志的。巴金后来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全集本”里，他又把《新潮》改成了《新青年》。尽管改成了《新青年》，《家》仍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史实错误。比如《家》的第五章，琴為了争取男女同校的合法权利，坐在书桌前大声朗读《新青年》上的《娜拉》；又如《家》的第六章，觉慧批判觉新的“作揖哲学”，还专门提到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两段描写都指向了同一期《新青年》杂志，即1918年6月第4卷第6期的“易卜生号”专栏。奇怪的是，作者一下子又把《家》的时间叙事，拉回到了1918年上半年。我们姑且不谈这种交叉“穿越”的荒诞性，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在成都火热发行，那只是巴金本人的凭空杜撰，而不是历史事实。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在社会上频遭冷遇，鲁迅曾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两次提到过《新青年》的发行困境。他在1月4日写道：“《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5月29日又写道：“《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闻销路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顽固，真是无法。”14吴虞当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新青年》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弟与学生孙少荆各购一份，为之鼓吹。”15我特意查了一下《吴虞日记》，1918年他收到的《新青年》，总共就三、四本，可见《新青年》只是断续性的存在。鲁迅认为北京的青年思想“顽固”，吴虞则认为《新青年》在成都没有人理会，可为什么《家》中的成都，却出现了《新青年》被抢购一空的热烈场面呢？当然是巴金把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逐渐盛行的历史场景，再次前移了一年多，并以此去作为《家》的精神资源。为了纠正自己的失误，巴金不得不在“全集本”的第七章里，去做一个模糊性的解释：觉新兄弟在“华洋书报流通处”，把以前出版和新近出版的《新青年》都买了来，“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据《吴虞日记》记载，他所得到的《新青年》是从北京预订的，这说明成都以前并没有卖过该杂志，又何来“旧书”（包括《青年杂志》）之有呢？况且，《新青年》从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起，才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代派处”，成都总共也就“国民公报社”“崇文书局”“点石斋书局”“源记书庄”那么几家16，根本就没有什么“华洋书报流通处”。再说了，“代派处”的使命，只是代订和派发每一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它们刚刚挂牌怎么可能有旧刊囤积。由此不难看出，巴金并不了解《新青年》的曲折历程，而“全集本”又没有去查阅资料进行校对，所以才会出现史料方面的诸多错误。 由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再延伸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便是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家》，始终都难以消除的巨大缺憾。只有找到了这些“大的毛病”，我们才能理解巴金为什么要反复地修改《家》——因为一部文学经典，是不能留有明显瑕疵的。
若问《家》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暴露封建“礼教”和“大家庭”的“吃人”罪恶。巴金自己也一再声称，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我控诉”。即使到了1980年以后，他仍坚持这种信念：“那十几年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17
对于巴金这番慷慨陈词，我曾高山仰止、深表敬意，但自从对读了“开明本”和“全集本”，我个人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近十年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正是我的研究重点。我查阅了几乎所有的权威性词典，都没有收录“礼教”这一词条；唯一收录“礼教”词条的《汉语大词典》，也只说“礼教”乃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教化”18。权威性词典一般都是由著名学者集体编撰而成，他们对于“礼教”一词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可为什么却对其视而不见、缄口不言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礼教”作为一种宗教式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既然“礼教”的概念难以成立，那么巴金在《家》中所反的“礼教”，又是指向那些具体内容呢？无非就是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比如巴金在《家》中一再强调说，高老太爷是一家之尊，他的话就是命令，任何人都只有服从不能反抗。可是通过阅读《家》，我认为巴金对于所谓“礼教”，其实并不十分熟悉。举一个例子，在《家》的第十五章里，巴金这样去描写高家过年的祭拜仪式：
依然是由祖父开始向祖先叩了头。祖父叩了头就进去了。接着是觉新底继母，其次是三叔克明，再其次是三婶张氏，这样下去，五婶之后又是陈姨太……。
拜完祖先之后，便是高家儿孙叩拜长辈高老太爷：
于是叫了仆人取开了拜垫，单铺着红毡，克明又进去请了祖父出来，先是克字辈的男男女女围着他跪下去叩头请安，然后是觉字辈和淑字辈的孙儿孙女给他拜贺。他带着笑满意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屋里去了。
这一场景设计令人疑窦丛生：陈姨太在高家，究竟是何种身份？巴金曾坦承，“我写《家》的时候，我恨陈姨太这个人。……我在陈姨太身上增加了一些叫人厌恶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不能说陈姨太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害死瑞珏，即使因为妒忌。陈姨太平日所作所为，‘无非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因为她‘出身贫贱’，并不识字，而且处在小老婆的地位，始终受人轻视。”19巴金“恨”陈姨太我们可以理解，但总不能因为“恨”就乱了辈分吧？“开明本”的第九章，并没有明确交代陈姨太在高家的身份，只是说“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和祖父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仅从这段文字表述中，读者并不知道陈姨太是在祖母生前还是在她去世以后，才被高老太爷就娶回家的，故巴金称她是“姨太太”或“小老婆”，人们很难提出异议。但是到了“全集本”，巴金却把她改坏了，他说“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她是在祖母去世以后买来服侍祖父的”。既然陈姨太是在祖母去世后才进门的，那么她无论是“娶”是“买”（“开明本”里并没有说是“买来”的），都应被视为是续弦；而续弦又是继母的身份，是不能用“姨太太”或“小老婆”去称呼她的，更不能让其排在儿媳们之后去给高家的祖宗磕头。还有，《礼记》曰“继母如母”，陈姨太既然是继母，她就理应同高老太爷一道去接受儿孙们的贺拜，但巴金却偏偏不这样做。与之相反，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也是续弦，为什么不被称为“周姨太”呢？我说巴金未见得真懂礼教，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五四新文学作家在这一方面，明显要比巴金强得多。比如彭家煌的小说《节妇》，也是描写了一个叫阿银的丫头，被卖给了郑老太爷做续弦；但在郑老太爷死后，他的儿孙起码在表面上遵循礼制，照样承认她的长辈身份——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儿子称其为“亲姆”，与她同龄的孙子也得叫她“太婆”。由此可见，“恨”与反“礼教”都不是借口，“不懂”才是导致高家辈分错乱的根源所在。
《家》要暴露“礼教”和“大家庭”的罪恶，就必然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个“万恶之源”的高老太爷。不过在“开明本”中，巴金对高老太爷着墨不多，写得也并不是那么“坏”，很难激发起读者“恨”他的情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有读者对巴金把高老太爷写得不够“坏”而心存不满，特别是作者最后让高老太爷彻底醒悟了，他们深感遗憾且表示完全不能够理解20。巴金本人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全集本”里，有关高老太爷的叙事部分，基本上都做了修改。首先是将“开明本”中的“祖父”称谓，全都改成了“高老太爷”；接着又将高老太爷的形象，做了“丑化”和“去亲情化”地艺术处理。而改动最大的地方，则是将鸣凤“送人”和觉民的“婚事”。
鸣凤以死去抗拒做冯乐山的姨太太，这无疑是小说《家》的一大看点；因为它最能揭示高老太爷的残忍性格，巴金当然将其视为是得意之笔。然而，在“开明本”与“全集本”中，鸣凤之死是否与高老太爷有关，前后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在“开明本”的第十六章，鸣凤这样对觉慧说：
“老太爷底一个朋友姓冯的要讨姨太太，冯老太太也常常到我们公馆里来玩，她看中了我和婉儿，要选一个去，听说已经来说过了。婉儿从四太太那里听到一点风声，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底主意，你刚才已经听见了。”
鸣凤说得很清楚，冯家要娶高家的丫环做姨太太，是冯老太太与四太太（克安的老婆）两人的主意，高老太爷并没有参与其中。可是到了“全集本”里，情形就完全变了： “冯老太爷要讨姨太太，冯老太太也到我们公馆里头来过，她说，我们公馆里的丫头都长得不错，向老太爷要一个。听说老太爷想在大房同三房的丫头中间挑一个送去。婉儿从三太太那里听到一点风声，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的主意，你刚才已经听见了。”
这样一改，高老太爷自然就变成了杀害鸣凤的罪魁祸首。这件事我始终都没有弄明白：冯乐山要讨姨太太，其妻冯老太太不但不反对，反而还亲自出马去牵线搭桥，这符合人之常情吗？我个人反正是不信。我们再来看看觉民的“抗婚”。觉民反对同冯乐山的侄女结亲，用逃跑的方式和祖父对抗，高老太爷当然很生气；这至多说明他人老了，性格有些固执，与“虐杀”儿孙之罪名何干？在“开明本”的第三十五章，巴金让高老太爷临终时幡然醒悟：
“我错了，我对不起他。……你快去叫他回来罢，我想见他一面。……你给我把他找回来，我绝不会再为难他的……”祖父说到这里用手拭了拭眼睛，忽然看见觉慧底眼泪正沿着面颊流着，便感动地说：“你哭了。……你很好……不要哭，我底病马上就会好的。……你要好好地读书，好好地做人……这样就是我死了，我在九泉也会高兴的。”
后来巴金觉得这样写过于亲情化了，不利于突出《家》的反封建主题；所以到了“全集本”里，他又改为道：
“我……我的脾气……现在我不发气了……我想看见他，你把他喊回来。……我不再……”祖父说，他从被里伸出右手来，揩了揩眼泪。……“你快去把你二哥喊回来。……冯家的亲事……暂时不提。”
“暂时不提”也许以后还会提，巴金在“全集本”里，为高老太爷留下了一个可以反悔的伏笔；但“我错了”则不同，在“开明本”里他知錯就改，立刻让觉新退掉了这门婚事。实际上，“开明本”已经流露出了觉慧同爷爷和解的明显意图，比如觉慧望着重病在床的爷爷，“他想着许多年来只有这一天，而且在那短时间内，他才找着一个祖父，一个喜欢他的祖父，而且他们两个才开始走向着相互了解的路。”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却被改为“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这一改，便彻底杜绝了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和解希望——提升反封建的思想主题，其代价就是家庭亲情的被消解。
出于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主观目的，巴金还对高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改写。从“开明本”中，我们知道高家其实就是一个地主家庭，用出租土地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到了“全集本”，高家却变成了地主兼资本家。比如“开明本”的第六章里说，觉新的父亲是托朋友，为他谋了一份职业，可“全集本”则改为：
“明天你就到公司事务所去办事，我领你去，这个公司的股子我们家里也有好些，我还是一个董事，事务所里面有几个同事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料你。……”
从他人的公司变成自己家的公司，巴金还嫌高家不够财大气粗，故再次去提升高家的经济实力，除了在繁华市区拥有大商场，而且“还有一个附设的小型发电厂，专门供商场铺面的租户和附近一两条街的铺面用电”。高家有大商场还可以说得过去，若说高家还有一个发电厂那就太离谱了。据史料记载，成都最早的电力公司叫“启明电气公司”，由陈雍伯父子在1908年创办，后来又有军阀官吏入股，到1920年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在20世纪20年代，“成都市民或因迷信风水，或因讨厌电灯一类的西洋新事物”，凡遇架线送电之事，均有民众滋事阻挠施工21。有军阀参股的启明电气公司尚且濒临破产，高家那个自负盈亏的发电厂又怎能维持得下去呢？“全集本”对高家的佣人数字，也做了大幅地增加。举一个例子：
在仆婢室里……右边的木板床上躺着肥胖的仆妇张嫂，继续地发出那粗促的鼾声。在左边同样也有一张较小的木板床，上面坐着那十六岁的女儿鸣凤，痴痴地望着灯花。（“开明本”第四章）
在仆婢室里……右边的两张木板床上睡着三十岁光景的带孙少爷的何嫂同伺候大太太的张嫂，继续地发出粗促的鼾声。在左边也有一张同样的木板床，上面睡着头发花白的老黄妈，还有一张较小的床，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坐在床沿上，痴痴地望着灯花。（“全集本”第四章）
“全集本”不仅把“仆婢室”由两人扩大到四人，还将“开明本”里的“仆人”和“女佣”，全都加上了具体的人名，如“袁成”、“文德”、“苏福”、“高忠”、“赵升”、“何嫂”等等，使高家立刻变得豪华气派、奴仆成群。
《家》中暴露“礼教”和“大家庭”罪恶的主题叙事，还有三个细节值得商榷。一是关于淑贞的缠脚问题：“挨了许多次鞭子，受了长期的痛苦，流了很多眼泪，而且还有过一些不眠的长夜，她居然把自己的脚造成了这样的畸形的东西。……单是这小船里就明显地摆着四双自然发育的天足。”巴金的本意，是想通过淑贞与梅、琴、瑞珏和鸣凤的对比，去凸显淑贞的不幸遭遇；但这不仅没有加重高老太爷的“罪恶”，相反还等于是在告诉读者，高老太爷其实是一个开明绅士。因为在高家除了淑贞之外，其他的女眷都没有缠脚，这足以证明高老太爷并不那么专制，否则应该是一船“小脚”才对啊！另外，高老太爷能让觉民兄弟去外语学校读书，更是对其思想开明的一个注脚。二是关于冯乐山的身份问题。在“开明本”里，冯乐山的名字出现不多，巴金也并没有交代，他与“孔教会”有什么关系。到了“全集本”，冯乐山的名字则频繁闪现，还被作者冠上了“孔教会”重要人物的显赫头衔。巴金之所以要这样做，当然是意在攻击儒家“礼教”的虚伪本质；但是纳妾是庸俗而非礼教，中国古代官方也并不倡导22。故将冯乐山视为礼教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那也只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三是关于高府内部的“家风”问题。为了强化《家》的反“礼教”意识，巴金在“开明本”与“全集本”中，都有这样一段描写：高府的女眷们，平常都深居简出，一年之中只有春节那几天，“她们才有在街头露面的机会……但同时又怕撞见别的男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凡是看过李劼人《死水微澜》的读者都知道，早在晚晴时期，大户人家的女眷就已经可以在公众场合自由活动了；像郝公馆里的郝太太，即使不是过年过节，照样带着女儿郝小姐去看花市、逛庙会。否则罗歪嘴等“袍哥”人家，也不会有机会去一睹大家闺秀的芳容了。读了巴金的《家》，我们不仅要问：难道五四时期，成都社会发生了历史倒退吗？ 我个人认为，陈思和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里，有两句话说得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巴金）“用夸张的笔调塑造出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这样一大帮没落地主们的丑态，并且无中生有地在这个半虚构半写实的高家大院里制造了一桩桩血案。”23但我仍有一个疑问：《家》既然是“夸张”与“无中生有”的产物，那么它所攻击的“大家庭”的罪恶就失去了事实依据；如果没有了事实依据，又何谈《家》的经典价值呢？
核心人物的大幅度修改，是《家》的自我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我发现《家》中的主要人物，其形象和语言都有所改动，有的甚至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了。毋庸置疑，《家》中的人物修改，完全是服从于反封建的思想主题；所以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痕迹，也越来越明显。由于“全集本”的改动量巨大，我不可能去一一进行比较，那将是一项既费时又费力的浩大工程。因此，我只能把《家》中的三个偶像型人物——“美”的化身鸣凤、“善”的化身瑞珏和“叛逆”的化身觉慧，去做一次修改前后的对比分析。
鸣凤形象的修改，主要是身份错位的修改。在“开明本”中，鸣凤是一个纯洁可爱的“美”的化身，在她身上不仅倾注了青年巴金的全部情感，同时也是他攻击“礼教”和“大家庭”罪恶的精神动力。巴金笔下的鸣凤，知书达理、含情脉脉、文静典雅、举止得体，与其说她是个丫环，还不如说她是个小姐。巴金说他写这一人物，“并没有一点夸张”，鸣凤的一切甚至包括投湖自尽，都是由“性格、教养、环境”所决定的。24“性格”无疑是与生俱来的，而“教养”和“环境”则是指大小姐在世时，教她认字和人生影响。比如在第十章里，巴金让鸣凤对觉慧表白道：
“以前大小姐向我讲过爱字，后来琴小姐也同我讲过，直到近来我才知道爱是怎么的一回事。我每一想到你，或者看见你，似乎天大的痛苦也可以忍下去了。你不晓得你帮助我忍受了不少的痛苦。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叫着你底名字，然而在人前我却不敢叫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地感激你。”
这种叙述方式很有意思：鸣凤“自由恋爱”的现代意识，是经大小姐思想启蒙而得来的；可是大小姐在五四以前就死了，那么她又是从哪儿获得的现代意识呢？如果追问下去，则只能是中国古代的言情小说了。《家》让鸣凤和觉慧两人，打破了主仆之间的身份界限，在精神与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相爱，固然具有反传统的积极意义；但是让一个丫环，去负载一个小姐的思想情感，并以此去挑战封建等级观念，则完全是有失生活真实的。想必巴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故他在“全集本”里删改道：
“我只要想到你，看见你，天大的苦也可以忍下去。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地喊你的名字，在人前我却不敢喊出来。”
“全集本”去掉了一个“爱”字，表明鸣凤知道自己的出身微贱，她与觉慧两人的关系，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故用心“恋”去保持一定的距离，把“爱”表现得委婉而含蓄，虽然并没有改变身份不对称的爱情叙事结构，起码令人感到还可以接受。另外，在“开明本”的这一章里，当觉慧说要娶鸣凤做三少奶奶时，她惊喜之余的那番感叹，更不符合一个丫环的口吻：“有一两次我仿佛看见你底面颜不住向空中升上去，愈过愈高，对于我好像变成了一个高得不能够摘取的月亮。那时候我禁不住要想，‘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是没有望的了”。像这一类诗情画意的抒情性语句，在“开明本”里还有很多。比如在第二十六章里鸣凤投湖之前，长篇大论地去诘问“我底生存究竟是这样渺小吗”的哲学问题等等，“全集本”不是做了全删，便是做了改写。即便是如此，“全集本”中的鸣凤形象，仍有身份错位之嫌，尽管巴金在“全集本”中，试图用一句“她一点也不像丫头”去搪塞；可是“不像”丫头，她毕竟还是丫头啊。
瑞珏形象的修改，主要是阴柔性格的修改。学界普遍认为，瑞珏在《家》中，是一个为了他人的幸福，“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善”的化身25。如果单看“全集本”，瑞珏的确是个美丽的天使——她为人和善、孝敬长辈、疼爱丈夫、关心弟妹，高公馆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但在“开明本”中，瑞珏给人的感觉虽然面善，但却颇有城府和心计。比如第二十一章，当瑞珏听到琴她们在谈觉新和梅的往事时，她立刻“收敛了笑容”，但很快脸上又恢复了微笑，“把孩子送到觉新面前要他牵”，自己则若无其事地挽起了梅的手臂，立刻化解了她与觉新、梅之间的尴尬局面。到了第二十四章，瑞珏主动去找梅谈心，如果读者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她话里有话，会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首先，“我”先前并不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我要是早知道这个，我不会插在你们两个底中间”；可是“现在已经迟了”，这是瑞珏在告诉梅，你们俩的爱情悲剧与我无关；其次，“我”非常地爱觉新，“我爱他比过爱我底性命，他就是我底性命。我不能够失掉他。”这是瑞珏在向梅表达她的不妥协态度；再者，“你知道我们女人需要的是男子底全部的爱，这是不能够被人分割的”，然而现在“他底心已经被你分去了一半了，不只是一半，而且最好的位置，已经被你占去了”。这是瑞珏发自内心的抗议，她不能容忍“爱”被分割的严酷现实；再次，“我们两个人如今都只得到了一半，都不曾得着整个的”，“这样下去，三个人都被耽误了”，要不就“让我去罢”，这样“你们两个便可以结合在一块了，你们可以幸福底过日子”。这其实是瑞珏在向梅发出警告，暗示她自觉地退出这场荒诞的爱情角逐。“开明本”对于瑞珏的性格塑造，还是比较准确到位的，梅的出现引起了她的嫉妒和排斥，完全是一种女性心理的本能表现，若是瑞珏不嫉妒那才是不正常的。巴金说他年轻时代很少接触女性，因此“不曾透彻地了解她们”26；仅从巴金对瑞珏性格的描写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过谦之词。然而我却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巴金后来要在“全集本”中，把瑞珏那带有怨恨性质的情感发泄，改成了同病相怜的悲鸣与哀叹呢？
“梅表妹，我明白你的心事。”她觉得自己也要哭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当初感情很好。……他当初真不该娶我。……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爱梅花。……梅表妹，你当初为什么不嫁给他？……我们两个人，还有他，我们三个人都错了，都陷在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面。……我真想我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我……” 这段文字修改，不仅去除了瑞珏的抱怨、嫉妒和敌视心理，而且使她变得更加宽容、大度和善解人意；但巴金让瑞珏自愿去背负起十字架，扮演了一个为拯救芸芸众生而勇于自我牺牲的耶稣信徒，反倒失去了这一形象的艺术真实性。
在“全集本”里，觉慧的形象变化最大，几乎大部分文字置换，基本上都与他有关。“开明本”最初描写他反抗家庭，多是一种青春期的叛逆现象。巴金自己也承认，“开明本”里的觉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27比如第十九章，觉慧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划船赏月，淑英吹笛，觉新吹箫，其他人跟着唱歌，大家都很快乐，只有觉慧一人感到孤独：“第一他不会唱歌，第二他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这恰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觉慧除了“思想”，其他一窍不通；因缺少“知音”而厌恶“家”，应是他躁动叛逆的主要原因。“全集本”则不同，巴金把一个原本是属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打造成一个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五四青年，觉慧的形象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全集本”对于觉慧形象的重新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1.从“幼稚”到“成熟”。“开明本”里的觉慧，其所谓的反抗叛逆，与他的年龄和阅历，构成了正比例的关系。他还没有踏入社会，尽管有《新青年》和《新潮》的思想启蒙，必定还不了解社会人生的复杂性；所以他经常会茫然无措，甚至于徘徊动摇，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第八章，觉慧是被动地卷入了“学潮”，巴金把他的精神状态，就描写得十分精彩：
觉慧也在人丛中拼命地鼓掌。雨点不住地落在他底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底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护着眼睛，或用手腕遮住额，但他底眼睛依然有点模糊了。他只看见周围有无数的人头在动。他有时竟疑惑起来，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许多人又在这里做什么。兵打学生的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先前就有不利于学生的风传，但谁也想不到会出之于这种方式的。他甚至于想这是在做梦，那样的事是没有的。但他分明立在这里，在这人丛中，他又为了什么事来的呢？雨点渐渐变大起来，沉重的落在他底头上，脸上，身上。他似乎清醒了。他回味着今天一天的事。他想要是他和民哥一道到琴底家去，这时候他便不会在这里了，而且他底心会是很平静的，连这次风潮也不会知道。他又想家里的人一定疑惑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和民哥分路时不是说要回家吃晚饭吗？然而这时候锣声从远处送来，告诉他现在是二更时分了。
觉慧本来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同学拉去参加请愿示威的，他虽然气愤军阀士兵打人，却又不明白自己到这里来干什么。这段描写直白地告诉读者，觉慧对于学生运动其实并不那么热心；他之所以参加无非是跟着“起哄”或看热闹，故热劲一过便想回家了。到了“全集本”中，觉慧的形象则焕然一新：
觉慧也在人丛中拼命地鼓掌。雨点不停地落在他的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护着眼睛，或用手腕遮住前额，但是他的眼睛仍然看不清楚旁边同学们的脸部表情。他看得见兵士们的刺刀，看得见督军署门前的两个大灯笼。他看见广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动。他没法压下他的愤怒。他只想大声叫一阵，他觉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兵打学生的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以前就有当局要对付学生的风传，但是谁也想不到会出之于这种方式的。这太卑鄙了！“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难道爱国真是一种罪名？纯洁、真诚的青年真是国家的祸害？”他不能相信。
巴金把觉慧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面对着军阀士兵的雪亮刺刀，他义愤填膺、无所畏惧，为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演《终身大事》与“爱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姑且不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开明本”里那个懦弱且不大懂事的觉慧相比，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思想成熟，而且立场坚定。
2.从“虚浮”到“真诚”。觉慧与鸣凤的爱情叙事，历来都被学界所津津乐道，认为他敢于打破主仆之间的身份界限，去大胆追求一个出身卑贱的丫环，其反“封建礼教”的现代意识，“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28。这种结论，无疑是源自于对“全集本”的阅读感觉。实际上，巴金要比我们的头脑清醒，觉慧只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虽然情窦初开，却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此在“开明本”里，巴金只描写了觉慧的青春期躁动，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处理同鸣凤的关系时，那种不成熟的人格缺陷。比如觉慧说鸣凤“你真纯洁，你真伟大！我比起你底一只脚也不配呵。”他甚至还对鸣凤发誓，“到那时我会告诉太太我要娶你。”至于鸣凤如何“伟大”，他为何一定要娶她，其实觉慧自己也不清楚。正是因为觉慧对鸣凤的“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以后来一旦遇到了阻力，他便“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尤其是当鸣凤向觉慧求救时，他那番表演就十分地滑稽可笑：
“你不看见我是这样忙吗？”他粗声说，似乎怪他不该多问，但他一举头看见她底脸上笼罩着一层忧郁的颜色，没有一点光彩，他底心马上就柔和了。他伸手去把她底手捏了捏，又站起来在她底耳边安慰她说：“你不要怪我，我答应再过两天一定陪你玩。我还和从前一样底爱你。……快去，快去，二少爷就要来了。”（“开明本”第二十六章）
虽然觉民告诉他鸣凤明天就要“出嫁”了，觉慧听后也到处去找过她，但是第二天一早他便做出了决定：“准备把那女儿放弃了。”即使他得知了鸣凤投湖自杀的消息，“他也没有时间来为她悲哀了”；觉慧替自己开脱的荒唐理由，“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青年的献身”——连一个苦命的丫环都救不了，觉慧却大谈什么拯救社会，这不是虚浮又是什么呢？到了“全集本”，巴金则改写为：
“鸣凤，你不看见我这样忙？”他短短地说，便抬起頭来。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他马上心软了。他伸手去捏了捏她的手，又站起来，关心地问：“你受了什么委屈吗？不要难过。”他真想丢开面前的原稿纸，带她到花园里好好地安慰她。可是他马上又想起明天早晨就要交出去的文章，想起周报社的斗争，便改了主意说：“你忍耐一下，过两天我们好好地商量，我一定给你帮忙。……”
“粗声”一去，觉慧就变得真诚多了，不仅对鸣凤关爱备至，还答应一定替她排忧解难。“全集本”是在告诉读者，觉慧对于鸣凤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只不过因为他忙于为杂志撰稿，才没有注意到鸣凤的情绪变化。所以，“全集本”里删掉了“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的关键词汇，故觉慧在鸣凤死后的痛苦反省也就显得可信多了。 3.从“动摇”到“坚定”。我个人始终认为，“开明本”中的祖孙关系，处理得要比“全集本”恰当，尽管巴金对高老太爷极为反感，但却并没有完全切断觉慧和爷爷之间的血脉亲情。其实在“开明本”的第九章，巴金就已经做了明确地暗示，觉慧完全是有可能同爷爷和解的：
祖父对于他简直成了一个谜，一个神奇的谜。但他对于祖父依然保持着从前的敬爱，因为这敬爱在他底脑里是根深蒂固了。儿子应该敬爱父亲，幼辈应该敬爱长辈——他自小就受着这样的教育，印象太深了，很难摆脱，况且有许多人告诉过他，全靠他底（的）祖父当初赤手空拳造就了这一份家业，他们如今才得过着舒服的日子；饮水思源，他就不得不感激他底祖父。
这段话说得在情在理：长幼有序是儒家“礼”文化所强调的“孝”，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封建等级观念必须加以废除，那么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就会彻底崩溃。觉慧当然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爷爷创下的这份家业，他既不可能过上衣食无忧的豪华生活，更不可能到“外专”去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所以他“感激他底祖父”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到了第三十五章，觉慧面对着奄奄一息的祖父，感到了深深地内疚：“事实上如果早一天，如果在还没有给过他一线希望的时候，那么这分别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他决不会有什么遗憾。然而如今在他底面前躺卧着那垂死的老人。他在几点钟以前曾经把他底心剖析给他看过的，而且说过自己是怎样错误的话。”毫无疑问，祖父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并将心“剖析给他看过”；可是觉慧却没有在祖父生前，主动地向他敞开心扉并做忏悔，这才是令觉慧感到“难堪”和“遗憾”的心灵之痛。形而上反“家”与形而下爱“家”，觉慧深陷于这种矛盾之中不能自拔，巴金意识到这将动摇他攻击“大家庭”的顽强意志，同时也会颠覆《家》的反封建主题。因此在“全集本”里，巴金把这些段落全部都删掉了，只留下这样几行轻描淡写的文字：
“太晏了！”这三个字沉重地打在觉慧的头上。他几乎不懂得这个“太晏了”的意思。但是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
仅从修改后的这几行文字中，读者已经很难看出觉慧有什么“难堪”与“遗憾”了；巴金让他们祖孙二人带着“隔膜”诀别，即实现了《家》的“去亲情化”叙事，又强化了觉慧作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存在意义——“全集本”《家》的启蒙诉求，也最终得以确立。
对读了《家》的“开明本”和“全集本”，我个人对于这部文学作品感受颇深。时间叙事、思想叙事和人物叙事的混乱性，足以说明巴金在创作《家》的初期，并没有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诚如陈思和所指出的那样：巴金“不是对整部小说有了详细的构思以后才动笔的，而是确定一个大致的主题就顺着灵感写下去”；如果不是得到了自己大哥的死讯，“难保《家》不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29这真是醍醐灌顶的金玉良言。一部缺少缜密构思的艺术作品，自然会留下许多“大的毛病”；那么《家》的经典性，也将重新去接受历史的检验。■
【注释】
①巴金：《病中集·谈版权》，《巴金全集》第16卷，503页，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②1119金宏宇：《〈家〉的版本源流与修改》，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③巴金：《关于〈火〉》，载香港《文汇报》1980 年2 月24 日。
④巴金：《谈〈秋〉》，载《收获》1958 年第3期。
⑤巴金：《谈影片的〈家〉》，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20 期。
⑥巴金：《家·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⑦巴金：《谈〈春〉》，载《收获》1958年第2期。
⑧《巴金同志的一封信》，载《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⑨巴金：《新版后记》，见《巴金全集》第1卷，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⑩伍仕谦：《〈义和团在四川的战斗史料汇编〉综叙》，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12胡 适：《〈终身大事〉序、跋》，载《新青年》1919年3月第6卷第3号。
13吴永贵、王静：《新潮社与〈新潮〉杂志》，载《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14《鲁迅全集》第11卷，345、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吴虞文录》，122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16《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期的加页上，附有全国各地“代派处”的详细名单。
1724巴 金：《关于〈家〉（十版代序言）》，《巴金全集》第1卷，441、4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8《汉语大词典》，962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
20锡令：《读巴金的〈家〉后》，载《效实学生》1937年第4、5期合刊。
21李瑞：《形似而神非：民国成都启明电气公司股份制特点简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2比如《大明律》就曾明文规定，男子“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笞四十”。参见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5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29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125、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刘玉芳、凌宇：《女性意喻：“笼中囚鸟”与“屏风上的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26《〈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载《巴金全集》第6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7《五版题记》，《巴金全集》第1卷，4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8周芳莉：《略伦觉慧的叛逆精神》，载《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
巴金不厌其烦地修改《家》，他本人是这样解释的：“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③他甚至还一再声称说，“我愿意做一个‘写到死，改到死’ 的作家。”④因为在巴金看来，“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更加成熟；故他反对“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同时也反对将“初版本”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而是主张让“读者们看到我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⑤。对于巴金的这些辩解，我个人感到很难认同。因为巴金反复地修改《家》，绝不是“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⑥那么简单，这其中恐怕还另有原因，只不过他不便言说罢了。巴金曾暗示说他的一些作品，“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⑦巴金此言大有深意，如果不去对读“开明本”和“全集本”，几乎无人知道《家》的“小疮小疤”与“大的毛病”，究竟是指哪些地方。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家》中的“小疮小疤”。“开明本”语言累赘、病句颇多、欧化倾向严重，不仅为读者和研究者所诟病，就连巴金本人也不太满意；因此在“全集本”中，许多不规范的文字用语，他都做了必要的修正。比如像“和”改为“跟”、“底”改为“的”、“学校”改为“学堂”、“里”改为“里面”、“但”改为“但是”、“苦痛”改为“痛苦”、“面庞”改为“脸”、“祖父”改为“爷爷”、“大哥”改为“觉新”、“民哥”改为“二哥”、“梅姊”改为“梅表姐”、“娘姨”改为“女佣”、“姑母”改为“姑妈”、“女儿”改为“少女”、“磁凳”改为“瓷凳”等等。这些修改的确使《家》的语言，更加规范也更加精粹了。此外，由于《家》的语言比较中性化，缺少四川特有的地域风格，倘若不是写着“成都”二字，无论是其中的人物还是景物，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巴金对此十分清楚，他在赞叹李劼人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⑧时，《家》的修改也尽可能去突出四川方言的口语特征，比如“知道”改为“晓得”、“晚了”或“迟了”改为“晏了”、“谁”改为“哪个”、“玩”改为“耍”、“喝酒”改为“吃酒”等等，使“全集本”有了一定的“川味”。不过巴金离川太久，有些词语的修改，反而背离了川音，比如他把“父亲”改为“爹”，就令人感到南辕北辙了。但就整体而言，《家》在叙述语句的修改方面，巴金的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他大量删改了啰唆重复的多余文字，使“全集本”的故事叙事，更加言简意赅、行文流畅。比如，“开明本”与“全集本”的第二十一章第三自然段，修改过和没有修改过，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琴和淑英姊妹起来梳洗好后，便不能忍耐地领着梅到园里各处去看那些和她别了多年的景物，又给她指点什么是新近改修或添设的，或是从前这地方是怎样的情形。一路上淑英们又和梅谈了些别后的景况。总之在花园里在这一早晨和在平日一样，并没有什么变更，不过比较热闹一点。（开明本）
琴和淑英姊妹梳洗完毕，便陪着梅到园里各处走走。她们一路上谈了一些别后的光景。园子里没有受到什么大损害，只是松林里落了一颗开花炮弹，打坏了两株松树。（全集本）
巴金在前面早已做过铺垫，说梅表姐对高公馆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么琴再去介绍就是画蛇添足了。
然而，“大的毛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由于巴金在当初构思《家》的故事情节时，没有设计好时间背景、思想主题和人物性格等诸方面的逻辑关系，因此无论他后来怎样去修改，都力不从心、无法挽救了。所以，他后来才会萌生出“重写这本小说”⑨的强烈冲动。《家》中到底有哪些“大的毛病”，是巴金挥之不去的内心隐痛呢？这也正是我要去揭开的一个秘密。
一、《家》的时间叙事与修改
《家》的时间叙事，是一个令人无法破解的谜。从表面观之，《家》是将高公馆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悲剧，都集中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即1919年冬至1920年夏。理由很简单，《家》的开篇便描写雪片“飘舞”，正值腊月时节，觉民和觉慧从学校排练话剧《宝岛》后结伴回家。觉民还告诉琴一个好消息：“我们学校明年暑期要招女生了”，令琴立刻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到了《家》的第二十五章，觉民又沮丧地对琴说，“现在这学期又快完了。招收女生的事简直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去年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把《宝岛》练熟习了。现在連上台的机会也没有，真是冤枉。”这说明《家》的时间叙事，的确是在半年之内。那么我们又怎样去判断这半年时间，就一定是指1919年冬至1920年夏呢？同样是巴金本人告诉我们的。在“开明本”里，巴金只写觉慧坐在椅子上，读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巴金却特意加了一个注解：“《前夜》，屠格涅夫（1818—1883），沈颖译，这个译本本是1921年8月上海出版的，我在这里把它的出版提早了十个月的光景。”“提早了十个月”（从故事叙事本身来看，恐怕提早的还不止十个月），当然就是1920年了。1920年暑假觉慧离家出走，故此前那个冬天无疑就是1919年。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家》的时间叙事，不是交代得很清楚吗？为什么还会是个谜呢？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相信这个说法，那将是大错特错了。巴金本人的时间观念是比较差的，他并不擅长时间记忆，但在《家》中他又特别爱去为“事件”标注“时间”，巴金所说的“大的毛病”，其实正在于此。比如“开明本”的第三章第一自然段，巴金让觉民这样对琴说： “我们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太底《复活》，还有王尔德底《遗扇记》。《宝岛》已经读完了。”觉民对琴说，显出得意的微笑，这时候他们正走出了上房，刚下了台阶。“还有下学期我们底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吴又陵！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到了“全集本”，巴金又修改为：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全集本”删掉了王尔德的《遗扇记》，无疑是在纠正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遗扇记》原名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共有三幕，由女翻译家沈性仁翻译并重新命名，在《新青年》杂志1918年12月第5卷第6号和1919年第6卷第1、3号上连载。由于巴金意识到那个时期的《新青年》，在成都还没有流行起来，人们还不可能知道王尔德和《遗扇记》，故将其删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着问题又来了，托尔斯泰的《复活》，1922年才由耿济之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1919至1920年，人们根本就看不到中文版的《复活》，于是巴金便让觉慧去读英文版。在“开明本”中，觉慧“把民哥新买来的英文版《复活》翻开读了十几页”，但是到了“全集本”，却改成觉慧一口气“读了几十页”。我们姑且不说那个时代，在成都能否买到英文版的《复活》，觉慧只是一个“外专”二年级的在读生，他真有那种阅读原文的外语水平吗？我个人对此是深表怀疑的。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还是巴金对于历史的无知，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客观事实。比如，《家》的时间叙事，既然被限定为1919冬至1920年夏，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觉民去“穿越”，一下子又回到了1918年上半年呢？吴虞任教成都“外专”，是1918年秋季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吴虞日记》里有记载。况且吴虞文章的题目是《吃人与礼教》，而不是《吃人的礼教》，发表在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也被前移了一年多时间。如果巴金聪明的话，根本就不提吴虞，换一个所谓的“新派人物”问题就解决了，这样也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可他偏偏要把《家》的故事叙事，与时代大背景联系起来，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跳不出来的“大坑，”所以才为《家》留下了无穷的隐患。即使巴金后来发现了这些“大的毛病”，他在“全集本”里也无法去做全面修改了，因为这将意味着整部作品的情节结构，都要被彻底推翻并重新去进行设计。从1919年冬退回到了1918年初，究竟哪一个时间才是故事发生的真实时间呢？恐怕连巴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家》的时间叙事的混乱性，还体现为高家三兄弟年龄的混乱性。读罢了小说《家》，谁也搞不清楚高家三兄弟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巴金说不清楚，读者也很困惑。
我们还是先从觉新的年龄说起。我大致分析了一下，巴金在《家》的故事叙事中，賦予了觉新三个年龄层次。比如“开明本”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自然段，觉新在向他的两个弟弟痛说“家史”时，为我们透露出了一个关键的时间信息：
我现在又要说老话了。有一年父亲被派为X县的典史，那时我方五岁多，你们都没有出世。父亲和母亲带了我和大妹到了那里。当时那一带地方正闹着红灯教。……又过了一年多，省上便另委了一个人来接父亲底事，我们也就预备走。……这时候母亲肚里怀着民弟已经有了七八个月分。……回省不到两个月就把你民弟生出来。这期间母亲底生活依然很是苦痛。第二年父亲因为过班知县进京引见去了。母亲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后来三弟你就出世。
这段叙述语言好像是没有提到任何的时间概念，但“红灯教”事件却给了我们以重大的时间启示。我查阅了一下历史资料，四川“红灯教”的“暴乱”事件，发生在1902年5至12月份，即：“李冈中在资阳胡家沟聚众八百人，围攻资阳。资州知府沈秉笙率清军入城固守，激战竟日，双方死亡甚众，李冈中被擒死。”随后廖观音又在“石板滩”起事，“屡次与清兵交战于龙潭寺、石板滩、姚家渡等地。七月二十八日，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击死副将孙成刚，乘胜直抵广汉之三水关，击败汉州知州高维寅，随即占领金堂苏家湾教堂，杀教士及教民数百。”清政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召岑春煊率重兵入川，于12月份将“暴乱”镇压了下去。廖观音被擒于简阳镇子场，次年被砍头于成都⑩。既然“红灯教”事件发生于1902年，觉新那时五岁多，故他应是1896生人，那么在《家》的故事叙述中，他应该是二十四岁。然而，这段叙事还有一个信息不容忽视，即“又过了一年多”觉民出生，这说明觉新比觉民至少要大七岁。但《家》的开篇便交代，1919年冬的觉民，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转过年来就是十九岁，那么觉新的真实年龄，用不着计算应是二十六岁才对。矛盾还不仅于此，到了《家》的第六章，作者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觉新十九岁就被祖父逼婚成亲，“一个月”后走上了社会，“没多久”儿子海臣出生，“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常言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觉新十九岁结婚二十岁有了儿子，故他在《家》的故事叙述中，再次变成了二十三岁。巴金似乎发现了这一漏洞，于是“全集本”便做了如此修改：
我现在又要说老话了。有一年爹被派做大足县的典史，那时我才五岁多，你们都没有出世。爹妈带了我和你们大姐到了那里。当时那一带地方不太平……又过了几个月，省上另委一个人来接爹的事。……这时妈肚子里头怀着二弟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回省不到两个月就把二弟你生出来，第二年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妈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后来三弟你就出世。
曾有学者强调说，“红灯教是匪的叙述的删除则避去了诬蔑农民起义的嫌疑（在新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红灯教这类民间组织也是被放在农民起义队伍之中的）”11，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一定是巴金本人的真实用意。因为从这段修改来看，有两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是把“红灯教”改成了“不太平”，“不太平”年年都有，而“红灯教”却只有1902年。这样一来，删除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就消隐了暴露觉新实际年龄的时间节点，原有的年龄冲突问题，也就很容易被遮蔽掉了。二是将“又过了一年多”改成“又过了几个月”，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微改，但毕竟缩小了他们兄弟两人的年龄差距，让读者感觉到他们二人之间，年龄差别并不是很大。这无疑是巴金临时救急的一种做法。 由于巴金在“开明本”中，已将觉新的年龄先行锁定了，故觉民与觉慧的实际年龄，我们也就不难去推算了。“开明本”将觉民的出生年份，定位于1904年以后，那么开篇应说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不应该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觉民在《家》的故事叙事中，至多不过十六岁，觉慧也就十四岁。他们两人既然都不满十八岁，那么只能被看作是还在发育成长的青少年。觉民兄弟俩本来就思想幼稚和不成熟，读者又怎能期待他们去参与思想启蒙和学生运动呢？随之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开明本”里，琴比觉民小但又比觉慧大，十五岁的琴夹在十六岁的觉民与十四岁的觉慧中间，构成一种暗地里较劲的三角恋爱关系，这已经是令人唏嘘不已了；再加上巴金交代，鸣凤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可是觉慧还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这种情窦初开的“爱情”闹剧，难道就是五四思想启蒙所倡导的“婚恋自由”和个性解放吗？历史所给出的答案自然是否定性的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巴金之所以反对把“开明本”纳入新文学大系，实在是因为时间叙事太乱了，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忍卒读，又怎能让后人承认它的经典地位呢？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必然又会直接影响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是我在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感受。比如，《家》告诉读者觉慧和同学们闹“学潮”，起因是十几个军阀士兵，搅乱了《终身大事》的演出现场，并且还打伤了许多学生。对此，“开明本”第八章第十自然段是这样描写的：
到了里面他们坐下来，乱叫好，乱闹，比在普通戏园里还要放纵。……有的甚至于跑到戏台上去把演女主角的抱着乱亲嘴。我们和他们打起来，乱子闹大了。
我个人感兴趣的不是学生和士兵打架，而是男女生同台演出《终身大事》。《终身大事》是胡适写的一个话剧剧本，发表于1919年3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3号。胡适说这部话剧原本是用英文写的，“后来因为有一个女学堂要排这戏，所以我又把它翻成中文。”未曾想“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终身大事》的演出也就再无下文了12。直到1924年，《终身大事》才由洪琛担任导演，在上海第一次正式演出，了结了胡适的一桩心愿。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终身大事》当时在北京都没有人敢演，巴金不仅让其在成都公开上演，而且还是男女生同台演出，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到了“全集本”，尽管巴金将“把演女主角的抱着乱亲嘴”一句删掉了，然而他却并没有删掉演出《终身大事》这件事，历史叙事错误仍然存在。我为此感到很纳闷，巴金既然反复地修改《家》，那么他完全可以换一出剧目，以消除这个不该出现的人为疏忽，干嘛非要死盯着《终身大事》不放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即他根本就不了解《终身大事》的冷遇真相。
被巴金误读了的历史真实，还有《新青年》与《新潮》这两本杂志。《新青年》与《新潮》，是小说《家》进行启蒙叙事的精神支柱，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家》的存在价值。《新潮》在“开明本”里，提到的次数最多，似乎它对成都青年的思想影响，要比《新青年》大得多。比如在第七章第六、七自然段，巴金这样写道：
“要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以前订阅的。这次只到了三包，不到两天就完了”觉慧兴奋地解释说，表示这是他底功绩。……“其余的不久也就会到的，陈老板不是说过邮包已经在路上了吗？这三包是加快的。”
《新潮》是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自办的一个刊物，以宣传新文化运动为宗旨而享誉全国。“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计划，《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则常有拖延，时断时续，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13虽然《新潮》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但由于经费困难，因此它从1919年6月起，出版很不正常，甚至还一度中断过。巴金为《家》所设定的时间，恰恰是1919年冬至1920年夏，正值《新潮》的断续期，觉民与觉慧他们是无法正常看到《新潮》杂志的。巴金后来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全集本”里，他又把《新潮》改成了《新青年》。尽管改成了《新青年》，《家》仍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史实错误。比如《家》的第五章，琴為了争取男女同校的合法权利，坐在书桌前大声朗读《新青年》上的《娜拉》；又如《家》的第六章，觉慧批判觉新的“作揖哲学”，还专门提到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两段描写都指向了同一期《新青年》杂志，即1918年6月第4卷第6期的“易卜生号”专栏。奇怪的是，作者一下子又把《家》的时间叙事，拉回到了1918年上半年。我们姑且不谈这种交叉“穿越”的荒诞性，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在成都火热发行，那只是巴金本人的凭空杜撰，而不是历史事实。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在社会上频遭冷遇，鲁迅曾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两次提到过《新青年》的发行困境。他在1月4日写道：“《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5月29日又写道：“《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闻销路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顽固，真是无法。”14吴虞当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新青年》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弟与学生孙少荆各购一份，为之鼓吹。”15我特意查了一下《吴虞日记》，1918年他收到的《新青年》，总共就三、四本，可见《新青年》只是断续性的存在。鲁迅认为北京的青年思想“顽固”，吴虞则认为《新青年》在成都没有人理会，可为什么《家》中的成都，却出现了《新青年》被抢购一空的热烈场面呢？当然是巴金把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逐渐盛行的历史场景，再次前移了一年多，并以此去作为《家》的精神资源。为了纠正自己的失误，巴金不得不在“全集本”的第七章里，去做一个模糊性的解释：觉新兄弟在“华洋书报流通处”，把以前出版和新近出版的《新青年》都买了来，“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据《吴虞日记》记载，他所得到的《新青年》是从北京预订的，这说明成都以前并没有卖过该杂志，又何来“旧书”（包括《青年杂志》）之有呢？况且，《新青年》从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起，才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代派处”，成都总共也就“国民公报社”“崇文书局”“点石斋书局”“源记书庄”那么几家16，根本就没有什么“华洋书报流通处”。再说了，“代派处”的使命，只是代订和派发每一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它们刚刚挂牌怎么可能有旧刊囤积。由此不难看出，巴金并不了解《新青年》的曲折历程，而“全集本”又没有去查阅资料进行校对，所以才会出现史料方面的诸多错误。 由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再延伸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便是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家》，始终都难以消除的巨大缺憾。只有找到了这些“大的毛病”，我们才能理解巴金为什么要反复地修改《家》——因为一部文学经典，是不能留有明显瑕疵的。
二、《家》的思想叙事与修改
若问《家》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暴露封建“礼教”和“大家庭”的“吃人”罪恶。巴金自己也一再声称，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我控诉”。即使到了1980年以后，他仍坚持这种信念：“那十几年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17
对于巴金这番慷慨陈词，我曾高山仰止、深表敬意，但自从对读了“开明本”和“全集本”，我个人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近十年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正是我的研究重点。我查阅了几乎所有的权威性词典，都没有收录“礼教”这一词条；唯一收录“礼教”词条的《汉语大词典》，也只说“礼教”乃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教化”18。权威性词典一般都是由著名学者集体编撰而成，他们对于“礼教”一词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可为什么却对其视而不见、缄口不言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礼教”作为一种宗教式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既然“礼教”的概念难以成立，那么巴金在《家》中所反的“礼教”，又是指向那些具体内容呢？无非就是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比如巴金在《家》中一再强调说，高老太爷是一家之尊，他的话就是命令，任何人都只有服从不能反抗。可是通过阅读《家》，我认为巴金对于所谓“礼教”，其实并不十分熟悉。举一个例子，在《家》的第十五章里，巴金这样去描写高家过年的祭拜仪式：
依然是由祖父开始向祖先叩了头。祖父叩了头就进去了。接着是觉新底继母，其次是三叔克明，再其次是三婶张氏，这样下去，五婶之后又是陈姨太……。
拜完祖先之后，便是高家儿孙叩拜长辈高老太爷：
于是叫了仆人取开了拜垫，单铺着红毡，克明又进去请了祖父出来，先是克字辈的男男女女围着他跪下去叩头请安，然后是觉字辈和淑字辈的孙儿孙女给他拜贺。他带着笑满意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屋里去了。
这一场景设计令人疑窦丛生：陈姨太在高家，究竟是何种身份？巴金曾坦承，“我写《家》的时候，我恨陈姨太这个人。……我在陈姨太身上增加了一些叫人厌恶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不能说陈姨太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害死瑞珏，即使因为妒忌。陈姨太平日所作所为，‘无非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因为她‘出身贫贱’，并不识字，而且处在小老婆的地位，始终受人轻视。”19巴金“恨”陈姨太我们可以理解，但总不能因为“恨”就乱了辈分吧？“开明本”的第九章，并没有明确交代陈姨太在高家的身份，只是说“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和祖父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仅从这段文字表述中，读者并不知道陈姨太是在祖母生前还是在她去世以后，才被高老太爷就娶回家的，故巴金称她是“姨太太”或“小老婆”，人们很难提出异议。但是到了“全集本”，巴金却把她改坏了，他说“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她是在祖母去世以后买来服侍祖父的”。既然陈姨太是在祖母去世后才进门的，那么她无论是“娶”是“买”（“开明本”里并没有说是“买来”的），都应被视为是续弦；而续弦又是继母的身份，是不能用“姨太太”或“小老婆”去称呼她的，更不能让其排在儿媳们之后去给高家的祖宗磕头。还有，《礼记》曰“继母如母”，陈姨太既然是继母，她就理应同高老太爷一道去接受儿孙们的贺拜，但巴金却偏偏不这样做。与之相反，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也是续弦，为什么不被称为“周姨太”呢？我说巴金未见得真懂礼教，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五四新文学作家在这一方面，明显要比巴金强得多。比如彭家煌的小说《节妇》，也是描写了一个叫阿银的丫头，被卖给了郑老太爷做续弦；但在郑老太爷死后，他的儿孙起码在表面上遵循礼制，照样承认她的长辈身份——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儿子称其为“亲姆”，与她同龄的孙子也得叫她“太婆”。由此可见，“恨”与反“礼教”都不是借口，“不懂”才是导致高家辈分错乱的根源所在。
《家》要暴露“礼教”和“大家庭”的罪恶，就必然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个“万恶之源”的高老太爷。不过在“开明本”中，巴金对高老太爷着墨不多，写得也并不是那么“坏”，很难激发起读者“恨”他的情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有读者对巴金把高老太爷写得不够“坏”而心存不满，特别是作者最后让高老太爷彻底醒悟了，他们深感遗憾且表示完全不能够理解20。巴金本人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全集本”里，有关高老太爷的叙事部分，基本上都做了修改。首先是将“开明本”中的“祖父”称谓，全都改成了“高老太爷”；接着又将高老太爷的形象，做了“丑化”和“去亲情化”地艺术处理。而改动最大的地方，则是将鸣凤“送人”和觉民的“婚事”。
鸣凤以死去抗拒做冯乐山的姨太太，这无疑是小说《家》的一大看点；因为它最能揭示高老太爷的残忍性格，巴金当然将其视为是得意之笔。然而，在“开明本”与“全集本”中，鸣凤之死是否与高老太爷有关，前后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在“开明本”的第十六章，鸣凤这样对觉慧说：
“老太爷底一个朋友姓冯的要讨姨太太，冯老太太也常常到我们公馆里来玩，她看中了我和婉儿，要选一个去，听说已经来说过了。婉儿从四太太那里听到一点风声，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底主意，你刚才已经听见了。”
鸣凤说得很清楚，冯家要娶高家的丫环做姨太太，是冯老太太与四太太（克安的老婆）两人的主意，高老太爷并没有参与其中。可是到了“全集本”里，情形就完全变了： “冯老太爷要讨姨太太，冯老太太也到我们公馆里头来过，她说，我们公馆里的丫头都长得不错，向老太爷要一个。听说老太爷想在大房同三房的丫头中间挑一个送去。婉儿从三太太那里听到一点风声，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的主意，你刚才已经听见了。”
这样一改，高老太爷自然就变成了杀害鸣凤的罪魁祸首。这件事我始终都没有弄明白：冯乐山要讨姨太太，其妻冯老太太不但不反对，反而还亲自出马去牵线搭桥，这符合人之常情吗？我个人反正是不信。我们再来看看觉民的“抗婚”。觉民反对同冯乐山的侄女结亲，用逃跑的方式和祖父对抗，高老太爷当然很生气；这至多说明他人老了，性格有些固执，与“虐杀”儿孙之罪名何干？在“开明本”的第三十五章，巴金让高老太爷临终时幡然醒悟：
“我错了，我对不起他。……你快去叫他回来罢，我想见他一面。……你给我把他找回来，我绝不会再为难他的……”祖父说到这里用手拭了拭眼睛，忽然看见觉慧底眼泪正沿着面颊流着，便感动地说：“你哭了。……你很好……不要哭，我底病马上就会好的。……你要好好地读书，好好地做人……这样就是我死了，我在九泉也会高兴的。”
后来巴金觉得这样写过于亲情化了，不利于突出《家》的反封建主题；所以到了“全集本”里，他又改为道：
“我……我的脾气……现在我不发气了……我想看见他，你把他喊回来。……我不再……”祖父说，他从被里伸出右手来，揩了揩眼泪。……“你快去把你二哥喊回来。……冯家的亲事……暂时不提。”
“暂时不提”也许以后还会提，巴金在“全集本”里，为高老太爷留下了一个可以反悔的伏笔；但“我错了”则不同，在“开明本”里他知錯就改，立刻让觉新退掉了这门婚事。实际上，“开明本”已经流露出了觉慧同爷爷和解的明显意图，比如觉慧望着重病在床的爷爷，“他想着许多年来只有这一天，而且在那短时间内，他才找着一个祖父，一个喜欢他的祖父，而且他们两个才开始走向着相互了解的路。”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却被改为“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这一改，便彻底杜绝了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和解希望——提升反封建的思想主题，其代价就是家庭亲情的被消解。
出于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主观目的，巴金还对高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改写。从“开明本”中，我们知道高家其实就是一个地主家庭，用出租土地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到了“全集本”，高家却变成了地主兼资本家。比如“开明本”的第六章里说，觉新的父亲是托朋友，为他谋了一份职业，可“全集本”则改为：
“明天你就到公司事务所去办事，我领你去，这个公司的股子我们家里也有好些，我还是一个董事，事务所里面有几个同事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料你。……”
从他人的公司变成自己家的公司，巴金还嫌高家不够财大气粗，故再次去提升高家的经济实力，除了在繁华市区拥有大商场，而且“还有一个附设的小型发电厂，专门供商场铺面的租户和附近一两条街的铺面用电”。高家有大商场还可以说得过去，若说高家还有一个发电厂那就太离谱了。据史料记载，成都最早的电力公司叫“启明电气公司”，由陈雍伯父子在1908年创办，后来又有军阀官吏入股，到1920年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在20世纪20年代，“成都市民或因迷信风水，或因讨厌电灯一类的西洋新事物”，凡遇架线送电之事，均有民众滋事阻挠施工21。有军阀参股的启明电气公司尚且濒临破产，高家那个自负盈亏的发电厂又怎能维持得下去呢？“全集本”对高家的佣人数字，也做了大幅地增加。举一个例子：
在仆婢室里……右边的木板床上躺着肥胖的仆妇张嫂，继续地发出那粗促的鼾声。在左边同样也有一张较小的木板床，上面坐着那十六岁的女儿鸣凤，痴痴地望着灯花。（“开明本”第四章）
在仆婢室里……右边的两张木板床上睡着三十岁光景的带孙少爷的何嫂同伺候大太太的张嫂，继续地发出粗促的鼾声。在左边也有一张同样的木板床，上面睡着头发花白的老黄妈，还有一张较小的床，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坐在床沿上，痴痴地望着灯花。（“全集本”第四章）
“全集本”不仅把“仆婢室”由两人扩大到四人，还将“开明本”里的“仆人”和“女佣”，全都加上了具体的人名，如“袁成”、“文德”、“苏福”、“高忠”、“赵升”、“何嫂”等等，使高家立刻变得豪华气派、奴仆成群。
《家》中暴露“礼教”和“大家庭”罪恶的主题叙事，还有三个细节值得商榷。一是关于淑贞的缠脚问题：“挨了许多次鞭子，受了长期的痛苦，流了很多眼泪，而且还有过一些不眠的长夜，她居然把自己的脚造成了这样的畸形的东西。……单是这小船里就明显地摆着四双自然发育的天足。”巴金的本意，是想通过淑贞与梅、琴、瑞珏和鸣凤的对比，去凸显淑贞的不幸遭遇；但这不仅没有加重高老太爷的“罪恶”，相反还等于是在告诉读者，高老太爷其实是一个开明绅士。因为在高家除了淑贞之外，其他的女眷都没有缠脚，这足以证明高老太爷并不那么专制，否则应该是一船“小脚”才对啊！另外，高老太爷能让觉民兄弟去外语学校读书，更是对其思想开明的一个注脚。二是关于冯乐山的身份问题。在“开明本”里，冯乐山的名字出现不多，巴金也并没有交代，他与“孔教会”有什么关系。到了“全集本”，冯乐山的名字则频繁闪现，还被作者冠上了“孔教会”重要人物的显赫头衔。巴金之所以要这样做，当然是意在攻击儒家“礼教”的虚伪本质；但是纳妾是庸俗而非礼教，中国古代官方也并不倡导22。故将冯乐山视为礼教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那也只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三是关于高府内部的“家风”问题。为了强化《家》的反“礼教”意识，巴金在“开明本”与“全集本”中，都有这样一段描写：高府的女眷们，平常都深居简出，一年之中只有春节那几天，“她们才有在街头露面的机会……但同时又怕撞见别的男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凡是看过李劼人《死水微澜》的读者都知道，早在晚晴时期，大户人家的女眷就已经可以在公众场合自由活动了；像郝公馆里的郝太太，即使不是过年过节，照样带着女儿郝小姐去看花市、逛庙会。否则罗歪嘴等“袍哥”人家，也不会有机会去一睹大家闺秀的芳容了。读了巴金的《家》，我们不仅要问：难道五四时期，成都社会发生了历史倒退吗？ 我个人认为，陈思和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里，有两句话说得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巴金）“用夸张的笔调塑造出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这样一大帮没落地主们的丑态，并且无中生有地在这个半虚构半写实的高家大院里制造了一桩桩血案。”23但我仍有一个疑问：《家》既然是“夸张”与“无中生有”的产物，那么它所攻击的“大家庭”的罪恶就失去了事实依据；如果没有了事实依据，又何谈《家》的经典价值呢？
三、《家》的人物敘事与修改
核心人物的大幅度修改，是《家》的自我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我发现《家》中的主要人物，其形象和语言都有所改动，有的甚至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了。毋庸置疑，《家》中的人物修改，完全是服从于反封建的思想主题；所以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痕迹，也越来越明显。由于“全集本”的改动量巨大，我不可能去一一进行比较，那将是一项既费时又费力的浩大工程。因此，我只能把《家》中的三个偶像型人物——“美”的化身鸣凤、“善”的化身瑞珏和“叛逆”的化身觉慧，去做一次修改前后的对比分析。
鸣凤形象的修改，主要是身份错位的修改。在“开明本”中，鸣凤是一个纯洁可爱的“美”的化身，在她身上不仅倾注了青年巴金的全部情感，同时也是他攻击“礼教”和“大家庭”罪恶的精神动力。巴金笔下的鸣凤，知书达理、含情脉脉、文静典雅、举止得体，与其说她是个丫环，还不如说她是个小姐。巴金说他写这一人物，“并没有一点夸张”，鸣凤的一切甚至包括投湖自尽，都是由“性格、教养、环境”所决定的。24“性格”无疑是与生俱来的，而“教养”和“环境”则是指大小姐在世时，教她认字和人生影响。比如在第十章里，巴金让鸣凤对觉慧表白道：
“以前大小姐向我讲过爱字，后来琴小姐也同我讲过，直到近来我才知道爱是怎么的一回事。我每一想到你，或者看见你，似乎天大的痛苦也可以忍下去了。你不晓得你帮助我忍受了不少的痛苦。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叫着你底名字，然而在人前我却不敢叫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地感激你。”
这种叙述方式很有意思：鸣凤“自由恋爱”的现代意识，是经大小姐思想启蒙而得来的；可是大小姐在五四以前就死了，那么她又是从哪儿获得的现代意识呢？如果追问下去，则只能是中国古代的言情小说了。《家》让鸣凤和觉慧两人，打破了主仆之间的身份界限，在精神与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相爱，固然具有反传统的积极意义；但是让一个丫环，去负载一个小姐的思想情感，并以此去挑战封建等级观念，则完全是有失生活真实的。想必巴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故他在“全集本”里删改道：
“我只要想到你，看见你，天大的苦也可以忍下去。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地喊你的名字，在人前我却不敢喊出来。”
“全集本”去掉了一个“爱”字，表明鸣凤知道自己的出身微贱，她与觉慧两人的关系，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故用心“恋”去保持一定的距离，把“爱”表现得委婉而含蓄，虽然并没有改变身份不对称的爱情叙事结构，起码令人感到还可以接受。另外，在“开明本”的这一章里，当觉慧说要娶鸣凤做三少奶奶时，她惊喜之余的那番感叹，更不符合一个丫环的口吻：“有一两次我仿佛看见你底面颜不住向空中升上去，愈过愈高，对于我好像变成了一个高得不能够摘取的月亮。那时候我禁不住要想，‘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是没有望的了”。像这一类诗情画意的抒情性语句，在“开明本”里还有很多。比如在第二十六章里鸣凤投湖之前，长篇大论地去诘问“我底生存究竟是这样渺小吗”的哲学问题等等，“全集本”不是做了全删，便是做了改写。即便是如此，“全集本”中的鸣凤形象，仍有身份错位之嫌，尽管巴金在“全集本”中，试图用一句“她一点也不像丫头”去搪塞；可是“不像”丫头，她毕竟还是丫头啊。
瑞珏形象的修改，主要是阴柔性格的修改。学界普遍认为，瑞珏在《家》中，是一个为了他人的幸福，“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善”的化身25。如果单看“全集本”，瑞珏的确是个美丽的天使——她为人和善、孝敬长辈、疼爱丈夫、关心弟妹，高公馆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但在“开明本”中，瑞珏给人的感觉虽然面善，但却颇有城府和心计。比如第二十一章，当瑞珏听到琴她们在谈觉新和梅的往事时，她立刻“收敛了笑容”，但很快脸上又恢复了微笑，“把孩子送到觉新面前要他牵”，自己则若无其事地挽起了梅的手臂，立刻化解了她与觉新、梅之间的尴尬局面。到了第二十四章，瑞珏主动去找梅谈心，如果读者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她话里有话，会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首先，“我”先前并不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我要是早知道这个，我不会插在你们两个底中间”；可是“现在已经迟了”，这是瑞珏在告诉梅，你们俩的爱情悲剧与我无关；其次，“我”非常地爱觉新，“我爱他比过爱我底性命，他就是我底性命。我不能够失掉他。”这是瑞珏在向梅表达她的不妥协态度；再者，“你知道我们女人需要的是男子底全部的爱，这是不能够被人分割的”，然而现在“他底心已经被你分去了一半了，不只是一半，而且最好的位置，已经被你占去了”。这是瑞珏发自内心的抗议，她不能容忍“爱”被分割的严酷现实；再次，“我们两个人如今都只得到了一半，都不曾得着整个的”，“这样下去，三个人都被耽误了”，要不就“让我去罢”，这样“你们两个便可以结合在一块了，你们可以幸福底过日子”。这其实是瑞珏在向梅发出警告，暗示她自觉地退出这场荒诞的爱情角逐。“开明本”对于瑞珏的性格塑造，还是比较准确到位的，梅的出现引起了她的嫉妒和排斥，完全是一种女性心理的本能表现，若是瑞珏不嫉妒那才是不正常的。巴金说他年轻时代很少接触女性，因此“不曾透彻地了解她们”26；仅从巴金对瑞珏性格的描写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过谦之词。然而我却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巴金后来要在“全集本”中，把瑞珏那带有怨恨性质的情感发泄，改成了同病相怜的悲鸣与哀叹呢？
“梅表妹，我明白你的心事。”她觉得自己也要哭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当初感情很好。……他当初真不该娶我。……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爱梅花。……梅表妹，你当初为什么不嫁给他？……我们两个人，还有他，我们三个人都错了，都陷在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面。……我真想我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我……” 这段文字修改，不仅去除了瑞珏的抱怨、嫉妒和敌视心理，而且使她变得更加宽容、大度和善解人意；但巴金让瑞珏自愿去背负起十字架，扮演了一个为拯救芸芸众生而勇于自我牺牲的耶稣信徒，反倒失去了这一形象的艺术真实性。
在“全集本”里，觉慧的形象变化最大，几乎大部分文字置换，基本上都与他有关。“开明本”最初描写他反抗家庭，多是一种青春期的叛逆现象。巴金自己也承认，“开明本”里的觉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27比如第十九章，觉慧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划船赏月，淑英吹笛，觉新吹箫，其他人跟着唱歌，大家都很快乐，只有觉慧一人感到孤独：“第一他不会唱歌，第二他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这恰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觉慧除了“思想”，其他一窍不通；因缺少“知音”而厌恶“家”，应是他躁动叛逆的主要原因。“全集本”则不同，巴金把一个原本是属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打造成一个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五四青年，觉慧的形象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全集本”对于觉慧形象的重新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1.从“幼稚”到“成熟”。“开明本”里的觉慧，其所谓的反抗叛逆，与他的年龄和阅历，构成了正比例的关系。他还没有踏入社会，尽管有《新青年》和《新潮》的思想启蒙，必定还不了解社会人生的复杂性；所以他经常会茫然无措，甚至于徘徊动摇，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第八章，觉慧是被动地卷入了“学潮”，巴金把他的精神状态，就描写得十分精彩：
觉慧也在人丛中拼命地鼓掌。雨点不住地落在他底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底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护着眼睛，或用手腕遮住额，但他底眼睛依然有点模糊了。他只看见周围有无数的人头在动。他有时竟疑惑起来，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许多人又在这里做什么。兵打学生的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先前就有不利于学生的风传，但谁也想不到会出之于这种方式的。他甚至于想这是在做梦，那样的事是没有的。但他分明立在这里，在这人丛中，他又为了什么事来的呢？雨点渐渐变大起来，沉重的落在他底头上，脸上，身上。他似乎清醒了。他回味着今天一天的事。他想要是他和民哥一道到琴底家去，这时候他便不会在这里了，而且他底心会是很平静的，连这次风潮也不会知道。他又想家里的人一定疑惑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和民哥分路时不是说要回家吃晚饭吗？然而这时候锣声从远处送来，告诉他现在是二更时分了。
觉慧本来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同学拉去参加请愿示威的，他虽然气愤军阀士兵打人，却又不明白自己到这里来干什么。这段描写直白地告诉读者，觉慧对于学生运动其实并不那么热心；他之所以参加无非是跟着“起哄”或看热闹，故热劲一过便想回家了。到了“全集本”中，觉慧的形象则焕然一新：
觉慧也在人丛中拼命地鼓掌。雨点不停地落在他的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护着眼睛，或用手腕遮住前额，但是他的眼睛仍然看不清楚旁边同学们的脸部表情。他看得见兵士们的刺刀，看得见督军署门前的两个大灯笼。他看见广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动。他没法压下他的愤怒。他只想大声叫一阵，他觉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兵打学生的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以前就有当局要对付学生的风传，但是谁也想不到会出之于这种方式的。这太卑鄙了！“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难道爱国真是一种罪名？纯洁、真诚的青年真是国家的祸害？”他不能相信。
巴金把觉慧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面对着军阀士兵的雪亮刺刀，他义愤填膺、无所畏惧，为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演《终身大事》与“爱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姑且不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开明本”里那个懦弱且不大懂事的觉慧相比，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思想成熟，而且立场坚定。
2.从“虚浮”到“真诚”。觉慧与鸣凤的爱情叙事，历来都被学界所津津乐道，认为他敢于打破主仆之间的身份界限，去大胆追求一个出身卑贱的丫环，其反“封建礼教”的现代意识，“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28。这种结论，无疑是源自于对“全集本”的阅读感觉。实际上，巴金要比我们的头脑清醒，觉慧只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虽然情窦初开，却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此在“开明本”里，巴金只描写了觉慧的青春期躁动，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处理同鸣凤的关系时，那种不成熟的人格缺陷。比如觉慧说鸣凤“你真纯洁，你真伟大！我比起你底一只脚也不配呵。”他甚至还对鸣凤发誓，“到那时我会告诉太太我要娶你。”至于鸣凤如何“伟大”，他为何一定要娶她，其实觉慧自己也不清楚。正是因为觉慧对鸣凤的“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以后来一旦遇到了阻力，他便“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尤其是当鸣凤向觉慧求救时，他那番表演就十分地滑稽可笑：
“你不看见我是这样忙吗？”他粗声说，似乎怪他不该多问，但他一举头看见她底脸上笼罩着一层忧郁的颜色，没有一点光彩，他底心马上就柔和了。他伸手去把她底手捏了捏，又站起来在她底耳边安慰她说：“你不要怪我，我答应再过两天一定陪你玩。我还和从前一样底爱你。……快去，快去，二少爷就要来了。”（“开明本”第二十六章）
虽然觉民告诉他鸣凤明天就要“出嫁”了，觉慧听后也到处去找过她，但是第二天一早他便做出了决定：“准备把那女儿放弃了。”即使他得知了鸣凤投湖自杀的消息，“他也没有时间来为她悲哀了”；觉慧替自己开脱的荒唐理由，“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青年的献身”——连一个苦命的丫环都救不了，觉慧却大谈什么拯救社会，这不是虚浮又是什么呢？到了“全集本”，巴金则改写为：
“鸣凤，你不看见我这样忙？”他短短地说，便抬起頭来。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他马上心软了。他伸手去捏了捏她的手，又站起来，关心地问：“你受了什么委屈吗？不要难过。”他真想丢开面前的原稿纸，带她到花园里好好地安慰她。可是他马上又想起明天早晨就要交出去的文章，想起周报社的斗争，便改了主意说：“你忍耐一下，过两天我们好好地商量，我一定给你帮忙。……”
“粗声”一去，觉慧就变得真诚多了，不仅对鸣凤关爱备至，还答应一定替她排忧解难。“全集本”是在告诉读者，觉慧对于鸣凤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只不过因为他忙于为杂志撰稿，才没有注意到鸣凤的情绪变化。所以，“全集本”里删掉了“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的关键词汇，故觉慧在鸣凤死后的痛苦反省也就显得可信多了。 3.从“动摇”到“坚定”。我个人始终认为，“开明本”中的祖孙关系，处理得要比“全集本”恰当，尽管巴金对高老太爷极为反感，但却并没有完全切断觉慧和爷爷之间的血脉亲情。其实在“开明本”的第九章，巴金就已经做了明确地暗示，觉慧完全是有可能同爷爷和解的：
祖父对于他简直成了一个谜，一个神奇的谜。但他对于祖父依然保持着从前的敬爱，因为这敬爱在他底脑里是根深蒂固了。儿子应该敬爱父亲，幼辈应该敬爱长辈——他自小就受着这样的教育，印象太深了，很难摆脱，况且有许多人告诉过他，全靠他底（的）祖父当初赤手空拳造就了这一份家业，他们如今才得过着舒服的日子；饮水思源，他就不得不感激他底祖父。
这段话说得在情在理：长幼有序是儒家“礼”文化所强调的“孝”，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封建等级观念必须加以废除，那么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就会彻底崩溃。觉慧当然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爷爷创下的这份家业，他既不可能过上衣食无忧的豪华生活，更不可能到“外专”去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所以他“感激他底祖父”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到了第三十五章，觉慧面对着奄奄一息的祖父，感到了深深地内疚：“事实上如果早一天，如果在还没有给过他一线希望的时候，那么这分别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他决不会有什么遗憾。然而如今在他底面前躺卧着那垂死的老人。他在几点钟以前曾经把他底心剖析给他看过的，而且说过自己是怎样错误的话。”毫无疑问，祖父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并将心“剖析给他看过”；可是觉慧却没有在祖父生前，主动地向他敞开心扉并做忏悔，这才是令觉慧感到“难堪”和“遗憾”的心灵之痛。形而上反“家”与形而下爱“家”，觉慧深陷于这种矛盾之中不能自拔，巴金意识到这将动摇他攻击“大家庭”的顽强意志，同时也会颠覆《家》的反封建主题。因此在“全集本”里，巴金把这些段落全部都删掉了，只留下这样几行轻描淡写的文字：
“太晏了！”这三个字沉重地打在觉慧的头上。他几乎不懂得这个“太晏了”的意思。但是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
仅从修改后的这几行文字中，读者已经很难看出觉慧有什么“难堪”与“遗憾”了；巴金让他们祖孙二人带着“隔膜”诀别，即实现了《家》的“去亲情化”叙事，又强化了觉慧作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存在意义——“全集本”《家》的启蒙诉求，也最终得以确立。
对读了《家》的“开明本”和“全集本”，我个人对于这部文学作品感受颇深。时间叙事、思想叙事和人物叙事的混乱性，足以说明巴金在创作《家》的初期，并没有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诚如陈思和所指出的那样：巴金“不是对整部小说有了详细的构思以后才动笔的，而是确定一个大致的主题就顺着灵感写下去”；如果不是得到了自己大哥的死讯，“难保《家》不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29这真是醍醐灌顶的金玉良言。一部缺少缜密构思的艺术作品，自然会留下许多“大的毛病”；那么《家》的经典性，也将重新去接受历史的检验。■
【注释】
①巴金：《病中集·谈版权》，《巴金全集》第16卷，503页，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②1119金宏宇：《〈家〉的版本源流与修改》，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③巴金：《关于〈火〉》，载香港《文汇报》1980 年2 月24 日。
④巴金：《谈〈秋〉》，载《收获》1958 年第3期。
⑤巴金：《谈影片的〈家〉》，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20 期。
⑥巴金：《家·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⑦巴金：《谈〈春〉》，载《收获》1958年第2期。
⑧《巴金同志的一封信》，载《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⑨巴金：《新版后记》，见《巴金全集》第1卷，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⑩伍仕谦：《〈义和团在四川的战斗史料汇编〉综叙》，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12胡 适：《〈终身大事〉序、跋》，载《新青年》1919年3月第6卷第3号。
13吴永贵、王静：《新潮社与〈新潮〉杂志》，载《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14《鲁迅全集》第11卷，345、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吴虞文录》，122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16《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期的加页上，附有全国各地“代派处”的详细名单。
1724巴 金：《关于〈家〉（十版代序言）》，《巴金全集》第1卷，441、4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8《汉语大词典》，962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
20锡令：《读巴金的〈家〉后》，载《效实学生》1937年第4、5期合刊。
21李瑞：《形似而神非：民国成都启明电气公司股份制特点简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2比如《大明律》就曾明文规定，男子“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笞四十”。参见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5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29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125、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刘玉芳、凌宇：《女性意喻：“笼中囚鸟”与“屏风上的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26《〈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载《巴金全集》第6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7《五版题记》，《巴金全集》第1卷，4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8周芳莉：《略伦觉慧的叛逆精神》，载《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