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花鸟画由唐代边鸾的折枝花到五代时期“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风格的兴起，到北宋对黄荃一派画家的尊崇，“黄家富贵”的画风在宫廷画院中陈陈相袭，陷入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误区，令绘画了无生气；崔白作为一名北宋宫廷画师，其作品却洋溢着一股独属于“文人画”的清新隐逸情调，能够将“天工”与“清新”这两种审美标准融汇贯通，推动传统花鸟画艺术创新发展。
【关键词】崔白 花鸟画 表现手法
花鸟画作为一个绘画门类与人物、山水独立分科则是在宋代确立，花鸟画由唐代边鸾的折枝花到五代时期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风格兴起，到北宋对黄荃一派画家的尊崇，“黄家富贵”的画风在宫廷画院中陈陈相袭，而神宗熙宁年间的画家崔白则作为打破此类画风的代表性人物出现，崔白以其形神兼备的花鸟画形象，严谨又不失逸淡的创作思想，创造了含蓄与活泼并重的艺术境界，是将哲学“理”念与文人“疏逸”思想紧密结合的成果，更是“文人画”和“画匠画”完美融合的典范。
宋代是文官盛行的时代，“文人画”渐渐与宫廷画、画匠画区分开，并且将它推上最上乘的地位。在宋代的美学理论中，苏轼把对诗歌创作的原理引申至绘画中，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审美要求，“一律”表示为同一种标准，“天工”则为技法的娴熟，塑造形象能力巧夺天工之妙，“清新”则是“意味自然者”，即绘画作品中的“意味”，具有天然去雕琢之意境。诗歌和绘画一样，都需要凝结着创作者的能力和情感才能完成。而“意境”的营造需建立在技巧的前提下，但是技巧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手段，通过绘画的技巧来描绘具体形象，传达出诗的“清新”意味。崔白作为一名宫廷画师，其作品却洋溢着一股独属于“文人画”的清新隐逸情调，能够将“天工”与“清新”这两种审美标准融汇贯通，这跟他的平生经历、师承和表现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崔白的生平纪事，据《图画见闻志》称：“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聸，作用疏通，虽已败荷凫雁得名，然于佛道神鬼。山林人兽，无不精绝······”，可见崔白长于写生，题材极为广泛，并不限于苑内珍禽走兽，对荒木野花、孤雁灰雀题材对象的描写寄托了他对自由隐逸的向往，崔白的花鸟画流传下来的较少，《双喜图》可以说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兼工带写的方式描绘了一片清冷寂寥、秋风萧瑟之景，画中两只山喜鹊和下方一匍匐在地仰望喜鹊的玄兔打破了静止，使画面动静皆宜，遥相呼应，生意盎然。与黄氏父子的 《珍禽图》 和 《山鹧棘雀图》中的绘画形象相比较，都是以细笔勾勒出形体，赋色染之，细腻严谨，工整规范，但是两幅作品的风格具有很大区别，《山鹧棘雀图》用线粗细变化均匀，墨色变化较少，对于山石的刻画以墨层层加染，并无皴擦写意之情，设色富丽浓艳，却因为刻画过于工谨，略显单调缺乏生命力，而《双喜图》在表现技法上，该图巧妙地以工致谨严的方式塑造动物形象，以粗放大胆的笔趣泼染树石，达到工写兼备，合而不同，既有对比又和谐。虽然也是用线勾画花鸟，但能够做到轻灵洒脱，恰到好处地顺着对象的特质着笔，把握动作的细微变化，加之清淡素雅的设色，营造出妙趣横生的画面效果。这种将形式和神似两相结合达到的“天工”与“清新”的艺术表现。
对崔白绘画艺术特色的探讨，对其绘画所表现出的“天工”与“清新”艺术特色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从创作思想的角度对崔白绘画进行研究更是个不容忽视的角度。绘画审美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有直接联系，理学作为宋代哲学的主流，是集佛、儒、道三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对宋代乃至宋后的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崔白的花鸟画仅仅停留在以“穷理”为观察方法塑造出极为逼真的花鸟画形象上，那他仅仅只能被叫做一名杰出的画匠，不能称为宋代花鸟画的改革者。只有在“天工”的基础上，融入“清新”的情调，才能被后世奉为经典，争相效仿。这里的“清新”指的是画面意境的选取和营造，唐代张彦远以“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来强调“意”与“用笔”之同等地位，到宋代欧阳修也认为绘画作品中“意”的表现十分重要，是创作者主观情趣的表现，他提出“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平静，趣远之心难形”（《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鉴画》），这里说的“闲和平静，趣远之心”心态正是绘画“立意”之关键，“意”作为艺术的精神内涵来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萧条淡泊”的境界，终究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艺术手法塑造出来的，“萧条淡泊”落实到绘画中，就是“清丽”、“淡泊”、“恬适”，这些都是需要脱离技术层面慢慢品味的艺术意蕴。其作品《寒雀图》就是将“穷理”和“立意”结合实验的结果。张彦远曾以“若以蝉雀微艺，况又轻嬴，则猥厕之流，固有渐色”的不屑口气来评价南齐画雀名家丁光时的绘画作品，足见得在绘画中表现出麻雀神韵之难。而崔白所做《寒雀图》，首先以写意手法在空旷的背景中随意写出几笔枯枝，以淡墨晕染，浓墨勾描，营造出一种万物寂静、简淡疏清的情境，点出题名中的“寒”字，立意鲜明；其次在对麻雀的处理上，与树枝表现方式相反，以细笔严谨地勾勒出形体，手法多样，动静结合，麻雀的生动活泼之特质跃然于纸上；画面意境悠远深长，韵味雅致灵动，赋予麻雀自然具有灵性的生命精神。
崔白以其“天工”与“清新”的艺术特色将传统花鸟画推动至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穷理”加“重意”的思想既冲破了“黄家富贵”因循守旧的束缚，而又不至于到失去形体空谈意境的范畴，为后世花鸟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建融.宋代绘画研究十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93
[2]周燕弟.宋代花鸟画审美特色及嬗变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0. 63
[3]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9
作者简介：徐素莹（1991.05—），女，江西省赣州人，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2012级美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美术史。
【关键词】崔白 花鸟画 表现手法
花鸟画作为一个绘画门类与人物、山水独立分科则是在宋代确立，花鸟画由唐代边鸾的折枝花到五代时期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风格兴起，到北宋对黄荃一派画家的尊崇，“黄家富贵”的画风在宫廷画院中陈陈相袭，而神宗熙宁年间的画家崔白则作为打破此类画风的代表性人物出现，崔白以其形神兼备的花鸟画形象，严谨又不失逸淡的创作思想，创造了含蓄与活泼并重的艺术境界，是将哲学“理”念与文人“疏逸”思想紧密结合的成果，更是“文人画”和“画匠画”完美融合的典范。
宋代是文官盛行的时代，“文人画”渐渐与宫廷画、画匠画区分开，并且将它推上最上乘的地位。在宋代的美学理论中，苏轼把对诗歌创作的原理引申至绘画中，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审美要求，“一律”表示为同一种标准，“天工”则为技法的娴熟，塑造形象能力巧夺天工之妙，“清新”则是“意味自然者”，即绘画作品中的“意味”，具有天然去雕琢之意境。诗歌和绘画一样，都需要凝结着创作者的能力和情感才能完成。而“意境”的营造需建立在技巧的前提下，但是技巧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手段，通过绘画的技巧来描绘具体形象，传达出诗的“清新”意味。崔白作为一名宫廷画师，其作品却洋溢着一股独属于“文人画”的清新隐逸情调，能够将“天工”与“清新”这两种审美标准融汇贯通，这跟他的平生经历、师承和表现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崔白的生平纪事，据《图画见闻志》称：“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聸，作用疏通，虽已败荷凫雁得名，然于佛道神鬼。山林人兽，无不精绝······”，可见崔白长于写生，题材极为广泛，并不限于苑内珍禽走兽，对荒木野花、孤雁灰雀题材对象的描写寄托了他对自由隐逸的向往，崔白的花鸟画流传下来的较少，《双喜图》可以说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兼工带写的方式描绘了一片清冷寂寥、秋风萧瑟之景，画中两只山喜鹊和下方一匍匐在地仰望喜鹊的玄兔打破了静止，使画面动静皆宜，遥相呼应，生意盎然。与黄氏父子的 《珍禽图》 和 《山鹧棘雀图》中的绘画形象相比较，都是以细笔勾勒出形体，赋色染之，细腻严谨，工整规范，但是两幅作品的风格具有很大区别，《山鹧棘雀图》用线粗细变化均匀，墨色变化较少，对于山石的刻画以墨层层加染，并无皴擦写意之情，设色富丽浓艳，却因为刻画过于工谨，略显单调缺乏生命力，而《双喜图》在表现技法上，该图巧妙地以工致谨严的方式塑造动物形象，以粗放大胆的笔趣泼染树石，达到工写兼备，合而不同，既有对比又和谐。虽然也是用线勾画花鸟，但能够做到轻灵洒脱，恰到好处地顺着对象的特质着笔，把握动作的细微变化，加之清淡素雅的设色，营造出妙趣横生的画面效果。这种将形式和神似两相结合达到的“天工”与“清新”的艺术表现。
对崔白绘画艺术特色的探讨，对其绘画所表现出的“天工”与“清新”艺术特色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从创作思想的角度对崔白绘画进行研究更是个不容忽视的角度。绘画审美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有直接联系，理学作为宋代哲学的主流，是集佛、儒、道三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对宋代乃至宋后的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崔白的花鸟画仅仅停留在以“穷理”为观察方法塑造出极为逼真的花鸟画形象上，那他仅仅只能被叫做一名杰出的画匠，不能称为宋代花鸟画的改革者。只有在“天工”的基础上，融入“清新”的情调，才能被后世奉为经典，争相效仿。这里的“清新”指的是画面意境的选取和营造，唐代张彦远以“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来强调“意”与“用笔”之同等地位，到宋代欧阳修也认为绘画作品中“意”的表现十分重要，是创作者主观情趣的表现，他提出“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平静，趣远之心难形”（《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鉴画》），这里说的“闲和平静，趣远之心”心态正是绘画“立意”之关键，“意”作为艺术的精神内涵来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萧条淡泊”的境界，终究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艺术手法塑造出来的，“萧条淡泊”落实到绘画中，就是“清丽”、“淡泊”、“恬适”，这些都是需要脱离技术层面慢慢品味的艺术意蕴。其作品《寒雀图》就是将“穷理”和“立意”结合实验的结果。张彦远曾以“若以蝉雀微艺，况又轻嬴，则猥厕之流，固有渐色”的不屑口气来评价南齐画雀名家丁光时的绘画作品，足见得在绘画中表现出麻雀神韵之难。而崔白所做《寒雀图》，首先以写意手法在空旷的背景中随意写出几笔枯枝，以淡墨晕染，浓墨勾描，营造出一种万物寂静、简淡疏清的情境，点出题名中的“寒”字，立意鲜明；其次在对麻雀的处理上，与树枝表现方式相反，以细笔严谨地勾勒出形体，手法多样，动静结合，麻雀的生动活泼之特质跃然于纸上；画面意境悠远深长，韵味雅致灵动，赋予麻雀自然具有灵性的生命精神。
崔白以其“天工”与“清新”的艺术特色将传统花鸟画推动至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穷理”加“重意”的思想既冲破了“黄家富贵”因循守旧的束缚，而又不至于到失去形体空谈意境的范畴，为后世花鸟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建融.宋代绘画研究十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93
[2]周燕弟.宋代花鸟画审美特色及嬗变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0. 63
[3]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9
作者简介：徐素莹（1991.05—），女，江西省赣州人，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2012级美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