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的一天，笔者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男士，操着浓浓的安庆地区的口音，询问我们是不是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得到我肯定答复后，他介绍自己名叫张庆，是安庆一家民间书画艺术馆“懒悟艺术馆”的负责人、安庆市政协委员。我知道懒悟，他是近代一位著名画僧，抗日战争期间曾隐居于肥西紫蓬山西庐寺，修志时我们曾多方寻找他的事迹资料未果。张庆接着说，他想了解一下肥西县是不是有位革命烈士，名叫张璋。我说有啊！他是肥西著名烈士之一。
　　“哦，果然不错！”电话那端，张庆显得有些激动。
　　原来，作为安庆收藏界知名人士，張庆于年初收藏了一批民国年间的家书信件，信封上寄件人地址处“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的字样赫然入目。民国年间，安庆是安徽省会，很多重要人物在此活动，很多革命先烈在这里坐牢、就义。他意识到这些家书中可能隐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张庆告诉我：这批家书共12封，多为一个名叫“张晓天”的人所写，也有其他人所写的几封，但都与张晓天有关，信中有多处提及“璋”和“鼎”等人名。要想破译这批家书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张晓天入手。他通过查阅网上资料，得知肥西县还真有一名烈士名叫张璋，又名张晓天、张鼎和，因此希望核实一下。
　　我一听，感觉这是一个重要线索。一直以来，我们仅知道张璋烈士1936年在安庆就义，据说当时只留下一张写在香烟盒背面上的 “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一段话，其他细节都不够详细。我当时也不敢断定电话那边说的是否真实，就请他发几张图片过来，细细分析一下。
　　经仔细阅读几封家书的内容，查阅我们多年前编印的《纪念张璋烈士文集》，并对信中所提及的张家人名、时间、细节一一分析后，我们认定这批张璋烈士家书是真实可靠的。之后，我根据张庆提供的邮箱，发去几份张璋烈士生平事迹的材料，供其进一步参详。与此同时，张庆还联系上拍摄过电视片《晚清淮军》的于继勇先生，并通过他联系上在天津的张璋之女张小璋、在北京的张璋之孙张恕等人，对家书的有关内容进行核对，最终确认此批家书为真实原件。张家后来还派人前往安庆实地观看遗书展览。
　　2017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前往参加在肥西县上派镇举办的“结庐印社”新春雅集。来到会场时，见到做东的县政协常委、书画篆刻家周龙久先生正在接待几位来客。寒暄过后，我陪坐在旁边闲话。闲聊中，听到客人话语中提及“懒悟艺术馆”，我不由得插话道：“懒悟艺术馆是张庆先生主办的吧！”
　　其中一位客人站起身来，自我介绍：“我就是张庆啊！”
　　“哦，我们通过电话的！我就是彭均生。”
　　真是有缘！我们相谈甚欢，我也进一步了解了张璋这批遗书的情况。张庆表示准备专门以这批遗书为主题办一次展览，临别时，他邀请我们前往参观。我当然立即答应，感谢之余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实物图片，以补充我们的党史研究资料。
　　二
　　张璋原名张鼎和，曾化名张晓天，1905年出生在安徽省肥西县张新圩一个显赫之家，其曾祖父张树屏是晚清著名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弟，本人是晚清淮军将领、至记名提督、太原镇总兵，头品顶戴。张璋兄弟姐妹9人，他在兄弟4人中排行老大，还有一姐四妹。
　　张璋幼年时即随父母居住在天津，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五四运动以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逐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天津成立反帝同盟，张璋积极参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璋在广州被捕，后越狱逃脱，赴日本留学。1929年，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被驱逐出境，回到北平，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在校期间，张璋奉党的指示积极参加“北方左联”的筹备工作，利用安徽同乡的身份，与“未名社”的李霁野、韦丛芜等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结识曹靖华、范文澜、孙席珍、台静农、傅仲涛等人。他团结党外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为“北方左联”的成立奠定基础。
　　1930年10月的一天，“北方左联”成立大会召开，选出执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张璋担任执委。在“北方左联”工作期间，他表现十分勇敢。在参加飞行集会时，总是高举大旗，走在前面，并勇敢反抗警察镇压。张璋家里当时经济条件较好，凡是革命同志，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经济困难，特别是刚从牢里释放出来衣食无着的人找到他，他总是掏腰包慷慨相助，他的衣帽也让革命同志随便穿戴。1931年5月至10月间，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相继遭破坏，国民党宪兵进驻北平，实行血腥镇压。张璋被捕，后经他的妻子吴昭毅四处奔走营救，得以获释。
　　1931年冬，张璋带着妻儿回到合肥。他立即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投入革命。之后回到老家张新圩，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护革命活动。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他一面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组织互济会，开展募捐活动，筹集经费，支援鄂豫皖苏区；一面筹划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为了武装农民，一天下午，他匆忙从外面回到家中，故意大喊大叫说腹痛难忍，闹得家人全知。夜间，趁家人不备，将自己叔父的10支长枪、2支短枪偷偷藏在送他到城里治病的凉床担架上，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使别人没有察觉。第二天一早，担架抬着他出了张新圩，他寻机将那些武器送给游击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1934年，张璋前往上海，化名张晓天，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1936年夏天，张璋来到安庆，刚上码头即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1952年，张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中共肥西县委在紫蓬山麓的苍松翠柏间，重新修葺了烈士墓地。张璋当年的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的顾卓新，题写了“张璋烈士墓”五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此地如今被定为肥西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
　　张庆先生收藏的这批信件共有12封。仔细梳理后，发现其中有张晓天寄给杭州张老太太的书信6封，寄给江西张枢和的书信2封，寄给杭州林公馆林太太的书信1封，写给二表姐的书信1封，寄件地址有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安庆北门外百子桥方家墩十号、安庆圣公会三号4处；署名张枢和写给母亲的书信1封；署父字写给昭和的书信1封。信封上的邮戳定格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通读以后，基本上厘清了收、寄件人之间的关系。张晓天即信中的四哥，张枢和则是其六弟，林太太叫张昭和，是张晓天、张枢和的姐姐，张老太太是他们的母亲，当时和女儿、女婿（林耀北）住在杭州。安庆圣公会三号则是张晓天二表姐的住址。 　　在信中， 张璋一方面告诉母亲和亲友，自己在狱中身患疟疾兼痧痢甚重，“每夜烧热未退”，“病势十分危险”。而且，“身病未愈而款已用罄，……难中又生病，实出无法”，只好向母亲和亲友求援。另一方面，在多封信件中，张璋告知了案情，提出托人说项加以营救的希望。他在信件中说道：（自己）被关押在司令部，公事未送南京时，是营救的绝好机会，但坐失了良机。现在，公事已送南京“军委会”将近一月了，如此时各方极力设法，尚可挽回。倘若再失去机会，一旦判决了，纵有回天之力，亦无法挽回矣！自己的案件被列为特别刑事，一经裁判批准，即毫无办法。“军法裁判，一经判决即如铜板刻定，无法挽回。因而须在事先尽力设法，克（恪）尽人事，勿令坐失机会、噬脐莫及矣！”情急之下，张璋还建议家人通过旧时的同学、朋友来疏通关节，如东京同学史益吾的表弟、任事平汉路的何其巩、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等人来疏通关节，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收到成效。
　　在狱中，张璋与狱警吴纪林建立了良好关系。吴纪林“年轻有为，事母至孝，深通文字”，本来对反动统治抱有不满，见到张璋为人正直豪爽，其文化教养、谈吐气质不俗，更兼得年岁尚壮，虽身羁牢狱毫不畏惧，侠肝义胆，深为钦佩。交往中，吴纪林处处关照张璋，平时帮其向外传递信件、打探消息。张璋也写信给在浙赣铁路任职的姐夫林耀北，托他为吴在“浙赣路上谋一小事，……月薪二十元左右即可”，“此事对弟安全及舒适均大有益”。
　　正是由于吴纪林的关照有加，入狱时生病的张璋得到较好的照料，逐渐好转。后来，也正是吴纪林目睹张璋临终就义的有关情节，向张璋之弟枢和作了转述，让我们今天了解到这位革命英烈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真实场景：
　　1936年10月8日中午12时10分左右，张璋被一帮荷枪实弹的军警押出牢房。临出门时，正好是吴纪林站班，张璋平静地对他说：“老弟，我们恐不能再见了！”还嘱咐吴纪林转告家人：“母亲只能依靠枢和弟及昭姐，母亲可在枢和弟处常住……”来到警备部后，张璋书写了一张字条，请二表姐派人收尸，并将死讯给家人知道。然后，张璋被一帮士兵押赴安庆东门城外的刑场。一路上，张璋大声唱着党歌，路人纷纷感到惋惜，士兵也叹惜。约离刑场十数步距离时，张璋提出要吸香烟。士兵给了半支，张璋揶揄道：“我是将死的人，你怎么一支烟都舍不得？”士兵只得递给了一支。张璋还提出几个条件和要求：一不跪下受刑；二要派人到住在安庆城内的二表姐处送信，买一口较好的黑漆棺材；三是身上衣物留着送二表姐处作纪念。
　　一切交代完毕，张璋坦然地走向刑场。上刑场一个小坡时，由于身带镣铐，行走不便，士兵就用脚去蹬他。张璋怒道：“请你干吧，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张璋倒地，数分钟后唇动，似乎还想说什么话，接着又被击中一枪，年仅31岁的张璋就这样英勇就义。
　　……
　　信件中所披露的这些情节，是一位革命英雄临终前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史研究的重要发现。
　　四
　　张璋就义后，过去的资料披露其大地主家族十分冷漠，甚至不准其葬于祖坟，是其妻吴昭毅千辛万苦将其灵柩运回，安葬在一个叫罗田埠的地方。
　　而从这批信件中，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两封是张璋之弟枢和接到噩耗后，前往安庆办理后事并向其母说明的信件。信中讲到枢和赶到安庆，找到吴纪林，了解了张璋临终前的一些情况，然后，一同买了些香纸及点心、香烟、银锭致祭，又妥善安排运送灵柩回乡的事项。于农历十七日（10月31日）将张璋灵柩“找人包抬”运了回来，先浮厝于河西高头庄。家族中由大伯父提议，将祠堂前各人所分的80石田产，“除六嬸母一房，其余扫数归四哥治丧及小儿以后教养之（费）”。对张璋之妻吴昭毅（信中称为“四嫂”），则只告知为病亡，而她已晕厥数次，大家劝其不要过于悲伤，将来大家应宜尽力给予帮助。在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期，这是多么难得！
　　这批信件中，还有一封为张璋之父得知张璋死讯后写给其女昭和的信件。信中，张父痛心疾首：“我运何如是报？鼎命何如是苦？天之抑我何至于此？！我为张家第一罪人，生无面目见人，死无以对先辈，何以为人？！”他还写道：“鼎儿致死之由，原因……全是环境所逼”，而且“虽各处书件呼号求救，而少数应者亦不过敷衍；简直不复一字者居大多数；至于财力则无人帮助分文，我对此深为隐恨”。失子之痛，溢于言表。
　　根据这批信件，张庆先生在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关工委、市政协文史委、迎江区政协等部门（机构）的支持下，专门筹办了一次《信念如磐——张璋烈士遗书展》。那一封封发黄的信件原物，其背后情节的详实考证与介绍，对烈士事迹的生动解说，都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在腥风血雨中革命先烈英勇不屈的故事。展览在安庆市引起了轰动，一时成为当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展览结束后，张庆将这批信件无偿捐赠给安庆市博物馆永久收藏。（题图为张璋烈士像）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