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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返乡农民工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开花的中坚力量，必将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当前，大部分农民工返乡后处于就业能力不足的状态，主要表现在缺乏职业认同、缺乏心理排解渠道、社会支持网络单一、缺乏就业培训四个方面。作为社会工作者应从提供专业服务以增进职业认同，开展心理减压专业服务活动，构建返乡农民工就业支持体系，倡导就业能力提升政策等方面来帮助他们增强就业能力，从而推动整个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社会工作介入
根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比2014年增加289万人，增长2.7%；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2%，所占比重比2014提高0.6%。农民工返乡现象已成为大众不容忽视的事实。
然而，农村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并未给返乡农民工提供一套与城市类似的就业服务体系，所以他们返乡后极易遭遇就业困境。
学界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领域的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工返乡后创业领域的研究。以贾可为代表的学者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综合素质偏低、政府就业创业服务配套服务未跟进等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二是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研究。程晓娟运用Fauge框架认为就业能力与就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申鹏等人认为“强关系”的社会资本积累有助于返乡农民工就业。从上述研究中可知，就业能力提升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学界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研究大多指向创业领域。这种过度推崇创业去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思路，显然是学界过于乐观的看法。人民日报发布2016年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450万人，这也间接从侧面反映出未创业者仍居多数。因此，社会工作如何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使其顺利完成就业，将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开始对“就业能力”展开讨论。其中，以Fugate等人对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所认可。Fugate等人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嵌入于个人特性中的心理社会建构，是工作中特有的一种积极适应性，它使雇员能够识别和实现职业机会，促进工作之间、工作内部及组织之间的流动，包括职业认知、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本文正是基于Fugate等学者对就业能力指标体系的划分，作为对就业能力进行操作化的依据。
职业认同是就业者对自己当前职业的肯定性评价。如果农民工返乡后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认同，那么他在工作中将会获得更多地愉悦感，保持工作的动力。个体适应性是指个体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认知等方面以应对外界需求的意愿和能力。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到自己的家乡，面对的就业环境较为恶劣，而村里人对返乡这一行为多持异样的眼光，所以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情感支持体系非常薄弱，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适应性不足。社会资本反映的是就业过程中的人脉关系。它能够减少搜寻工作的成本，进而在“熟人效应”的带动下增加就业的稳定性，使就业的渠道呈现多元化。人力资本主要指技能的培训和学习，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需要去学习一些实用的工作技能，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
Fugate等人对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诠释了个体在就业这一社会化行为中需要具备的优势因素。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职业认同、个体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指标所构建的就业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家乡就业市场上资源占据的位置，对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就业能力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实地调查和访谈资料整理发现，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表现为四点不足。
（一）缺乏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关系到个体工作的持续性。只有认同本职工作，才有可能在工作领域中创造价值。返乡农民工对于职业的认同状况，往往能够反映出现阶段的就业情况。在谈及“职业认同”的相关问题时，访谈对象说道：
“我以前在厂里做鞋，都是出口给外国人的，工作相对轻松，再加上我在厂里干的时间久，所以自然也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工作也带劲。现在回来了，周边也没有像廣州那边一样的工厂，再加上自己也没有什么绝活，所以从事的都是纯体力活，说实话，我自己本身就觉得这种工作乏味，所以哪里有什么工作认同，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即使我知道包工头一年能挣不少钱，我也不想当包工头。”
在讲述中，农民工用“带劲”“乏味”两个词生动地描述了返乡前后的两种工作状态，反映出他对当前工作的极不认同。即使包工头能赚较多的工资仍不能激发他工作的激情，足见他极其缺乏工作认同感。该村农民工在返乡前主要分散在制造业工厂、餐饮服务业、快递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返乡后则集中在农业和建筑业。返乡前后的工作差异，使他们在职业发展中没有自我的定位和规划，以消极的态度排斥当前的工作，实质上源于工作认同感的缺失。
（二）缺乏心理压力排解渠道
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取决于三点：第一、主体是否能够充分悦纳自己；第二、主体是否能够顺利适应和有效运用环境，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第三、主体是否具有与年龄阶段相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个体如果出现心理问题，对其生活、工作、环境适应等都具有显著地负面影响。对于农民工而言，“返乡”这一行为本身就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回来的这几年，心理上承担着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所以家里一切的开销必须由我来承担。现在大儿子上幼儿园一年开销接近一万，二儿子刚出生，光奶粉钱一个月就要花费好几千。工地上干活也不舒心，又累工资又少，我寻思干个其他的，家里人和邻居就说我不务正业、心定不下来。一想到干活挣钱的事情，我心理就感觉压力特别大，特别容易烦躁、紧张。我有这么大的压力，却不能和家里人说，偶尔玩游戏放松下，也被家人批评的一无是处。我知道谁都有压力，可是总得给我们这些人一个压力释放的渠道吧！” 农村社会的“伦理本位”和“关系本位”，使家庭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乡土人的骨髓。“返乡”往往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娶妻、生子、赡养父母、维持人情等，这些成长中必须挑起的大梁往往让他们承载着过重的压力。然而，家庭、他者、政府、社会并没有给予他们排解压力的渠道，反而使压力无限的聚集，个体身处崩溃的边缘。
（三）社会支持网络的单一性
土地的存在为返乡农民工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保障，但对于年轻的返乡者而言，在重视血缘、地缘和亲缘的农村社会中，由于他们过早和长期地离开家乡，相近的朋友亲人疏于来往，致使关系网络的紧密度降低，增加了他们回乡后搜寻工作的成本。
“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文化，找工作肯定是需要熟人介绍。以前出门务工，就是亲戚帮忙介绍进厂，后来自己也开始帮着家里这边人介绍进厂。现在回来找工作，也是一样，没有熟人介绍，自己很难找到。但是，因为我外出务工的时间长，所以家里人情关系的维持都是父母在操持。回来后跟村里很多人不熟，我也不认识那些掌握就业信息的人，错失许多就业的机会。”
从上述讲述中能够看出，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缺乏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经营，个体就极易被排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这说明返乡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单一，脆弱性较强。另外，他们的关系网络同质性极高，也不易于他们掌握更多的就业资源。
（四）缺乏就业培训
培训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他们提升就业技能不可或缺的平台。他们外出务工，往往从事的是流水线作业，对于他们的技能提升以及工作经验累积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他们返乡后在就过程中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我以前在厂里做的是流水线作业，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难度，那时自己也想过要学习一门比较吃香的技术，但是自己没有时间和多余的钱，所以就放弃了。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回来后，我没听说过我们镇政府有什么技能培训，也没听说过有什么扶持政策。如果政府真能组织我们学习就业相关的技术，我想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参加。我现在想学习装修技术，因为我们这缺少楼房装修的人才。没有培训，我就只能自己通过手机、网络来学习。”
很多外出务工者都有过学习技能的想法，但是迫于现实的束缚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回乡后，当地政府或组织并没有提供培训的机会或宣传有助于他们就业的政策，这导致他們在就业过程中步履维艰。另外，乡镇就业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呈现供不应求。这恰恰反映出，培训对于提升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十分重要。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的助人服务活动，在我国农村的实践过程中已逐渐突显出本土化色彩。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有助于解决返乡就业困境。
（一）提供专业服务以增进职业认同
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往往对返乡后所从事的工作持否定态度，常常在工作中消极看待自己的未来，这实质上是缺乏职业认同感。由此，社会工作者可运用个案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引导个体合理释放现阶段就业过程中存在的消极情绪，帮助其提升职业认知。在实务开展过程中，社工首先要在案主感到被接纳、被理解的过程中去搭建彼此之间良好的专业关系；其次，要充分收集案主的资料，制定详细的服务计划去落实，帮助其寻找到自己在行业和职业中的定位和规划，加强全方位的职业认知；最后，使案主重建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二）开展心理减压专业服务活动
心理疾病是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健康杀手，而压力往往是诱发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返乡农民工面临着来自自身、家庭、邻里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却缺乏宣泄的渠道，容易导致情绪化失控，危及社会的稳定。作为社会工作者，应针对返乡农民工群体开展心理减压服务活动。一方面，通过开展个案心理辅导，运用精神分析疗法、理性情绪疗法、心灵重塑疗法等专业方法，减轻案主的焦虑、抑郁等症状，缓解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开展趣味运动、人际交流、减压学习等文化活动，使返乡农民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享受轻松愉悦的生活氛围。
（三）构建返乡农民工就业支持体系
社会工作者需要构建起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支持体系以帮助其获取精神支持和资本支持。通过策划和开展“返乡就业同行”为主题的支持性小组社会工作，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搭建起互助网络。在小组社会工作开展过程中，社工应根据情况扮演示范者、促进者和支持者等不同角色。开展前期，可通过张贴海报、发放传单、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组员招募，建立小组成员通讯录；开展过程中，需要深度挖掘组员之间的互动、互助与融合，引导其建立情感支持和资源共享的氛围；小组工作结束后，社工需进行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
（四）倡导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政策
倡导在社会工作实务开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服务于农村地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应倡导政府出台农民工返乡就业培训、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以及乡镇企业发展扶持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农民工返乡后能够获得较强的就业能力，为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贾可.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调研及发展思路——以辽宁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6（10）.
[2]程晓娟.就业能力视角的返乡农民工就业促进[J].今日南国，2009（09）.
[3]申鹏，李明昊.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作用机制与对策建议[J].广东农业科学，2015（23）.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社会工作介入
一、引言
根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比2014年增加289万人，增长2.7%；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2%，所占比重比2014提高0.6%。农民工返乡现象已成为大众不容忽视的事实。
然而，农村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并未给返乡农民工提供一套与城市类似的就业服务体系，所以他们返乡后极易遭遇就业困境。
学界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领域的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工返乡后创业领域的研究。以贾可为代表的学者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综合素质偏低、政府就业创业服务配套服务未跟进等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二是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研究。程晓娟运用Fauge框架认为就业能力与就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申鹏等人认为“强关系”的社会资本积累有助于返乡农民工就业。从上述研究中可知，就业能力提升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学界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研究大多指向创业领域。这种过度推崇创业去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思路，显然是学界过于乐观的看法。人民日报发布2016年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450万人，这也间接从侧面反映出未创业者仍居多数。因此，社会工作如何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使其顺利完成就业，将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二、就业能力提升的指标体系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开始对“就业能力”展开讨论。其中，以Fugate等人对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所认可。Fugate等人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嵌入于个人特性中的心理社会建构，是工作中特有的一种积极适应性，它使雇员能够识别和实现职业机会，促进工作之间、工作内部及组织之间的流动，包括职业认知、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本文正是基于Fugate等学者对就业能力指标体系的划分，作为对就业能力进行操作化的依据。
职业认同是就业者对自己当前职业的肯定性评价。如果农民工返乡后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认同，那么他在工作中将会获得更多地愉悦感，保持工作的动力。个体适应性是指个体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认知等方面以应对外界需求的意愿和能力。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到自己的家乡，面对的就业环境较为恶劣，而村里人对返乡这一行为多持异样的眼光，所以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情感支持体系非常薄弱，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适应性不足。社会资本反映的是就业过程中的人脉关系。它能够减少搜寻工作的成本，进而在“熟人效应”的带动下增加就业的稳定性，使就业的渠道呈现多元化。人力资本主要指技能的培训和学习，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需要去学习一些实用的工作技能，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
Fugate等人对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诠释了个体在就业这一社会化行为中需要具备的优势因素。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职业认同、个体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指标所构建的就业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家乡就业市场上资源占据的位置，对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三、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的问题
就业能力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实地调查和访谈资料整理发现，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表现为四点不足。
（一）缺乏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关系到个体工作的持续性。只有认同本职工作，才有可能在工作领域中创造价值。返乡农民工对于职业的认同状况，往往能够反映出现阶段的就业情况。在谈及“职业认同”的相关问题时，访谈对象说道：
“我以前在厂里做鞋，都是出口给外国人的，工作相对轻松，再加上我在厂里干的时间久，所以自然也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工作也带劲。现在回来了，周边也没有像廣州那边一样的工厂，再加上自己也没有什么绝活，所以从事的都是纯体力活，说实话，我自己本身就觉得这种工作乏味，所以哪里有什么工作认同，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即使我知道包工头一年能挣不少钱，我也不想当包工头。”
在讲述中，农民工用“带劲”“乏味”两个词生动地描述了返乡前后的两种工作状态，反映出他对当前工作的极不认同。即使包工头能赚较多的工资仍不能激发他工作的激情，足见他极其缺乏工作认同感。该村农民工在返乡前主要分散在制造业工厂、餐饮服务业、快递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返乡后则集中在农业和建筑业。返乡前后的工作差异，使他们在职业发展中没有自我的定位和规划，以消极的态度排斥当前的工作，实质上源于工作认同感的缺失。
（二）缺乏心理压力排解渠道
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取决于三点：第一、主体是否能够充分悦纳自己；第二、主体是否能够顺利适应和有效运用环境，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第三、主体是否具有与年龄阶段相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个体如果出现心理问题，对其生活、工作、环境适应等都具有显著地负面影响。对于农民工而言，“返乡”这一行为本身就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回来的这几年，心理上承担着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所以家里一切的开销必须由我来承担。现在大儿子上幼儿园一年开销接近一万，二儿子刚出生，光奶粉钱一个月就要花费好几千。工地上干活也不舒心，又累工资又少，我寻思干个其他的，家里人和邻居就说我不务正业、心定不下来。一想到干活挣钱的事情，我心理就感觉压力特别大，特别容易烦躁、紧张。我有这么大的压力，却不能和家里人说，偶尔玩游戏放松下，也被家人批评的一无是处。我知道谁都有压力，可是总得给我们这些人一个压力释放的渠道吧！” 农村社会的“伦理本位”和“关系本位”，使家庭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乡土人的骨髓。“返乡”往往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娶妻、生子、赡养父母、维持人情等，这些成长中必须挑起的大梁往往让他们承载着过重的压力。然而，家庭、他者、政府、社会并没有给予他们排解压力的渠道，反而使压力无限的聚集，个体身处崩溃的边缘。
（三）社会支持网络的单一性
土地的存在为返乡农民工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保障，但对于年轻的返乡者而言，在重视血缘、地缘和亲缘的农村社会中，由于他们过早和长期地离开家乡，相近的朋友亲人疏于来往，致使关系网络的紧密度降低，增加了他们回乡后搜寻工作的成本。
“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文化，找工作肯定是需要熟人介绍。以前出门务工，就是亲戚帮忙介绍进厂，后来自己也开始帮着家里这边人介绍进厂。现在回来找工作，也是一样，没有熟人介绍，自己很难找到。但是，因为我外出务工的时间长，所以家里人情关系的维持都是父母在操持。回来后跟村里很多人不熟，我也不认识那些掌握就业信息的人，错失许多就业的机会。”
从上述讲述中能够看出，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缺乏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经营，个体就极易被排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这说明返乡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单一，脆弱性较强。另外，他们的关系网络同质性极高，也不易于他们掌握更多的就业资源。
（四）缺乏就业培训
培训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他们提升就业技能不可或缺的平台。他们外出务工，往往从事的是流水线作业，对于他们的技能提升以及工作经验累积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他们返乡后在就过程中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我以前在厂里做的是流水线作业，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难度，那时自己也想过要学习一门比较吃香的技术，但是自己没有时间和多余的钱，所以就放弃了。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回来后，我没听说过我们镇政府有什么技能培训，也没听说过有什么扶持政策。如果政府真能组织我们学习就业相关的技术，我想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参加。我现在想学习装修技术，因为我们这缺少楼房装修的人才。没有培训，我就只能自己通过手机、网络来学习。”
很多外出务工者都有过学习技能的想法，但是迫于现实的束缚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回乡后，当地政府或组织并没有提供培训的机会或宣传有助于他们就业的政策，这导致他們在就业过程中步履维艰。另外，乡镇就业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呈现供不应求。这恰恰反映出，培训对于提升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十分重要。
四、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的助人服务活动，在我国农村的实践过程中已逐渐突显出本土化色彩。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有助于解决返乡就业困境。
（一）提供专业服务以增进职业认同
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往往对返乡后所从事的工作持否定态度，常常在工作中消极看待自己的未来，这实质上是缺乏职业认同感。由此，社会工作者可运用个案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引导个体合理释放现阶段就业过程中存在的消极情绪，帮助其提升职业认知。在实务开展过程中，社工首先要在案主感到被接纳、被理解的过程中去搭建彼此之间良好的专业关系；其次，要充分收集案主的资料，制定详细的服务计划去落实，帮助其寻找到自己在行业和职业中的定位和规划，加强全方位的职业认知；最后，使案主重建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二）开展心理减压专业服务活动
心理疾病是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健康杀手，而压力往往是诱发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返乡农民工面临着来自自身、家庭、邻里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却缺乏宣泄的渠道，容易导致情绪化失控，危及社会的稳定。作为社会工作者，应针对返乡农民工群体开展心理减压服务活动。一方面，通过开展个案心理辅导，运用精神分析疗法、理性情绪疗法、心灵重塑疗法等专业方法，减轻案主的焦虑、抑郁等症状，缓解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开展趣味运动、人际交流、减压学习等文化活动，使返乡农民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享受轻松愉悦的生活氛围。
（三）构建返乡农民工就业支持体系
社会工作者需要构建起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支持体系以帮助其获取精神支持和资本支持。通过策划和开展“返乡就业同行”为主题的支持性小组社会工作，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搭建起互助网络。在小组社会工作开展过程中，社工应根据情况扮演示范者、促进者和支持者等不同角色。开展前期，可通过张贴海报、发放传单、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组员招募，建立小组成员通讯录；开展过程中，需要深度挖掘组员之间的互动、互助与融合，引导其建立情感支持和资源共享的氛围；小组工作结束后，社工需进行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
（四）倡导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政策
倡导在社会工作实务开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服务于农村地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应倡导政府出台农民工返乡就业培训、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以及乡镇企业发展扶持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农民工返乡后能够获得较强的就业能力，为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贾可.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调研及发展思路——以辽宁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6（10）.
[2]程晓娟.就业能力视角的返乡农民工就业促进[J].今日南国，2009（09）.
[3]申鹏，李明昊.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作用机制与对策建议[J].广东农业科学，2015（23）.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