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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等人倡导、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一批知识分子投身乡村建设,在农民中进行启蒙教育。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以“文艺下乡”、“文章下乡”为载体,肩负起神圣的民族责任,掀起“下乡”高潮,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他们再次涌向广大的农村。
一、战前已兴起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热潮
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和社会改造。李大钊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在《青年与农村》中率先提出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号召知识青年“速向农村去吧!”深入农村社会“作现代文明的导线”。②他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再次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③
李大钊倡导和发动的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在当时的知识界得到了响应。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周恩来等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④北京大学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组织平民教育社,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开展“新村”运动。创刊于1923年10月的《中国青年》为了使知识青年们更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形,自第20期开始,专门开辟了一个关于农村调查状况的专栏。⑤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据当时统计,全国有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立了1000多个实验区。⑥在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中,知识分子深入民众的启蒙和乡村建设工作,使得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二、抗战爆发后,掀起“下乡”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知识分子奋起抗争,抵抗外敌侵略。在中共江苏省委“到工厂、农村去进行反日宣传”的号召下,1931年10月29日,上海各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扩大抗日宣传三日活动,50余所中学学生3万多人分赴沪宁、沪杭甬两路沿线宣传。⑦“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知识分子深入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3年1月,在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的号召下,寒假回乡的学生担负起抗日宣传的重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丧权辱国、出卖东北、上海的实况,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宣传抗日思想。⑧
1935年,日本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何梅协定》,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号召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⑨1936年1月初,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他们沿着平汉铁路向广大的冀中平原挺进。沿途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抗日剧目,帮助当地农民和师生组织抗日救国团体。⑩上海、河南、武汉等地爱国学生也纷纷深入到工农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月21日到28日,复旦、交通、大夏等校学生300余人组成3个中队,分别到沪宁路、沪杭路沿线进行抗日宣传。{11}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直接从事农民动员工作,形成“下乡”的高潮。到1938年初,下乡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少于十二三万人。{12}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到战区农村从事战地服务和农民动员,配合前线抗敌。在中共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上海戏剧界迅速组建13个救亡演剧队,提出“戏剧上街、戏剧下乡”的战斗口号。根据部署,除2个队留沪宣传外,其余各队在9月初离开上海,沿着铁路、水路和公路深入内地乡村、中小城镇,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到达武汉后,救亡演剧队与其他救亡团体组成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战区进行宣传活动。
北平、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东南沿海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聚集中心。1938年3月,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广大知识分子深入战区和农村,宣传抗战,反映抗战,广泛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在各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下,各校学生在学校内迁过程中积极投入到动员民众的大潮中。大夏大学30余名学生在江西南昌成立“江西省新村巡回抗战宣传工作团”;暨南大学60多名学生组建“学生救亡团”,后编入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同济大学200余人在浙江金华组成“同济学生战地服务团”,深入江西、浙江城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3}
这阶段的“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开展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运动,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上海、北平等城市的“下乡”运动,就是在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组织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做发动、组织工作。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上指出,青年应当到军队中去,到乡村中去,到前线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1938年3月,周恩来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鼓励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4}正是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云集武汉的知识分子组成了“文协”这一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这场运动在提高农民觉悟、动员农民参加抗日救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下乡”知识分子以笔杆为武器,运用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多种活泼的、大众化的、易为群众所接受的形式,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大声呼吁全民总动员,团结起来抗战。通过宣传,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激发了农民的抗战热情。当时任“文协”会报编辑委员的丰子恺谈到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到汉口的一路见闻时说,连荒偏的小山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连老婆婆、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5}
这场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增强了党的力量。“同济学生战地服务团”在“下乡”过程中散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协助当地人民组织农民救国会、民众救国会。在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宣传影响下,很多群众参加了新四军。“下乡”活动不仅教育了广大群众,宣传者自身也提高了觉悟。“同济学生战地服务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有20多个团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在1938年5月被迫宣布解散后,很多学生或奔赴延安,或参加新四军,为抗日贡献力量。{16}
这场运动促成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促进了抗战文化的繁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抛弃内部分歧,共同肩负起神圣的民族责任。“九一八”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组织纷纷成立。1937年7月,上海70余个文艺社团联合组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在武汉成立的“文协”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全国性抗战文艺社团。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起来,同时也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协”在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就组织创作了包括街头剧、大鼓书、儿童读物、通俗小说、民歌等通俗作品近20种。{17}
三、奔赴抗日根据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对于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认识。1939年12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8}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的败退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下乡”运动的压制,使得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中间日益倾向共产党。尤其是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政府腐败、人民生活凋敝,爱国的知识分子及学校师生经常面临失学、失业的严重危机,还要遭受日伪军不断的新闻检查、文化封锁,他们对国民政府日益失望。而积极抗日、鼓励学术研究、保证言论自由的根据地,尤其是延安,成了众多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很多人希望能到象征民主、自由、光明的根据地去学习、工作。武汉会战后,国统区大规模的“下乡”运动逐渐结束,大批知识分子从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海外涌向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抗战时,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到4万余人。{19}
为了将知识分子引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组织座谈,号召知识分子转变观念,向工农群众学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做革命的知识分子。1939年5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20}12月,毛泽东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21}在党的号召下,广大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走向民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剧目,传播进步书刊,举办农民识字班。{22}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这一号召下,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3月,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文艺下乡”的旗帜,走出机关,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前方去,广泛深入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到工农群众中去的“文艺下乡”运动。
这时期的“下乡”运动主要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是由共产党领导、由边区政府出面的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文艺工作者下农村、下部队、下工厂,其中许多剧团直接搬到了乡下。他们结合农村特点,紧密配合当地当时的现实斗争,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表现农村的新生活和新人物,创作了大量适合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特点的大众化表演形式。大批的医疗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治病。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恢复和发展普通教育事业,兴办冬学、识字班、民众学校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下乡”运动对于促进边区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农村的医疗教育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使党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更加扩大了群众基础。
在这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初步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在“下乡”过程中,知识分子从原先的启蒙者变成受教育者,他们对中国国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民大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认识到工农群众在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开始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结合。他们改变阶级立场,在思想上接受和认同革命意识形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逐渐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革命队伍,在党的带领下,为抗日救亡及建设民主主义新国家的共同革命理想贡献力量。
注释:
①本文知识分子以文艺工作者、青年学生为主。
②《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9—650页。
③《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4页。
④⑦⑧{11}{14}{22}共青团上海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著:《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37—138、158、182—192、209—211、217—218页。
⑤⑩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1、207—209页。
⑥赵德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一五”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6年版。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页。
{12}何友良:《论抗战中文化界的农民动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3}{1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8—29、172—174页。
{15}潘文彦等:《丰子恺传》(三),《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17}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18}{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565页。
{1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一、战前已兴起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热潮
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和社会改造。李大钊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在《青年与农村》中率先提出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号召知识青年“速向农村去吧!”深入农村社会“作现代文明的导线”。②他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再次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③
李大钊倡导和发动的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在当时的知识界得到了响应。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周恩来等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④北京大学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组织平民教育社,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开展“新村”运动。创刊于1923年10月的《中国青年》为了使知识青年们更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形,自第20期开始,专门开辟了一个关于农村调查状况的专栏。⑤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据当时统计,全国有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立了1000多个实验区。⑥在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中,知识分子深入民众的启蒙和乡村建设工作,使得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二、抗战爆发后,掀起“下乡”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知识分子奋起抗争,抵抗外敌侵略。在中共江苏省委“到工厂、农村去进行反日宣传”的号召下,1931年10月29日,上海各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扩大抗日宣传三日活动,50余所中学学生3万多人分赴沪宁、沪杭甬两路沿线宣传。⑦“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知识分子深入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3年1月,在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的号召下,寒假回乡的学生担负起抗日宣传的重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丧权辱国、出卖东北、上海的实况,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宣传抗日思想。⑧
1935年,日本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何梅协定》,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号召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⑨1936年1月初,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他们沿着平汉铁路向广大的冀中平原挺进。沿途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抗日剧目,帮助当地农民和师生组织抗日救国团体。⑩上海、河南、武汉等地爱国学生也纷纷深入到工农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月21日到28日,复旦、交通、大夏等校学生300余人组成3个中队,分别到沪宁路、沪杭路沿线进行抗日宣传。{11}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直接从事农民动员工作,形成“下乡”的高潮。到1938年初,下乡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少于十二三万人。{12}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到战区农村从事战地服务和农民动员,配合前线抗敌。在中共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上海戏剧界迅速组建13个救亡演剧队,提出“戏剧上街、戏剧下乡”的战斗口号。根据部署,除2个队留沪宣传外,其余各队在9月初离开上海,沿着铁路、水路和公路深入内地乡村、中小城镇,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到达武汉后,救亡演剧队与其他救亡团体组成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战区进行宣传活动。
北平、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东南沿海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聚集中心。1938年3月,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广大知识分子深入战区和农村,宣传抗战,反映抗战,广泛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在各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下,各校学生在学校内迁过程中积极投入到动员民众的大潮中。大夏大学30余名学生在江西南昌成立“江西省新村巡回抗战宣传工作团”;暨南大学60多名学生组建“学生救亡团”,后编入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同济大学200余人在浙江金华组成“同济学生战地服务团”,深入江西、浙江城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3}
这阶段的“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开展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运动,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上海、北平等城市的“下乡”运动,就是在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组织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做发动、组织工作。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上指出,青年应当到军队中去,到乡村中去,到前线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1938年3月,周恩来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鼓励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4}正是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云集武汉的知识分子组成了“文协”这一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这场运动在提高农民觉悟、动员农民参加抗日救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下乡”知识分子以笔杆为武器,运用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多种活泼的、大众化的、易为群众所接受的形式,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大声呼吁全民总动员,团结起来抗战。通过宣传,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激发了农民的抗战热情。当时任“文协”会报编辑委员的丰子恺谈到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到汉口的一路见闻时说,连荒偏的小山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连老婆婆、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5}
这场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增强了党的力量。“同济学生战地服务团”在“下乡”过程中散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协助当地人民组织农民救国会、民众救国会。在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宣传影响下,很多群众参加了新四军。“下乡”活动不仅教育了广大群众,宣传者自身也提高了觉悟。“同济学生战地服务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有20多个团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在1938年5月被迫宣布解散后,很多学生或奔赴延安,或参加新四军,为抗日贡献力量。{16}
这场运动促成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促进了抗战文化的繁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抛弃内部分歧,共同肩负起神圣的民族责任。“九一八”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组织纷纷成立。1937年7月,上海70余个文艺社团联合组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在武汉成立的“文协”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全国性抗战文艺社团。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起来,同时也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协”在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就组织创作了包括街头剧、大鼓书、儿童读物、通俗小说、民歌等通俗作品近20种。{17}
三、奔赴抗日根据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对于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认识。1939年12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8}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的败退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下乡”运动的压制,使得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中间日益倾向共产党。尤其是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政府腐败、人民生活凋敝,爱国的知识分子及学校师生经常面临失学、失业的严重危机,还要遭受日伪军不断的新闻检查、文化封锁,他们对国民政府日益失望。而积极抗日、鼓励学术研究、保证言论自由的根据地,尤其是延安,成了众多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很多人希望能到象征民主、自由、光明的根据地去学习、工作。武汉会战后,国统区大规模的“下乡”运动逐渐结束,大批知识分子从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海外涌向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抗战时,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到4万余人。{19}
为了将知识分子引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组织座谈,号召知识分子转变观念,向工农群众学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做革命的知识分子。1939年5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20}12月,毛泽东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21}在党的号召下,广大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走向民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剧目,传播进步书刊,举办农民识字班。{22}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这一号召下,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3月,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文艺下乡”的旗帜,走出机关,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前方去,广泛深入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到工农群众中去的“文艺下乡”运动。
这时期的“下乡”运动主要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是由共产党领导、由边区政府出面的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文艺工作者下农村、下部队、下工厂,其中许多剧团直接搬到了乡下。他们结合农村特点,紧密配合当地当时的现实斗争,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表现农村的新生活和新人物,创作了大量适合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特点的大众化表演形式。大批的医疗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治病。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恢复和发展普通教育事业,兴办冬学、识字班、民众学校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下乡”运动对于促进边区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农村的医疗教育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使党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更加扩大了群众基础。
在这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初步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在“下乡”过程中,知识分子从原先的启蒙者变成受教育者,他们对中国国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民大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认识到工农群众在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开始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结合。他们改变阶级立场,在思想上接受和认同革命意识形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逐渐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革命队伍,在党的带领下,为抗日救亡及建设民主主义新国家的共同革命理想贡献力量。
注释:
①本文知识分子以文艺工作者、青年学生为主。
②《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9—650页。
③《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4页。
④⑦⑧{11}{14}{22}共青团上海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著:《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37—138、158、182—192、209—211、217—218页。
⑤⑩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1、207—209页。
⑥赵德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一五”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6年版。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页。
{12}何友良:《论抗战中文化界的农民动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3}{1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8—29、172—174页。
{15}潘文彦等:《丰子恺传》(三),《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17}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18}{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565页。
{1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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