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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对鲁迅来说，还是对时人来说，鲁迅的身份更多的是一个“斗士”(或者说“革命家”、“战士”、“知识分子”)，而不是文学家。从鲁迅的思想历程来说，他起初是相信文艺有扭乾转坤的伟力，但在血腥的现实面前碰壁后，他反省并放弃文艺改造社会的原初理想，从而倾向一种激进的、暴力的武力革命，追求一种实际的、有效的最终解决手段。从鲁迅革命观来看，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不必讳言的“革命家”。我们今天在反思鲁迅，“拨乱反正”的同时，也要谨防“矫枉过正”。
[关键词]鲁迅；革命家；文学家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1-0032-06
毛泽东曾给鲁迅以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桂冠”，并一度成为鲁迅研究的定论。然而，随着对往昔革命的反思和告别，许多人越来越起质疑，并进而否定鲁迅革命家的名衔。
2006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及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对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斗士的形象，心情越来越感到“沉重”，因为他们发现“鲁迅被过于‘意识形态化’了，鲁迅作为一个战士的身份被刻意地放大，甚至遮盖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特征。鲁迅成为了一种符号，成为了革命家、战士、匕首、投枪、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的人等等的代名词，而他的思想、个性、生活被搁置不顾，尤其在‘四人帮’文革期间，这个问题更为凸显。”于是，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还一个并不“严肃刻板”，并不“横眉冷对”的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形象。周海婴说：
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高旭东先生也从“革命”实际行动的涵义——“一个用笔去回敬手枪的人是革命家吗?用手枪来回敬手枪的人那才是革命家”——上判断，“鲁迅不是一个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及反动政权而从事实际活动的革命家”。的确，从鲁迅的认识、性格以及生平经历来看，鲁迅不是这样的“实际的革命家”，因为鲁迅的确没有“用手枪来回敬手枪”。
那么，今天，面对对鲁迅革命家身份的质疑，鲁迅是不是革命家?如果是，又如何理解鲁迅的革命家身份，如何理解现代人们对鲁迅革命家身份的质疑和否定，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不想充“文学家”
今天，人们在竭力还原鲁迅一个文学家的面目，那么，有必要看看鲁迅本人如何看待他的文学家身份，别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文学家身份。
如果有人说鲁迅不是文学家，肯定是天大的笑话，但鲁迅自己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并非艺术家”。他说他的写作只是出于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而已，既不为被人招安，亦不为赚稿费，更“不想充‘文学家’”。他的表白其实说的很是明白，他本质上想做一名偏与黑暗捣乱，想要改良社会的“斗士”，他掷地有声地说：
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鲁迅与他的好友郁达夫的志趣恰恰相反，郁达夫曾多次称“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也正因为此，他被激进的青年开除出“左联”。而鲁迅却声称，“我只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作家”。他早年就推崇摩罗诗人那种“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斗争精神，他喜欢战斗，并以之为乐，“因为只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他才觉得活在人间”，他一下战场便无聊，一披挂上阵，便雄姿英发。在私下的信中，他这样说：
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和鲁迅相似，德国的海涅正是那种不当诗人，要当战士的知识分子，他在《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里写道：“我对诗人的荣誉从来不加重视，不论人们对我的诗歌是赞赏还是责备，我都漠然置之。但是请你们在我的灵柩上放一把宝剑；因为我曾经是人类解放战争中一名勇敢的战士。”在鲁迅逝世一年后，亦敌亦友的林语堂曾著文悼念鲁迅，林语堂便将鲁迅与海涅类比。他说：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颇有意味的是，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满腔热情地为绍介、翻译外国文艺作准备时，他就对海涅情有独钟，周作人这样回忆说，“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对于德国文学家，郭沫若更易与浪漫主义诗人歌德发生共鸣，而鲁迅更易与乐于做战士的海涅发生共鸣。看来，正是战士的身份，使得鲁迅与海涅灵犀相通。
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鲁迅夫子呢?
被他骂为富家“赘婿”的邵洵美曾这样形容鲁迅：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脸更青，须更长的老学者，会在一只靠背椅里，桌子上是一大叠的账簿，里面一项项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报上的言论，他一壁便拨动算盘，清算总结。
后来年轻而孤绝的思想家张中晓也说出这样的话：
无论从思想、文学的眼光来观察鲁迅，都不足以证明他的伟大。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
因此，与其说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斗士”，一个“战士”。应当说林语堂的观察和判断是准确的，斗士是鲁迅的形象，也是鲁迅所乐意的，一旦世界宁静，没有战斗，他就浑身难受，倍感无聊，厦门大学图书馆上的蚊子叮，中山大学大钟楼里的老鼠跑，都醒目地提示了在一个相对禁闭的环境中他内心的寂寞和无聊。
就是建国后我们不将鲁迅政治化，其实也改变不了他本身的“斗士”的面目，刘再复先生说，“鲁迅后期接受阶级论，对‘知识分子鲁迅’可能有收获，但对于‘作家鲁迅’，则是一种损害，一种不幸，甚至可以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不幸。”可以说，“后期鲁迅的‘知识分子角色’常常压倒‘文学家角色”’。人们尊崇他也是基于这一点，有研究者这样说，“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于你是一位战士。”可以说，身为“文学家”的鲁迅往往让位于身为“知识分子”(“斗士”、“革命家”)的鲁迅，那么，从“文学”的角度理解鲁迅，就不如从“知识分子”、“斗士”的角度理解鲁迅更为准确，当时和此后的许多误解和攻击也都是出于将这两种身份混淆之缘故，当然，这两者的联系也是很显然的。
鲁迅正是一名长于抗争的“斗士”，而文学正是他参与斗争的“投枪”。梁实秋就曾为鲁迅特制了一顶“短评小说家”的帽子戴，这多少反映了鲁迅的文学家身份(写小说)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写杂文)双重身份。
“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
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率先觉悟，传布新知，从而启发国人思想，酿成社会运动，这被视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知识分子 在一场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在一次演讲中说，“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以思想革命来鼓动实际革命，这也是他起初并能终身矢志于文学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之所在，对鲁迅来说，文艺既是一种赖以吃饭的现实职业，更是一种实现理想的崇高事业。
然而，不幸的是，他发现他的呐喊对于国人却并“无效力，如一箭之人大海”，连一点水花都没有，但对鲁迅来说却是生平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了，于是，他无奈地称“我便也不很喜欢去‘唤醒国民’”，然而，这种“寂寞”却如毒蛇般地缠着他。“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看来，知识分子的热脸贴到人民大众的冷屁股上了，鲁迅以前期许太高，一遇到挫折，便不免消沉。于是，他似乎怀疑起文艺的移人性情、导成社会运动的伟力了。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
鲁迅在这里明确否定了文艺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效果，这与他以上持的“思想酿成行动”的看法迥然相反，现在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先行，文艺后变。
这种思想的转变体现在鲁迅回答“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这个问题上，他说，“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文学于社会绝无关系，而待新的社会造成，旧的文学才变成新的文学。”看来，在文艺与社会的问题上，鲁迅从“唯心”走到了“唯物”上来。
文学之变是社会之变的结果，学术亦如是。在鲁迅看来，诸种学说，理论与文学一样，都是社会运动后的产物。“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可以说，他无情地点破了学术思想的粉饰、屈从、服务的一面，但他却似乎否定了学术思想的批判能力和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剧变，正是得力于西方种种学说的输入，戈公振曾这样说，“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文学之盛衰，系乎国运之隆替。不其然欤!”对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耳目一新的自由博爱平等等西方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投向清廷头上的一枚枚炸弹。
然而，鲁迅似乎却不这样认为了。这是因为他对文学、纸上的战斗的认识、反省和抛弃缘于一次次血的现实所给予他的教训。一个终生以文学为武器披甲执锐的精神界战士却一次次矢口否认文学的效用，这多少反映了他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和焦虑感，这与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没有充分估计有关，而这一次次挫败的磨砺促成了他的姿态的调整和进一步成熟。
自日本归国后的沉寂和无聊便是他心理上经受的第一次空前的挫败。他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道：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技，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子。
1926年3月18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请愿的学生遭到段政府的镇压和枪杀，鲁迅出离愤怒，痛不能抑，他一面奋笔疾书一篇篇“空话”，一面又痛心于这只不过是一篇篇“空话”而已。
1927年广州清党，使得他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怖”，他向来对青年抱以无限的期望，然而，“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于是，他不得不承认“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他转而不相信文字的纸上谈兵，而只相信实际的斗争。走到极端，便是不承认文字的鼓吹、唤起作用，他直接宣称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回忆到当年反满的民族革命时，他说，“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
鲁迅年轻时就是一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向往者，他内心对那些只能纸上谈兵的书生，包括自己在内，有一些不满和不屑，也许也有正如他说的“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因素，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说法，“总觉得怀疑”，于是，他在对黄埔军校“捏枪”的武人这样说道：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
后来在上海时期，他在为叶永蓁作的《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亦称，“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因此，鲁迅就内心里瞧不起那些在咖啡店里坐而论道的革命文学家，他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
他看重实际，看重行动，看重结果，显然，鲁迅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对一个旨在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未免有点苛刻而不切实际，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都和班超那样掷笔从戎，拼命沙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正在于“坐而论道”。鲁迅也许意识到这一点，“对一个知识分子，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他一面在重复着“文章无用论”的同时，一面也意识到他的要求的不切实际。然而，他还是认为文字之于革命的无用，他说，“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又说，“文学家一枝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
当然，鲁迅说的也自有其道理，文学之于强力，恰如美女之于匈奴，前者总显得娇贵而脆弱，后者总显得骄横和 蛮强。送美女于匈奴，无异于自投罗网，以卵击石。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时与古文的好手林纾笔战，林纾不能占上风，但如果军阀们对付胡适此等白面书生时，岂不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了吗?胡适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说，“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
然而，说话回来，是文艺促使了社会的变化，还是社会促使了文艺的变化，这个问题有些近乎于先有鸡再有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一样吊诡，各有其理，但又都不能自圆其说。鲁迅应当是相信文艺之影响于社会的，但不幸，他的周围处处是“匈奴”，于是愤而说其无力且无用，其实，与鲁迅那种无奈而愤怒的心理在当时是普遍的，只要你起初对文艺抱了绝大的希望。
鲁迅曾说到嵇康阮籍蔑弃礼教、放荡落拓的表现时说，“魏晋时代，崇拜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这话可套用到他自己的头上，那就是表面上宣称文学无用论，实则倒是承认文学有用，太相信文学有用的。果然，他看到“废名”的“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的论调时，便立马反驳道，“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可见，他仍还是寄希望于文学的功用的。
惭愧没有走向实际革命行动
相信有用，但又无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愤慨于现实的残酷，于是，鲁迅便不由自主地由道德的谴责转向到行动的鼓吹上来，他渐生了“逆反”的苗头，以前他说过他“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现在呢，变成了“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因为他不光能言，还要有行，这当然是危险的。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鲁迅观察到，“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如果没有实力，往往就没法保障革命的成功，反动的一方是绝不会自我缴械、束手就擒的，孙中山的失败正是只有理论没有武力之原因，他奔波一世，屡战屡败的“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而这一实力决定论对鲁迅的启发甚大，他在对黄埔军校学生演讲时便说，“捏枪的诸军，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已不满足于停留在空发议论之上，而要投身到激烈的现实斗争之中。“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此系苏联政论家拉狄克在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感言，鲁迅一方面给予叶遂宁和梭波里对革命的失望而自杀以同情，一方面又快意于他们的自杀，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鲁迅甚至能够容忍革命中的“污秽和血”，要知识分子能够面对它，参与其中，不能因为“污秽和血”的存在便失望于曾经欢呼过的革命，鲁迅对革命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惊诧。由此也可见，鲁迅对于行动的热衷已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他总是认为在革命的时候，大家都忙于革命，所以也并没有所谓的革命文学，而有革命文学的时候，却是并没有革命的明证，所以他嘲笑那些革命文学家只是进行一种“纸战斗”而已，而他并不看重这。“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他嘲笑那些革命文学家所作所为相当于仅是在擂一面空鼓而已，因为他们首先不是一个“革命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而“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所以他给予叶遂宁和梭波里以同情与快意。他同情于他们的死，但又快意于他们并非一个实在的革命者。
其实，鲁迅向来就神往于一种行动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早在江南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上学的时候，鲁迅不到二十岁，“那时他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这些小事与他那枚“戎马书生”印章意思是相通的。古来便有投笔从戎的远事，“戎马书生”指的便是那种行动的知识分子，他还自号“戛剑生”，另有一枚印章名曰“文章误我”，他的这些字号中都反映了他对铁血尚武、好勇斗狠的一种向往。
鲁迅倾心实际革命在上海时期更是明显。1930年，鲁老夫子五十寿辰，“左联”在他生日之际为他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他当时讲了话，据9月21日的《红旗日报》载，“末由鲁迅致答辞，首先批评他自己过去没有在革命中抱着牺牲精神，走上实际行动，表示对革命的惭愧。”这不是造反吗?!他虽五十，当时已算是“老人”了，却乐于和这批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激进的左翼青年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来他是越来越激进了，并一步步向实际行动的路途上走去。
现在，我们再来玩味一下当年邵洵美说的一句话，邵洵美说：
我知道与其称鲁迅先生为文学家，不如称他是政治家，他更来得满意。他的为文本来是谋国家社会的幸福，与狭义纯文学家迥然不同。要是有一天说是鲁迅先生“投笔从戎”去了，我们决不会感到惊异。
将他在五十寿辰上的发言与邵洵美的“投笔从戎”论联系起来，可以明白，邵洵美所说绝非一句随随便便攻击他的话，他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也是鲁迅的思想动向。被称为“韩国鲁迅”、韩国社会运动元老李泳禧说到他阅读鲁迅时曾为那种将“将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所感动”，从他的阅读经验来看，鲁迅将思想付诸行动的倾向还是有的。
“革命家”鲁迅
然而，今天，我们却忽视，甚至无视，怀疑，甚至否认鲁迅的革命家身份。这主要出于对建国以后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不满。将鲁迅意识形态化并利用鲁迅是事实，但问题在于，今天在“拨乱反正”的同时，要谨防走向“矫枉过正”。
建国后政治家固然强调了鲁迅的“革命家”、“战士”形象。但不能因为对政治斗争的反思、批判，甚至否定，就连带地否认鲁迅的革命家的身份，并否定鲁迅的战斗性和抗争性。其实，可以说，没有鲁迅的战斗性和抗争性，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实是“很空洞”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强调其文学家的本质时，不要忘了，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斗士”的身份，他才不要做什么文学家，或者说，他才不要牺牲他的战斗性而成全所谓的文学性。
我们要做的学术辨析在于鲁迅眼中的革命家与毛泽东眼中的革命家的异同之处何在。
我们说鲁迅是一个革命家，并不是说他就是后来与党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的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鲁迅眼中，“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在人类社会中“革命”是常态，“不革命”是变态。
鲁迅的世界里，一切进化的、动作的都可称之为革 命。体现到他自己身上，知识分子应该是如“战士”般地掊击丑恶，反抗压迫，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掊击和反抗是为弱者、为大众、为中国公益，而不是为了少数特权者、一集团、一党派之私利，这是两种革命观的区分之处。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将鲁迅的身份只局限到意识形态层面上，而没能理解在他的世界中革命的真正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鲁迅的革命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观没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之处，其实也正是毛泽东能顺理成章地将鲁迅视为革命家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人们大谈，今天人们讳谈，生怕谈了会有辱鲁迅的伟大的内容。
我们说，随着鲁迅对文字改造社会、人心的力量的怀疑和失望，他转而鼓吹一种实际的暴力革命行动，而这种对暴力革命的鼓动和向往，正是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相通之处。这其实也不必避讳。
要讨论的是这一革命的主张在当时中国有没有合理性，自然，这一合理性正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通性正是建立在反抗强权，弱者本位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一共同目的，使得他们“走到一起来”，在鲁迅看来，“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就从地狱里涌现而出”，于是发自内心地相信“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虽然以后他与革命文学家有所摩擦和冲突，但为了将来革命的成功，他甚至都能容忍革命过程中的“血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鲁迅是“革命家”是名至实归的。
今天对鲁迅革命家身份质疑和否认，其实正是我们将对毛泽东的晚年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所犯错误的反思错误地嫁接、延祸、连坐到他对鲁迅的评判上，这是问题的实质。当然，我们既要看到这两种革命观的区别，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种革命观的一致之处。
从以上论析可见，对于鲁迅来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时人，不只是毛泽东，都更多地认同他的“斗士”(“革命家”)身份。而不是“文学家”身份，他起初是相信文艺有扭乾转坤的伟力的，因为思想可以酝酿成运动，但随着社会武力的强大和蛮横，以及自身经历的几次流血事件，他才发现文学的无力，由于愤慨于现实的残酷，这促使他重新反省当年的这一认识，于是，他又认为文艺变革总是尾随着社会变革、政治变革之后的，而且寄希望改革于文艺运动其实不如寄希望于实际运动来得干脆和有效，于是，他变得越来越愤激，并希望知识分子能丢下无用的笔杆，投身到实际的运动中去，做一种行动的知识分子。因此，从鲁迅的革命观来看，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不必讳言的“革命家”。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鲁迅；革命家；文学家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1-0032-06
毛泽东曾给鲁迅以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桂冠”，并一度成为鲁迅研究的定论。然而，随着对往昔革命的反思和告别，许多人越来越起质疑，并进而否定鲁迅革命家的名衔。
2006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及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对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斗士的形象，心情越来越感到“沉重”，因为他们发现“鲁迅被过于‘意识形态化’了，鲁迅作为一个战士的身份被刻意地放大，甚至遮盖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特征。鲁迅成为了一种符号，成为了革命家、战士、匕首、投枪、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的人等等的代名词，而他的思想、个性、生活被搁置不顾，尤其在‘四人帮’文革期间，这个问题更为凸显。”于是，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还一个并不“严肃刻板”，并不“横眉冷对”的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形象。周海婴说：
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高旭东先生也从“革命”实际行动的涵义——“一个用笔去回敬手枪的人是革命家吗?用手枪来回敬手枪的人那才是革命家”——上判断，“鲁迅不是一个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及反动政权而从事实际活动的革命家”。的确，从鲁迅的认识、性格以及生平经历来看，鲁迅不是这样的“实际的革命家”，因为鲁迅的确没有“用手枪来回敬手枪”。
那么，今天，面对对鲁迅革命家身份的质疑，鲁迅是不是革命家?如果是，又如何理解鲁迅的革命家身份，如何理解现代人们对鲁迅革命家身份的质疑和否定，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不想充“文学家”
今天，人们在竭力还原鲁迅一个文学家的面目，那么，有必要看看鲁迅本人如何看待他的文学家身份，别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文学家身份。
如果有人说鲁迅不是文学家，肯定是天大的笑话，但鲁迅自己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并非艺术家”。他说他的写作只是出于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而已，既不为被人招安，亦不为赚稿费，更“不想充‘文学家’”。他的表白其实说的很是明白，他本质上想做一名偏与黑暗捣乱，想要改良社会的“斗士”，他掷地有声地说：
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鲁迅与他的好友郁达夫的志趣恰恰相反，郁达夫曾多次称“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也正因为此，他被激进的青年开除出“左联”。而鲁迅却声称，“我只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作家”。他早年就推崇摩罗诗人那种“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斗争精神，他喜欢战斗，并以之为乐，“因为只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他才觉得活在人间”，他一下战场便无聊，一披挂上阵，便雄姿英发。在私下的信中，他这样说：
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和鲁迅相似，德国的海涅正是那种不当诗人，要当战士的知识分子，他在《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里写道：“我对诗人的荣誉从来不加重视，不论人们对我的诗歌是赞赏还是责备，我都漠然置之。但是请你们在我的灵柩上放一把宝剑；因为我曾经是人类解放战争中一名勇敢的战士。”在鲁迅逝世一年后，亦敌亦友的林语堂曾著文悼念鲁迅，林语堂便将鲁迅与海涅类比。他说：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颇有意味的是，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满腔热情地为绍介、翻译外国文艺作准备时，他就对海涅情有独钟，周作人这样回忆说，“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对于德国文学家，郭沫若更易与浪漫主义诗人歌德发生共鸣，而鲁迅更易与乐于做战士的海涅发生共鸣。看来，正是战士的身份，使得鲁迅与海涅灵犀相通。
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鲁迅夫子呢?
被他骂为富家“赘婿”的邵洵美曾这样形容鲁迅：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脸更青，须更长的老学者，会在一只靠背椅里，桌子上是一大叠的账簿，里面一项项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报上的言论，他一壁便拨动算盘，清算总结。
后来年轻而孤绝的思想家张中晓也说出这样的话：
无论从思想、文学的眼光来观察鲁迅，都不足以证明他的伟大。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
因此，与其说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斗士”，一个“战士”。应当说林语堂的观察和判断是准确的，斗士是鲁迅的形象，也是鲁迅所乐意的，一旦世界宁静，没有战斗，他就浑身难受，倍感无聊，厦门大学图书馆上的蚊子叮，中山大学大钟楼里的老鼠跑，都醒目地提示了在一个相对禁闭的环境中他内心的寂寞和无聊。
就是建国后我们不将鲁迅政治化，其实也改变不了他本身的“斗士”的面目，刘再复先生说，“鲁迅后期接受阶级论，对‘知识分子鲁迅’可能有收获，但对于‘作家鲁迅’，则是一种损害，一种不幸，甚至可以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不幸。”可以说，“后期鲁迅的‘知识分子角色’常常压倒‘文学家角色”’。人们尊崇他也是基于这一点，有研究者这样说，“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于你是一位战士。”可以说，身为“文学家”的鲁迅往往让位于身为“知识分子”(“斗士”、“革命家”)的鲁迅，那么，从“文学”的角度理解鲁迅，就不如从“知识分子”、“斗士”的角度理解鲁迅更为准确，当时和此后的许多误解和攻击也都是出于将这两种身份混淆之缘故，当然，这两者的联系也是很显然的。
鲁迅正是一名长于抗争的“斗士”，而文学正是他参与斗争的“投枪”。梁实秋就曾为鲁迅特制了一顶“短评小说家”的帽子戴，这多少反映了鲁迅的文学家身份(写小说)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写杂文)双重身份。
“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
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率先觉悟，传布新知，从而启发国人思想，酿成社会运动，这被视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知识分子 在一场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在一次演讲中说，“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以思想革命来鼓动实际革命，这也是他起初并能终身矢志于文学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之所在，对鲁迅来说，文艺既是一种赖以吃饭的现实职业，更是一种实现理想的崇高事业。
然而，不幸的是，他发现他的呐喊对于国人却并“无效力，如一箭之人大海”，连一点水花都没有，但对鲁迅来说却是生平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了，于是，他无奈地称“我便也不很喜欢去‘唤醒国民’”，然而，这种“寂寞”却如毒蛇般地缠着他。“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看来，知识分子的热脸贴到人民大众的冷屁股上了，鲁迅以前期许太高，一遇到挫折，便不免消沉。于是，他似乎怀疑起文艺的移人性情、导成社会运动的伟力了。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
鲁迅在这里明确否定了文艺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效果，这与他以上持的“思想酿成行动”的看法迥然相反，现在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先行，文艺后变。
这种思想的转变体现在鲁迅回答“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这个问题上，他说，“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文学于社会绝无关系，而待新的社会造成，旧的文学才变成新的文学。”看来，在文艺与社会的问题上，鲁迅从“唯心”走到了“唯物”上来。
文学之变是社会之变的结果，学术亦如是。在鲁迅看来，诸种学说，理论与文学一样，都是社会运动后的产物。“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可以说，他无情地点破了学术思想的粉饰、屈从、服务的一面，但他却似乎否定了学术思想的批判能力和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剧变，正是得力于西方种种学说的输入，戈公振曾这样说，“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文学之盛衰，系乎国运之隆替。不其然欤!”对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耳目一新的自由博爱平等等西方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投向清廷头上的一枚枚炸弹。
然而，鲁迅似乎却不这样认为了。这是因为他对文学、纸上的战斗的认识、反省和抛弃缘于一次次血的现实所给予他的教训。一个终生以文学为武器披甲执锐的精神界战士却一次次矢口否认文学的效用，这多少反映了他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和焦虑感，这与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没有充分估计有关，而这一次次挫败的磨砺促成了他的姿态的调整和进一步成熟。
自日本归国后的沉寂和无聊便是他心理上经受的第一次空前的挫败。他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道：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技，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子。
1926年3月18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请愿的学生遭到段政府的镇压和枪杀，鲁迅出离愤怒，痛不能抑，他一面奋笔疾书一篇篇“空话”，一面又痛心于这只不过是一篇篇“空话”而已。
1927年广州清党，使得他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怖”，他向来对青年抱以无限的期望，然而，“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于是，他不得不承认“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他转而不相信文字的纸上谈兵，而只相信实际的斗争。走到极端，便是不承认文字的鼓吹、唤起作用，他直接宣称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回忆到当年反满的民族革命时，他说，“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
鲁迅年轻时就是一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向往者，他内心对那些只能纸上谈兵的书生，包括自己在内，有一些不满和不屑，也许也有正如他说的“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因素，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说法，“总觉得怀疑”，于是，他在对黄埔军校“捏枪”的武人这样说道：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
后来在上海时期，他在为叶永蓁作的《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亦称，“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因此，鲁迅就内心里瞧不起那些在咖啡店里坐而论道的革命文学家，他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
他看重实际，看重行动，看重结果，显然，鲁迅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对一个旨在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未免有点苛刻而不切实际，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都和班超那样掷笔从戎，拼命沙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正在于“坐而论道”。鲁迅也许意识到这一点，“对一个知识分子，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他一面在重复着“文章无用论”的同时，一面也意识到他的要求的不切实际。然而，他还是认为文字之于革命的无用，他说，“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又说，“文学家一枝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
当然，鲁迅说的也自有其道理，文学之于强力，恰如美女之于匈奴，前者总显得娇贵而脆弱，后者总显得骄横和 蛮强。送美女于匈奴，无异于自投罗网，以卵击石。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时与古文的好手林纾笔战，林纾不能占上风，但如果军阀们对付胡适此等白面书生时，岂不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了吗?胡适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说，“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
然而，说话回来，是文艺促使了社会的变化，还是社会促使了文艺的变化，这个问题有些近乎于先有鸡再有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一样吊诡，各有其理，但又都不能自圆其说。鲁迅应当是相信文艺之影响于社会的，但不幸，他的周围处处是“匈奴”，于是愤而说其无力且无用，其实，与鲁迅那种无奈而愤怒的心理在当时是普遍的，只要你起初对文艺抱了绝大的希望。
鲁迅曾说到嵇康阮籍蔑弃礼教、放荡落拓的表现时说，“魏晋时代，崇拜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这话可套用到他自己的头上，那就是表面上宣称文学无用论，实则倒是承认文学有用，太相信文学有用的。果然，他看到“废名”的“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的论调时，便立马反驳道，“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可见，他仍还是寄希望于文学的功用的。
惭愧没有走向实际革命行动
相信有用，但又无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愤慨于现实的残酷，于是，鲁迅便不由自主地由道德的谴责转向到行动的鼓吹上来，他渐生了“逆反”的苗头，以前他说过他“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现在呢，变成了“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因为他不光能言，还要有行，这当然是危险的。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鲁迅观察到，“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如果没有实力，往往就没法保障革命的成功，反动的一方是绝不会自我缴械、束手就擒的，孙中山的失败正是只有理论没有武力之原因，他奔波一世，屡战屡败的“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而这一实力决定论对鲁迅的启发甚大，他在对黄埔军校学生演讲时便说，“捏枪的诸军，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已不满足于停留在空发议论之上，而要投身到激烈的现实斗争之中。“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此系苏联政论家拉狄克在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感言，鲁迅一方面给予叶遂宁和梭波里对革命的失望而自杀以同情，一方面又快意于他们的自杀，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鲁迅甚至能够容忍革命中的“污秽和血”，要知识分子能够面对它，参与其中，不能因为“污秽和血”的存在便失望于曾经欢呼过的革命，鲁迅对革命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惊诧。由此也可见，鲁迅对于行动的热衷已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他总是认为在革命的时候，大家都忙于革命，所以也并没有所谓的革命文学，而有革命文学的时候，却是并没有革命的明证，所以他嘲笑那些革命文学家只是进行一种“纸战斗”而已，而他并不看重这。“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他嘲笑那些革命文学家所作所为相当于仅是在擂一面空鼓而已，因为他们首先不是一个“革命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而“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所以他给予叶遂宁和梭波里以同情与快意。他同情于他们的死，但又快意于他们并非一个实在的革命者。
其实，鲁迅向来就神往于一种行动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早在江南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上学的时候，鲁迅不到二十岁，“那时他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这些小事与他那枚“戎马书生”印章意思是相通的。古来便有投笔从戎的远事，“戎马书生”指的便是那种行动的知识分子，他还自号“戛剑生”，另有一枚印章名曰“文章误我”，他的这些字号中都反映了他对铁血尚武、好勇斗狠的一种向往。
鲁迅倾心实际革命在上海时期更是明显。1930年，鲁老夫子五十寿辰，“左联”在他生日之际为他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他当时讲了话，据9月21日的《红旗日报》载，“末由鲁迅致答辞，首先批评他自己过去没有在革命中抱着牺牲精神，走上实际行动，表示对革命的惭愧。”这不是造反吗?!他虽五十，当时已算是“老人”了，却乐于和这批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激进的左翼青年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来他是越来越激进了，并一步步向实际行动的路途上走去。
现在，我们再来玩味一下当年邵洵美说的一句话，邵洵美说：
我知道与其称鲁迅先生为文学家，不如称他是政治家，他更来得满意。他的为文本来是谋国家社会的幸福，与狭义纯文学家迥然不同。要是有一天说是鲁迅先生“投笔从戎”去了，我们决不会感到惊异。
将他在五十寿辰上的发言与邵洵美的“投笔从戎”论联系起来，可以明白，邵洵美所说绝非一句随随便便攻击他的话，他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也是鲁迅的思想动向。被称为“韩国鲁迅”、韩国社会运动元老李泳禧说到他阅读鲁迅时曾为那种将“将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所感动”，从他的阅读经验来看，鲁迅将思想付诸行动的倾向还是有的。
“革命家”鲁迅
然而，今天，我们却忽视，甚至无视，怀疑，甚至否认鲁迅的革命家身份。这主要出于对建国以后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不满。将鲁迅意识形态化并利用鲁迅是事实，但问题在于，今天在“拨乱反正”的同时，要谨防走向“矫枉过正”。
建国后政治家固然强调了鲁迅的“革命家”、“战士”形象。但不能因为对政治斗争的反思、批判，甚至否定，就连带地否认鲁迅的革命家的身份，并否定鲁迅的战斗性和抗争性。其实，可以说，没有鲁迅的战斗性和抗争性，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实是“很空洞”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强调其文学家的本质时，不要忘了，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斗士”的身份，他才不要做什么文学家，或者说，他才不要牺牲他的战斗性而成全所谓的文学性。
我们要做的学术辨析在于鲁迅眼中的革命家与毛泽东眼中的革命家的异同之处何在。
我们说鲁迅是一个革命家，并不是说他就是后来与党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的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鲁迅眼中，“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在人类社会中“革命”是常态，“不革命”是变态。
鲁迅的世界里，一切进化的、动作的都可称之为革 命。体现到他自己身上，知识分子应该是如“战士”般地掊击丑恶，反抗压迫，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掊击和反抗是为弱者、为大众、为中国公益，而不是为了少数特权者、一集团、一党派之私利，这是两种革命观的区分之处。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将鲁迅的身份只局限到意识形态层面上，而没能理解在他的世界中革命的真正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鲁迅的革命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观没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之处，其实也正是毛泽东能顺理成章地将鲁迅视为革命家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人们大谈，今天人们讳谈，生怕谈了会有辱鲁迅的伟大的内容。
我们说，随着鲁迅对文字改造社会、人心的力量的怀疑和失望，他转而鼓吹一种实际的暴力革命行动，而这种对暴力革命的鼓动和向往，正是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相通之处。这其实也不必避讳。
要讨论的是这一革命的主张在当时中国有没有合理性，自然，这一合理性正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通性正是建立在反抗强权，弱者本位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一共同目的，使得他们“走到一起来”，在鲁迅看来，“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就从地狱里涌现而出”，于是发自内心地相信“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虽然以后他与革命文学家有所摩擦和冲突，但为了将来革命的成功，他甚至都能容忍革命过程中的“血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鲁迅是“革命家”是名至实归的。
今天对鲁迅革命家身份质疑和否认，其实正是我们将对毛泽东的晚年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所犯错误的反思错误地嫁接、延祸、连坐到他对鲁迅的评判上，这是问题的实质。当然，我们既要看到这两种革命观的区别，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种革命观的一致之处。
从以上论析可见，对于鲁迅来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时人，不只是毛泽东，都更多地认同他的“斗士”(“革命家”)身份。而不是“文学家”身份，他起初是相信文艺有扭乾转坤的伟力的，因为思想可以酝酿成运动，但随着社会武力的强大和蛮横，以及自身经历的几次流血事件，他才发现文学的无力，由于愤慨于现实的残酷，这促使他重新反省当年的这一认识，于是，他又认为文艺变革总是尾随着社会变革、政治变革之后的，而且寄希望改革于文艺运动其实不如寄希望于实际运动来得干脆和有效，于是，他变得越来越愤激，并希望知识分子能丢下无用的笔杆，投身到实际的运动中去，做一种行动的知识分子。因此，从鲁迅的革命观来看，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不必讳言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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