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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国民政府同时决策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1937年9月10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2日，长沙临大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3日，西安临大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虽然西北联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只存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但人们习惯上仍然视1946年以前的国立西北五校为西北联大。在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西北联大及国立西北五校孕育出了“一贯之精神”，形成了独具光彩的文化传统。
坚定的办学理念
西安临大一经成立，就已认识到所担负着的“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西北联大分立为国立西北五校后，仍秉持这一办学宗旨，力求做到“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以此完成“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
为了这样的办学理念，西北联大致力于培养“高深学术人才”，形成了通专并重的育人特色。在课程设置方面，前两年主要实行通识教育，后两年侧重专业课程学习及专业实践。
当时的通识教育注重语言文字和文理基础知识，约占总学分的30%至33%。学校先后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农工商三学院第共同必修科目》，作为第一、二学年通识教育的课程指导。文、法学院和教育学院所有专业都必修国文、外国文、中国文化通史、外国文化通史、两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哲学概论；理学院、商学院的课程要求也都如此。专业课程及专业实践注重专业基础、实际应用与学科前沿，约占总学分67%至70%。很有广度和深度。
虽然由于战争原因，给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带来不少困难，但学校并未降低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要求。学业考核分为学期考试、学年考试、毕业考试，学生毕业成绩以毕业考试成绩及各学年总成绩合并核计。选修课不及格可补考一次，其成绩按80%计算；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得补考，须重修；缺课达到一定时数，不得参加学业考试。
1937年到1946年间，西北联大及分立五校共培养学生9257人，成为抗战期间毕业学生最多的大学联合体，且培养出诸如师昌绪、赵洪璋、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高景德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独特的学术理念
内迁西北后，西北联大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种集体转向：几乎各学科都以西北地区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而对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公共事业等展开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西北大学还联合西北工学院建立西北科学研究室，从事西北开发研究，并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甘、宁、青、新、蒙等省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展西北教育，以联大名义向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提交议案，设计西北教育发展方案。承担了西北诸省的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教育的研究与辅导，选拔毕业生充实边省学校教员。
学术研究内容的“西北转向”，并没有阻碍学者们的“世界眼光”：傅种孙是我国率先介绍几何基础理论的数学家，其成果被英国数学界认为是世界一流水平；物理学系教授岳劼恒把旋光学方法应用于金属络合物研究，其成果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张贻惠首先在国内开设原子构造课程；生物系教授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细胞质基本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进展。
西北联大及其五校师生除支持本民族的抗战外，还与世界学生总会取得联系，对世界反法西斯的发展形势、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国的地位作了广泛研讨，发表了《战后世界集体安全机构之准则》等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战后世界和平提出自己的构想。
西北联大真正做到了“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
“公诚勤朴”的校训精神
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45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为联大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坚毅，“朴”即抱朴守真，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
西北联大是一所视民族独立与自由高于一切的高校。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师生们不畏艰苦，谱写出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平津冀沦陷区辗转来到西安，太原失守后，又从宝鸡徒步130余公里，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甚至从军抗战，1944年西北联大有300余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43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西北联大是一所自觉服从国家战略需要的高校。抗战爆发后，随着中东部国土大部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西北联大的师生把学校命运与与国家战略、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自觉肩负起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之基的使命。据《西北联大校刊》（第3至7期）“毕业同学就业调查表”统计，西北联大的毕业生大都扎根中西部省份，其中奔赴西北五省者高达一半。
西北联大同样是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它说明大学应当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发扬者，应当是国家战略的自觉实践者，应当是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的自觉传承者。
坚定的办学理念
西安临大一经成立，就已认识到所担负着的“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西北联大分立为国立西北五校后，仍秉持这一办学宗旨，力求做到“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以此完成“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
为了这样的办学理念，西北联大致力于培养“高深学术人才”，形成了通专并重的育人特色。在课程设置方面，前两年主要实行通识教育，后两年侧重专业课程学习及专业实践。
当时的通识教育注重语言文字和文理基础知识，约占总学分的30%至33%。学校先后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农工商三学院第共同必修科目》，作为第一、二学年通识教育的课程指导。文、法学院和教育学院所有专业都必修国文、外国文、中国文化通史、外国文化通史、两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哲学概论；理学院、商学院的课程要求也都如此。专业课程及专业实践注重专业基础、实际应用与学科前沿，约占总学分67%至70%。很有广度和深度。
虽然由于战争原因，给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带来不少困难，但学校并未降低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要求。学业考核分为学期考试、学年考试、毕业考试，学生毕业成绩以毕业考试成绩及各学年总成绩合并核计。选修课不及格可补考一次，其成绩按80%计算；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得补考，须重修；缺课达到一定时数，不得参加学业考试。
1937年到1946年间，西北联大及分立五校共培养学生9257人，成为抗战期间毕业学生最多的大学联合体，且培养出诸如师昌绪、赵洪璋、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高景德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独特的学术理念
内迁西北后，西北联大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种集体转向：几乎各学科都以西北地区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而对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公共事业等展开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西北大学还联合西北工学院建立西北科学研究室，从事西北开发研究，并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甘、宁、青、新、蒙等省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展西北教育，以联大名义向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提交议案，设计西北教育发展方案。承担了西北诸省的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教育的研究与辅导，选拔毕业生充实边省学校教员。
学术研究内容的“西北转向”，并没有阻碍学者们的“世界眼光”：傅种孙是我国率先介绍几何基础理论的数学家，其成果被英国数学界认为是世界一流水平；物理学系教授岳劼恒把旋光学方法应用于金属络合物研究，其成果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张贻惠首先在国内开设原子构造课程；生物系教授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细胞质基本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进展。
西北联大及其五校师生除支持本民族的抗战外，还与世界学生总会取得联系，对世界反法西斯的发展形势、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国的地位作了广泛研讨，发表了《战后世界集体安全机构之准则》等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战后世界和平提出自己的构想。
西北联大真正做到了“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
“公诚勤朴”的校训精神
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45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为联大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坚毅，“朴”即抱朴守真，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
西北联大是一所视民族独立与自由高于一切的高校。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师生们不畏艰苦，谱写出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平津冀沦陷区辗转来到西安，太原失守后，又从宝鸡徒步130余公里，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甚至从军抗战，1944年西北联大有300余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43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西北联大是一所自觉服从国家战略需要的高校。抗战爆发后，随着中东部国土大部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西北联大的师生把学校命运与与国家战略、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自觉肩负起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之基的使命。据《西北联大校刊》（第3至7期）“毕业同学就业调查表”统计，西北联大的毕业生大都扎根中西部省份，其中奔赴西北五省者高达一半。
西北联大同样是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它说明大学应当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发扬者，应当是国家战略的自觉实践者，应当是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的自觉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