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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荣辱观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思想家认为，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即所谓“知耻”，无论是对治国还是育人，无论是对改善社会风气还是培养人的优良品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特别在“立人”、“治教”与“治世”方面发挥着“大节”、“大端”的作用。认真分析中国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荣辱观 价值意蕴
在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润、熏陶和影响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荣辱观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中，荣辱观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反思，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在他们看来，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即所谓“知耻”，无论是对治国还是育人，无论是对改善社会风气还是培养人的优良品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立人之大节
人类的荣辱观可以说是一种历久而弥新的生命的或心灵的体验，它属于人类情感和理性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生命的体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异性。中国古代学者认为，荣辱观的核心是“知耻”，而“知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做人的根本。所谓知耻，就是指每个人的内心都应该有辨别善恶、荣辱的正确标准，对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都有着很明确的概念。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就是说，每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有“羞恶之心”，有没有“羞恶之心”，是不是“知耻”，这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孟子指出：“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显然，在儒家看来，人不能无耻，无耻即无人的本质，无成人之希望与可能。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人；一个人如果丧失羞恶之心，那也就丧失做人的资格。儒家的这一观点，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
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是基础性的道德原则。所以传统荣辱观以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自觉——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为基础和前提，鼓励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求荣或取义成仁。
二、治教之大端
传统荣辱观的旨意并不局限于个体人格的养成，其更为宏远的旨意在于“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齐家”，而“修身”、“齐家”的起点是“诚意”、“正心”。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君子和贤人，进而依靠君子和贤人来“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以德治国”论的必然逻辑。进而，他们认为，进行正确的荣辱观教育，培养人们的知耻心，用知耻心来约束人们的言行，比单纯的行政、刑罚手段的作用要大得多。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康有为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所以，培养人的知耻心，是“治教之大端”。这就是说，培养人们具有正确的荣辱观念，有知耻之心，这是教育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必须把知耻作为治教之大端呢？儒家认为：首先，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是各种道德素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素质。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从培养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入手。顾炎武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如前所述，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乃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自觉，有之则可以辨善恶，进而可以从善避恶；无之则不辨善恶，进而为非作歹而不自觉。其次，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是促成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也是形成道德意志的认识基础和情感因素。一方面，求荣避辱常常要历尽艰辛和苦难，而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正可以促成面对艰辛和苦难的勇气。另一方面，做人难免出错。“闻过则喜”，“知错必改”，也是需要勇气的。而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正可以促成“知错必改”的勇气。最后，培养辨别荣辱的“羞恶之心”和“知耻”之心，也是人们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羞耻之心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所以，人有耻就能有所不为。同时，知耻是由内心所生，所以，人要知耻，便能知过必改。对此，顾炎武论证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康有为则认为：“人必有耻而后能向上，故设胜不胜以致其争心。……礼者，御侮图存，尚耻求胜。”这就是说，知耻心是一个人向上求胜的一种动力。而且，一个人如果有了正确的荣辱观，即“知耻”，他就能够自觉地从事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三、治世之大端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就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讲，教民知耻不仅可以美化风俗，而且可以作为维系整个社会和国家安定秩序的精神支柱之一，即培养人们正确的荣辱观是“治世之大端”。所谓“治世之大端”，即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办法中最重要的办法、最重要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个“纲”。正如管子所强调的：“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所说的国之“维”者，治国之纲也，固国之根本也。在《管子》一书的作者看来，“四维”是立国、治国的四项基本道德原则，《管子》将“耻”提高到“国之四维”之一，即四个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的高度；在“国之四维”中，耻是最重要的，“耻”既是底线，又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国家的命运便不是“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灭”，从此国家民族便万劫不复，“灭不可复错也”；“耻”的核心是“不从枉”，即不做不符合道德的事，知耻、远耻便可“邪事不生”，即不会伦理失序，道德失范。在此，“耻”不仅具有个体德性的道德意义，而且被抬高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
正因为中国古代学者把“知耻”说成是治国、治民最重要的“纲”，提高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所以，他们在其治国的主张中，非常强调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要保持廉洁之风，而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掌权的士大夫阶层有没有正确的荣辱观，有没有“知耻”之心。对此，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清代的龚自珍还明确提出了士大夫和士人的知耻问题。顾炎武强调指出：“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在他看来，士大夫的无耻不像一般人的不知耻仅限于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会风俗之所向，导致伤风败俗、误国祸民的问题，其为害甚大，“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就是说，上层官僚如果是一些无耻之徒，那么，这就是国家的耻辱。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荣辱观的这些论述，内容丰富、境界高尚、旨意宏远，包含着很深刻的思想，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结晶，通过批判改造，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成为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荣辱观 价值意蕴
在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润、熏陶和影响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荣辱观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中，荣辱观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反思，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在他们看来，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即所谓“知耻”，无论是对治国还是育人，无论是对改善社会风气还是培养人的优良品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立人之大节
人类的荣辱观可以说是一种历久而弥新的生命的或心灵的体验，它属于人类情感和理性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生命的体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异性。中国古代学者认为，荣辱观的核心是“知耻”，而“知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做人的根本。所谓知耻，就是指每个人的内心都应该有辨别善恶、荣辱的正确标准，对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都有着很明确的概念。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就是说，每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有“羞恶之心”，有没有“羞恶之心”，是不是“知耻”，这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孟子指出：“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显然，在儒家看来，人不能无耻，无耻即无人的本质，无成人之希望与可能。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人；一个人如果丧失羞恶之心，那也就丧失做人的资格。儒家的这一观点，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
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是基础性的道德原则。所以传统荣辱观以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自觉——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为基础和前提，鼓励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求荣或取义成仁。
二、治教之大端
传统荣辱观的旨意并不局限于个体人格的养成，其更为宏远的旨意在于“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齐家”，而“修身”、“齐家”的起点是“诚意”、“正心”。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君子和贤人，进而依靠君子和贤人来“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以德治国”论的必然逻辑。进而，他们认为，进行正确的荣辱观教育，培养人们的知耻心，用知耻心来约束人们的言行，比单纯的行政、刑罚手段的作用要大得多。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康有为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所以，培养人的知耻心，是“治教之大端”。这就是说，培养人们具有正确的荣辱观念，有知耻之心，这是教育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必须把知耻作为治教之大端呢？儒家认为：首先，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是各种道德素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素质。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从培养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入手。顾炎武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如前所述，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乃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自觉，有之则可以辨善恶，进而可以从善避恶；无之则不辨善恶，进而为非作歹而不自觉。其次，知耻或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是促成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也是形成道德意志的认识基础和情感因素。一方面，求荣避辱常常要历尽艰辛和苦难，而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正可以促成面对艰辛和苦难的勇气。另一方面，做人难免出错。“闻过则喜”，“知错必改”，也是需要勇气的。而羞恶之心、廉耻之心正可以促成“知错必改”的勇气。最后，培养辨别荣辱的“羞恶之心”和“知耻”之心，也是人们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羞耻之心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所以，人有耻就能有所不为。同时，知耻是由内心所生，所以，人要知耻，便能知过必改。对此，顾炎武论证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康有为则认为：“人必有耻而后能向上，故设胜不胜以致其争心。……礼者，御侮图存，尚耻求胜。”这就是说，知耻心是一个人向上求胜的一种动力。而且，一个人如果有了正确的荣辱观，即“知耻”，他就能够自觉地从事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三、治世之大端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就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讲，教民知耻不仅可以美化风俗，而且可以作为维系整个社会和国家安定秩序的精神支柱之一，即培养人们正确的荣辱观是“治世之大端”。所谓“治世之大端”，即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办法中最重要的办法、最重要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个“纲”。正如管子所强调的：“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所说的国之“维”者，治国之纲也，固国之根本也。在《管子》一书的作者看来，“四维”是立国、治国的四项基本道德原则，《管子》将“耻”提高到“国之四维”之一，即四个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的高度；在“国之四维”中，耻是最重要的，“耻”既是底线，又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国家的命运便不是“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灭”，从此国家民族便万劫不复，“灭不可复错也”；“耻”的核心是“不从枉”，即不做不符合道德的事，知耻、远耻便可“邪事不生”，即不会伦理失序，道德失范。在此，“耻”不仅具有个体德性的道德意义，而且被抬高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
正因为中国古代学者把“知耻”说成是治国、治民最重要的“纲”，提高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所以，他们在其治国的主张中，非常强调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要保持廉洁之风，而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掌权的士大夫阶层有没有正确的荣辱观，有没有“知耻”之心。对此，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清代的龚自珍还明确提出了士大夫和士人的知耻问题。顾炎武强调指出：“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在他看来，士大夫的无耻不像一般人的不知耻仅限于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会风俗之所向，导致伤风败俗、误国祸民的问题，其为害甚大，“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就是说，上层官僚如果是一些无耻之徒，那么，这就是国家的耻辱。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荣辱观的这些论述，内容丰富、境界高尚、旨意宏远，包含着很深刻的思想，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结晶，通过批判改造，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成为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