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直负责编纂统一教科书的台湾“国立编译馆”，新近出版了高中历史第二册，内容和从前大有不同。过去惯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改为“中国”；清末具革命正当性含义的“起义”，如武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律改为“起事”；“日治”和“日据”，原先是两词并陈，但在审查委员要求下改为“日治”，如此等等。
　　台湾传来教科书修改的新闻不仅此一例。南京大屠杀在台湾“翰林版”高一历史课本中被删除了，其他版本也只有短短三四行。
　　诚然，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教科书的内容一定会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但是，历史书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应该记载真实的历史。扭曲的历史陈述，会将错误信息深植在读者的心中。陈水扁第二任就职以来，就由杜正胜发起全面“去中国化”的工作，其中包括改变中学课本。
　　尊重历史，让史官独立记录历史真相，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自商周以来，巫史系统的官员因其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这种人才的再生，一般多系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和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遂使其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那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3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
　　秦汉以后，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不再是世袭的，而且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特别是由史官掌记的“起居注”，为保持其客观公正性，习惯上，连当世的皇帝也不得观看，其中亦寓有督促帝王不得为非作歹的含义。《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民主政治需要政治美德，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家应当有高于专制帝王的美德，台湾当局不可不深思。
　　（鄢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