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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
2016年2月2日，王长德带着12岁的女儿睿睿到派出所上户。在向办事民警递交了相关材料后，他的女儿终于顺利上了户。在此之前，二孩上户所必需的、要花20多万元“赎买”的《计划生育证明》，已不再需要。现在只花10分钟，他的户口本上终于有了属于睿睿的一页。为这一页薄纸，他奔波了整整12年。
睿睿的幸运得益于国务院颁布的这项新政，藏匿已久的“黑户”终于有了得到“洗白”的机会。但全国1300万无户口人员，并不是每一个都像睿睿那样能顺利上户。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生活在“黑户”的阴影之下。
“黑户”群体影像
户口本不过几页纸，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都与这一薄薄的户口本息息相关。
在中国，像睿睿那样没有户口的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给出的答案是至少1300万，几乎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是“黑户”。他们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黑户”更显隐秘，他们分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难以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2015年，一份16页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再次唤起了人们对“黑户”群体的关注，也首次显露出了“黑户”群体的冰山一角。该报告作者万海远指出，多胎超生、未婚生育、大学毕业生户籍档案断档，是“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
和全国的情况相比较，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达、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黑户”群体的类型及其分布，有其本土化的地域性特征。深圳的“黑户”，主要是多胎超生和未婚生育群体，他们呈现出低龄化特征。据我们向深圳“超生”父母派发的问卷，有78%的“超生”孩子还未到上学年龄。
至于“超生黑户”群体的数量是多少，官方统计的数据寥寥。深圳卫计委曾对《深圳特区报》透露，2016年待入学的小孩中，“属于我市户籍人口超生而未办理出生登记的小孩”约有3000名。深圳小學入学年龄是6周岁，假设每年情况大致相同，则深圳有1.8万名小孩因超生沦为小“黑户”。
这样的数据并非凭空捏造，我们先后加入8个“超生”家长群，其中深圳本地6个，因超生未给孩子落户的家长是3082人。这只是在线上“抱团取暖”的部分，没有浮出水面的部分则无从知晓确切数据。
同样通过QQ群形式集合在一起的“黑户”群体，还有未婚妈妈。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共查找到5个未婚妈妈群。这些QQ群成员比起超生家长，更为敏感而隐秘。基本要求有亲子照片和语言验证通过才能进群，且坚决抵制男性入群。最终，我们成功加入两个未婚妈妈群，其中一个是深圳本地的，共有89个群成员；另一个是全国的，群成员是48个“00后”、“90后”未婚妈妈。
除此之外，深圳还存在一群特殊的无户籍信息人员，他们是被安顿在救助站的城市流浪人员。据深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张文伟介绍，由于无法正常沟通，很难得知这部分人是否有户口。就算有也问不出来，也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户口。“这类流动人员会在救助站住上一阵子，如果仍然无法获知他们的户籍信息，就会被送到惠州福利院安顿。”张文伟说道。据张文伟提供的数据，目前市救助站这样的流浪者有四五百人，而且每年以10%的比例递增。
为获知深圳本土的“黑户”数据，我们先后多次走访了市统计局、卫计委、公安局及其基层单位，得到的回应均是这个数据无法统计。因此，只能通过拼凑数据的方式，从不同侧面揭示深圳“黑户”群体的存在。这些分散在深圳各个隐蔽角落里的“黑户”，仍然生活在阳光无法到达的地带。这些“黑户”在医疗、教育、出行等方面，处处是坎，到处是墙，每个“黑户”的背后，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汇集而成的，是这个时代与国家户籍的症结。
“黑户”的生存隐患
199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黑户”生涯。20年间，张强来回于各地法院的诉讼文书，装满了整整一书包。
张强由于户口在毕业迁移中丢失，他在深圳的生活寸步难行。因为没有户口，他没有社会保障，签不了合同，考不了驾照，甚至连出门旅行、住宿都难以实现。他一直无法摆脱“黑户”身份带给他生活的阴霾。
2016年3月7日，张强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6年前最后一次回家的经历。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他和家人一共倒了8趟大巴，这段3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耗去整整一个星期。同样一段路，坐火车只要不到30小时，坐飞机只需5小时。“过年的时候你们可以和亲人团聚，我不行啊，3500公里的路，我总不能靠倒公交车吧。”张强无奈地解嘲道。
出行受限只是阴霾的一角。对于年近半百的张强来说，每况愈下的身体使得医保的问题愈来愈突出。没有户口，没有医保，需要全部自费的身体检查，对张强而言是一种“奢想”。纵然他知道没有准确的诊断，就没有对症的治疗。
不敢去医院是“黑户”共同的特点。大城市医院的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先进准确的医学诊断方法与他们无关。然而比起身体病痛，妻离子散的惨剧更是“黑户”的无法承受之痛。在南山塘朗打工的郑元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郑元峰坐牢的18年间，支撑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铁窗之外还有个女人在等他。他出狱后才发现，身份证在被捕时被弄丢，公安系统“查无此人”。没有户口，他和女友无法登记结婚，18年的等待与希望，在“黑户”这个身份面前瞬间暗淡。他们现在分居两地，“不见面至少不用想这些问题。”郑元峰低下了头，默默说道。 因为户籍身份的缺失，“黑户”几乎被剥夺了扮演所有社会角色的权利。他们拼尽所有力气，想要去承担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角色，却在“黑户”的现实面前屡屡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黑户”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普遍较低。根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调研组问卷，有超过83%的“黑户”认为是不公平的。近年来，因为这种不公酿成的“黑户”群体悲剧屡有发生。由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常规渠道，“黑户”往往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容易成为社会的隐患。
户籍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掌握人口信息，而“黑户”的存在必然带来人口底数的不清。这不仅影响政府决策，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在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数量庞大的“黑户”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了挑战。深圳坂田的一位基层民警向我们透露，一般情况下，民警会对辖区内的“黑户”有一定的掌控，但由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很可能这些“黑户”今天在辖区内，而明天就离开了。这种不能及时管理的难题，是潜藏着的治安隐患。
“黑户”溯源
户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管理人口，而户籍所捆绑的种种利益，却让户籍制度成了“拿户籍说事”的制度。户籍管理与计生管理的“捆绑搭车”，已经成了“黑户”问题长期以来难以根本解决的最大根源。
2004年，王长德的二女儿睿睿出生了。依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孩子属于“超生”，她的中国公民身份，需要花费20多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赎买”。因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人口與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条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计征基数一次性征收3倍社会抚养费。根据我们向深圳二孩父母派发的问卷调查结果，社会抚养费需缴金额在20万元～26万元的超过51%。
由于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料，在超过8成的二孩家庭中，夫妻只有一方有正式工作。经计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要存够这笔社会抚养费，需要不吃不喝5.8年。“我现在每天都过得难受，天天睡不好。昨天夜里梦见计生办的人来家里，骗不识字的公婆交钱给孩子上户口，我当时就吓醒了，浑身都是汗。”一位网名为“千寻”的二孩家长向我们透露心声。
该问卷结果还显示，有79.88%的受调查者表示因为孩子没有上户口感到非常焦虑。在“一点都不焦虑”至“非常焦虑”5个等级区间内，每5人就有4人选择“非常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来自对孩子成长发展的担忧，还有对社会抚养费的惶恐。
尽管早在1988年，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但现实却是，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搭车捆绑的“土政策”。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圳，2015年12月修改的《深圳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仍规定了“上户口时公安部门应查验社会抚养费收据和计划生育证明”。
从2014年10月开始，为了给女儿上户口，王长德多次往返奔波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和深圳市卫计委，都被以“缺少《计划生育证明》、《社会抚养费缴纳凭据》等材料”为由，拒绝办理上户手续。
户籍制度的本义是管理人口，但制度设计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基层执法，却引发了违背伦理纲常的社会乱象。部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会被亲生父母送给他人，或者流入网络送婴儿、卖婴儿的人贩子手里。甚至有些“黑户”孩子被拐走后，父母却不愿意报案。因为孩子纵然找回来了，计生委的“罚单”也就随之而来了，很多父母都选择了沉默。
2016年3月，16岁的未婚妈妈周燕在QQ群里发布信息，想将自己未婚生育的孩子送给QQ群里认识的网民。信息发出不久，就有两个网友当即表示“真心求领养”，其中一位网友还愿意给周燕提供“经济补偿”。
事实上，类似的“网络送婴儿”事件并不是个案。追溯这些孩子父母送婴儿、甚至卖婴儿的行为动机，无力缴纳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无法给孩子合法的身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知易行难的“黑户”洗白之路
国务院新政策的出台，给王长德带来了希望。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安部已经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摸清本辖区无户口人员底数及有关情况。在户口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还要开辟绿色通道。
一场由上而下清理“黑户”的战役正在进行。2016年2月2日，睿睿终于等来了那张可以证明她身份的小卡片。落户手续办理得很顺利，过去上户口必需的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材料，如社会抚养费缴费证明，现在都不需要了。
但许多超生及未婚家长依然心有余悸，担心一旦孩子上了户口，孩子的户籍就成了计生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证明。因此，如果孩子不是已届学龄，没户口无法入学，家长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孩子上户口，而是选择观望。
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说明，2016年后出生的二孩和未婚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将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然而对于此前出生的二孩，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处理方法只是要求各地政府机关自行决定。
深圳坂田派出所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只负责上户口，超生罚款那是计生部门的事，和我们无关。”坂田街道办基层计生办工作人员则透露：“目前深圳市已经暂停缴纳社会抚养费了，下一步收不收我们还不清楚，还在等上面的通知。”
此外，还有不少二孩父母，尤其是公职人员，因为担心给孩子上户口会暴露问题，最后会被追缴社会抚养费，甚至被开除公职，所以迟迟不敢去落户。
《意见》的出台，不仅让二孩家长看到了上户希望，“老黑户”们更是充满期待。2016年3月24日，在前往广东省公安厅上访一个多月后，郑元峰欣喜地接到了原户籍地陆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过去配合调查。3月25日早晨，他刚通宵上完班，就坐上了前往陆丰的班车。在大巴上，他告诉记者，他没敢跟女朋友提起这件事，担心又是空欢喜一场。
郑元峰到达陆丰后，当地民警带他在他奶奶生前生活的村子里转了一圈，让他辨认村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亲人。但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外面流浪，这个村子只是他办身份证前夕，落脚一个晚上的地方。用十几分钟时间追溯近30年前的回忆，显然是没有结果的。
民警记录下他在村里徘徊的身影，回到派出所后，把他对这个村子的回忆写入档案，并作出回应：“上面非常重视你的案子，我们会继续调查，把资料往上递，你回去等答复。”
从新政出台至今，郑元峰在等待了3个月后，得到的唯一一个明确答复还是等。上户口的政策条件虽然放开了，但具体的执行结果还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深圳市卫计委还是陆丰派出所，对如何落实“全面上户”工作部署的问题，给出的回应都是“等上面的指示”。
没有人知道“黑户”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我们都期望“黑户”时代尽快终结。
（据《南风窗》）
2016年2月2日，王长德带着12岁的女儿睿睿到派出所上户。在向办事民警递交了相关材料后，他的女儿终于顺利上了户。在此之前，二孩上户所必需的、要花20多万元“赎买”的《计划生育证明》，已不再需要。现在只花10分钟，他的户口本上终于有了属于睿睿的一页。为这一页薄纸，他奔波了整整12年。
睿睿的幸运得益于国务院颁布的这项新政，藏匿已久的“黑户”终于有了得到“洗白”的机会。但全国1300万无户口人员，并不是每一个都像睿睿那样能顺利上户。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生活在“黑户”的阴影之下。
“黑户”群体影像
户口本不过几页纸，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都与这一薄薄的户口本息息相关。
在中国，像睿睿那样没有户口的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给出的答案是至少1300万，几乎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是“黑户”。他们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黑户”更显隐秘，他们分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难以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2015年，一份16页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再次唤起了人们对“黑户”群体的关注，也首次显露出了“黑户”群体的冰山一角。该报告作者万海远指出，多胎超生、未婚生育、大学毕业生户籍档案断档，是“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
和全国的情况相比较，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达、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黑户”群体的类型及其分布，有其本土化的地域性特征。深圳的“黑户”，主要是多胎超生和未婚生育群体，他们呈现出低龄化特征。据我们向深圳“超生”父母派发的问卷，有78%的“超生”孩子还未到上学年龄。
至于“超生黑户”群体的数量是多少，官方统计的数据寥寥。深圳卫计委曾对《深圳特区报》透露，2016年待入学的小孩中，“属于我市户籍人口超生而未办理出生登记的小孩”约有3000名。深圳小學入学年龄是6周岁，假设每年情况大致相同，则深圳有1.8万名小孩因超生沦为小“黑户”。
这样的数据并非凭空捏造，我们先后加入8个“超生”家长群，其中深圳本地6个，因超生未给孩子落户的家长是3082人。这只是在线上“抱团取暖”的部分，没有浮出水面的部分则无从知晓确切数据。
同样通过QQ群形式集合在一起的“黑户”群体，还有未婚妈妈。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共查找到5个未婚妈妈群。这些QQ群成员比起超生家长，更为敏感而隐秘。基本要求有亲子照片和语言验证通过才能进群，且坚决抵制男性入群。最终，我们成功加入两个未婚妈妈群，其中一个是深圳本地的，共有89个群成员；另一个是全国的，群成员是48个“00后”、“90后”未婚妈妈。
除此之外，深圳还存在一群特殊的无户籍信息人员，他们是被安顿在救助站的城市流浪人员。据深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张文伟介绍，由于无法正常沟通，很难得知这部分人是否有户口。就算有也问不出来，也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户口。“这类流动人员会在救助站住上一阵子，如果仍然无法获知他们的户籍信息，就会被送到惠州福利院安顿。”张文伟说道。据张文伟提供的数据，目前市救助站这样的流浪者有四五百人，而且每年以10%的比例递增。
为获知深圳本土的“黑户”数据，我们先后多次走访了市统计局、卫计委、公安局及其基层单位，得到的回应均是这个数据无法统计。因此，只能通过拼凑数据的方式，从不同侧面揭示深圳“黑户”群体的存在。这些分散在深圳各个隐蔽角落里的“黑户”，仍然生活在阳光无法到达的地带。这些“黑户”在医疗、教育、出行等方面，处处是坎，到处是墙，每个“黑户”的背后，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汇集而成的，是这个时代与国家户籍的症结。
“黑户”的生存隐患
199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黑户”生涯。20年间，张强来回于各地法院的诉讼文书，装满了整整一书包。
张强由于户口在毕业迁移中丢失，他在深圳的生活寸步难行。因为没有户口，他没有社会保障，签不了合同，考不了驾照，甚至连出门旅行、住宿都难以实现。他一直无法摆脱“黑户”身份带给他生活的阴霾。
2016年3月7日，张强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6年前最后一次回家的经历。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他和家人一共倒了8趟大巴，这段3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耗去整整一个星期。同样一段路，坐火车只要不到30小时，坐飞机只需5小时。“过年的时候你们可以和亲人团聚，我不行啊，3500公里的路，我总不能靠倒公交车吧。”张强无奈地解嘲道。
出行受限只是阴霾的一角。对于年近半百的张强来说，每况愈下的身体使得医保的问题愈来愈突出。没有户口，没有医保，需要全部自费的身体检查，对张强而言是一种“奢想”。纵然他知道没有准确的诊断，就没有对症的治疗。
不敢去医院是“黑户”共同的特点。大城市医院的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先进准确的医学诊断方法与他们无关。然而比起身体病痛，妻离子散的惨剧更是“黑户”的无法承受之痛。在南山塘朗打工的郑元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郑元峰坐牢的18年间，支撑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铁窗之外还有个女人在等他。他出狱后才发现，身份证在被捕时被弄丢，公安系统“查无此人”。没有户口，他和女友无法登记结婚，18年的等待与希望，在“黑户”这个身份面前瞬间暗淡。他们现在分居两地，“不见面至少不用想这些问题。”郑元峰低下了头，默默说道。 因为户籍身份的缺失，“黑户”几乎被剥夺了扮演所有社会角色的权利。他们拼尽所有力气，想要去承担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角色，却在“黑户”的现实面前屡屡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黑户”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普遍较低。根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调研组问卷，有超过83%的“黑户”认为是不公平的。近年来，因为这种不公酿成的“黑户”群体悲剧屡有发生。由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常规渠道，“黑户”往往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容易成为社会的隐患。
户籍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掌握人口信息，而“黑户”的存在必然带来人口底数的不清。这不仅影响政府决策，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在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数量庞大的“黑户”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了挑战。深圳坂田的一位基层民警向我们透露，一般情况下，民警会对辖区内的“黑户”有一定的掌控，但由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很可能这些“黑户”今天在辖区内，而明天就离开了。这种不能及时管理的难题，是潜藏着的治安隐患。
“黑户”溯源
户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管理人口，而户籍所捆绑的种种利益，却让户籍制度成了“拿户籍说事”的制度。户籍管理与计生管理的“捆绑搭车”，已经成了“黑户”问题长期以来难以根本解决的最大根源。
2004年，王长德的二女儿睿睿出生了。依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孩子属于“超生”，她的中国公民身份，需要花费20多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赎买”。因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人口與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条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计征基数一次性征收3倍社会抚养费。根据我们向深圳二孩父母派发的问卷调查结果，社会抚养费需缴金额在20万元～26万元的超过51%。
由于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料，在超过8成的二孩家庭中，夫妻只有一方有正式工作。经计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要存够这笔社会抚养费，需要不吃不喝5.8年。“我现在每天都过得难受，天天睡不好。昨天夜里梦见计生办的人来家里，骗不识字的公婆交钱给孩子上户口，我当时就吓醒了，浑身都是汗。”一位网名为“千寻”的二孩家长向我们透露心声。
该问卷结果还显示，有79.88%的受调查者表示因为孩子没有上户口感到非常焦虑。在“一点都不焦虑”至“非常焦虑”5个等级区间内，每5人就有4人选择“非常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来自对孩子成长发展的担忧，还有对社会抚养费的惶恐。
尽管早在1988年，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但现实却是，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搭车捆绑的“土政策”。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圳，2015年12月修改的《深圳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仍规定了“上户口时公安部门应查验社会抚养费收据和计划生育证明”。
从2014年10月开始，为了给女儿上户口，王长德多次往返奔波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和深圳市卫计委，都被以“缺少《计划生育证明》、《社会抚养费缴纳凭据》等材料”为由，拒绝办理上户手续。
户籍制度的本义是管理人口，但制度设计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基层执法，却引发了违背伦理纲常的社会乱象。部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会被亲生父母送给他人，或者流入网络送婴儿、卖婴儿的人贩子手里。甚至有些“黑户”孩子被拐走后，父母却不愿意报案。因为孩子纵然找回来了，计生委的“罚单”也就随之而来了，很多父母都选择了沉默。
2016年3月，16岁的未婚妈妈周燕在QQ群里发布信息，想将自己未婚生育的孩子送给QQ群里认识的网民。信息发出不久，就有两个网友当即表示“真心求领养”，其中一位网友还愿意给周燕提供“经济补偿”。
事实上，类似的“网络送婴儿”事件并不是个案。追溯这些孩子父母送婴儿、甚至卖婴儿的行为动机，无力缴纳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无法给孩子合法的身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知易行难的“黑户”洗白之路
国务院新政策的出台，给王长德带来了希望。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安部已经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摸清本辖区无户口人员底数及有关情况。在户口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还要开辟绿色通道。
一场由上而下清理“黑户”的战役正在进行。2016年2月2日，睿睿终于等来了那张可以证明她身份的小卡片。落户手续办理得很顺利，过去上户口必需的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材料，如社会抚养费缴费证明，现在都不需要了。
但许多超生及未婚家长依然心有余悸，担心一旦孩子上了户口，孩子的户籍就成了计生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证明。因此，如果孩子不是已届学龄，没户口无法入学，家长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孩子上户口，而是选择观望。
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说明，2016年后出生的二孩和未婚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将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然而对于此前出生的二孩，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处理方法只是要求各地政府机关自行决定。
深圳坂田派出所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只负责上户口，超生罚款那是计生部门的事，和我们无关。”坂田街道办基层计生办工作人员则透露：“目前深圳市已经暂停缴纳社会抚养费了，下一步收不收我们还不清楚，还在等上面的通知。”
此外，还有不少二孩父母，尤其是公职人员，因为担心给孩子上户口会暴露问题，最后会被追缴社会抚养费，甚至被开除公职，所以迟迟不敢去落户。
《意见》的出台，不仅让二孩家长看到了上户希望，“老黑户”们更是充满期待。2016年3月24日，在前往广东省公安厅上访一个多月后，郑元峰欣喜地接到了原户籍地陆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过去配合调查。3月25日早晨，他刚通宵上完班，就坐上了前往陆丰的班车。在大巴上，他告诉记者，他没敢跟女朋友提起这件事，担心又是空欢喜一场。
郑元峰到达陆丰后，当地民警带他在他奶奶生前生活的村子里转了一圈，让他辨认村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亲人。但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外面流浪，这个村子只是他办身份证前夕，落脚一个晚上的地方。用十几分钟时间追溯近30年前的回忆，显然是没有结果的。
民警记录下他在村里徘徊的身影，回到派出所后，把他对这个村子的回忆写入档案，并作出回应：“上面非常重视你的案子，我们会继续调查，把资料往上递，你回去等答复。”
从新政出台至今，郑元峰在等待了3个月后，得到的唯一一个明确答复还是等。上户口的政策条件虽然放开了，但具体的执行结果还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深圳市卫计委还是陆丰派出所，对如何落实“全面上户”工作部署的问题，给出的回应都是“等上面的指示”。
没有人知道“黑户”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我们都期望“黑户”时代尽快终结。
（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