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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曾对李光耀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
三十多年后，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将邓李间的这番话收录进历时10年打造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
自1978年1月起的14个月内，邓小平频繁出访，所到国家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出访的总和，也包括大获成功、最受瞩目的访美之旅。当时，47岁的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正在打磨着日后为他赢得“日本通”赞誉的新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当更多热络的目光投向“日本奇迹”之时，傅高义明显地感受到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惊人的变化。
近日，年届八旬的傅高义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这位“中国通”坚持尽量用中文来讲述他所研究的中国改革。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所找到的这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已给中国带来了令人惊奇的面貌变化，迄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中国通”眼中的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将邓视为转型过程的“总经理”，而非中国人常说的“总设计师”，因为“英文中的‘architect’是要给出具体蓝图的。”
在这位“中国通”看来，中国当时的变革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大概方向，另一方面按照实际情况来做。“他是全面的领导，让很多人研究和讨论，也考虑了很多，面对各种想法，”傅高义说到此处一拍大腿，“最后由他拍板。”
《财经国家周刊》：1973年5月您第一次随美国代表团访华，这个国家给您留下哪些第一印象？
傅高义：我自1961年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一直很想到中国看看。我曾在香港做研究，与很多中国内地过去的人谈过话，了解大致情况，所以第一次到中国并没有多大惊愕。
行程安排我们去了北京、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与现在相比，那时的中国非常穷，也很保护它的秘密。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活动，但我一般六点半就上街看看。当时人们都还很怕，不想跟外国人谈话。记得当时我去北大，一个20来岁的军人给我们讲话，还都是文革时期的口号。和我同行的一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问一个工农兵学生有关技术的问题，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学生还是高中水平，不是大学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五年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第一次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您和美国学界当时对中国正在展开的宏大改革的可能性有所关注吗？
傅高义：记得1979年1月《时代》周刊的封面照片就是邓小平。当时美国已经预期中国会发生很大改变，但并不知道具体会怎样改变。
其实在三中全会后，美国马上就都觉得中国的情况改变了，特别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以前美国人觉得共产党是红色的、可怕的，但邓小平很爱开玩笑、还戴牛仔帽，展示出他是一个人，美国人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很了不起。在华盛顿，他还专门为与中国有关的学界、商界人士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并特意选了由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一个展厅。这也是我距离邓小平最近的一次。但由于场地不适宜演讲，扩音不好，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只能借机聚在一起聊。我们当时都认为，与尼克松时代中国的封闭比起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而且预计中国还会有更多开放。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邓小平的成就？
傅高义：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中国的领导人都在想，中国人应该富起来，国家应该强大起来。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邓小平开始实现这个目标，和他的同事找到了这样一条路。不论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中国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这个过程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出行就是去深圳，这表示要走邓小平的道路。
中国改革新阶段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随着全球形势的改变，中国当下出现的众多问题，并非只用简单的答案就能解决。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现阶段仍然适用。
《财经国家周刊》：您今年年初再访中国，现阶段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傅高义：首先是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时代还没有出现。邓小平是一个自信、大胆的人，也了解情况、脑筋清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才会大胆去做。但现在很多人够大胆但不够了解情况。比如大城市汽车太多；重工业发展得太大；水资源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第二是腐败问题。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普通百姓求医、孩子求学、求职等等都要送红包。
再比如土地问题，土地总是被低价拿走，中国应该建立更好的土地征收和转让制度，保护农民利益。
《财经国家周刊》：邓小平曾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如何看中国现阶段改革和反腐间的关系？
傅高义：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干部不想做事，做事反而受批评，所以出现了不做事，或者表面做但实际不做的情况。邓小平认为，如果有点小错误就给处分，谁敢做？这是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
现在情况不同，敢做事的人很多，但问题在于对财富的贪欲太多，此时就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反腐非常难，不可能一下都做到。但我听说现在官员都要有财产申报，虽然暂时还未公开，我估计几年之内这一制度将会陆续实施。同时，纪律委员会也要实施更严格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傅高义：当然需要。中国面临很多新的问题，而且全世界的情况也改变了，不能简单给出答案。有人认为中国以前用美国做模范，也有人认为非洲要以中国做模范等等，我认为都不太适当。邓小平说得非常好，只要能在这里适用，全世界都可以学。面对某些问题，先看看全世界怎么做，再按照我们的情况来选择怎么做，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美“重返亚太”的影响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说，一个大洋应该能容得下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关系，牵动世界利益格局。傅高义在采访中直言，中美关系现在有些紧张。
二战之后，亚太地区形势安定，美国在这一地区实力雄厚。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力量有所变化。诸如“中国强大还是美国强大”、“小国家应该听谁的”讨论，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而起。傅高义认为，中美双方有共同利益，应该把比较安定合作的局面发展下去。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着力打造的“重返亚太”战略？
傅高义：白宫、国务院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问题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这不正常，因为我们最大的利害关系应该在亚太地区。但“重返亚太”这个说法不太适当。首先，美国本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区；第二，这个提法对中方有欠考虑。中国也知道我们其实并没有离开过，因此这样的说法让有些中国人担心美国如此一来是要遏制中国。
《财经国家周刊》：中美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傅高义：中美之间虽然会有利益冲突，但也应该有合作。我们和欧洲人也有竞争和合作。中美如果能互相理解，提高互信是完全可以的。奥巴马知道应该与中国保持好的关系。习近平是很聪明的人，也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
中美军方应该增加交流，提高信任，避免冲突。两军关系还没有恢复到八十年代的水平，军队交流非常必要。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一定会赞成“要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和平发展”，为什么？
傅高义：考虑到中国的利害关系，我认为邓小平的做法也是现在中国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外仍然不要霸权。邓小平还知道应该跟大国搞好关系。
三十多年后，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将邓李间的这番话收录进历时10年打造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
自1978年1月起的14个月内，邓小平频繁出访，所到国家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出访的总和，也包括大获成功、最受瞩目的访美之旅。当时，47岁的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正在打磨着日后为他赢得“日本通”赞誉的新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当更多热络的目光投向“日本奇迹”之时，傅高义明显地感受到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惊人的变化。
近日，年届八旬的傅高义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这位“中国通”坚持尽量用中文来讲述他所研究的中国改革。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所找到的这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已给中国带来了令人惊奇的面貌变化，迄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中国通”眼中的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将邓视为转型过程的“总经理”，而非中国人常说的“总设计师”，因为“英文中的‘architect’是要给出具体蓝图的。”
在这位“中国通”看来，中国当时的变革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大概方向，另一方面按照实际情况来做。“他是全面的领导，让很多人研究和讨论，也考虑了很多，面对各种想法，”傅高义说到此处一拍大腿，“最后由他拍板。”
《财经国家周刊》：1973年5月您第一次随美国代表团访华，这个国家给您留下哪些第一印象？
傅高义：我自1961年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一直很想到中国看看。我曾在香港做研究，与很多中国内地过去的人谈过话，了解大致情况，所以第一次到中国并没有多大惊愕。
行程安排我们去了北京、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与现在相比，那时的中国非常穷，也很保护它的秘密。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活动，但我一般六点半就上街看看。当时人们都还很怕，不想跟外国人谈话。记得当时我去北大，一个20来岁的军人给我们讲话，还都是文革时期的口号。和我同行的一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问一个工农兵学生有关技术的问题，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学生还是高中水平，不是大学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五年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第一次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您和美国学界当时对中国正在展开的宏大改革的可能性有所关注吗？
傅高义：记得1979年1月《时代》周刊的封面照片就是邓小平。当时美国已经预期中国会发生很大改变，但并不知道具体会怎样改变。
其实在三中全会后，美国马上就都觉得中国的情况改变了，特别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以前美国人觉得共产党是红色的、可怕的，但邓小平很爱开玩笑、还戴牛仔帽，展示出他是一个人，美国人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很了不起。在华盛顿，他还专门为与中国有关的学界、商界人士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并特意选了由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一个展厅。这也是我距离邓小平最近的一次。但由于场地不适宜演讲，扩音不好，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只能借机聚在一起聊。我们当时都认为，与尼克松时代中国的封闭比起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而且预计中国还会有更多开放。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邓小平的成就？
傅高义：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中国的领导人都在想，中国人应该富起来，国家应该强大起来。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邓小平开始实现这个目标，和他的同事找到了这样一条路。不论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中国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这个过程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出行就是去深圳，这表示要走邓小平的道路。
中国改革新阶段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随着全球形势的改变，中国当下出现的众多问题，并非只用简单的答案就能解决。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现阶段仍然适用。
《财经国家周刊》：您今年年初再访中国，现阶段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傅高义：首先是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时代还没有出现。邓小平是一个自信、大胆的人，也了解情况、脑筋清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才会大胆去做。但现在很多人够大胆但不够了解情况。比如大城市汽车太多；重工业发展得太大；水资源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第二是腐败问题。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普通百姓求医、孩子求学、求职等等都要送红包。
再比如土地问题，土地总是被低价拿走，中国应该建立更好的土地征收和转让制度，保护农民利益。
《财经国家周刊》：邓小平曾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如何看中国现阶段改革和反腐间的关系？
傅高义：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干部不想做事，做事反而受批评，所以出现了不做事，或者表面做但实际不做的情况。邓小平认为，如果有点小错误就给处分，谁敢做？这是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
现在情况不同，敢做事的人很多，但问题在于对财富的贪欲太多，此时就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反腐非常难，不可能一下都做到。但我听说现在官员都要有财产申报，虽然暂时还未公开，我估计几年之内这一制度将会陆续实施。同时，纪律委员会也要实施更严格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傅高义：当然需要。中国面临很多新的问题，而且全世界的情况也改变了，不能简单给出答案。有人认为中国以前用美国做模范，也有人认为非洲要以中国做模范等等，我认为都不太适当。邓小平说得非常好，只要能在这里适用，全世界都可以学。面对某些问题，先看看全世界怎么做，再按照我们的情况来选择怎么做，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美“重返亚太”的影响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说，一个大洋应该能容得下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关系，牵动世界利益格局。傅高义在采访中直言，中美关系现在有些紧张。
二战之后，亚太地区形势安定，美国在这一地区实力雄厚。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力量有所变化。诸如“中国强大还是美国强大”、“小国家应该听谁的”讨论，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而起。傅高义认为，中美双方有共同利益，应该把比较安定合作的局面发展下去。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着力打造的“重返亚太”战略？
傅高义：白宫、国务院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问题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这不正常，因为我们最大的利害关系应该在亚太地区。但“重返亚太”这个说法不太适当。首先，美国本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区；第二，这个提法对中方有欠考虑。中国也知道我们其实并没有离开过，因此这样的说法让有些中国人担心美国如此一来是要遏制中国。
《财经国家周刊》：中美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傅高义：中美之间虽然会有利益冲突，但也应该有合作。我们和欧洲人也有竞争和合作。中美如果能互相理解，提高互信是完全可以的。奥巴马知道应该与中国保持好的关系。习近平是很聪明的人，也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
中美军方应该增加交流，提高信任，避免冲突。两军关系还没有恢复到八十年代的水平，军队交流非常必要。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一定会赞成“要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和平发展”，为什么？
傅高义：考虑到中国的利害关系，我认为邓小平的做法也是现在中国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外仍然不要霸权。邓小平还知道应该跟大国搞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