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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之初，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先是发表怀念周恩来、贺龙等一系列报告文学，有外媒将其解读为思想解放的信号，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作家黄宗英、柯岩、刘宾雁、理由等的《小木屋》《船长》《人妖之间》《希望在人间》等作品，其他报刊也积极刊发报告文学作品，一时间，报告文学成为社会反响巨大、契合新时代精神、助力思想解放的一支文学“轻骑兵”。重新恢复中央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同志称赞当时报告文学作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鼓舞力量”。
拨乱反正报春讯
1970年代后期的《人民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坛的风向标，中国作协恢复正常运作前还实际承担着组织联络作家的职能。“四人帮”倒台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文学》杂志社意识到，应该发挥文学的启蒙作用。
他们首先策划出一期纪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专号。当时，《人民文学》向陕西乾县籍的外交家王炳南约稿。此前，常务副主编周明有幸认识王炳南，常听他提起跟随周恩来的往事。王炳南曾在西安事变中，穿梭沟通于杨虎城、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七七事变后，他以周恩来上校秘书等头衔，做统战工作：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任毛泽东秘书，还以周恩来的助手、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联络。周恩来曾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活跃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多次出色完成中央交给的外交使命。“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后经周恩来关注催询，197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王炳南与一批“老革命”撰写的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被编辑成一期专刊面世后，邓颖超让她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对大家表示感谢。
接着，《人民文学》杂志社又组织一批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当时，贺龙元帅还没有平反，编辑部辗转找到了以创作短篇小说《党费》等和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而闻名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请这位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作家来写。王愿坚闻言说太好了！经联系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上门采访了几个小时。后来，王愿坚帮助整理，这篇文章以贺龙3个子女的名义发表。
这些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一经刊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部分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日本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国内最大的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了纪念前总理、元帅贺龙的文章，看来中共对前元帅贺龙有所松动。”
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陶铸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同事和后辈，纷纷拿起笔来写文章。其中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中。
1980年代中叶，这类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被编辑成一套6册共数百万字的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达数百万册。
讴歌科学情怀
1978年1月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反响巨大，成为科学和科学家重新受到尊重的一个强烈信号。之后，《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了一个特约记者小组，专门招约作家采写报告文学。
招来的第一个作家，是黄宗英。 “文革”结束后，黄宗英写了散文《星》，回忆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此文有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无法言说之苦衷，饱蘸真情和义气。周明看望黄宗英时，读到这篇散文很是感动，便送主编张光年审定，后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上。
“科学的春天”来临时，黄宗英受邀约，从上海赶到北京，与作家徐迟、柯岩、秦牧等列席全国科学大会，寻找采访写作素材。她无意中发现了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秦官属，扎根秦巴山区，不仅忍受自然条件之艰苦，还遭受有些人的妒恨乃至迫害，但不改初心创办中药材基地，从事科学研究。会后，黄宗英到了西安，立即随着秦官属从北京赶赴千里之外的秦巴山地基地，同吃同住同劳动，采访众多的同事和当地山民，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大雁情》，反映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虽历尽坎坷仍不改初心。此文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为团长率领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即将飞返北京。此次访问团能按预定日程回返，是对邀请来的贵宾的特殊优待，因为预定机票已登记到第二年的3月。但代表团的成员谁也没想到，年近花甲的黄宗英，这时突然提出退票，说她要留下进西藏林区采访，不走了。
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周明，后来曾对此事有过详尽回忆：
可就在访问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了返程的飞机票时，临行前一天，黄宗英却突然变卦，说她不走了，要退票！怎么就说不走就不走了，何况她还是团长。在大家伙强烈追问下黄宗英也急了，才“坦白”说：3年前她在成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女科学家的发言，讲述了她多年克服重重困难，在西藏林区考察和进行科研的事迹，这大大吸引了她。她们互相表示期望今后能在西藏相见。接着，她又兴奋地说：太巧了！昨天下午在招待所院里意外碰见了徐凤翔，她正要进林区。因此黄宗英也要跟着去，所以她不走了……大家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儿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的领导……
过后得知，那些信，全有倘若遭遇不測而交代“后事”的内容。其中在她写给大哥黄宗江的信中说：
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时年57岁的黄宗英追随女科学家徐凤翔，历尽千辛万苦，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采访搜集素材，在无人做饭时她还“客串”炊事员。后回到上海家中，在1983年农历大年三十夜展开稿纸，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黄宗英一夜通宵写出报告文学《小木屋》。次年3月修改定稿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全本的《小木屋》。 后来，周明还陪同黄宗英二进西藏，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摄制组，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节目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极大反响。
拍摄期间，摄制组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
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接到徐凤翔一封“想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的来信，黄宗英为徐凤翔四出呼吁，筹措考察经费，满足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心愿。年近七旬的黄宗英，再次奔赴西藏陪同采访。当她翻过一座山头，再次深入到雅鲁藏布江峡谷中去时，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但她执意要按计划完成行程，完成拍摄任务。后来，她呼吸困难，失去知觉，考察队派车连夜将黄宗英送到医院……
弱肩担道义
《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招约的第二个作家，是柯岩。
柯岩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是个多面手，儿童诗、小说、散文、童话剧、幼儿文学，都在行。她的丈夫是享誉文坛的著名诗人贺敬之。
柯岩有许多作品都是在历经各种挑战和长期抗争中创作完成的。她在创作历程中，一直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紧握手中的笔，投入到生活的滚滚激流中。
1976年，“四人帮”还在台上时，柯岩冒着很大的风险写下了抒情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那年1月，当柯岩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后，哭得很伤心。当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十里长街送别敬爱的周总理场面时，她决定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一历史的时刻。想不到，回家拿起笔，她感觉头重笔轻，撕毁了无数页稿纸。她曾对我说：“刚开始写的东西都像流水账，后来我到广场和群众一起哭，看到了一位老大娘，她一边拍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边哭，当时我决定用哭亡灵的形式来写。”抒情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先在北京地下如热流般传阅。“四人帮”粉碎，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首诗。这首诗后来被选人中学课本和有关选集中。
邀请柯岩加入写作，就是考虑她弱肩担道义的风骨，诗人般的热情，这是采写报告文学最大的优势。当时，柯岩年近半百，平时身体不大好，但她慨然应邀，很快安排好家事，来到特约记者小组报到。
柯岩发现了一对分别在两地从事科研工作夫妻的两地书信，写出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周明回忆这一往事时说：
……那是一个和风煦煦的春夜里，在西苑饭店，她向我们朗读了刚刚脱稿的《奇异的书简》，写的是物理科学家陆琰和罗迈复夫妇忠守相隔千里的两地科研岗位，二人一个在大江南，一个在黄河北，10年飞鸿2000多封。这么多的信中，有外行人不易看懂的科研项目、数据和研究过程。诗人柯岩对此作了诗化处理，转化成可感可叹的感情，感染力极强的意象。其间，她是含着眼泪朗读，而我们也噙泪倾听。作为读者，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许是由于编辑职业的关系，遇到像这样优秀之作，总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恨不得让它早点同读者见面……
柯岩报告文学的成名作是《船长》。1979年夏季的一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柯岩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们一件事。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我们已给你找好了线索……”柯岩答应了，随后奔赴上海等地进行采访。《船长》介绍了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所属“汉川号”远洋货轮船长贝汉廷以精湛的专业知识为国争光的事迹。贝汉廷是中国第一代远洋船员，他精通业务，是个热情洋溢的爱国者。作品将他的生活片断组合在一起，写出了他几十年历经风雨的成长之路。“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坚毅船长的英雄豪迈气概，作品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1980年代初，柯岩创作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因第一次涉及青少年犯罪这一问题，有人将之誉为中国诗的“教育诗”。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是反响热烈，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改革“希望在人间”
1983年3月23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的前夕，突发状况：有人状告作家理由的获奖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 “不真实”“吹嘘个人”等等。因此，上级指示暂停为这篇作品发奖，待调查研究后再做决定。可是颁奖日程已向社会公告，时间极为紧迫。
当时，文艺界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只限于两年评选一次的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所以每届评选出的作品数量虽有限，但很受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和社会上的重视和关注。
作家理由是从写击剑运动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而蜚声文坛的。之后，作家理由应约请，经过艰辛采访，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发表了《希望在人间》。后来，这篇报告文学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不料，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告状，几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中央领导，1983年3月23日下午，即举行颁奖大会的头一天下午，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而此前，首都的媒体和即将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到达北京报到。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向媒体和社会解释？
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的颁奖仪式主持人冯牧，当天下午3时左右打电话找到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周明，告诉了事情的经过。周明回话说：这篇作品是我们特约理由写的，他到厂里進行了深入地采访和思考，不会与事实有出入的，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冯牧指示说：“既然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你马上写个报告，讲明情况，申述理由，咱们力争！”
周明拉上《希望在人间》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写了个说明情况的报告，介绍了这篇作品的来由，并为之辩护。在这份报告里，首先介绍了《希望在人间》写的是一个亏损8年、负债累累的企业，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后，3年间积极改革，进行技术革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打了翻身仗，扭亏为赢。认为这篇作品实际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还介绍了这篇报告文学采写经过，认为写黄宗汉这样的人物，很真实，不是“吹嘘个人”，并申述了评奖的理由。 当天下午5时多，周明和王南宁驱车前往东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家。等他回来了，递上刚写的那份申述报告。部长很快仔细看了一遍，沉吟说：噢，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讲明了情况，很好。但这件事必须向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領导同志报告。周明问，这么晚了，我们在哪能见到领导同志？部长立刻拿起电话联系胡乔木的秘书，将情况讲了讲，并且说来人带了一个报告，想面见胡乔木同志，因为事情紧急。经请示，要他俩去中南海面见。
他们便立即赶到中南海西门。不料，二人因心情急切，忘了请部长帮忙给中南海值班室打招呼备案，被警卫拦住。机灵的王南宁听出了几个警卫的陕西口音，一边认老乡套起近乎，一边暗示周明赶快进警卫室拨通了一位首长秘书办公室的朋友的电话。周明电话里告诉了事情的原委，请他帮助进了中南海。
随后，他们边走边停下车问路，终于找到了地点。胡乔木亲切地让周明坐在他身旁，然后说：“你说说你们的意见吧。”周明扼要地如实陈述了这篇报告文学的意义和社会反响，并特别汇报说，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人民文学》编辑部均有过调查、核实。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正当周明屏住气等待意见时，胡乔木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周明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谢谢您，谢谢您！”出门后，周明激动地冲同伴大喊一声：成功了！
他们离开中南海，又向冯牧汇报经过，并赶往会议所在地。此时已20时许了，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静悄悄地端坐着等候他们的消息。见此情景，周明不由落泪了，他兴奋地对大家说：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
大伙高兴地欢呼起来！
第二天，颁奖大会如期顺利举行，作家理由愉快地站在领奖台上，手举红彤彤的荣誉证书，神情激动地对大家说：希望——在人间。
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报告文学相继在报刊上刊发，得到国人广泛响应和共鸣。一位读者来信：“我原来喜欢小说，但当我渎到感动处时，一想到它是虚构的，我的眼泪就掉不下来了：所以，我更喜欢报告文学，因为它是真实的。”
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显然，邓小平同志对当时报告文学作品是给予肯定和鼓励的。
《当代》 《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十月》等相继创刊或复刊的文学杂志亦积极刊登报告文学，老牌的《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大报开设专版刊登报告文学，文学“轻骑兵”——报告文学的热潮涌现。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胡平与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赵瑜的《强国梦》等，都曾引起轰动效应。
著名作家王蒙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 -2000》时曾作序指出：这些后“文革”作品，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
拨乱反正报春讯
1970年代后期的《人民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坛的风向标，中国作协恢复正常运作前还实际承担着组织联络作家的职能。“四人帮”倒台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文学》杂志社意识到，应该发挥文学的启蒙作用。
他们首先策划出一期纪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专号。当时，《人民文学》向陕西乾县籍的外交家王炳南约稿。此前，常务副主编周明有幸认识王炳南，常听他提起跟随周恩来的往事。王炳南曾在西安事变中，穿梭沟通于杨虎城、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七七事变后，他以周恩来上校秘书等头衔，做统战工作：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任毛泽东秘书，还以周恩来的助手、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联络。周恩来曾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活跃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多次出色完成中央交给的外交使命。“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后经周恩来关注催询，197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王炳南与一批“老革命”撰写的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被编辑成一期专刊面世后，邓颖超让她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对大家表示感谢。
接着，《人民文学》杂志社又组织一批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当时，贺龙元帅还没有平反，编辑部辗转找到了以创作短篇小说《党费》等和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而闻名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请这位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作家来写。王愿坚闻言说太好了！经联系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上门采访了几个小时。后来，王愿坚帮助整理，这篇文章以贺龙3个子女的名义发表。
这些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一经刊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部分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日本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国内最大的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了纪念前总理、元帅贺龙的文章，看来中共对前元帅贺龙有所松动。”
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陶铸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同事和后辈，纷纷拿起笔来写文章。其中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中。
1980年代中叶，这类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被编辑成一套6册共数百万字的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达数百万册。
讴歌科学情怀
1978年1月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反响巨大，成为科学和科学家重新受到尊重的一个强烈信号。之后，《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了一个特约记者小组，专门招约作家采写报告文学。
招来的第一个作家，是黄宗英。 “文革”结束后，黄宗英写了散文《星》，回忆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此文有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无法言说之苦衷，饱蘸真情和义气。周明看望黄宗英时，读到这篇散文很是感动，便送主编张光年审定，后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上。
“科学的春天”来临时，黄宗英受邀约，从上海赶到北京，与作家徐迟、柯岩、秦牧等列席全国科学大会，寻找采访写作素材。她无意中发现了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秦官属，扎根秦巴山区，不仅忍受自然条件之艰苦，还遭受有些人的妒恨乃至迫害，但不改初心创办中药材基地，从事科学研究。会后，黄宗英到了西安，立即随着秦官属从北京赶赴千里之外的秦巴山地基地，同吃同住同劳动，采访众多的同事和当地山民，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大雁情》，反映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虽历尽坎坷仍不改初心。此文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为团长率领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即将飞返北京。此次访问团能按预定日程回返，是对邀请来的贵宾的特殊优待，因为预定机票已登记到第二年的3月。但代表团的成员谁也没想到，年近花甲的黄宗英，这时突然提出退票，说她要留下进西藏林区采访，不走了。
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周明，后来曾对此事有过详尽回忆：
可就在访问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了返程的飞机票时，临行前一天，黄宗英却突然变卦，说她不走了，要退票！怎么就说不走就不走了，何况她还是团长。在大家伙强烈追问下黄宗英也急了，才“坦白”说：3年前她在成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女科学家的发言，讲述了她多年克服重重困难，在西藏林区考察和进行科研的事迹，这大大吸引了她。她们互相表示期望今后能在西藏相见。接着，她又兴奋地说：太巧了！昨天下午在招待所院里意外碰见了徐凤翔，她正要进林区。因此黄宗英也要跟着去，所以她不走了……大家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儿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的领导……
过后得知，那些信，全有倘若遭遇不測而交代“后事”的内容。其中在她写给大哥黄宗江的信中说：
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时年57岁的黄宗英追随女科学家徐凤翔，历尽千辛万苦，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采访搜集素材，在无人做饭时她还“客串”炊事员。后回到上海家中，在1983年农历大年三十夜展开稿纸，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黄宗英一夜通宵写出报告文学《小木屋》。次年3月修改定稿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全本的《小木屋》。 后来，周明还陪同黄宗英二进西藏，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摄制组，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节目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极大反响。
拍摄期间，摄制组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
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接到徐凤翔一封“想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的来信，黄宗英为徐凤翔四出呼吁，筹措考察经费，满足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心愿。年近七旬的黄宗英，再次奔赴西藏陪同采访。当她翻过一座山头，再次深入到雅鲁藏布江峡谷中去时，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但她执意要按计划完成行程，完成拍摄任务。后来，她呼吸困难，失去知觉，考察队派车连夜将黄宗英送到医院……
弱肩担道义
《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招约的第二个作家，是柯岩。
柯岩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是个多面手，儿童诗、小说、散文、童话剧、幼儿文学，都在行。她的丈夫是享誉文坛的著名诗人贺敬之。
柯岩有许多作品都是在历经各种挑战和长期抗争中创作完成的。她在创作历程中，一直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紧握手中的笔，投入到生活的滚滚激流中。
1976年，“四人帮”还在台上时，柯岩冒着很大的风险写下了抒情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那年1月，当柯岩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后，哭得很伤心。当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十里长街送别敬爱的周总理场面时，她决定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一历史的时刻。想不到，回家拿起笔，她感觉头重笔轻，撕毁了无数页稿纸。她曾对我说：“刚开始写的东西都像流水账，后来我到广场和群众一起哭，看到了一位老大娘，她一边拍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边哭，当时我决定用哭亡灵的形式来写。”抒情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先在北京地下如热流般传阅。“四人帮”粉碎，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首诗。这首诗后来被选人中学课本和有关选集中。
邀请柯岩加入写作，就是考虑她弱肩担道义的风骨，诗人般的热情，这是采写报告文学最大的优势。当时，柯岩年近半百，平时身体不大好，但她慨然应邀，很快安排好家事，来到特约记者小组报到。
柯岩发现了一对分别在两地从事科研工作夫妻的两地书信，写出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周明回忆这一往事时说：
……那是一个和风煦煦的春夜里，在西苑饭店，她向我们朗读了刚刚脱稿的《奇异的书简》，写的是物理科学家陆琰和罗迈复夫妇忠守相隔千里的两地科研岗位，二人一个在大江南，一个在黄河北，10年飞鸿2000多封。这么多的信中，有外行人不易看懂的科研项目、数据和研究过程。诗人柯岩对此作了诗化处理，转化成可感可叹的感情，感染力极强的意象。其间，她是含着眼泪朗读，而我们也噙泪倾听。作为读者，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许是由于编辑职业的关系，遇到像这样优秀之作，总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恨不得让它早点同读者见面……
柯岩报告文学的成名作是《船长》。1979年夏季的一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柯岩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们一件事。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我们已给你找好了线索……”柯岩答应了，随后奔赴上海等地进行采访。《船长》介绍了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所属“汉川号”远洋货轮船长贝汉廷以精湛的专业知识为国争光的事迹。贝汉廷是中国第一代远洋船员，他精通业务，是个热情洋溢的爱国者。作品将他的生活片断组合在一起，写出了他几十年历经风雨的成长之路。“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坚毅船长的英雄豪迈气概，作品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1980年代初，柯岩创作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因第一次涉及青少年犯罪这一问题，有人将之誉为中国诗的“教育诗”。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是反响热烈，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改革“希望在人间”
1983年3月23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的前夕，突发状况：有人状告作家理由的获奖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 “不真实”“吹嘘个人”等等。因此，上级指示暂停为这篇作品发奖，待调查研究后再做决定。可是颁奖日程已向社会公告，时间极为紧迫。
当时，文艺界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只限于两年评选一次的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所以每届评选出的作品数量虽有限，但很受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和社会上的重视和关注。
作家理由是从写击剑运动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而蜚声文坛的。之后，作家理由应约请，经过艰辛采访，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发表了《希望在人间》。后来，这篇报告文学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不料，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告状，几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中央领导，1983年3月23日下午，即举行颁奖大会的头一天下午，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而此前，首都的媒体和即将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到达北京报到。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向媒体和社会解释？
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的颁奖仪式主持人冯牧，当天下午3时左右打电话找到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周明，告诉了事情的经过。周明回话说：这篇作品是我们特约理由写的，他到厂里進行了深入地采访和思考，不会与事实有出入的，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冯牧指示说：“既然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你马上写个报告，讲明情况，申述理由，咱们力争！”
周明拉上《希望在人间》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写了个说明情况的报告，介绍了这篇作品的来由，并为之辩护。在这份报告里，首先介绍了《希望在人间》写的是一个亏损8年、负债累累的企业，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后，3年间积极改革，进行技术革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打了翻身仗，扭亏为赢。认为这篇作品实际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还介绍了这篇报告文学采写经过，认为写黄宗汉这样的人物，很真实，不是“吹嘘个人”，并申述了评奖的理由。 当天下午5时多，周明和王南宁驱车前往东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家。等他回来了，递上刚写的那份申述报告。部长很快仔细看了一遍，沉吟说：噢，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讲明了情况，很好。但这件事必须向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領导同志报告。周明问，这么晚了，我们在哪能见到领导同志？部长立刻拿起电话联系胡乔木的秘书，将情况讲了讲，并且说来人带了一个报告，想面见胡乔木同志，因为事情紧急。经请示，要他俩去中南海面见。
他们便立即赶到中南海西门。不料，二人因心情急切，忘了请部长帮忙给中南海值班室打招呼备案，被警卫拦住。机灵的王南宁听出了几个警卫的陕西口音，一边认老乡套起近乎，一边暗示周明赶快进警卫室拨通了一位首长秘书办公室的朋友的电话。周明电话里告诉了事情的原委，请他帮助进了中南海。
随后，他们边走边停下车问路，终于找到了地点。胡乔木亲切地让周明坐在他身旁，然后说：“你说说你们的意见吧。”周明扼要地如实陈述了这篇报告文学的意义和社会反响，并特别汇报说，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人民文学》编辑部均有过调查、核实。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正当周明屏住气等待意见时，胡乔木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周明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谢谢您，谢谢您！”出门后，周明激动地冲同伴大喊一声：成功了！
他们离开中南海，又向冯牧汇报经过，并赶往会议所在地。此时已20时许了，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静悄悄地端坐着等候他们的消息。见此情景，周明不由落泪了，他兴奋地对大家说：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
大伙高兴地欢呼起来！
第二天，颁奖大会如期顺利举行，作家理由愉快地站在领奖台上，手举红彤彤的荣誉证书，神情激动地对大家说：希望——在人间。
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报告文学相继在报刊上刊发，得到国人广泛响应和共鸣。一位读者来信：“我原来喜欢小说，但当我渎到感动处时，一想到它是虚构的，我的眼泪就掉不下来了：所以，我更喜欢报告文学，因为它是真实的。”
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显然，邓小平同志对当时报告文学作品是给予肯定和鼓励的。
《当代》 《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十月》等相继创刊或复刊的文学杂志亦积极刊登报告文学，老牌的《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大报开设专版刊登报告文学，文学“轻骑兵”——报告文学的热潮涌现。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胡平与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赵瑜的《强国梦》等，都曾引起轰动效应。
著名作家王蒙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 -2000》时曾作序指出：这些后“文革”作品，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